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淮北煤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3期）

21世纪史学史研究如何做，根本上不在于研究者怎样设想，而主要取决于史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程度和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方法论的变革。众所周知，在中国，整个20世纪，史学史研究成就卓著，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专著问世了。
　　其中，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与中国史相关联有史学史的研究，相应地就有与世界史相联系的外国史学史的研究。过去，人们主要沿着中国史学史与外国史学史（更多时候是西方史学史）两条线索，开展专题研究，开展史学史的通史和断代史的撰述。接下来，就有中外史学结合研究的问题，因而20世纪80年代起中外史学交流和比较受到学术界较为普遍的关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国史学史，还是外国史学史，其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尚不够充分，今后有加强的必要。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史学史研究存在着“霸权话语”，具体表现为：“中国那些顶尖的史学家或合于时宜的史学家倍受关注，而那些二、三流的或不合时宜的史学家则相对受到冷落，欧美史学大家成为重中之重，而非欧美的外国史学家和欧美一般史学家被挤到学术史的边缘上去了。此外，即便是中外史学与比较的研究，20世纪只是个开始，且仅限于中西史学的交流与比较，说明学术界重视不够。就中西史学比较而言，仍有许多地方不能令人满意。如民族本位思想过重，一些西方学者贬低中国史学是偏颇的，但与之针锋相对把中国史学说成是完美的也没有必要。再如，用欧洲近代以来的史学模式来审视中国古代史学，说中国史学缺乏思辨色彩；其实西方史学重思辨是中古尤其是近代以后才普遍化的，而中国古代史学有重视探讨“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和“一家之言”问题的传统，故那种中国史学缺乏思辨的观点是不妥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不断推向广泛和深入，史学史研究者有了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具备更加丰富的感性材料和思考问题的多维度。中西史学文化在双向交流中，一段时期内可能相互包容，而在另一段时期内可能会尖锐冲突。这种情况促使史学家一方面发掘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一方面渴望更多了解外国史学，从而重视中外史学结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