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不同的历史观察视野决定了不同的书写方式与书写内容。
　　史学研究者注意到了政治与史学的关系[i]，但没有讲清楚政治与史学的关系。“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但人们往往从史学应不应该为政治服务的角度出发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未免有些简单化。事实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涉及了史学理论的诸多问题。”我的看法，政治是国家/政府统治意志与统治策略的体现，国家/政府才是该关心的主体，不是政治。政治与史学的关系，不是并立关系。“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预设了政治前提，其研究的对象也是在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因此，史学与政治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ii]与其讲政治与史学的关系，不如讲国家与史学的关系、民间与史学的关系，更为“到位”。显然，政治与史学关系命题的提出，完全是一种国内思维。在学界进入了一个没有支配性模式的状态下，我主张从国家与社会对应的视野来观察传统史学的演变。
　　西方学术界流行的“国家－社会”分析模式是一种从国家与社会在权利的分化－平衡关系的对立角度提出来的知识设问方式。它是基于中国以外的西方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来的问题，同样适合中国研究。它是政治学理论，也常被用于历史学分析。历史学视角“国家与社会”，就是思考不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发展状况。而从国家与社会对应关系来思考国家与社会各自的发展历程及互动状况，显然是一种“更具有空间式的、力量对应的、横向关系结构的视角”，可以改变我们传统的视角和提问方法，“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有助于准确说明中国的变化”[iii]。
　　从国家与社会来看，根据记录内容的不同，历史书写可以区分为“国家书写”与“民间书写”两种。“历史书写”（historeography或history　writing）是西方学术界创造的一个概念，可以引进到史学史研究中来。按照历史书写的观点，一部史学史，实际就是一部历史书写史。所谓历史书写，就是将历史事件叙事化。历史书写可以涵盖历史记录与历史编纂的意义，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学术术语。史学书写主体是谁？这是一个大问题。人类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中有许多人，历史书写主体选择那些要来写，这可以看出史观的不同。书写主体的变迁，可以看出史学演变的方向。从国家与社会来看，根据记录内容的不同，历史书写可以区分为“国家书写”与“民间书写”两种。历史书写是记录国家政府内容抑记录民间社会内容，这是区分两种视野的关键。中国史学史上的书写，从内容上来说，实际上经历了由国家书写向民间书写转移的过程。史学史的发展轨迹，必须写出国家书写的由来与发展。由国家书写与民间书写的消长，可以看出史学史的变迁。抓住这条主线，或许可以写出一部新式的史学史。国家与社会视角，确实可以大开眼界，让史学史书写模式走出新道来。重新思考国家书写的演变，民间书写的演变，是为了认清未来史学史研究的方向，更好地做好史学史研究，这也是反思史学史的动机所在。

一、国家视野与国家历史书写

　　要回答国家视野、国家史学是什么，先得从国家理论谈起。国家到底是什么？国家书写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最早的记录是国家记录、国家史学？显然，老一代史学史专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国家到底是什么？国家实际是一种在相对固定的地域环境中维持各种社会集团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的基本要素是四项，即土地、人民、主权、政府。土地就是地理空间，是政府权力可以到达的势力范围。国家主要是政治家的势力范围，同是也是统治阶级允许的被统治者空间活动范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侵犯，就是对政治势力范围的侵犯。侵犯势力范围，就是侵犯统治者的权力尊严，自然也是要受到严厉打击的。统治者一般反对空间的合并，那样，自己就会丧失某个空间的权力与政治尊严。所以，反对合并的人，首先是最高统治阶层。至于被统治者，其实都是一样的。更多的时候，合并有利于人民，活动空间更大了。政治家掌握权力，往往以代表全民利益出现。这种代表，不是人们委托的，而是居高临下式、家长管理式自任的。这里有一个国家利益、政党利益与人民利益，三者谁为高问题。
　　国家视野是指以政府为中心，“自上而下”观察历史。
　　国家历史书写是将政治领袖和统治集团参与的公共事件或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变革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的一种历史编纂立场。简单地说，是以国家政治利益为中心立场的历史书写。
　　这里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历史书写有否可能脱离国家利益？我的看法，只要存在民族国家，就不可能逃脱国家立场的限制，历史学不可能不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史学在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塑造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不仅是过去事件的单纯积累和纪录，记忆亦非个人和群体经历的简单囤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死人的历史要由现实中活着的人去诠释；而活人眼睛里的死历史，是受活人的视角、方法论、经济利益、政治信仰制约的。同一历史人物、同一历史事件，出之于不同观察者，在研究中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历史和记忆都是文化政治的场域，不同的历史书写、传递和解读方式，可以塑造出不同的历史认同。不同的集体记忆塑造出不同的国家认同形成。历史学家就是巧手裁缝，他们通过对史料的裁剪，甚至是像文学家一样虚构故事，来建构所谓的“民族国家的成长史”。然后通过教育来散布这些历史，以获得人民对民族的认同，进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史学只是政治权力（power）的工具而已[iv] 。所以，历史学想要完全摆脱政治的束缚只能是史学家们的一厢情愿。
　　国家为什么重视历史书写？何以国家历史书写优先得到发展？这是由历史学所特有的功能所决定的。历史学可以塑造一个民族的历史形象，影响一个国家的国民意识。对国家历史的认识是国家的凝聚力所在，国家不可能不引导人民去认识历史。在政府权力控制社会场景下书写往事，就是利用回忆来获得对国家历史的阐释权。由于政治家掌握公权力，所以，就十分注意培养国家意识。要求全体国民都具有国家民族意识，就是目标所在。建构国家历史，也就是为了建构势力范围。国家为了使自己对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和物的统治权有正当性便起用了历史学家。史学家们只需要想方法证明国家的现在是其过去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的结果，而其将来也必定按照这一规律发展下去。在威权国家里，历史由国家权力所控制。百姓长时间被限制于一定的空间，长期受教化，就会认同统治者提倡的思想。作为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书写，有一定的国家意识性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超越理性的，“它不一定真实，也不必要求它一定是真理”。它更多表现为“一种政治信仰”，“不接受追究，不接受质询”，只“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承认它，接受它”。这是一种建构的历史形象。必须对全民族进行爱国意识和国家利益意识为本的历史教化，以重构中国历史及政治意识形态。[v]
　　为什么最早的记录是国家记录？从历史的考察来看，历史记忆的受人重视，首先是国家（政府）。从有关情况来看，部落及国家的实际需要，是记事产生的直接动力。需要符号记事尤其是其最高发展阶段――文字记事的人，不是普通的平民，而是民族最高首领。部落及政府要处理很多事务，要记忆许多资料与事实，于是设立专门的记录官，即史官。国家记录是人类最早的记录。文字、历法、史官、记事，这些东西，都是国家催生的，它们是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以前讲中国史学史的起源，总是从史官开始，接着讲文字，讲历法。这些说法都不错，但忽视了一个主体，即国家的存在。国家的出现是最为核心的背景，其它的文字、历法、史官、记事，都是由国家需要派生的。国家的产生，使历史记录进入有意识记录阶段。
　　所谓国家历史书写，就是以国家为主要对象的历史书写。国家书写的单位是国家、民族,体现出的历史观、价值观是以政府集团为本位的。任何一个时代，史学摆脱不了这种意识形态要求。历史书写中存在意识形态。历史叙事就是解释，而解释包含着想象和虚构。用意识形态的立场进行解释，势必引进一种强势的立场。历史话语权掌握于政府手中。记忆的传统保存方式（如历史书、刊物杂志、教科书、国家节日、博物馆）均遭政府权力所操纵。历史永远是一种叙事，是一种权威者立场的叙事，全部的历史仅仅是“胜利者的清单”，是一种政治史。鲁宾逊说：“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出的一种历史。”[vi]
　　为什么传统中国史学表现出国家史学特征？这是由中国大国的早熟性所决定的。三千多年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一直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国家书写的表面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所以，容易受到大家的支持。
　　传统史学史的国家书写色彩过浓，传统中国史学在本质是一种国家史学。这个结论，表现为几个方面：
　　（1）记录与编纂是一种国家行为。
　　（2）记录者不管是史官或民间准史官，多主动站在国家立场上。
　　（3）观察历史的角度自然也多是国家视野。
　　（4）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
　　（5）把政治层面的因素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
　　（6）政治原则上的标准化，在史书编纂上也有体现，这就是中国的正史存在的理由。官方以外的都被称作野史，没有正统的地位，往往散佚失传，不为后世所见[vii]。
　　（7）传统史学长期承担着贯彻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常常担当着为历代王朝政权的合法性提供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viii]。中国的传统史学在实际上就代替了部分政治宗教的功能。史学的人文精神，传播的道德准则和人生哲理，以真实的人生历程为楷模，起着比宗教教理更能深入人心的作用。”
　　（8）内容是反映国家历史的。国家活动－国家记录－国家史学。国史，就是国家历史。记事以记录国家大事为主，只有与国家政府相关的事才有资格记录，其余之事没有资格上国史。历史是专门性国史的记录。“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而，早期的国家记录，以战争与祭祀为主。历来的史官、史家都是写皇家的历史、公侯将相的历史。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官修正史基本是帝王将相和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是一部“政治史”。一部历史，就是政府历史，国家历史。所谓人物，不管男女，都是杰出精英人物。写精英，是因为社会为精英所控制。在这个“国家强势，社会弱势”的年代里，史家自然只能选择精英来写。在大历史书写中，看不出大众的形象。讲农民就是农民战争史，讲妇女就是妇女运动史，讲工人就是工人运动史。除了运动，似乎就无法写历史了，这就是传统国家书写、精英书写的不足。这样的记录除了能够做一个精确的编年史和为政治家提供借鉴外，留给我们的其它信息实在太少，以至于我们很难搞清楚各朝代人口的数量和具体的生活状况，如人们的衣食住行、卫生、娱乐、交往、礼仪等等详细的情况，我们实在已很难了解，即使下一番辛苦的考证功夫，也未必能搞得清楚。[ix]当然，政府控制的是历史认识，不可能控制历史事实。
　　（9）国家书写，不仅史官来做，民间大夫也会来做。官修与私修，仅是书写者政治地位的不同，而不是书写内容的不同。在这个国家书写独占时代，没有民间历史的地位。由于政府在国家书写上的优势，不是民间的长处。民间写国史，往往是道听途说的，这就是口述历史记录在中世纪受到排挤的原因所在。
　　（10）国家记忆有时与社会记忆重合，有时则不但不重合，而且还相互冲突，这是因为这二者的内容和使用的象征并不相同。正如甘卜勒斯所指出的那样，国家要记忆的主要是有助于它的政权合理性的事件，如胜利战役，光荣纪念日，英雄或领袖，或者惨遭失败的叛徒和敌人。社会成员记忆的则是非自然原因的集体苦难、灾祸和死亡，引起过集体震撼的动荡和暴行。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是它独一无二的集体生存经验和身分意识的重要部分。社会记忆的往往是群体所恐惧在未来会发生的往事。[x]

二、民间视野与民间历史书写

　　传统中国是一个“包容式的家国同构的国家”。所谓“包容式的家国同构的国家”，从上面的角度来看，国家是最大的空间，地方与家族，依次递减，是较小的空间。地方与家族被包容在国家之内，国家与家族同构。从下面来看，家族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由家而地方，由地方而国家，是一个不断放大的同心圈。借用费孝通的话说，是一种“差序格局”，即以个人为中心层层外推到家庭、近邻、社区和国家。“这不是权利划分的界限，相反，这些格局要求模糊界限，将小融入到大中，让后者包含、拥有前者，在每一个层级中通行的原则都是更大层级的反映。”因此，中国人讨论秩序“通常的出发点就不是对应式（平衡相对关系），而是排列式（上下包含关系）。”[xi] 由于国家可以涵盖社会，个人是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传统史学的本质即是一项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学问，历史不过是政治史（政府的政治意识与政治活动史）的代名词，这种历史视角是“自上而下”的，它只注重宏大的历史叙事，注重对重大事件和精英人物的研究，忽视了更为广泛的民间社会和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
所谓民间视野，也被称为以“常民”的观点解读历史，就是以人民的本位来看历史发展。
　　于是，一种新的历史学观念也就应运而生，这就是社会史的产生。显然，社会史提供了一种新的从下层社会观察历史的视角，即“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xii]。这是一种民间视野，就是由下而上（from bottom up）、由民间而国家的观察历史的视野。它主张从普通人的经验和角度看历史，可以说是史学功能的社会化。以民间视野书写的历史，就是民间史学，“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就是“草根史学”（grass roots history）。反对精英垄断的政治历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民间书写本质上是一种不受国家记忆或遗忘任意控制或操纵的社会记忆、集体记忆[xiii]。
　　中国人一开始搞不清社会及社会史是什么概念，以为是一个研究领域，就是风俗习惯，甚至有的人以为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如果放在国家与社会对应的横向空间角度来看思考，答案就比较明确了。社会史是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可以重新解释过去那些有定论的东西。有必要将以往忽略的基层社会的历史、普通民众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民间文化史掸去灰尘，重新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应该意识到，普通民众没有掌握记录历史的权利，没有被赋予发出声音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生活在历史中，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记忆。应该将这部分内容也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xiv]历史研究是一样的道理，“民间”并不是历史学研究的终点，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站，是走向整体历史或总体史学的必由之路。也只有这个时候，历史书写才是完整的历史书写。
　　从国家与社会对应角度来看，在农耕时代，民间的力量非常之弱，民间之事往往不受人重视。在一个国家强权时代，政府的是否存在，是否记录，影响全局。至于个人，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不会影响全局。平民无权，没有自己的管道，也无意识做这种事。百姓的声音，不会形诸文字，不会被保存下来。到了工商社会，社会（民间）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社会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有时可以超过政府。由于人民大众的要求越来越影响着社会前进的方向，于是就提出了书写人民大众历史的要求。这个时候，国家（政府）显然无法再一手遮天，国家掌控松动，单一价值崩解。这个时候，民间的书写才受人重视。随着政治的开明化、教育的普及化，书写技术的普及化，人人就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了。过去之所以只有显贵的历史，部份原因是普通百姓无力自印书籍。但当代的技术发展，令一般人都有机会参与书写历史。印刷术的普及，还有摄影、录像、互联网，提供了许多方法让人们塑造历史（不止是保留、记录，而是塑造）。近年越来越普遍的个人回忆出版、口述历史计划，以至个人网站、数码录像／摄影等等，都可以是历史材料，补充官方文献与新闻媒体的记录。
　　与民间史学接近的一个概念是大众史学。大众史学（public history）是一个与精英史学（elite history）相对应的术语。它以培养大批量的大众史家（publichistorian）为己任，“大众史的撰述――人人可以写的历史”，这就是大众史学口号。人人有权都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近年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等国大力提倡的大众史，是将历史知识普及化、公众化与多元化，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导引社区公众人人书写历史。让精英史学与大众史学的研究相辅相成，以提升历史知识的深度与广度。了解大众史学的意涵，并且大胆的提笔，为个人、家族到社区、职场等写历史，让自己的生命旅程留下永恒的纪录，也为乡土的历史传承保存可贵的史料。大众史学一方面以同情了解的心态，肯定每个人的历史表述；另一方面也鼓励人人书写历史，并且书写大众的历史。历史研究不仅是史学家的专业，同时也是大众‘业余’可以从事的事业。因此，提倡大众史学观，开辟一条大众都可以参与的史学研究之路，让大众明了自己走过来的历史真相，让大众真正有知情权，非但不是一句空话，而且是实际的行动。从我写起，从我家族写起，从身边写起，由近及远，由小历史到大历史。这就是大众史学、口述史学的要旨。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学习的历史，都是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他者的历史，精英的历史。
　　大众史学的基本方法是口述史学(Oral History)。口头历史的探询是在民间寻找历史，是对先前精英史学的一种补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历史则向民众敞开了大门。历史书写只有史家或史官？平民可不可以书写历史？以前，总以为历史是由他人书写的。口述史学的发展，使人明白，人人都是自己历史的书写者，人人可以书写出自己记忆中的社会历史。
民间史学的出现，不是说国家史学就消失了。而是说，历史书写从集中于国族历史和政治军事史演变为多元多样的历史编纂和诠释，包括庶民日常生活、地方文史、特殊群体（女性、劳工）的历史。

三、由《雒闽源流录》、《明儒学案》看传统史学的国家与民间分野

　　讲到传统中国史学的民间书写，必须是真正的民众书写。古代中国有些表面上是社会、民间书写，实际上仍是国家书写、政治书写。方志、家谱以地方、家族为记录单位，这是有意义的，不足的是，书写内容上仍以政治史为核心内容，仅是细化而已。有否有资格上方志与家谱，取决于人员的社会荣誉。只有官员、知识分子、部分符合忠孝节义标准为国家所表彰的人员，才能入方志与家谱。这种标准，仍然来自上层思维。一般县志与乡镇市志皆由专家学者执笔，但往往太过形式化，不宜大众阅读，丧失激发民众乡土情谊的美意。
　　大众书写的发展状况，取决于民众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突出程度，取决于历史书写价值观念的解决，否则就不会有大众书写的存在与发展。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新史学”，要求写“民史”，反对只写“君史”。此时，中国才有“民史”（民间史学）概念。在从理论上对史学应当以民众为记述重心进行阐述的同时，不少新史家将其付诸于写史实践，一批“民史”性质的译著和专著如《英民史略》、《菲律宾民党起义记》、《黑奴传》、《檀香山华人受虐记》、《中国民族外竞史》、《中国民食史》等由此而刊印流传。
　　目前来看，传统史学中的民间书写因子，可从下面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1、记录民间内容，必须从野史笔记入手考察。《明代野史的发展与特点》这个题目不错，但没有做好。视角没有选择好，也没有处理好。这应该是一个民间史学选题。应该是从笔记内容比重上来分析，判断是国家内容多还是民间内容多？真正的大众书写，是近代、当代才有的事。
　　2、官修国史动力的弱化。明朝时，出现官修弱化现象。
　　3、私修国史中地方内容比重的加强。明朝几部私修国史，虽然仍以政府内容为主，但也多了地方内容，这是一大进步。
　　4、学术史编纂的出现。学术的发展，也使史学有了一定的相对独立空间，出现了民间视角，这在学术史编纂上尤为明显。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史学有了一定的相对独立空间，出现了民间视角，这在学术史编纂上尤为明显。同样书写明代儒学史的张夏《雒闽源流录》与黄宗羲《明儒学案》视野之不同，正反映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两书进行比较，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张夏与黄宗羲生活时代相同，都是明朝的遗民，且都在江南。张夏著有《雒闽源流录》。张夏，字秋绍，号菰川，无锡县人。张夏具体的生卒年不详，大体说来生于明万历后期，卒于康熙中期，生活时代大体与黄宗羲相近。所不同的是，学术出身不同。张夏出身无锡东林书院，黄宗羲出身绍兴证人书院。东林书院派偏重程朱理学，证人学派偏重阳明王学，虽然都有所修正。张夏少游马世奇之门，“夏生也晚，事先生日浅，然淡宁居之面教，及佩潜公之交许，至亲切矣，虽垂老，何日忘之。”[xv]考无锡人马世奇（？～1646）是崇祯进士，明亡时不屈而卒。马世奇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出身东林，但并不依傍东林，“立朝居乡，并号孤立”。张夏认为马世奇“既忠且孝，洵百世之师也”[xvi]。由于晚明时代科举竞争激烈，张夏仅获诸生。他是东林书院派弟子，“隐居抱道，嗣席东林，得先正顾、高诸君子之传，所以有此。”[xvii]张夏“学有本原，接武东林，久以明道为己任，搜辑虽详，而必归之一，辨论甚简，而已极其精。论学以践履为验，故名节、政治与议论俱存。论人以笃实为根，故高旷圆通，与虚寂并黜，诚可为先儒之集成，后学之宗主矣。”[xviii]张夏“性强记，多识邑中旧闻轶事。故家谱牒，了如指掌”。后人称：“讲学东林者，以夏为大师。”[xix]作为一个学者，张夏于五经中之《易》、《书》、《诗》、《春秋》四经，皆有解义，今不传。他的作品，除《雒闽源流录》外，尚有《孝经》《衍义补》。汤斌是当时程朱大儒，有《洛学编》。以故，康熙前期，他巡抚江南时，对张夏十分器重。张夏“年八十余，以遗民终”[xx]。
　　张夏《雒闽源流录》与黄宗羲《明儒学案》成书刊刻时间非常接近。《雒闽源流录》约始于康熙十一年（1672）春，康熙二十年（1681）冬成稿。前后费时十年，刊刻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地点是京江馆次（南京）。参考过无锡高汇旃《三楚文献录》、休宁汪启我《明儒通考目录》4卷。《补编》二卷，刊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参考熊赐履《学统》、孙承泽《益智录》、何乔远《闽书》等。《明儒学案》的编纂，约始于康熙十二年（1673），成书于康熙十五年后，部分刊刻于康熙十五年至二十年（1676－1681）间，完整刊刻于康熙三十年（1691）。于此可知，两书基本是同时进行的，《雒闽源流录》略早一点，《明儒学案》成书早一点，出版又以《雒闽源流录》略早一点。从有关情况来看，两人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两书体例不同。在宋明时期，有朱子《伊洛渊源录》，谢铎有《伊洛渊源续录》，宋端仪与薛应旂《考亭渊源录》，冯从吾《元儒考略》。《雒闽源流录》体例介于《伊洛渊源录》与《伊洛渊源录》之间，《雒闽源流录》用的是传记体，“每人立传，间附遗事语”。“论学自当躬行为主，……今此录总以出处去就，死生义利、人伦大节为断，及详考今昔，宇内公评始入之。”[xxi]“传末附载今昔名家评论，以资发明。”张夏《雒闽源流录》是一部仿冯从吾《元儒考略》而作的“明儒考略”。学生也称为“故明诸儒学案”，“是录实继《伊洛渊源录》而作”[xxii]。“私纂故明一代诸儒学行梗概，溯统程朱，故题曰《雒闽源流录》，盖为程朱后人作也。”[xxiii]《明儒学案》用的是“传记＋宗旨”的学案体。
　　黄宗羲编纂的《明儒学案》、张夏的《雒闽源流录》，都是讲明代儒学史作品，但两书风格完全不同。前者以民间的心学为主线，以官方哲学理学为副线。后者则相反，以程朱理学为主线，以心学为副线。分析一下两书的结构安排，十分有意思。康熙时代，程朱理学得到加强，这是《雒闽源流录》产生的背景。康熙前期，政府重视文教事业，书院的复兴，是当时一个显例。“大启斯文，阐明道揆，申饬学宫，诵法朱注，特录二程后人，世官翰林”[xxiv]。在这个过程中，东林书院得以重建，证人书院得以重开。表面上出现了一个崇朱抑王思潮，不过，“上之彝训虽明在是，而下之率由，恐不尽然”。出身东林书院的张夏，“惄然忧之，于是，网罗一代，研讨十年，著成《雒闽源流录》十七卷，其书上稽洪建，下迄启祯，别派分门，不差毫发，将以扶王道，正人伦，翼圣真，解愚惑，用意良至正，诚今日不可少之书也。”[xxv]
　　张夏有明确的学术宗派思想，突出程朱，贬抑王学，是其特点。张夏的观点是：“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学程朱之真儒。”[xxvi]“大抵宋儒之道多阻抑于小人，害尚浅，故其名先晦后显；明儒之道，先掩蚀于新学，害尤深，故其实虽存若亡。学者居今日而尚论前人，或闻其名未睹其实，或习其言而未考其行。苟无记录，何以详验本末始终而知其为足以砥衰还盛也乎？况邪慝流殃，设吾党不早论定，得无有紊乱先型以迷惑后生者乎？此雒闽源流一录，夏之所以不得己而作也。”[xxvii]“此非吾之私言也，一代真儒学程朱以学孔孟之公言也。”
　　《雒闽源流录》分为正宗、羽翼、儒林“三品”，最上正宗称先生，其余称字[xxviii]。此书将部分程朱儒学设为正宗、羽翼，而将陈、王心学，列为儒林。据记载，卷一至卷十七，正宗16人，羽翼47人，儒林287人，共352传，360人。复补遗二卷，58人。全书共19卷，400余传，420余人。非常有意思的是，陈、王心学，仅3卷，殿于最后。此书卷一至卷十三，共13卷，清一色的程朱理学家。陈、王心学，只有卷十四至卷十七，共4卷。与程朱理学相比，篇幅不足三分之一。如果再加上补遗2卷，也是程朱理学的，则仅五分之一。从朱、王内容比例来看，严重失衡。“以雒闽为宗主，而标儒宗以示准的，次时代以镜盛衰，分支派以定正闰，俾后学一览廓然。”[xxix]“陈学近正，不防宽收；王学泛滥，已极谨择。而书之尚嫌其合少离多，从别论可也。”[xxx]
　　《明儒学案》则是对清代官方程朱思潮的对抗，反映出坚持心学不承认程朱、坚持民间学术反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倾向。从时间来看，程朱理学应该放在前面，心学放在后面，但《明儒学案》没有这样做。《明儒学案》62卷，分17个学案，纵贯有明一代理学源流，叙述明代讲学诸儒流派分合得失。卷首《师说》辑录其业师刘宗周对明代理学的论述，为全书宗旨。以下列以吴与弼为首的《崇仁学案》、以陈献章为首的《白沙学案》、以薛瑄为首的《河东学案》、以王恕为首的《三原学案》四个“学案”，共9卷，此为王学之先导，一代学术之源流。继之以《姚江学案》1卷，述王学创始人王阳明学术源流，以彰显“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再续以“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闽粤”等王门学案20卷，以见王学之传授与发扬。接下来列“止修”、“泰州”、“甘泉”三学案12卷，因其源于王学，但又有不同，所以另立。这三个学案之后，接以《诸儒学案》上、中、下，共15卷，上起方孝孺、罗钦顺，下迄李中、孙奇逢，皆属各派之外学者，正如黄宗羲所言：“或无所师，得之于遗经者；或朋友夹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当时有所兴起，而后之学者无传者，俱列于此。”末列以高攀龙、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学案》4卷，以见东林诸君子“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之忠烈节义；终之以专述刘宗周的《蕺山学案》1卷，为明代理学之总结。整部学案以王学为中心进行编排，共载204学人，分源别派，脉络有序。黄宗羲《明儒学案》突出王学，如果将陈、王及后学加起来，共有42卷，程朱之儒包括东林，仅19卷，占三分之一多。
　　现在看来，两部书都是学术系谱之作，不完全是历史作品。《雒闽源流录》反映出作者的国家书写立场，从国家利益来看，程朱则必须放在首位，程朱是国家统治思想。《明儒学案》反映出作者的民间立场，希望突出民间学术。
　　比较起《明儒学案》，《雒闽源流录》的历史色彩稍强一些。此书完全按时代排列，讲述程朱学术史，只是将王学单独列后而已。作者有一定的历史观念，不计学者声名大小，只论明代儒学史上的贡献。“其次序一遵时伐，而学脉附辨其中焉。”[xxxi]“太祖定鼎于南，而南学最盛，一时正儒，非溯闽宗，即扬婺派，尚矣。”[xxxii]按照这种观念，钱唐、许存仁、叶仪、范祖干、唐怀德、胡翰，这五位浙东朱学学者，名声并大，许多明代儒学史都未提到，但张夏却作为明代儒学史的开首。接下来是陶安、陈遇、朱升、汪克宽、赵汸、汪仲鲁，然后才是宋濂、曾鲁、孙大雅、王祎。明朝以理学立国，饮水思源，张夏首先录洪武、建文两朝儒者四十余人，“虽隐见不同，大抵生本元余，远续宋派，为明祖作养而出者也”[xxxiii]。
成祖迁都北京，“北学递兴”。“似地灵，亦应时而转者。”“嗣是，百年间而其徒与东南之英为倡和，何其纯粹中和无少瑕乎！”[xxxiv]张夏的观点，“明儒学脉，初盛之守正，太祖实首其功。中叶之趋邪，文皇当任其过”。
　　明中叶程朱学者的共同特点是“述而不作”。原因是“前不敢加古人，不忍滋惑于来学也”。这个时期，“有明一代，道化风驰，人材林立，又阳极阴生之会也”。陈白沙以后，风气有所变化，开始著书立说。“在白沙，己有糟粕经籍，蔑弃典章之意。顾犹初开蚁穴，未决鲸波。既而阳明氏作（白沙生宣德戊申，阳明生成化壬辰，后陈生四十年），沸之扬之，辄敢肆诋宋庑，目程朱为异端，抑且轻量孔门，祧曾为支庶，而悍然躬任孔孟嫡宗。其生平文章气节事功，固有可耸动一世也者。愚俗贵耳贱目，贤智厌常喜新，于是靡然从之。”不过，在阳明心学横行之时，也有人不为所动，“有与白沙为友者，有与阳明为友者，有后先起于陈王间而与其徒为友者”。“观我之所以攻，即彼之守有坚皆瑕矣。观我之以决，即彼之波去逆从顺矣。是诚两家对治之药，而吾党今日得籍以为照夜烛、指迷车者。” [xxxv]
　　张夏对心学的兴起，是持否定态度的。陈、王开心学之后，“新学祸人，得诸君子力匡于前，而其徒之贤者，亦知磨偏去障于后，宜若可以无患。然浸淫四五十年，而迄跻庑席，割爼豆。其党至创为新建世家以张之，欲抗孔子以赤帜于天下，簧鼓乎后世。堤防一决，狂澜莫回。”[xxxvi] 原因何在？张夏作了一些探索。他的结论，与嘉靖初年的议大礼有关。他称“议大礼”事件为“小靖难”，附和大臣为“道衍再生”。所以，他录明儒，一律不收附和诸大臣。
　　“嘉隆以来，伪徒周流，异言塞耳。……不惟君子忧之，不得己欲起而遏其横流；即新学中之贤者，亦深恐若辈累其师传，亟思有以救其失。”张夏的观点，“以新学之贤者救之，何若程朱之嫡传救之哉”！从这个角度，他对东林派的出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东林片席挽杂还醇、塞源拔本”，　　　　　　其功不亚于南宋的竹林精舍。“厥后，两都告变，仗节死义之士，多出东林门墙，益信顾、高先生培养兴起之功不可泯矣。”[xxxvii]
最后，是叙述陈、王两家心学。张夏仿朱子《伊洛渊源录》以程朱为主、间及邵雍例，收录陈白沙、王阳明心学。“陈、王二家之学，端相引也，然溯陈之本初，固与王殊科。陈虽尚静悟，喜简佚，而极守规矩，厉廉隅，孳孳矻矻，以躬行心得为务，从未敢肆一言，诋贤侮圣。降至王而决裂太甚，前敛后放，亦判然矣。惟中间变为王、湛，……虽挟持非一，而欲尽扫宋儒，直接羲孔之意见，则不谋而同。”[xxxviii]故第十四卷，专门述陈、湛的江门之学。“嗟乎！若斯人者，本原则洁，品地则高，学术则偏。使得圣人则裁之，磨明洗翳，绝似求真，其所就岂止而已哉？”[xxxix]
张夏推崇高氏之言，“姚江之学，兴濂洛之脉”。卷十五至十七，“录王学，皆近正与得正也。”“嗟乎！以夏之固陋，敢于阳明存其真，而削其讹。于其徒，则不嫌引进十之二三者，非谓新学可从也，所以明旧学之不绝于斯人，而匡正者之功不可泯没而已矣。”可见，讲王学，是为了从反面来说明正学。“世之君子，党同伐异，知邪正不并立，不知玉石可相攻。知毫差不容混，不知片善不容弃。必疑吾言为调停，为宽假，而滋蔓而引寇矣，是泥高子之言而反失其心也。大道为公，其谓之何！”[xl]这是从学术层面来作的回答，有一定的辩证思维思想。可见，张夏讲程朱之学，间及王学，不是为了完整地展现王学的存在，而是为了说明王学之中，也有可取之处。这也从侧面反映，张夏《雒闽源流录》并不是一部不分学派的纯客观历史作品。
“此外，法当严绝者，则有二种，一曰侮圣，一曰讳禅。侮圣者，著《道统正宗》，而始伏羲，终姚。著《圣学宗传》，而始伏羲，终江，中间杂以荀况杨雄，敢立异帜，非圣无王，罪不容诛矣。讳禅者，谓阳明原辟佛氏，学之者过焉，而禅不罪教者，而罪学者，又彼法中所谓改头换面、诃佛骂祖者也。此其据弥巧而坚矣。其余口头良知，固无足问。欲正侮圣之罪，前有寄窝之《源编》、《汇编》，后有柏乡之《知统录》、《翼统》，及艮之《传道编》。欲破讳禅之疾，前有整庵《困知记》，支湖《异学辨》，清澜《学蔀通辨》，泾阳《证性编》，高子《阳明说辨》，后有祁阳之《辨道录》，孝感之《闲道录》，及月岩之《臆断》，雨若之《正王》。诸书具在，有志正学者，盍取衷焉！”[xli]从这段话反映出，明末清初，程朱与陆王之间，斗争相当激烈。
　　补遗2卷，反映出书写对象选择的难度。《雒闽源流录》出版后，有的人反对续补，“以是录人虽未备，而绪论己具。欲搜尽群儒，势固有所难能也”。张夏则说，“余见闻之所及，何忍轻弃？且其言其行，有关吾道，可无表章乎？”也有的人对张夏收录标准宽狭有不同看法，有谓录中某某当亟删者，“盖欲尊一代文献之传，则宁严无泛也”。张夏的看法，“善善宜从长。既概居儒林之列，其等自辨，何为是纷更者乎？”有谓录中某某当亟增者，“善均从众，未可独执独见而抗众论也”。最后，张夏还是接受意见，“集取向所己见而姑阙，与向所未见而迟至者，选录共得五十八人，题曰补编，分为二卷”[xlii]。写一部明代正宗儒学史，见仁见智，要想全部满意，是一个不现实的要求。
《明儒学案》则是从吴与弼开始讲的，而将程朱之学人置于后面。这就有点非历史之感。两者一正一反，正可补足，能让我们全面了解明代儒学发展全貌。从纯客观的历史来看，必须两书结合。

结 论

　　1、文化权力、历史视野与历史书写、历史认同。不同的现实权力，决定了不同的视野。从权力来看，可以分为国家视野与民间视野。相应地，历史书写也分为国家历史书写与民间历史书写。不同的书写，反映出不同的认同。前者多为国家、国族认同，后者则是个体认同。人在国家历史中的位置，是由谁他在国家历史中的作用决定的。这里有政治文化霸权因素的存在，也有国家群体大于其它群体之考量。现实社会中民间力量的壮大，使写民史成为可能。　国家民族的凝聚力，是建立在公民自觉的、由下而上的团结基础上的，有别于传统被动、由上而下的的团结。除了国史，应允许民史的存在。这是未来新史学的努力方向，是未来史学资源的增长点所在。
　　2、历史的书写与认同：以明代儒学史的书写为中心。不同时代不同人的明代儒学史书写考察。一部书，就是一个平台，一个平台，只能放一部分人。至于放哪些人，则是由不同的视野决定的。不同的历史观察视野决定了不同的书写方式与书写内容。从程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存在事实来看，明代的儒学史应突出程朱的历史。但明代民间学术陈王心学的存在事实，却使学人下决心编纂出一部反映民间学术为主体的明代儒学史。这虽然是微弱的声音，却是坚定的新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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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宁波大学基金项目《史学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之一部分，2005年上半年曾在台湾的东吴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交流过。
[i]如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王记录《北朝史学与北朝政治》（《烟台师院学报》1997年1期）。
[ii]陈茂华《史学与政治：—美国“共识”史学初探》，《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iii]张静《国家与社会：多学科探讨的可能性》，见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研究暨评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iv]杜赞奇《历史为何是反理论的》，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v]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何新史学论著选集》，时事出版社2003年。
[vi] 鲁宾逊《新史学》中译本，第33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vii]刘太强：《论中国传统史着编纂的政治原则》，《历史学》1996年4期；刘畅《述而不作：从官方职能到学术》，《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1期。
[viii]许纪霖《史学如何走向公共知识》，《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2003年第6期。
[ix]仲伟民《社会史取向：新时期历史学研究的一把金钥匙——历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勃兴》，《中华读书报》。
[x]徐贲《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xi]张静《国家与社会：多学科探讨的可能性》，见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研究暨评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xii]赵世瑜《“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与整合的历史观》，《光明日报》，2002年10月12日。
[xiii]豪布华希的《论集体记忆》和肯奈顿的《社会是如何记忆的》。
[xiv]吴娟《寻找民间的记忆——赵世瑜谈历史研究的视角转换》，《文汇报》电子版，2002年9月21日。
[xv] 张夏《雒闽源流录》卷十三《马世奇》附录。
[xvi]张夏《雒闽源流录》卷十三《马世奇》附录。
[xvii]黄昌衢《校刻雒闽源流录题后》。
[xviii] 彭珑《雒闽源流录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xix]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1《张夏传》。
[xx]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1《张夏传》。
[xxi]张夏《雒闽源流录·凡例》。
[xxii]黄昌衢《校刻雒闽源流录题后》。
[xxiii]张夏《雒闽源流录·凡例》。
[xxiv]黄声谐《雒闽源流录序》。
[xxv]黄声谐《雒闽源流录序》。
[xxvi]张夏《雒闽源流录自序》。
[xxvii]张夏《雒闽源流录自序》。
[xxviii]张夏《雒闽源流录·凡例》。
[xxix]黄昌衢《校刻雒闽源流录题后》。
[xxx]张夏《雒闽源流录·凡例》。
[xxxi]张夏《雒闽源流录》卷十八，小序。
[xxxii]张夏《雒闽源流录》卷三，小序。
[xxxiii]张夏《雒闽源流录》卷一，小序。
[xxxiv]张夏《雒闽源流录》卷三，小序。
[xxxv]张夏《雒闽源流录》卷五，小序。
[xxxvi]张夏《雒闽源流录》卷八，小序。
[xxxvii]张夏《雒闽源流录》卷十一，小序。
[xxxviii]张夏《雒闽源流录》卷十四，小序。
[xxxix]张夏《雒闽源流录》卷十四，小序。
[xl]张夏《雒闽源流录》卷十五，小序。
[xli]张夏《雒闽源流录》卷十七。
[xlii]张夏《雒闽源流录》卷十八，小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