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实际上历史学所发生的作用并没有像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重大。历史上许多君主、政治家、军事家并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以致重蹈历史覆辙，反复上演政权更替的悲剧，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2]

历史学家自己真的因为历史学而变得“明智”了吗？事实上有许多史学家与社会相处得非常糟糕。这里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司马迁受辱[3]、班固丧生[4]、范晔被戮[5]、沈约恶终[6]、李贽自刎[7]、顾炎武不得安生[8]、夏燮被逐出儒林[9]等。看来，这些情况似乎并非像培根所说的那样“读史使人明智”。

在这两种情况下，可能产生否定史学价值和存在理由的顺理成章的推论。因而，如何认识史学价值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史学界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认识到社会对史学的应用价值提出了过高的因而也是不合理的要求，对于维护史学家的品格以促进史学自然健康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关于反诘史学价值的一些意见

这里展开论述的目的并不仅在于要为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学做辩护，更重要的是说明世俗的眼光和看法给历史学带来如何大的伤害。

如何看待统治者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问题？这种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像黑格尔所说，形势发生变化，过去的事情对现实没有什么借鉴意义了；另一类是统治者压根就没有借鉴历史的意识或者根本不愿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

第一类情况是存在的，确实有后人无法直接从历史学家关于过去的记载和分析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可能，历史活动者只好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来处理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尽管这样，也不能否定历史学对于现实的观照意义。关于黑格尔的说法，郭小凌的反问是很有道理的，他说：黑格尔“从历史发展变化的基本立场出发，根本否定历史认识的现实价值，也就是取鉴经世、道德教育的功能，实际等于否定了非哲学的专业史学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他“忘记了一个起码的常识：人们在非重大事变的时候也并不自觉地按一般的历史法则行事，而多半是凭经验办事的。但经验本身的属性是历史，他们即便要突破历史经验也要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能进行。”[10]这里还要补充的一句话是，历史活动者没有从历史借鉴经验教训而是按个人经验行事，而个人经验却不是专业史学家总结出来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历史学的初级形态就是经验的，经验一样是历史的范畴，虽然他可能没有按照史学家的说法办事，但是他一定按照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来办事。因而，仅凭人们依靠自己个人处理现实问题就得出历史学对现实没有意义的结论，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至于第二种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开国之君往往都能比较好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与民休息，从而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繁荣期过后，若能居安思危或者在继之而来的危机之中能够穷则思变，统治集团尚能有所作为，维持社会在一定时期的稳定。但是更多情况下是统治集团作为一个集体而腐败，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听之任之，为小集团利益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最终只有走改朝换代的道路。 于是有人推论，历史学没有起到借鉴作用。这样的推论根本不合乎逻辑。须知，历史学对现实发生作用是有条件的，首先统治集团是否真正要求借鉴历史经验，还是仅仅停留在舆论上而做表面文章；其次，历史学中所包含的观念、意识是否为大部分社会成员所接受，而化为他们行动的指南。繁荣期后的统治集团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那是他们的事情，他们利用手中的话语霸权可以轻松地把轻视历史教训所带来的后果推给其他人尤其是历史学家。然而，将历史学家作为统治集团腐败、无知的替罪羊，从而使他们承受史学无用的恶名，是违反了知识界的良知的。换句话说，维护良知的人，如果被阉割良知的人所蒙蔽而去指责良知的秉持者，本身就是可悲的。一旦人们因为现实中的人没有吸取历史教训而否定历史学的价值，那么等于说有饭不食而挨饿却抱怨饭不充饥。荒唐至极。

列举史学家的个人悲剧以表明史学无用的做法，在逻辑上同样是有问题的。

首先，必须承认枚举方法是归纳法中的重要的一种；然而须要明白的一点是，枚举法是有局限的，即使是最充分的枚举也无法穷尽历史证据，因而通过枚举法得出的结论多少都随时可能有片面的危险。人们可以枚举99个正面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只要存在一个反例，他们的结论就有可能无法成立。历史上的确存在许多悲剧性的史学家，不过也存在不少比较好地处理了个人与社会、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史学家，例如陈寿、欧阳修、杜佑等人就是这样。

其次，知识界具有悲剧色彩的人是很多的，史学领域之外也有，甚至自然科学家中也有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住的，中世纪天主教对所谓“异端”的触目惊心的打击就是明证。但是谁能说那些牺牲了自然科学家所做出的探索没有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这里需要分清的是，知识分子为捍卫真理而献身不等于他们的知识没有价值。

再次，具有悲剧色彩的史学家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一概而论有失偏颇。他们当中，一种情况是无意识地卷入政治斗争而被社会吞没的，班固、范晔就是这种类型，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做错什么。社会力量的作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却要求史学家在心灵和肉体都超然于社会之上，实在过分估计了他们的能量。第二种是有责任感为了事业而牺牲个人，司马迁属于这一类型。司马迁继承古代史官“直笔”传统，在社会现实中养成仗义执言的习惯，正是体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第三种是学者有独到见解，傲世愤俗，而上演个人悲剧，李贽可归入此类。李贽这里代表的不仅是史学家，而是所有知识分子在精神自由方面的诉求。

最后，需要破除的观念是，“明智”是对世事的洞明，是见解的深刻，而不是明哲保身，不是完全为史学家的个人利益去委曲求全。历史学者是肩负着社会责任的，在意识形态引导下的“直书”是史学家的职业道德的一项要求。因而为了史学家个人利益，而说假话不说真话，是违背史学的求真精神的。

    可见，不能因为有一些史学家的人生悲剧而否定历史学对于开启人类聪明才智的意义。

二、反思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不能忽视其“滞后”特性

历史学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媒介，是文化成果沉积的载体，是人类社会反省自我，并引导自我和改造社会的工具。人们以之揭示历史现象及其本质，划定历史现象在其大背景中的位置，探求其嬗演历程和法则。这些工作势必对人们在是非标准、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文化心态等方面发生影响。

不过，历史认识的形成和表述及其给社会带来影响，绝非朝夕之功；相反是一个漫长的自然的历史过程。换言之，这一过程表现为一个长时段。在一个短时段内甚至在某一瞬间所发生的历史现象对其后来史学从业者所处的社会往往带去一些无法回避且急待解决的问题。恰好传统史学给人一种资治垂训的信念，于是人们利用史学来追溯问题的历史源头，试图在历史中寻求某种启示，从而解决现实问题。然而，历史现象是发展变化的，而人们认识历史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缓慢的。从而，与史学相关出现了非同步性或时间差：史学距其所研究的历史现象久远、历史认识同历史事实出现误差、史学实际作用与人们对其功能的期望距离太大。这样，史学便呈现出“滞后”特性。

史学“滞后”性的成因是复杂的，简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形成科学历史认识可能性的限制。

社会现实为史学家造就藉以感受的契机。史学是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文相统一的学科。社会发展酿成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与以往绝无完全相同的，但是一定有相类似的特征。现实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对历史进行逆向思维，探索问题的症结与根源，希望能从历史中发现类似的先例，从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然而，史学的主观性是由史学家的主观因素决定的，史学家只有饱受风雨，历经沧桑，才会积累起大量的第一手的生活经验，才会有更深刻的感受。社会愈发展，愈能给史学家提供增加生活履历的机会；社会愈发展，暴露出的问题愈多，史学家所选的认识主题才会更加贴近现实，史学才会有更浓郁的现实气息。由于他们主观感受的千差万别，所以他们所思考的主题也是千差万别的，即使同一主题，结果认识也各具特色，从而形成史学争鸣的厚沃土壤。

社会发展提供了发掘新材料和利用新方法的机会。传统史学所依据的传世文献历经人们的加工，无意出错和故意作伪的情况常常出现，虽然有校勘和辨伪之功，但根本上无法改变这一现状。于是有人希望从金石学上来弥补这一缺憾。现在我们可以利用的殷墟甲骨文、西北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内阁大库和军机处的档案等，是20世纪20到30年代才提供给我们的。对历史材料进行分析可以使用多种方法，一般认为数量的方法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手段而受到青睐。这一方法实现的条件是，人们思维方式的日益现代化、数学工具和计算手段的日臻完善、人们经济能力的足够强大。这些条件只能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国家中才能具备，这些就是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计量史学一度特别发达的原因。

总之，社会暴露出问题是迅速的，史学家和其他社会成员要求解决问题的愿望是强烈的，但是社会能提供人民更好认识历史的史料、方法和机会却是渐次的、缓慢的。文明成果的步履蹒跚决定历史学相对地落后了。谁之过错？还是社会、历史的问题。把整个社会历史的后果或者说整个社会成员的活动结果，全部让历史学家来承担，严重不公。

2、史学自身反思特征所决定的“滞后”。

发现和整理史料需要一个过程。其先决条件是上文提到的社会能够提供充分的史料，然后才是史学工作者的发现和整理。发现史料要求人们心无旁骛，花大量的时间去广泛阅读各种材料；继而才是考证取信、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考辨整理工作，这一过程是颇耗时间和精力的。“板凳须坐十年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严格说来，仅仅如此，还不能叫做史学。历史研究者必须在考辨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综合，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再从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考。这一过程同样需要长期的积累和酝酿；他还必须通过各种方法、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对材料进行解读，然后形成历史认识。

历史认识形成后，史学家把它表达出来，刊布于世，传播于世又是一个困难相连坎坷丛生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几乎完全不取决于史学家的意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可是，历史现象绝不会因史学家没有完成这些过程而收住态势。

再往后，合理的历史认识是否影响读者并引导他们采取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行为，就更不是史学家所能决定的了。

总之，历史现象的匆匆流过显得史学及其发生作用的过程缓慢了。

3、人为因素的影响。这里所谓的人为因素来自两方面：一是史学家自身因素；二是来自史学家之外人的因素。

史学家的个人修养，具体地说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处理材料的能力以及旨趣和感受性决定他们所从事的史学的宗旨、广度和深度、表现方式和求真程度。良好的知识结构和卓越的处理材料的能力是一个史学家的基本素质，否则根本无法进行历史研究。这些基本素质的养成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来不得半点掩饰。同时，史学家的旨趣和感受性还要同治史的态度、原则和风格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史学才得以健康顺利的产生和发展。从刘知几到章学诚所完成的关于史学家修养的 “才”、“学”、“识”、“德” 的限定，正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来的。

领袖人物的好恶、政策的倾向性和言论自由程度对史学的形成与运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清初一方面以“贤良”、“博学鸿儒”名义吸收一批著名文人参政，开修史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制造庄廷鑨、戴名世、吕留良、曾静以及陆生楠等文字狱。结果万斯同主持撰定的《明史》初稿不适合统治者的需要，几经修改才最后定下来。本来修明史者，多为明朝遗民，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但由于清统治者对于明朝时期的建州三卫讳莫如深，同时不容不得汉人对南明政权的怀念等政治原因，《明史》修成却是廿四史中耗时最长的一种，而且有关清统治者忌讳之处全然缺如。

普遍的文化心态也限制着史学的发展。文化心态指在一定政治、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待文化的心态——对文化的价值评判和对文化内容与形式的选择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心态。普遍的文化心态，是在一定时期内代表着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文化选择，系左右文化取向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文化之一种的史学，毫不例外受着它的制约。当前普遍的文化心态的特征是，以经济效益的多寡来衡量文化价值的高低，以可娱性来要求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从而使整个人文学科如文学、哲学、政治学和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走出象牙塔，在一些场合改变严肃的面孔，很无奈地在世俗的压抑下承受着屈辱。

三、释去期望的重负

史学“滞后”性问题的提出，不会损害人们史学“超越”性的信念。

长期以来，无论是史学家，还是其他社会成员，许多人对史学怀抱着超越性的信念。

简单说来，史学的超越性就是，史学就功能而言，具有揭示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特性。在史学实践中，史学家借助对历史的部分认识，依据人类历史相似性，在一定的历史观指导下，对人类未来进行预测。这种信念执着于，熟悉历史的人往往可以跳出史料的圈子，而把眼光投到比常人远得多的地方。作为远方之一方面的未来进入了史学家思考领域，并在史学家的心目中呈现出被认为是真实的景象。思想史上许多史学家、哲学家甚至社会活动家，实质性地谈及史学的超越性问题，不过他们并未使用“超越”一词而已。杜佑在《献<通典>表》中提到，可以历史是非为“来今龟镜”[11]。李大钊说：“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楚。”[12]毛泽东也指出：“对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引导他们向前看。”[13]

在他们看来，史学对未来的揭示，其主要手段是推测。夏曾佑曾说过，“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以为推而已矣。”[14]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推测是有原则的，那就是决不能割断历史，而应该把历史过程看成一个整体，尊重历史发展的自然法则。亦如当代西方比较史学方法把个别事物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克服历史研究的片面性和狭隘性。

“滞后”性和“超越”性是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史学反思的结果，它们共存于史学统一体中。“滞后”性着眼于社会对史学的短期效应的要求，反映了人们的短期行为及历史与现实间的关系。“超越”性着眼于史学的长期效应，反映了人们的长期行为及历史与未来的关系。“超越”性使人们对史学充满信心；“滞后”性警醒人们认识到，史学并不能依照他们所设计的那样，在任何时间、空间，以任何方式，对社会发生他们所臆想程度的作用。

史学“滞后”性问题的提出有助于史学工作者建立从事和发展史学的信念，正视史学现状，心平气和地对待自己的专业。中国当代史学受着强烈的刺激（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刺激），呈现出矛盾的局面。一方面，从史学作品囊括的课题、发表出版的作品数量看，出现史学史上少有的繁荣，局面。另一方面，从史学工作者的经济收入和社会成员对待史学的态度看，历史学不是看好的专业，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差不多20年中，出现了冷寂的局面。在这种冷寂局面中，一方面是史学工作者的呕心沥血的耕耘，一方面是社会上的人不屑一顾，从而给人们造成一种困惑。这种困惑伤害了当时中老年学者的自尊，也对广大青年矢志史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一冷寂局面在20世纪末有了好转。由于忽视历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使社会以人文素质的沦丧为代价而获得了报应，因此至少是那些极端蔑视历史学的人意识到，已经走过千百历程的历史学是不能够被人们随便的废除的。

如果我们认识到史学具有“滞后”性，那么就会发现上述困惑固然由大环境所引起，但史学自身特点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史学在目前的遭遇在史学史上不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不必因当前史学处于困顿而大惊小怪，相反更应以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实践中不断寻求出路。

史学“滞后”性问题的提出有助于全面科学认识史学自身。它有助于全面认识史学价值。历史学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应用价值。而应用价值中尚有经济价值和其他社会价值，诸如政治、文化价值等。这些价值在理论上是统一的，但在现实中却被割裂了。历史学价值的另一个衡量角度是对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现实中这矛盾的双方也被分裂了。如果说目前史学无用，那么只是说在短期内对个人在经济利益方面无用。只求学术价值，史学便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但维应用价值是求，史学就丧失了永久的生命力。

总之，我们在反思史学时，在应用史学时，在对史学提出要求时，都应该切实估定史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位置，都应考虑它对社会的实际功效，而且要给史学形成和发挥作用以足够的时间与条件。它有自己的运行轨迹，有自己的发展规则。操之过急未免揠苗助长，其结果扼杀了史学的生机，把史学置于死地。由此而对史学家的不满与责难也是不公正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史学成为政治的工具，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史学完全实用化，甚至今天人们的“危机”感以及史学家的费解与苦闷、不安与彷徨，不正反映整个社会包括史学界在内对待史学的偏差吗？这种偏差的根源在于人人都采取了急功近利的做法，而急功近利的做法恰恰是违反史学发展的自然规则的。尤其是没有给予足够的条件，而又对史学提出不合实际的要求，违反公平原则，更是无论如何也要不得的。整个知识界，整个社会，给历史学释去希望的重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