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承认，吴晗是卓有成就的明史学家，写了许多关于明代的经典性的考据文章诸如《<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演变》和《<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等；同时还应该看到，他的史学中存在着实用化的倾向，民国时期以史学当投枪刺向国民党当局，这类的文章有《从“僧钵”到“皇权”》和《历史的镜子》中所收的作品，建国后完全服膺革命领袖的言论，经常以古喻今，相关的文章很多，《春天集》和《学习集》中所收的大多是这类东西。将史学当成改变现实的工具，是近代史家的共同追求。然而，吴晗的实用史学面临着两难，结果他在进行选择时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境地。本文就是对这一现象所做的一项分析。

一、从投枪国民党当局到服膺革命领袖的言论

民国时期吴晗是追求史学的实用价值的，1946年他在《两个赤字时代》中写道：“读一点历史，知道一些常识，对国家，对人民，即使对自己，都会有好处。至于现实的教育之更应切实学习，更不必说。”[1]建国后更是主张研究和学习历史“正是为今服务，是为了古为今用”[2]。

吴晗的这一追求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民国时期以历史作品为投枪刺向国民党当局，其《历史的镜子》和《投枪集》中所收的大都属于这一类；建国后把毛泽东的言论奉为金科玉律，其《春天集》和《学习集》中就有许多此类文章。

前一个时期，依据不完全的统计，被当作投枪的作品有1934年的《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胡惟庸党案考》和《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1935年的《明末之农民》，1937年的《明代的军兵》，1943年的《说士》、《论贪污》和《历史上的君权限制》，1944年的《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和《论晚明“流寇”》，1946年的《回纥助唐记》、《论文化杀戮》、《两个赤字时代》和《历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离心力》，1947年的《论奴才——石敬塘父子》、《社会贤达考》，1948年的《朱元璋的统治术》、《明初的恐怖统治》、《论戊戌变法》、《航海攻心战术》、《“社会贤达”钱牧斋》和《明初的学校》等。可见，大体说来，1949年以前十五、六年间，吴晗一直在抨击国民党统治，正如有论者所言，“明史这时成了吴晗手中的战斗的武器。”[3]其中1944年《论晚明“流寇”》，分析农民起义产生的原因是，明政权的剥削无度，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穷人与地主的严重对立。吴晗还指出了农民起义所带来的影响是，第一，由于明朝军队的纪律败坏，士气消沉，军心涣散，社会秩序和地方安宁都无法维持，朱明政权也不能不随之解体了。第二，政府和人民的对立，政府军包围和追捕“流寇”，给关外的新兴的建州部族以可乘之机，建立清帝国，取代了明朝的统治。吴晗的用意显然是在告诫国民党当局，苛捐杂税必然导致人民的反抗，对人民的镇压又会给国外的侵略者以可乘之机，长此以往必定导致政权的垮台。对这一时期的做法，吴晗自己说得明白，“解放以前这一批文章，都有点恨气，有根刺，总想朝什么地方戳它一下。”[4]

后一阶段，吴晗把毛泽东的言论奉为金科玉律或者把历史当成了毛泽东言论的注脚，此类文章有1950的《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1959年的《厚古薄今和古为今用》，1961年的《学习伟大祖国的历史》，1962年的《如何学习历史》、《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论历史知识的普及》和《论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其中《厚古薄今和古为今用》是比较典型的。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要人们“认真研究现状”，“认真地研究历史”，吴晗认为，认真研究现状就是“厚今”，认真研究历史就是“古为今用”。既然要厚今，当然要薄古。但是，薄古不等于无古、灭古，因为毛泽东还说过，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甚至吴晗改写朱元璋传和研究海瑞都是接受和响应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号召，这在下文中还要谈到。关于吴晗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千家驹在缅怀吴晗的文章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他对毛泽东绝对信仰，对党绝对忠诚，这是吴晗一贯的政治态度。当彭总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时，我们这些民主派的朋友都是相信毛主席是正确的，吴晗更不例外。”[5]

需要指出的是，表面上吴晗没有放弃对史学实用价值的一贯追求，但是前后两个时期在实质上是有所区别的。在民国时期，吴晗讽刺现实，反对当局，现实没有反例现象；建国后，他阐释领袖的言论，而领袖言论未必都是正确的，只要有一处不合，就打破了历史与现实之间联系的合理逻辑。更为重要的是，民国时期他以史为投枪刺向当局，保持了学者的独立意识，建国后以史学作为阐释领袖言论的工具，就失去了那种独立意识。在保持学者独立意识和追随政治形势之间，吴晗遇到了两难的选择，不过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后者。

二、既提倡历史主义又简单地以古喻今

吴晗曾大力提倡用历史的观点看待历史问题，尤其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发表了一些演讲，写过一些文章，提倡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代表性的有1959年的《论海瑞》、《谈曹操》、《从曹操问题的讨论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对中学历史教师的讲话》、《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则天皇后>越剧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在南开大学科学讨论会上的讲话》，1961年《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62年《如何学习历史——对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同学的讲话》和《论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他所批评的非历史主义的表现是：

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不是按照当时当地的标准，而是用史学家所处的时代的标准去衡量，认为历史人物一无是处，或者将历史人物现代化，认为他们具备了现实中人的一切优点。

在写历史的时候，只写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阶级，而不写他们的对立面封建统治阶级，甚至不写在历史上做出过贡献的统治阶级中的人物，甚至要打破王朝体系来写中国历史。

在写民族关系史的时候，只写民族间的和平相处，不写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即使写了矛盾与冲突，也只是把原因完全归于汉民族；对待国际关系史，也只写国家间的友好往来、和平相处，不写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战争。

在处理历史事实和理论关系时，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既定的理论出发，“以论带史”，结果是只有理论而没有事实，成了“以论代史”。

针对这些做法，吴晗提出了历史地看待问题的观点。例如，他在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提出评价的标准是：第一，应以当时当地大多数人民利益为标准；第二，阶级的出身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条件；第三应从政治措施和作用来衡量，而不应单从私生活出发；第四，不能拿今天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第五，应从整个历史发展出发[6]。武则天当政五十多年，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土地开发了，人口增加了，疆土扩大了，文化提高了，同许多国家有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而且开元时代的主要政治家都是武则天时代培养出来的，没有武则天时代的巩固和发展，开元的盛世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然而，武则天是挨过骂的，原因之一是后人抓住她的私生活，吴晗则不这么认为，他说：“武则天死了丈夫以后一个两个老公或更多个老公，对唐代社会唐代人民，对中国历史之发展，有何害处？我看不出有什么害处。”[7]相反，“武则天眼光远大，把国家看成是一个整体，用人从全国出发，从才力出发，选举制度和不次用人相结合，在这一点上，她是很了不起的，她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8]吴晗的这些历史主义的理论至今对于我们研究历史仍然是有指导作用的。

然而，吴晗更多的时候是采取了以古喻今的手法——这是一种最便捷的服务于现实的方法。他这方面的文章有1956年的《反对繁文》，1959年的《孙权劝吕蒙学习的故事》、《古人读书不易》、《论海瑞》，1960年的《论老当益壮》和《海瑞》，1962年的《汪辉祖论做州县官》、《反对“花法”》、《戚继光练兵》、《古人的业余学习》等。其中，他在《戚继光练兵》中说，戚继光在南方和北方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其成功的原因是，戚继光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更重要的是不以成功的经验硬用于不同地点的敌人，而宁愿从头做起，以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原则来指导实践。吴晗据此指出，“经验是从实际中得来的，经过总结，提高成理论。但是实际情况又千差万别，拿此时此地的经验硬应用于彼时彼地，就非碰壁不可。这里又有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问题。”[9]其他类似的例子不再枚举。

历史研究中，历史主义的态度与以古喻今本来是矛盾的，但是它们恰恰在吴晗的史学中都表现出来了。其实，历史主义的做法是吴晗在史学的学术价值方面的追求，而以古喻今是他在史学实用价值上的趋向。既要保持学术上的价值标准，又要顾及史学在特定社会形势下的实用价值，确实给吴晗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恐怕也是出给所有史学家的共同难题。

 三、历史人物现实意义的多样性

与史学主体选择的无所适从

上文已经提到，吴晗对毛泽东是无限忠诚的，非常自觉地以其言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就连重写朱元璋传和研究海瑞也是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

关于改写朱元璋传，吴晗在1950年《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一文和在第四版《朱元璋传》中说得相当清楚。吴晗在前三个版本的朱元璋传中，一是对西系红巾军组织者彭莹玉，轻率地根据不充分的史料，以为他功成身退，赞叹不已，毛泽东指出这一认识有问题，吴晗后来查了史料，发现彭莹玉被元军捉住杀害；二是对朱元璋进行了过分的指责，做出了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评价，也需要重写。

关于吴晗研究海瑞，苏双碧、王宏志在《吴晗传》中交代得很明白。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一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不敢讲真话，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更使一些干部不讲真话，对许多问题报喜不报忧。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开会，毛泽东批评了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作风，在看了湘剧《生死牌》中的海瑞后，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要求先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吴晗这才写了《海瑞骂皇帝》、《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和《论海瑞》等文章。

问题在于，历史人物在现实中的意义是多样的，我的意思是说，同一个历史人物在现实社会的不同场景里，会凸显出不同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又是现实中不同场景中的人甚至是同一个人所耿耿于怀的。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专制集权的措施，压制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蒋介石恰恰就是这样的。为了揭露蒋介石，抨击朱元璋的独裁就变得非常有意义了，我们不难理解，吴晗在民国时期大骂朱元璋，“桀骜不驯的元功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顺眼的地主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甚至都不敢出一口大气了。”[10]可是，朱元璋毕竟是反抗元朝统治的农民革命领袖，如果按照以古讽今的思路，朱元璋势必同现实中的革命领袖发生关联，过分地批评朱元璋在这层意义上就变成错误的了，所以吴晗“便决意重写，改造错误”[11]，对朱元璋大力歌颂，说：“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进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绝的人物。”[12]

在海瑞的评价问题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海瑞是个敢讲真话，为民请命，又被皇帝罢了官的清官。在庐山会议以前，毛泽东感兴趣的是他的敢讲真话，虽然骂皇帝，但又忠于皇帝。吴晗的《论海瑞》是庐山会议以前写的，而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的，系统地研究了海瑞一生的功绩，认为“海瑞在历史上是有地位的。这样的人物，从今天来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该不该肯定，该不该歌颂？答案是应该肯定，应该歌颂。”[13]苏双碧、王宏志就说：“这篇《论海瑞》同样也是古为今用的，是针对当时干部中存在着不敢说真话的问题而写的，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写的，用意是清楚的。”[14]可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海瑞的现实意义产生了新的一层，那就是他与彭德怀发生了关联，嘉靖皇帝同毛泽东发生了关联，尽管吴晗本人没那个意思，然而其他人会认为吴晗有这个意思。所以才会有人暗示吴晗海瑞不是现实中的右派分子，这就是我们在《论海瑞》中看到的那段话，“今天有些人自命为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15]显而易见，吴晗接受了别人的告诫，表明自己所写的历史上的海瑞与现实中的彭德怀没有任何关系。吴晗想脱干系，但是没有做到，后来姚文元就说，有人要替右派分子平反，反对人民公社，主张退田让农民单干，吴晗写海瑞“平冤狱”和“退田”事迹，就是为这一行为呐喊的。就连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类似的想法，认为吴晗写海瑞，关键是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而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这是在中央《五·一六通知》中明确写出来的。

可见，同是一个历史人物，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现实意义，同现实发生着不同的关联。革命领袖在前后对这些意义认识有反复，而吴晗又是积极响应号召的，至此完全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这正是实用史学的最为严重的悖论。

总之，吴晗在追求史学的实用价值道路上，逐渐丧失了学者的独立精神和自己曾大力提倡的历史主义观点，结果丢失了史学的学术价值甚至主体的生命，尽管这一变化是其身外的社会环境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