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学的研究领域是有限的，上文已经涉及，其实它的研究方法和解释体系也是单一的。它的批判者追求的是研究领域的广泛和研究方法与解释体系的多样化。

科学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但是并不意味美国史学的千篇一律。安德鲁D.怀特（Andrew D. White）是文明史的强烈支持者，他的著作有《法国纸币的膨胀》（Paper-Money Inflation in France）（1876）和《科学之战》（The Warfare of Science）（1876）等，表明他对经济和文化发展史是感兴趣的。爱德华P.切尼（Edward P. Cheyney）在经济史上表现出了兴趣，他在1901年出版了《英国工业和社会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而泰勒（Moses Coit Tyler）则在1878年写了第一部美国思想史《1607-1765年美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607-1765），后又写了《1763-1785年美国革命的文学史》（The Literatur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5）。

兰普勒西特的文化史追求及其在美国的传播，使美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更家自觉了。

在德国，兰普勒希特于1886年出版了《中世纪德意志经济》，史料充实，而且对德国农民战争的经济原因和中世纪城市的商业起源的分析颇有新意。1888年舍菲尔发表《历史的固有范围》，对日益发展起来的经济史和文化史表示不满，坚持历史写作的对象就是国家的历史。翌年戈特海恩发表《文化史的任务》，指出政治史只是文化史的一个方面。兰氏以《德国史》（1891）、《文化史方法》（1900）、《什么是历史？》（1903）加入争鸣，成为反叛兰克史学的中心人物。

鲁滨逊正是在他们稍晚些时候，在美国擎起挑战科学史学的大纛，与其他志同道合者一起，使来自欧洲的新史学种子在美国落地生根[1] 。。

鲁滨逊在德国留学，正是兰普勒希特等人向兰克史学挑战从而引起文化史大争论之时。尽管他毕业后回到美国，但兰普勒希特对他的影响并未结束。兰普勒希特成为美国历史学会名誉会员，1903年先在美国科学与艺术委员会上发表了《什么是历史？》（What is History ?）的演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建校150周年的庆典上发表了4篇演说。同年莱比锡出了德文小册子。不久，美国人也将这5篇演说译成英文出版发行。这时恰是鲁滨逊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之时。鲁滨逊熟悉和尊敬兰普勒希特及其著作如《文化史》（Kultur Geshichte）。需要指出的是，鲁滨逊并未全盘吸收兰普勒西特的学说，而是有所批判，巴恩斯对此有过讨论，权引之如下:“鲁滨逊教授接受了兰普勒希特的名言（历史学家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发现当前是如何由过去发展而来的），作为他努力研究和解释历史的原则。但他绝对反对那种企图：把历史研究与解释强行纳入任何一个就像兰普勒希特所发明的那样，具有艺术性的和先验的文化进化体系。他曾经以历史连续性的观点反对传统的历史分期‘古代’、‘中世纪’等等，这种整体上的非本质的做法和误导。为便于教学，他仅仅承认对于智能发展的尝试性的划分：原始的、古代的、希腊的、早期基督教的、经院的及其衰落、启蒙的、现代的、从上个世纪工业和科学革命以来的。他服膺兰普勒希特的社会心理对个体心理的绝对重要的观念，完全是一个历史连续性原则的强烈倡导者，认为通过研究从原始时代到现在知识阶层的变化，就可以最好地明确现实的世界秩序是怎样发展的。……他比兰普勒希特更自由和更充分认识到，伟人在形成社会心理倾向上的影响。”[2]

 兰普勒希特还影响了其他一些人，例如多德，毕业于莱比锡大学，是一个热情的卡尔·兰普勒希特文化史的推动者，他同兰普勒希特保持着多年的联系，尽管兰普勒希特不是多德的博士导师。1903年，在《科普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上发表《卡尔·兰普勒希特和文化史》（Karl Lamprecht and Kultur Geshichte），试图论证兰普勒希特的新史学对于美国人的价值，认为美国的历史学家不必担心重演德国的“关于文化史的争论”，因为在美国，文化史的观念已经被广泛的接受了。多德推动了文化史的流行和兰普勒希特在美国的影响。所以，“兰普勒希特对许多欧洲的其他史学家和美国的进步史学家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在美国他以系列讲座的形式对其历史学的方法与观点发表了说明和辩护。除了这些和其他许多没有提到的文化史研究，都或多或少与兰普勒希特的影响有着内在的联系”[3]。。

总的说来，鲁滨逊一直坚持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一切，无论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应纳入历史学的对象。２０世纪初，鲁滨逊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在《新史学》中写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历史学包括人类自出现在地球以来所做或所想的一切事情的所有轨迹。它可以大到描述民族的命运，小到描绘最平凡的个体的习惯和情感。” [4] 到了２０年代，他在修订版《西欧历史导论》中坚持认为，“历史学一词的最完整意义，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所做或所想或所希望或所感觉到的一切。”[5] 其中的原因在于历史本身就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关于这一点，鲁滨逊曾经明确指出，人类的活动不仅仅是参军、为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鉴于此，他批评旧史学“对政治史的偏爱，导致我们去叙述大量的王朝和军事历史的无聊的细节，这些细节只会使读者思想混乱。” 质问“它们所占据的宝贵位置，我们是否该拿来叙述那些向来被人们轻视的重大问题？”[6] 其中的原因在于历史本身就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关于这一点，鲁滨逊曾经明确指出，人类的活动不仅仅是参军、为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鉴于此，他批评旧史学“对政治史的偏爱，导致我们去叙述大量的王朝和军事历史的无聊的细节，这些细节只会使读者思想混乱。” 质问“它们所占据的宝贵位置，我们是否该拿来叙述那些向来被人们轻视的重大问题？” 到了２０年代，他在修订版《西欧历史导论》中坚持认为，“历史学一词的最完整意义，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所做或所想或所希望或所感觉到的一切。” 其中的原因在于历史本身就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关于这一点，鲁滨逊曾经明确指出，人类的活动不仅仅是参军、为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鉴于此，他批评旧史学“对政治史的偏爱，导致我们去叙述大量的王朝和军事历史的无聊的细节，这些细节只会使读者思想混乱。” 质问“它们所占据的宝贵位置，我们是否该拿来叙述那些向来被人们轻视的重大问题？”

鲁滨逊的《文明经受着考验》是扩大历史研究范围的典型著作。这本著作上起罗马帝国的衰落和日尔曼人的入侵，下到凡尔塞体系、国际联盟和德国的新扩张，实际是一本关于中世纪到鲁滨逊所生活的时代的历史。鲁滨逊在著作中不可避免叙述了政治、战争、伟人，例如，战争方面有十字军东侵、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政治方面有英王与议会的斗争、法王与第三等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等；单独记述的伟人有查理曼、查理一世、路易十四、绯特烈大帝、彼得大帝等。然而，他用了一半的篇幅，论述了文化方面的史事，这些史事既包括中世纪的宗教、建筑、科学、出版业、大学与教育、行吟诗人与绅士，包括近代的贸易、机器制造、科学、进步思想和改革精神等，还涉及中世纪和近代农村与城市的社会生活。总之，相对于过去特别是１９世纪的史书，大大减少了政治史和军事史的篇幅，而增大了社会文化方面的内容。

关于历史研究对象的广泛性，比尔德也说过，“实际上，毫无疑问，过去的历史包括地球上自有人类以来所做、所说、所感和所想的一切。”[7] 还说过，历史兴趣“再也不聚焦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事务；甚至与相应的经济和文化事件相联系，以有意义的努力去获得其起源、本质和意义。”[8] 他提倡总体的历史，认为“从总体上把握历史，这种努力必须和将要得到继续，尽管这一梦想的实现是难乎其难的。”[9] 他对历史研究的狭隘做法表示不满，“长期以来提供给学校的仅仅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甚至是被以狭隘的方式写出的政治史和军事史，缺乏考虑那些决定着政治军事的社会和经济。后来，经济力量的本质和影响被考虑进去，历史就更接近实际了。最近，历史被扩大为包括了‘社会力量’。但是从这一新的发展开始，社会历史主要局限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运动和娱乐等因素。实际知识增加了，但还是不够的。”[10] 所以，在实践中，他研究美国宪法背后的社会与经济力量，研究美国人思想产生的社会环境，研究美国普通人民的历史。显然，在这一问题上，他与鲁滨逊的观点完全一样；不过又指出了纯粹研究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同样限制了历史学的广泛性。 他提倡总体的历史，认为“从总体上把握历史，这种努力必须和将要得到继续，尽管这一梦想的实现是难乎其难的。” 他对历史研究的狭隘做法表示不满，“长期以来提供给学校的仅仅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甚至是被以狭隘的方式写出的政治史和军事史，缺乏考虑那些决定着政治军事的社会和经济。后来，经济力量的本质和影响被考虑进去，历史就更接近实际了。最近，历史被扩大为包括了‘社会力量’。但是从这一新的发展开始，社会历史主要局限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运动和娱乐等因素。实际知识增加了，但还是不够的。” 所以，在实践中，他研究美国宪法背后的社会与经济力量，研究美国人思想产生的社会环境，研究美国普通人民的历史。显然，在这一问题上，他与鲁滨逊的观点完全一样；不过又指出了纯粹研究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同样限制了历史学的广泛性。 还说过，历史兴趣“再也不聚焦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事务；甚至与相应的经济和文化事件相联系，以有意义的努力去获得其起源、本质和意义。” 他提倡总体的历史，认为“从总体上把握历史，这种努力必须和将要得到继续，尽管这一梦想的实现是难乎其难的。” 他对历史研究的狭隘做法表示不满，“长期以来提供给学校的仅仅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甚至是被以狭隘的方式写出的政治史和军事史，缺乏考虑那些决定着政治军事的社会和经济。后来，经济力量的本质和影响被考虑进去，历史就更接近实际了。最近，历史被扩大为包括了‘社会力量’。但是从这一新的发展开始，社会历史主要局限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运动和娱乐等因素。实际知识增加了，但还是不够的。” 所以，在实践中，他研究美国宪法背后的社会与经济力量，研究美国人思想产生的社会环境，研究美国普通人民的历史。显然，在这一问题上，他与鲁滨逊的观点完全一样；不过又指出了纯粹研究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同样限制了历史学的广泛性。

巴恩斯曾对旧史学开展了尖锐的批评，就是不满于旧史学的过于偏重政治内容的做法，作为一种趋势，“最初被认为，是记载毫无意义的伟人和战争的名字的，是背诵政治事件和演述那些在人类和文化的发展中，没有任何意义的浪漫和有吸引力的情节的。”[11] 他反对史学对象仅限于国家事务，“国家不是人类社会或文化的全部。它决定不了社会进程，只是社会冲突和文化兴趣的仲裁者，历史中有许多东西比国家更重要。……何况国家进化的细节研究是政治学而非历史学的本份。”[12]　巴恩斯认为，政治史学并没有确切地认识历史。“记载政治事件的事实没有给历史以确切。事实上，它越热衷于政治史，它就越不确切。”[13] 他反对史学对象仅限于国家事务，“国家不是人类社会或文化的全部。它决定不了社会进程，只是社会冲突和文化兴趣的仲裁者，历史中有许多东西比国家更重要。……何况国家进化的细节研究是政治学而非历史学的本份。”　巴恩斯认为，政治史学并没有确切地认识历史。“记载政治事件的事实没有给历史以确切。事实上，它越热衷于政治史，它就越不确切。”

在扩大历史研究领域被强调的同时，采用多种学科方法和解释体系也成为关注的问题。

鲁滨逊是主张使用跨学科方法研究历史的，他说：历史学家“应将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际生活加以检验。”[14] 他还肯定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积极影响，“第一，历史学家考证史料比从前严格得多，部分或全部推翻了许多历史学家所曾盲从的史料。第二，决心直言不讳，不怕伤人感情。第三，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历史上普通平常的和隐晦的因素的重要性，注意平凡的、日常的和普通的事情，而不去注意那些罕见的、特别的和传奇的曾经吸引从前大部分史学家注意力的事情。第四，历史学家开始轻视过去历史学家那种超自然的、神学的和人类本位的解释。”[15] 他还肯定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积极影响，“第一，历史学家考证史料比从前严格得多，部分或全部推翻了许多历史学家所曾盲从的史料。第二，决心直言不讳，不怕伤人感情。第三，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历史上普通平常的和隐晦的因素的重要性，注意平凡的、日常的和普通的事情，而不去注意那些罕见的、特别的和传奇的曾经吸引从前大部分史学家注意力的事情。第四，历史学家开始轻视过去历史学家那种超自然的、神学的和人类本位的解释。”

巴恩斯主张使用多种解释方法，他说：“目前有七个明确的历史解释学派，它们的建立者是把历史现象加以现代化的学者的代表。它们都对我们历史发展的知识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们是：（1）个人生态或‘伟人’理论；（2）精神或唯心主义的；（3）科学或技术的；（4）经济的；（5）地理的；（6）社会学的；（7）综合或‘集体心理’的。”[16]

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具有方法论意义，“实用主义仅仅是‘美国制造’的哲学运动，而美国新史学则受到实用主义很重的影响。”[17]  

实用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真理问题，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基本要素就是对传统理性主义，或者说是教条主义所持有的批判态度。”[18] 具体说来，真理就是有用的观念；真理是人们根据需要构造出来的，是有着实践目的的；真理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其形式是彻底的经验主义和多元主义。在詹姆斯和杜威看来，过去并没有完全死去，仍然在现实中延续并产生作用，因而，“实用主义常常对历史采取比较随意的态度，随心所意地解释它们，通常很不准确。” [19] 鲁滨逊在哈佛读书时，詹姆斯正在大力宣扬实用主义，而且鲁滨逊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更巧的是，鲁滨逊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又与杜威成为同事和朋友，他们常常在学校的林荫道上交流心得，后又是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同志，因此他从杜威那里受到了影响。詹姆斯对他的影响在于，詹姆斯认为，人脑不是消极的东西，而是具有积极干预能力，因此思想在个体面对预料不到和不熟悉的情况时是积极的，这就为鲁滨逊走上进步主义的史学道路，提供了思想基础。像杜威一样，鲁滨逊确信继承信仰和习惯的“惯性”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像杜威一样，他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于科学方法的运用。詹姆斯和杜威对鲁滨逊的影响还在于，在詹姆斯和杜威看来，“真实”是人为的、社会的和观念的；真理是被经历造成的真理，它实际上是一个经历，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因为真实是复杂的、变化的，所以它对一种目的是真实的，而对另一个目的来说就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一理论也为鲁滨逊注重史学的实用价值和历史的不同解释的做法，提供了理论前提。比尔德也是杜威在哥伦比亚的一位亲密的朋友，偶尔引证詹姆斯的话声称，只有实用主义能在美国生活和文化中起到调和作用，悔恨实用主义者从未写出历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贝克1910年的《不偏不倚与历史写作》也与实用主义有学术上的关联。在关于《改变我们思维的书》（Books That Change Our Mind）的专题论丛中，贝克承认杜威的观念通过其他作家进入自己脑海。这样，实用主义的观念对新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罗伊F.尼克尔斯（Roy F.Nichols）回忆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早期，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学习和早年的教学生活，说过，“我的思想被固定到实用主义的框架中。”[20]具体说来，真理就是有用的观念；真理是人们根据需要构造出来的，是有着实践目的的；真理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其形式是彻底的经验主义和多元主义。在詹姆斯和杜威看来，过去并没有完全死去，仍然在现实中延续并产生作用，因而，“实用主义常常对历史采取比较随意的态度，随心所意地解释它们，通常很不准确。”鲁滨逊在哈佛读书时，詹姆斯正在大力宣扬实用主义，而且鲁滨逊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更巧的是，鲁滨逊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又与杜威成为同事和朋友，他们常常在学校的林荫道上交流心得，后又是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同志，因此他从杜威那里受到了影响。詹姆斯对他的影响在于，詹姆斯认为，人脑不是消极的东西，而是具有积极干预能力，因此思想在个体面对预料不到和不熟悉的情况时是积极的，这就为鲁滨逊走上进步主义的史学道路，提供了思想基础。像杜威一样，鲁滨逊确信继承信仰和习惯的“惯性”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像杜威一样，他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于科学方法的运用。詹姆斯和杜威对鲁滨逊的影响还在于，在詹姆斯和杜威看来，“真实”是人为的、社会的和观念的；真理是被经历造成的真理，它实际上是一个经历，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因为真实是复杂的、变化的，所以它对一种目的是真实的，而对另一个目的来说就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一理论也为鲁滨逊注重史学的实用价值和历史的不同解释的做法，提供了理论前提。比尔德也是杜威在哥伦比亚的一位亲密的朋友，偶尔引证詹姆斯的话声称，只有实用主义能在美国生活和文化中起到调和作用，悔恨实用主义者从未写出历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贝克1910年的《不偏不倚与历史写作》也与实用主义有学术上的关联。在关于《改变我们思维的书》（Books That Change Our Mind）的专题论丛中，贝克承认杜威的观念通过其他作家进入自己脑海。这样，实用主义的观念对新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罗伊F.尼克尔斯（Roy F.Nichols）回忆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早期，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学习和早年的教学生活，说过，“我的思想被固定到实用主义的框架中。”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塞利格曼，于1903年出版《历史的经济解释》，提出随着资本的日益积累和国民需求相对缩小的生产过剩的日益发展，物质基础将会寻求机会沿着改革者所提出的路线，实现社会和道德的进步。比尔德、鲁滨逊接受了塞利格曼的历史的经济解释。

比尔德的代表作是是《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出版于1913年，全书共计11章，它们是：历史的解释在美国、1787年经济利益概述、制宪运动、代表选举中的所有权保护、制宪成员的经济利益、作为经济文献的宪法、制宪成员的政治原则、宪法的批准过程、依据宪法的大选、依据宪法大选的经济、当代人对宪法批准中经济冲突的看法。

比尔德的主要意思是说，历史的经济解释的全部理论依赖于这样一种思想：一般说来，社会进步是社会中利益争夺的结果。对于社会变化，一部分人赞成而另一部分人则反对。美国宪法运动大体上起源和进行于货币、公债、制造业、贸易和航海四个动产利益集团。受《十三州邦联章程》的影响，宪法形成的第一个坚实的步骤，是由一个小而积极的人群做出的，他们拥有动产，对宪法运作后果感兴趣，并非主张直接或间接采取普选来提议召开起草宪法的大会的。相反，一大群没有所有权的人，在通常的选举资格下，一开始就被剥夺参加（通过代表）制宪的权利。起草宪法的费城会议的成员对新制度感兴趣，期望着立即、直接和亲自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宪法根本上是个经济文献，它依赖于这样一种思想：基本的个人的财产权利高于政府。制宪大会的主要成员公开宣布，在宪法中对所有权予以保护。在宪法的批准过程中，大约四分之三成年男性对这个问题没有投票，在选举州代表中弃权，既由于他们的中立也由于所有权资格而被剥夺选举权。宪法被批准可能只是六分之一的成年男性的投票。宪法批准会议上，支持宪法的领袖们代表了同费城会议成员一样的经济集团；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也直接和亲身对其影响的结果感兴趣。在宪法批准中，明显划分为两大集团，一方面，物质动产利益既得者赞同宪法；另一方面，小农和债务人反对宪法。因而，宪法既不是“全体人民”创造的，又不是由“州”产生的，而是出自这样一个被联合在一起的集团，他们的利益在规模上突破了州的界线而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的了。

比尔德的贡献在于，他揭示了别人所没有揭示的历史事实。过去，人们把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者以及宪法的制定者，看成是为民众而战的圣人；比尔德告诉人们，他们不过是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而讨价还价的凡夫俗子。他的贡献更在于，为美国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和方法。比尔德自己说：“我把它印出，是希望这一代历史学者中能有一些人受到鼓励，从无聊的‘政治’史学转向研究限制着伟大的政治运动的实际的经济力量。”[21] 甚至，连批评比尔德的研究有点过于简单和不学无术的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福里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d）也承认，“这本书“试图说明，直到那个时候还在大量写的‘无聊的政治史学’的确是无聊的，政治事件是无法说明的，除非它们被看成其潜在的社会和经济‘事实’的内容。”[22] 甚至，连批评比尔德的研究有点过于简单和不学无术的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福里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d）也承认，“这本书“试图说明，直到那个时候还在大量写的‘无聊的政治史学’的确是无聊的，政治事件是无法说明的，除非它们被看成其潜在的社会和经济‘事实’的内容。”

鲁滨逊在《近代欧洲的发展》中，从经济入手解释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他认为，工业革命促使生产有了大的发展，但是工人的生活状况不仅没有按比例改善，相反恶化了。他引用查尔斯·布什（Charles Booth）《伦敦的生活与劳工》（The Life and Labor of the People of London）一书中的材料证明，工人工资低，住房条件差，处于随时都可能失业状态，而疾病又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于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设想。由于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去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才主张阶级斗争的理论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这里鲁滨逊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解释几乎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解释的程度，只是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大相径庭。

兰普勒希特在他的莱比锡大学的同事和朋友，心理学家威廉·旺德（Wilhelm Wundt）的影响下，认为历史研究可以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新科学是社会心理学，他希望用心理学的法则来解释历史发展中的进步。因而吸引了许多年轻的美国人到莱比锡跟他学习。鲁滨逊虽然并非师从他，但是也主张采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解释历史。

鲁滨逊对新学科谈得比较多的是心理学。他认为，心理学对认识人类非常重要，为此他在心理学领域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动物心理学家，哥伦比亚师范学院（Columbia Teachers'College）的E. L. 桑代克（E. L. Thorndike），正在试图从人类行为中区分出动物的心理，认为在文化上人类行为是从“更原始的、祖先动物遗留下来的本能”引申出来的。鲁滨逊接受了这种思想，不过他醉心于人的社会心理。人类学家的布什学派（The Boas School）进一步证实了社会心理学家的发现：个体认识的视角和水平是怎样成为“无意识地接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产物。例如，乔治· 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论述了个体的“自我主义” 怎样成为与他人相伴的“社会产物”， 加布里埃尔·塔德（Gabriel Tarde）阐述了所有想创造文明的人是怎样通过“模仿”而代代相传的。对此，鲁滨逊非常赞赏，“社会心理学虽处于起步状况，但是它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之所以是自我，那是因为我们同他人发生着联系”， “的确，没有社会心理学，人类如何学习和传播它的发明与误解这样重大的问题，就没有办法理解，简言之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有别于类人猿生活的人类文明的全部理论。没有动物心理学，我们就不可能理解社会心理学。只有对这些学问进行研究，才能说明那些历史学家必须加以注意的‘进步’、‘退化’的问题。”[23]还有弗罗伊德心理学理论，鲁滨逊称赞道，它为认识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揭示了行为和思想与‘隐藏的冲动、要求和秘密的期待’间的联系。” [24] 他还吸收了社会学家莱斯特· 富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的区分遗传和目的进化的理论，强调直到最近人类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因为在这个星球上，人类之所以获得其艺术和技艺，那是得益于他们的好奇、模仿的动物本能。人和低等动物的区别是他们具有把自己的发现从一代传到另一代的独特能力。还有弗罗伊德心理学理论，鲁滨逊称赞道，它为认识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揭示了行为和思想与‘隐藏的冲动、要求和秘密的期待’间的联系。” 他还吸收了社会学家莱斯特· 富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的区分遗传和目的进化的理论，强调直到最近人类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因为在这个星球上，人类之所以获得其艺术和技艺，那是得益于他们的好奇、模仿的动物本能。人和低等动物的区别是他们具有把自己的发现从一代传到另一代的独特能力。

鲁滨逊综合了当时的心理学成果，认为人的精神既有“无意识”，又有“理性化”，还有“创造性”；人的意识，既有“动物性”，又有“粗俗性”，还有“文明性”。他在《形成中的意识》中对柏拉图的研究，使用的就是这种理论。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建立了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对后世客观唯心主义和宗教产生了很大影响。柏拉图讨论哲学，是在一些公共场合，使用的是对话体，展开问题时采用反语手法。鲁滨逊以为，柏拉图所生活的时代，讨论、批判、对话非常盛行，这些使柏拉图在无意识中，而且不是在书斋中完成自己的沉思，面对面的交流和各种意见的冲突也使得他使用对话体和反语手法。而柏拉图的反语表明，人是孩子气的、野蛮的，人本身就是各种有冲突的愿望和内在意念的牺牲品；人可能像一个伤感的理想主义者那样说话，但是做起事来却像个畜生。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只能在具有很大容忍性的反语模式里，得以明白和真实地叙述。鲁滨逊指出，柏拉图既认可了事物的混乱，又在超凡模式和天堂永恒的概念中寻求轻松；他无法接受一个不完善的世界或者一个肮脏的人，只好把存在的最高形式归结为理念的和抽象的；相对于他沉湎于各种尊贵的含糊不清和万物有灵的隐语而言，柏拉图在思想方面投入的精力要少，而这些隐语后来继续给讨论人类事物带来麻烦，柏拉图“把人的意识中的主要缺点加以神圣化，并把它提高到宗教的高度。”[25] 鲁滨逊在这里揭示了，柏拉图的思想意识中，无意识与理性化、野蛮性与文明性的对立与统一。 鲁滨逊在这里揭示了，柏拉图的思想意识中，无意识与理性化、野蛮性与文明性的对立与统一。

19和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从性质上说实现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美国以经济大国为基础，在国际上谋得了政治大国的地位。这一切绝对使得美国人相信历史的进步，心中充满轻松乐观的情绪。然而，新世纪到来之际的繁荣，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其背后隐藏着的深刻的社会危机。这些危机表现为：环境的恶化，严重的种族问题，南方发展缓慢，劳工问题的突出，美国城市化中的市政腐败、犯罪率高和社会不稳定。

这些社会问题似乎与美国的大踏步发展是不协调的，鉴于此，美国各阶层纷纷起来试图加以解决。这样在美国历史兴起“进步运动”，即“公元1900-17年间在美国发生的一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运动。”[26]　于是，世纪之交的社会变革和进步运动，给史学家认识历史提出了新问题，也提供了新视角。 　于是，世纪之交的社会变革和进步运动，给史学家认识历史提出了新问题，也提供了新视角。

在进步主义运动中，许多历史学家拿起历史进化论为武器，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为广大劳工争取利益。

19世纪后半期，自然科学在内容和方法两方面都影响了美国的历史写作，在众多的自然科学中，生物进化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鲁滨逊等人，就是从生物进化论中意识到，生命是无止境的渐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应该像生物学家追寻植物和动物界的进化一样去追溯人类的变化。正如翰德林所说，“进步是占主导地位的主题。经由约翰·斯图尔特· 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努力，约翰·菲斯克接受其一般的观念，抛弃了一切所谓过时的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吸收了稳步趋向人类进步的进化的观念。詹姆斯·哈维·鲁滨逊的新史学肯定了这种进步的必然性。在1927年没有什么美国人对查尔斯 A. 比尔德的主张发表不同意见，他们相信进步的观念——在这个地球上，人类许多方面的持续改进，‘通过知识的获得和对物质世界的征服而对人类的幸福提出要求’——是思想史上最能动的社会理论。直到二十世纪，在美国没有一个历史退化的鼓吹者能够吸引追随者，并且退化的观点对历史写作没有任何影响。”[27]

西方自由主义学者们，所列举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中，美国历史学家就有比尔德夫妇[28]、迈厄斯[29]等。他们的共同倾向如哈耶克所说，“当时各个社会主义流派都主张同样的历史哲学，学者们试图揭示不同经济制度的相对特征及历史过程中不同经济体系逐次替代的必要性。他们都试图证明，他们所批判的经济体系，即生产手段私人所有的制度，是对人类发展初期更自然的财产共同所有的制度的一种反转；由于指导他们进行研究的理论框架事先就已经明确地认定，资本主义的的[30]兴起必然不利于工人，因此，一点都不奇怪，他们果然找到了自己要找的证据。”[31]、迈厄斯等。他们的共同倾向如哈耶克所说，“当时各个社会主义流派都主张同样的历史哲学，学者们试图揭示不同经济制度的相对特征及历史过程中不同经济体系逐次替代的必要性。他们都试图证明，他们所批判的经济体系，即生产手段私人所有的制度，是对人类发展初期更自然的财产共同所有的制度的一种反转；由于指导他们进行研究的理论框架事先就已经明确地认定，资本主义的的兴起必然不利于工人，因此，一点都不奇怪，他们果然找到了自己要找的证据。”

这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正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史学家造就了“反资本主义精神”[32]。。

比尔德在《美国文明的兴起》中，揭露了阶级分化和阶级剥削，资本家通过丑恶的手段来聚敛巨额财富，人们的趣味日趋庸俗。同时，比尔德还揭示出，美国的经济实力尽管在扩张，在世界事务中要求得到承认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以致放弃了自己的民主与和平的传统和承诺。按照自由主义学者看来，“他是塑造我们在最近很多美国历史学著作中看到的反资本主义成见的一股主要力量。事实上，比尔德一直保持着他本人少年时代在印第安那乡村形成的农民对资本主义的偏见。”[33]

与比尔德的立场比较类似的是古斯塔夫·迈厄斯 (Gustav Myers)，他的《美国大富豪史》(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出版于1909年。迈厄斯是个属于伯恩斯坦、饶勒斯和费边社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他期望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但他并不是用辩证法或革命的措辞来谈论这一点。资本主义是罪恶的，必将在大选中被民主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他的主要著作充斥着关于这些在土地、贸易、铁路产业创造了巨额财富的家伙巧取豪夺、财富不断膨胀的法庭记录，作者根本不假考证就直接予以采纳。他们发财的手段主要是侵吞、欺诈、盗窃；他们的财富都是些不义之财；一个剥夺他们的子孙的继承权的社会必将会采取某种还历史以公正的行动。到1934年，随着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1899-1978）出版其《强盗大亨》(The Robber Barons)，影响广泛。这本书几乎全部取材于迈厄斯的著作，他强调的是，(1)美国的大富豪是通过欺诈手段发财致富的；(2)国家的自然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被洗劫一空了；(3)私人所有和财富导致的社会后果是灾难性的——导致了阶级分化，造成农业退居次位，制造了贫民窟。他的影响力就非常广泛了。　　　　　　　　　　　

1907年鲁滨逊出版了与比尔德合著的《近代欧洲的发展》，通过对过去200年历史的回顾，人们应该意识到面临着三个重大问题，那就是现代政府的责任、关于贫穷的战争、自然科学的进步与作用。人们应该讨论这些问题，并尽量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他们认为，由于近代欧洲的贡献，宪法政治已经在许多国家建立了，自由民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还有大量的妇女没有享有公民权，甚至一些男子也因为种种限制而没有公民权，政府应该把权力放给民众，让民众行使权力，而政府在公共事物中，应该大力创办学校，发展教育。鲁滨逊还认为，工业革命的结果，是工人处境的恶化，包括工资的低廉和失业的威胁，特别是贫困化问题日益突出，两大阶级的斗争兴起，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鲁滨逊异常关注这些现实问题，不过他不赞同社会主义，而是主张通过发展教育，开启民智，以解决问题。至于自然科学，作者给予进化论、原子理论、细胞学说和细菌学说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自然科学可以引导人类走向美好与光明，完全可以改写人类的历史。可见，鲁滨逊并非为研究欧洲近代历史而研究它，而是为了认清当前的社会问题，并试图提出解决的方案。

鲁滨逊、比尔德、贝克的历史兴趣，同对历史教育的要求相一致，更紧密地同当代问题结合起来。在美国史学史上一直享有盛誉的史学家，诸如查尔斯·麦克莱恩·安得鲁斯、比尔德、贝克、詹姆斯·海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rry Breasted）、爱德华 A·　钱宁（Edward A. Channing）、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和特纳都介入中学和大学的历史学，与安德鲁C·麦克劳克林（Andrew C. McLaughlin）和赫伯特·亚当斯一道，把历史研究和教学看成民主社会进步的根本。

在鲁滨逊看来，工人了解历史有助于改善自己的地位。“我以为，要解除现存的工业弊病，不得不借助于历史——不过我所说的历史不是普通教科书上的历史，而是过去人类的经验和成就的各个方面，这些足以说明我们的工业生活和它的重要性。……工人可以从历史里了解现在的分工制度是怎样来的（在这种分工中工人是深受其害的），他会知道现在分工制度的巨大意义，会知道何以现在的产品做得如此之快，生产如此之多，卖得如此之贱。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些，当其年长之时就会设法去改良自己和同伴的地位，又不至于减少工业的产量，调整经济效率和工人福利——这本是工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34]

历史教育可以扩大工人的视野。“历史学不仅可以使工人得到一个社会进步和社会未来的观念，并且可以对他提供某些事物的背景，使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环境里把这种知识利用起来，又可以丰富他的想象力。把他们的思想扩大到工厂以外。” [35]

历史教育可以改变工人的人生观。历史教育“可以使他们具有一种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可以使他们成为最好的工人，而且可以使他们对于其工作有个明智的理解，使他们协助清除他们所遭受的那些工业上的流弊。”[36]

接着，鲁滨逊从正面提出了历史教学大纲的制订，“要讨论在工业教育中历史学科的地位，我说过我绝不主张采用那些普通的历史大纲。我主张我们应暂时放弃一般对于历史的庸俗的观念，而将这个问题重新加以研究。我们首先问自己，当我们考虑到工业学校里的青年的需要、能力、兴趣及其职业，究竟他们最迫切需要哪些过去的事实，以便把他们培养成将来在生活和工作中成为一些有知识、有能力而且幸福的人呢？要好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确定学生所处的地位和工业教育所提出的要求。第二，我想提出一些工业学生应该知道、记得的，而且我以为最可以增加他们知识的那些人类过去的事实。我认为这些知识对他们更为有用。”[37] 新的教科书不仅要“大胆地删除了许多沿袭已久但无关紧要的事实，而且企图把书中的记载同现在的需要联系起来。但是我认为还可以再进一步。我们最好的教科书里，仍包括许多不值得青年注意的事实，而忽略了许多最值得叙述的事情。”[38] 新的教科书不仅要“大胆地删除了许多沿袭已久但无关紧要的事实，而且企图把书中的记载同现在的需要联系起来。但是我认为还可以再进一步。我们最好的教科书里，仍包括许多不值得青年注意的事实，而忽略了许多最值得叙述的事情。”

到了２０年代末，鲁滨逊反对为民族主义而研究历史。其中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的史学家，纷纷用历史学为自己的政府辩护，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所谓的“民族主义”，即本民族利益至高无尚。显然，历史学没有让人们变得理智起来；相反是民族感情用事。鲁滨逊不无伤感地说：“从1914年开始，历史学家的旧方法受到了可怕的考验。这些旧方法能经受了这种考验吗？我想我们必须承认非常糟糕。历史学家努力说明过去有助于他们比其同伴更明智吗？几乎没有。在所有国家他们没能克服他们对于其具有部落偏见的祖国的敏感性。他们为旧的争执而欢呼雀跃，剑拔弩张。”于是历史学失去了公正，他认为“自从世界大战以来，主要是进化、种族主义（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的倾向）在作祟，历史学把爱国者脸谱化并表现他们的光辉事迹”[39]。。

海斯表现出强烈的反民族主义倾向，也是对它论述比较系统的学者，他的众多著作中就有《民族主义论丛》（Essays on Nationalism）、《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进程》（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等。海斯在1945年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致辞中曾经批评美国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他说：“在欧洲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特定的民族，有特定的语言和传统，民族主义多少都是民族意识的自然之花。另外一方面在美国，民族主义是受精卵而不是花朵。在这儿它被当成具有形形色色起源——语言的、宗教的和种族的——的居民的最有效的生产手段得以传播和利用，一个属于新的和独一无二的民族的普遍的和丰富的意识。所有这些教导我们反对欧洲和建立独立的思想王国。”[40]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美国大学研讨班对学生进行了特别狭隘的训练。因此，“研究美国边疆的如此多的青年学者，忽视了它的更加广阔的联系和淡化比较研究。甚至我们中间数量日益增长的经济决定论者越来越倾向于在独特的美国事情中寻求证据。显然美国历史学中的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被认为不够迅速和有效。……我们正推动下一代更多知道美国历史——必然对其他历史知道的就少了：正是这一代，我们期望他们继续履行我们所承担的新的多样的国际责任。”[41]在海斯看来，这种思维是非常有害的，“无论如何，无疑大量的美国人包括大量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继续认为 ‘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区别、‘东半球’和‘西半球’脱离、‘欧洲人的欧洲’和‘美洲的美洲’。这些根本上是孤立主义者的话语。我们思维中的这种两分法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些口号，让我们重温无知、回到对本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注或地方性的关注，重谈民族主义的老调。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是反对基本的历史事实的，对我国现在和将来是非常有害的。”[42]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美国大学研讨班对学生进行了特别狭隘的训练。因此，“研究美国边疆的如此多的青年学者，忽视了它的更加广阔的联系和淡化比较研究。甚至我们中间数量日益增长的经济决定论者越来越倾向于在独特的美国事情中寻求证据。显然美国历史学中的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被认为不够迅速和有效。……我们正推动下一代更多知道美国历史——必然对其他历史知道的就少了：正是这一代，我们期望他们继续履行我们所承担的新的多样的国际责任。”在海斯看来，这种思维是非常有害的，“无论如何，无疑大量的美国人包括大量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继续认为 ‘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区别、‘东半球’和‘西半球’脱离、‘欧洲人的欧洲’和‘美洲的美洲’。这些根本上是孤立主义者的话语。我们思维中的这种两分法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些口号，让我们重温无知、回到对本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注或地方性的关注，重谈民族主义的老调。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是反对基本的历史事实的，对我国现在和将来是非常有害的。”）、《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进程》（）等。海斯在1945年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致辞中曾经批评美国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他说：“在欧洲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特定的民族，有特定的语言和传统，民族主义多少都是民族意识的自然之花。另外一方面在美国，民族主义是受精卵而不是花朵。在这儿它被当成具有形形色色起源——语言的、宗教的和种族的——的居民的最有效的生产手段得以传播和利用，一个属于新的和独一无二的民族的普遍的和丰富的意识。所有这些教导我们反对欧洲和建立独立的思想王国。”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美国大学研讨班对学生进行了特别狭隘的训练。因此，“研究美国边疆的如此多的青年学者，忽视了它的更加广阔的联系和淡化比较研究。甚至我们中间数量日益增长的经济决定论者越来越倾向于在独特的美国事情中寻求证据。显然美国历史学中的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被认为不够迅速和有效。……我们正推动下一代更多知道美国历史——必然对其他历史知道的就少了：正是这一代，我们期望他们继续履行我们所承担的新的多样的国际责任。”在海斯看来，这种思维是非常有害的，“无论如何，无疑大量的美国人包括大量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继续认为 ‘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区别、‘东半球’和‘西半球’脱离、‘欧洲人的欧洲’和‘美洲的美洲’。这些根本上是孤立主义者的话语。我们思维中的这种两分法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些口号，让我们重温无知、回到对本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注或地方性的关注，重谈民族主义的老调。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是反对基本的历史事实的，对我国现在和将来是非常有害的。”

以上是对２０世纪前半期美国史学思潮的大致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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