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田亮博士的《抗战时期史学研究》面世了。朱政惠先生称此书，“作了新的创造性努力”[1]。的确，以往研究这一时期史学的论文或著作不少[2]；但是以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为中心来系统讨论各家各派史学的，却是田亮对于学术界的新的重要贡献。

一、该书的三个特点

该书的特点之一，是以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为讨论史学的中心。田亮博士对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内涵有自己明确的选择。从根本上他采取了陶绪的说法。陶绪在《晚清民族主义思潮》[3]中以为，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有三种：一是一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二是一个民族组成多个国家，三是多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在第一种情况下，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具有相同的含义；在第二种情况下，民族主义不仅具有爱国主义相同的含义，而且还具有促进一个民族多个国家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作用；在第三种情况下，爱国主义涵盖了民族主义的内容，而民族主义也就成了爱国主义的一种表达手段。田亮进一步界定为，在面临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本质上就是爱国主义，两者基本上是同义语。有意思的是，书中涉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思想统统冠以“爱国主义史学思想”，而凡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思想则被称为“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民族主义难道就是爱国主义吗？实际上，在田亮眼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民族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民族主义是不同的。前者的民族主义是与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而后者中的许多人主张极权主义也就是反对实行民主主义的，或者是带有点狭隘的色彩的。为了以示两者区别，把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称为民族主义的，而索性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为爱国主义的。读者诸君当留意焉。

该书的特点之二，给予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崇高地位。本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的中流砥柱。田亮博士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把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的典范。在历史观上，它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来分析历史现象并给予合理的解释；它用世界的眼光，用进步必然战胜落后、正义必然战胜非正义的永恒规律，来说明中国人民必然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它把抗击外来侵略与推翻封建专制主义，把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紧密结合起来，成为彻底的爱国主义史学。在史学方法上，它主张兼收并蓄，综合运用各种史学方法；在政治上，它主张用彻底的社会革命方式来救中国。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抗战时期最高层次的爱国主义史学。”[4]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史学所有着注重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传统，桂遵义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朱政惠对于吕振羽史学，都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据笔者所知田亮博士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做学位论文就是《郭沫若史学研究》。所以，不难理解在他的书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将近一半的篇幅，他除了了叙述毛泽东、范文澜、尹达、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外，还论述了吴泽、华岗爱国主义史学思想，以及吴玉章、许立群、韩启农等人通俗史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

该书特点之三，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与流派采取了历史的态度进行研究。田亮自己意识到，“只有按照历史主义原则，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分析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注意其层次性的差异和阶段性的变化，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不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的转向，做到‘不虚美，不隐恶’，才有可能得出接近真实的判断。”[5]他的这种态度，主要表现为把历史学放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去认识，因而一些史学家虽然有否定民主主义的倾向，但是就反对日本侵略方面却表现出卓然学识。例如关于战国策派，记得1993年秋笔者是在华东师范大学三年级的硕士研究生，他是二年级博士研究生，当时我们就讨论如何看待抗战时期雷海宗等人的史学问题，以为虽然事实上雷海宗等人的言论可能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是其团结抗战的主张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的，因此不能简单斥之为法西斯史学。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观点没有及时发表出来。10年后田亮才在《河北学刊》2003年第3期发表《战国策派民族主义史学在抗战时期的兴衰》，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地1期发表《战国策派再认识》，如今又在书中撰写第七章《“战国策”派史学》充分表达10年前的想法。他说：“‘战国策’派作为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组成的学术性团体，从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重建的理论构想，虽有偏颇之辞且易引起误解，但其思想价值值得重新认识。虽然‘战国策’派的思想与主张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极为接近，因而招致当时进步文化界的激烈批判；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国民党当局授意的，指控他们为法西斯团体更是子虚乌有。”[6]这一观点就比较公允。

再如，关于抗战时期胡适的评价。田亮先是说：“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侵华战争中，一切有爱国良知的知识分子都纷纷走到时代的前列，为唤醒民众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而摇旗呐喊。”[7]接着，引证侯外庐的回忆，“那个时代，像胡适那样躲到美国去做学问的人毕竟寥寥无几，消沉者不能说没有，但砥砺志气，发愤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勤奋工作，切实研究问题的人，毕竟占大多数，完全不窥国事，把民族存亡置若罔闻，绝对超然乎政治之外的学者，我没有见到过一个。”[8]田亮本来引侯外庐的话是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可是恰好侯外庐批评了胡适的“逃避”，田亮是有不同看法的，他说：“其实侯外庐对胡适的这个评价，是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评论，并不客观。胡适在‘五四’时期主张西化最力，给人的印象似乎不甚爱国。但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信，要爱国，就要抛弃传统文化，中国要富强，必须取法西方。激烈地反传统，恰恰是爱国的表现。胡适原本不打算从事政治，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慨然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为的是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所做的努力和成绩是不容抹煞的。退一步说，即使胡适有值得非议之处，也还是愿意为国效力的。”[9]胡适一直是反共的，但是不能因为意识形态问题或者政治问题，就一概否定胡适在其他方面的贡献。田亮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论述的不够充分，但是却表现出历史地看待抗战时期胡适的观点，应该说他的这一做法同样是公允的。难怪朱政惠先生道：“这些研究和探讨比较客观，持论也比较公允。为我们理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史学发展提供了有信服力的成果。”[10]

二、给作者的两点建议

第一，在内容体系上还是可以进一步完善的。

本书的题目是《抗战时期史学研究》，而实际上探讨了抗战时期史学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问题。那个时期还有其他的许多史学家，例如张寿镛、贺昌群、岑仲勉、丁文江、蔡尚思、曹聚仁、陈登原、蒙文通、刘咸忻、缪钺、束世徵等等，是否也应该进入考察的视野之中？笔者觉得，既然名为《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不仅上述这些人，并且其他一些史学家都应该属于讨论的范围之内。

另外，该书围绕爱国主义主要发掘抗战时期的史学内容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抉发，边境史地研究热的兴起，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反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些内容当然是爱国主义史学的具体体现。其实，民族史研究也是当时中国学者贯彻爱国主义的重要领域。1938年汪精卫叛国投敌以后，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民族史的重要性，1939年1月17日他写信给何干之说：“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11]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关于民族史的著作，有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施瑛《中国民族史》、宋文炳《中国民族史》、李维汉《回回民族问题》等，抗战胜利后吕振羽又出版《中国民族简史》，这些作品“尤见炽热爱国主义情趣。”[12]桂遵义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中专门论述了吕振羽的民族史研究，张剑平有《抗战时期延安的回回民族史研究》[13]。因而，该书如果能就民族史研究方面做一些工作，那么无疑是锦上添花了。

第二，书中涉及的而又无法展开的一些问题，加注释说明一下为好。这样做对于读者理解该书是特别有帮助的。这些问题有：

第36页上，谈到亚当·斯密、陶希圣、陈伯达、王礼锡所论述的“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他们是在什么场合说这些话的，需要加以交代。

第37页上所引秋泽修二的言论，对于其出处和出版信息应该加以说明。

第52页上，说延安的史学工作者尽可能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来传播历史知识，如果举几个例子说明就更好了。

第106页上，说吕振羽对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解释，不一定完全令人信服，也受到时人的批评。如果在注释中举几个例子，那么读者读到此处就一目了然了。

第131页上说翦伯赞《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否定了疑古派“杨家将的故事在传说中被放大了”的观点。可是，疑古派中谁在什么地方提出“杨家将的故事在传说中被放大了”的观点，还是需要加以交代的。

第250页上，说吕思勉对史学的民族主义趋向怀有一定的警惕。何以见得？简单说明一下就清楚了。

第282页上说有人评价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这是一本庄严郑重的巨著”，“持论正而义类宏，元明以来所未有也。”对这样的评语指出来源是必要的。

第316页上说，有人指责陈荃是德国法西斯派遣到中国的“文化特务”，这是谁指责的，应该给予说明。

第330页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创立了许多学术规范，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那些规范是什么，又解决什么样的难题，同样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不过，这些只能算作吹毛求疵，无伤全书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