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是对中国早期史学（远古至西汉初期）演变历程及原因的一个框架性理论思考。从史学发生学角度，考察中国历史记忆与历史回忆的发生与发展，是本文的基本着眼点。历史记忆与回忆有口头表述与书面记录两种。由口头表述到书面记录，就是历史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本文的新意有三：第一，人类的历史记录方式经历了“口传－记事－叙事”三大历程。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记录的第一个时期，只有口传；进入第二个时期，出现口传与记事并存；到了第三个时期，则是口传、记事、叙事三足鼎立。由记事到叙事，是一个由官方记录而民间编纂、由简而繁的过程，反映了人类记忆与回忆方式的渐进发展历程。第二，遵循事物的变化由量变到质变规律，细化记事的发展历程，将文字记事细化为碎片记事、单篇记事、连续记事、记事编纂四个小阶段。大体说来，甲骨文是碎片记事的开始，金文是单篇记事的开始，春秋国史是连续记事文本的开始，孔子《春秋》是最为原始的编年史，是历史编纂的开始。叙事有单一叙事，多重叙事，《左传》是以事系人单一叙事的出现，至于司马迁《史记》，则是以人为主多重叙事的开始。第三，从全面的角度，论证了每一个小段成立的理由，尤其注意到了计时方法的变化、书写材料与书写技术的进步过程。代代相传时间观念的确立，竹简的使用，毛笔的使用，是叙事得以确立的条件。
关键词：中国史学 记事 叙事 文本化
问题的提出
先秦史学，一般的说法是中国史学的产生期，白寿彝称为史学的童年[i][i]。专题探讨中国早期史学的论文不算少，整体的研究成果，多体现在现行各种《中国史学史》教科书中[ii][ii]。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自从王国维以来，学者一直有着丰富的讨论。主要着眼于史官记录（王国维）与口头传说（胡适）两大类型。而对史官记事，又有着重书写记录（王国维）与宗教功能（劳干等）两类观点[iii][iii]。本文拟从叙事发生学的角度，对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作一重新的思考。
当下的东、西方新叙事史的重视，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优势所在。叙事无疑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优势所在，但在史学科学化思潮中，我们相当长时间内忽视了它的存在。在占领专业市场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放弃了社会市场，历史学离普通大众越来越远。西方历史学界较早地注意到了历史学科学化的弊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转而重新推崇叙事史，这就产生了新叙事史流派[iv][iv]。自上世纪80年代初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传入中国以来，我们重新发现了历史学叙事的魅力所在[v][v]；同时也使我们注意到，叙事是战国至唐朝间中国史学的一大优势。由于重新发现了传统史学的叙事优势，这就促使我们转换视角，从叙事的产生与发展，来思考传统史学的起源与发展。按照这个路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么几个问题：叙事是什么？叙事是如何来的？叙事的前身是记事，那么记事是什么？记事又是如何来的？记事的前身是口传，口传是什么？由口传而记事，由记事而叙事，这个历程反映了什么？这就是本文所要思考的几个理论问题。以上几个不断追问，到后来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史学发生学问题。和文学发生学研究相比，史学发生学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大陆文学界比较重视叙事学研究，而史学界谈得不多[vi][vi]。台湾的史学界同行走在了前面，开出了历史叙事学课程，写出了自己的专着[vii][vii]。不过，近年的中国叙事研究，不分记事与叙事，只笼而统之地称为叙事，这是我不取的。什么是记事？什么是叙事？这是一个可以深入讨论的学术问题。本文所谓记事，偏重当时人的第一手记录，而叙事偏重后来者的加工编纂。借用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篇中的术语，记事接近“当时之简”，叙事接近“后来之笔”。本文拟在海内外学人叙事学研究成就基础上，对中国史学的早期发展历程，重新作一思考。寻绎中国早期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提炼出一套学术术语，建立一个上古史学分析框架，这是本文写作的目标所在。
一．甲骨问事[viii][viii]：成文化片断历史记事的出现
历史主要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活动，就产生了历史。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活动信息记忆。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流行“远古的传说”[ix][ix]。这个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须辅以现代史学研究成果，加以深化。今天所谓传说，已经是文本化的传说。只有仍停留于口头叙述的东西，才可以真正算是口耳相传[x][x]。原始社会时期，人类有了语言，人们要记住什么事情，只能依靠口耳相传。这个阶段的历史回忆方式，前人使用“传说”一词。所谓传说，是指传述者自己未亲历而仅为耳闻的故事。这是就现存部分文本化远古时期回忆而言的。从当时原始人的历史回忆方式来说，我更倾向于使用“口耳相传”，简称“口传”。口耳相传的特点是“用口叙述，用耳接受，用脑记忆，再用口传播”[xi][xi]。口耳相传时期远远长于文献记录时期，和人类语言的产生几乎是同步的。有了语言，人类就会使用口头语言记忆和流传历史了。这是一个较之文字－文献传统更为悠久、更为深邃、更加丰富多彩和深入人心的传统。从叙事发生学角度来看，写中国史学史，这段口传时期是一定要讲的。以前，由于资料的缘故，讲得甚少。现在，口头传承已成为国际性学术之一，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完全可以弥补这段历史记忆的空白点[xii][xii]。
口耳相传的缺陷较大，它完全以大脑为载体。一离开大脑，许多的事情就很难说得明白，所以，必须借助外力来记忆。进一步的发展，就产生了符号记事。符号记事的长处在于，以外物为信息载体，不受人脑的限制。文字记事就是用文字来记录历史，它是符号记事的成熟形态。记事必须成文化，才是先进的记事方法。记事阶段的特征是“口传＋记事”，也即在继续保持口传基础上，增加了记事。何谓记事？杜预《春秋左传序》释曰：“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记事也即按时间顺序串联历史。由于技术与思维等的局限，早期的记事只能是人类活动的“要点”记录法，或者说是“关键词”记录法。至于具体内容，还得靠口传来承担。同时，口传也有它的长处，有它的合理存在性。一般说来，用口头语言叙事更容易做到绘声绘色、生动感人。“瞽史”一名恰恰表明了历史原本是口耳相传的“故事”[xiii][xiii]。由单一的口传到部分内容的记录，弥补了记忆之不足，是一大进步。有了文字记事，就开始了成文化历程。
记事的产生，首先必须要有文字。有了文字，才有可能将历史传说和历史记忆物化为物质形态史籍。文字是记事的有力工具，有了它，记事就走上更迅速健康的发展道路。
其次是计时系统的确立。历史学是一门建立于时间之上的科学，有精确的时间概念，尤其数字纪年的出现，是历史记录产生的关键。前人往往简单提到历法，这似乎没有说明什么问题。这里有必要谈一谈中国式时间观的特点。中国人的时间知识体系，既来源于人类自身，也来源于农耕生产、天文自然现象。“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由太阳升降规律而产生的“日”，是最基本的时间单位。接着，又由月亮的出没，产生了“月”。月亮有出有没，于是产生了“初吉”、“既生霸”、“既死霸”。由于中国是农耕民族，于是，根据农事的自然进程，由春播秋收，产生“春”、“秋”两季。商代将一年分为春、秋两个季节，平年有12个月，闰年13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到了周朝，又细化为春、夏、秋、冬四季。由农业生产自我周期，产生“年”的概念。这些完全是由自然界天、地的变化引申出来的基本时间单位。天、地之间是人，人是驾驭天、地的社会主人。人从出身到死，要经历几十个自然周期，即要活几十“年”。这种自然周期，要有一组数字来连续记录；否则，这些时间单位，仍然没有意义。中国数字是大写的十进制。其中，具有加法意义的“十”，无疑是关键。有了“十”，才可能将数字连续记录下去。十进制元数字起源于何时？据研究，早在仰韶文化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十进制数字。而最早的纯数字刻符，则在距今约6000年的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已出现。数字的引进，是产生历史记录的关键。有了人，就有会有言与事。将人的言与行，锁定于特定的天（时）与地之间，这就了产生了历史记录。
其三是史官的设立。史官是什么？一直有争议。其实，最早的史官，也就是文字记事官，史官是国家事务记录者。《说文解字》释史曰：“史，记事者也”。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就明确说“史字之义，本为记事，初以名掌书之职”。李炳泉等主编《中国史学史纲》据此下结论说，史官是“用文字记事的人，是职务名称，如同世后世起草文字、掌管文件的秘书、书记之类的官吏”。值得注意的是，史官也是中国最早的职业知识阶层。知识分子是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是靠文字来思考与写作的人。史官做的国家现实活动的文秘式记录，就成了“记事”（历史记录）的开始。
其四是国家的存在。记事的不断变化，其内在动力是什么？从有关情况来看，部落及国家的实际需要，是直接动力。需要符号记事尤其是最高阶段文字记事的人，不是普通的平民，而是民族最高首领。部落及政府要处理很多事务，要记忆许多资料与事实，于是设立专门的记录官，即史官。文字、历法、史官、记事，这些东西，都是国家催生的。它们是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以前讲中国史学史的起源，总是从史官开始，接着讲文字，讲历法。我觉得，这些说法都不错，但忽视了一个主体，即国家的存在。我的看法，国家的出现是最核心的背景，其它的文字、历法、史官、记事，都是由国家需要派生的。因为是由国家组织记录的，也是反映国家历史的。由此，中国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国家史学特征。记录人，记录内容，服务对象，都表现为国家性。记事以记录国家大事为主，与国家政府相关的事才有资格记录，其余之事没有资格上国史。历史是专门性国史的记录，国史，就是国家历史。国家的产生，使历史记录进入有意识记录阶段。
国家的产生，使记事进入文字化时代，开始了历史记忆文字化历程。夏朝是中国第一王朝，从理论上说，应该有文字记事；但由于材料的缺乏，夏朝的记事形态，目前不详。商朝可以肯定“有册有典”，但今天得不到实物的证明。今天所见，主要是甲骨文。甲骨文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与其反映了中国文字的成熟，不如说“反映着文字载体的突然改变”[xiv][xiv]。但目前在甲骨文和原始文字符号间，尚未通过考古手段发现中间类型的古代文字遗物。
甲骨文是人与神对话的产物。商朝人生活于半游牧、半农耕阶段，人无法驾驭大自然，所以，“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xv][xv]。商朝史官的特点求助于神，巫史色彩更浓一些。人间商王遇到什么大事，命运难以预料，便会让巫史占一卜。甲骨上涂有颜色，红色标示吉利，黑色标示凶险。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故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
卜辞有书而未刻、先书后刻等遗迹，说明两个问题，一、书的方式早已产生，书先于刻；二，刻贵于书，刻比书更优越，更适合传之久远。
商代甲骨文主要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最近，也在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了商代后期卜辞，说明卜辞在商朝使用之广。除了正式使用的甲骨文外，还在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发现了供练习用的“习刻卜辞”，这说明甲骨文是当时的通行文字，年轻的太史，任职之前，必须学习甲骨文的刻写。
传统的看法，甲骨文的记录是无意识的，此说恐不当。一则卜辞都是占卜完毕后再由巫史刻或写上去的。巫史根据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或记事刻在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上，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这就说明是有意为之。只是，甲骨文是人与神对话的记录，内容既有人事，也有神事，掺杂了较多的宗教色彩而已。二则甲骨文中也有部分“记事辞”。说明纯粹的人间记事也开始受人注目。三则甲骨文记录有了一定的篇幅。甲骨文篇幅一般不长，但个别也较长，最长的一片近100字。总之，甲骨文的记录是有意识的，是“记事”的开始，甲骨文是记录在甲骨上的文献。“作为最初的文字叙述，甲骨问事对后世叙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xvi][xvi]。
甲骨文记事的不成熟性，表现为两点：一是没有连续的记录制度。甲骨文记录的是零星的历史碎片。人间商王需要求助于神的时候，就有了甲骨记录；商王不需要求助神的时候，记录也就没有了。二是商朝人缺乏连续的时间观念。甲骨文上，偶而也有时间记录，但这是零星的。商朝开始用王位与数字相配合的纪年、纪月法。纪日是干支法，但计算几天，仍用数字[xvii][xvii]。干支纪日，来源于古代中国人对天文地理规律的深刻总结，它认为万物以特定的宇宙常数为周期而周行不殆，生生不息。60日一轮回，是周而复始，始而复终的。天干地支纪年法王位纪年也一样，一个个逝去的王朝像一个个大圆圈，而一个个接替的帝王像一个个小圆圈，王朝告终或帝王死去，纪年即重新开始[xviii][xviii]。甲骨文最完整的纪年法，一般是纪日，次记月，最后纪年。如“癸卯，王卜……，在九月，隹王五祀”。这和今天英国纪年格式由小而大，完全一模一样。这符合及时记录特点，“日”是人们经历的最基本时间单位，月、年（祀）是后起的时间单位。由于是及时记录，记的都是在位帝王的事迹，所以，往往只有“王□祀”，不讲哪个“王”，这就为后人考定时间制造了麻烦。不过，将一二三之类中国数字与帝王在位周期相结合，有了“王□祀”，这是纪年的一大进步。甲骨文记录最大的不足是缺乏代代相传连续记录观念，“唯王二十五祀”之类记录是相当少的。由于缺乏连续性时间观，王与王之间不能连接，所以，商朝人只会将甲骨堆积起来，不会想到将甲骨片记录串联起来（事实上，甲骨片不具备串联的条件）。
由于习俗的惯性作用，商朝之后，周朝人也使用了较长时间。此前发现的字数最多的周朝甲骨上也只有32个字，最近发现的周朝甲骨文，其中一片龟甲上的字数多达38个。
卜辞内容有浓厚神秘色彩，其收藏也有讲究，多深埋地下，只有巫史家族知道。巫史卒后，甲骨文也就成了千古之谜。在以后的岁月里，当地农民可能发现过甲骨，但由于农民缺乏文化知识，不识“字”；更由于甲骨片较小，太普通，不像青铜器大而贵重，所以也就不容易受人注目，一直到19世纪后期才为人所发现。
二．金文铭事：单篇文献的出现
甲骨文被陶汰后，代之而起的记事方式是什么？人们习惯称甲骨文之后是金文。恐有误，金文属于记言系统，有别于甲骨的记事系统。甲骨文之后，最有可能的是在竹简上刻字记事。总的说来，西周时期，仍属片断记事。
不过，在记言方面，有了进步，开始出现单篇文献，这就是西周时期的金文作品。讲到金文，一般都放在甲骨文后面来讲。如果将之理解为金文是继甲骨文而起的一种刻录方式，那就错了。金文早在商朝有了，并不是只有周朝才有。精确地说，金文是另外一个刻写系统，即刻在宗庙祭器上的文字。当然，在文书性质上，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周朝人崇拜祖先，宗庙是国家活动中心。将某些文书刻在青铜器上，正是国家重视记事的表现。
金文记事的特点，瞿林东将之概括为四点：一是金文内容，以反映当时的王臣庆赏、贵族纠纷、财产关系为主，完全是人事记录。二是金文主要是册命性官文书。三金文一般刻在人间祖先宗庙的礼器上，是给子孙看的，是祖先有意识留下的文化遗产。四金文一般篇幅较大[xix][xix]。按照传统的言事分纪说法，甲骨文主要属于记事系列，而金文则应归入记言系列。
从现有成果来看，西周时期，仍停留于局部的王位数字元纪年时代。最近的三代纪年断代工程研究，无论是文献，还是金文，都证明了这一点。如《古本竹书纪年》昭王“十九年，天大 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国语·周语》记宣王事，有“三十二年，宣王伐鲁”，“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于姜氏之戎”。西周晚期《吴虎鼎》有宣王十八年，《晋侯苏钟》有厉王三十三年[xx][xx]。看得出来，一直到西周后期，仍只有片断的某王某年某事记录，是一种记忆碎片，缺乏一以贯之的历史记录。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日、月、年”纪年格式，金文中也出现了“年、月、日”纪年格式，如《颂鼎》“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王在周康邵宫”。这种格式，则和后世所用标准纪时格式相同。也就是说，中国由大而小的年月日纪时格式，确立于西周，距今近三千年历史。何以纪时格式会从“由小而大的日月年”转而“由大而小的年月日”？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记事时间的不同，前者是及时记事格式，后者是事后追记格式。及时记事是由小而大的，而事后追记则是由大而小的。二是周朝人的时间观念发生了变化，喜欢从大处入手把握细小。
金文就是记录在青铜器上的单篇文章。金文篇幅较长，《毛公鼎》有499字，这是记言体的长处。金文的出现，表明了周朝人有了历史意识。他们希望这些事情，能通过坚硬的青铜器，传之永远。青铜器主要是刻在祭祀用铜器上的纪念性文字，只有偶而的记录，表达了农耕民族追求不朽之思想。
相对于甲骨而言，在青铜器上刻写成本较高，所以，金文作品的数量不会太多；青铜器也不方便，不能移动，不能流通。金文作为历史记录是有意识的，但缺乏系统性，这可以看作是文本化的初期。
三．“春秋”：连续性历史记录文本的出现
为了更好地记录历史事件，记录祖宗的丰功伟绩，周朝史官必然要寻求更为方便的书写材料。卜辞记事的直接发展，应是写在竹简上的周朝及诸侯国的国史，即《春秋》。
史官的产生，使历史的记录，使记录进入记事与口传并存时代。表现为，事情的要点有了文字记录，但详细内容仍停留于口传。由口传进入文献与口传并存时代，是人类的一个进步。只有文献，才能留住历史。制度保障，官制记录与编纂制度，是中国史学赖以发展的原动力所在。
1．春秋时期：连续性历史记事文本的出现
周朝人什么时候有连续记录？一般说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列共和元年（前841）是中国有精确纪年的开始。前面已经指出，西周后期的恭王、厉王、宣王时期，已经出现零星的历史记录。不过，现存完整的连续记录，始于孔子《春秋》。也就是说，大规模的连续性历史记事文本的出现，主要是春秋时期的事。
历史记事由片断记录到连续性记录，记录方式的一大突破。到了春秋时期，中国的记录记录方式，何以会出现突变？我觉得有两大关键因素：
第一是代代相传计时系统的确立。生命是有限的，一个人（主要是帝王），只能存活一段时间。有了特定的空间与时间段，只会产生片断的历史记录，即某年某王某事。可喜的是，人类能自我繁殖，代代相传，从而使生命有了无限的意义，于是产生了“代”观念。新帝王继承老帝王，一代接一代，由此，也就产生了“无限连续”上的意义时间观。这就是中国式“代代相连”的线性时间观。建立在代代相传基础上的时间观，在纪年上是独立计算的，即一段一段的。时间的连续性，是通过代代相传来体现的。人间帝王一代接一代，时间也就有了串连意义，人类的经历即历史记录，也就产生了。有时，建立在人类自身演变基础上的中国式线性时间观，又被比喻为自然的河流。河流自上而下流动，人类也是自“上世”而“下世”的。这和西方的线性时间观不同。西方的公元纪年则是天上的，是由一位固定的神（基督）作为纪年的；神不同于人间帝王，不会替换，自然纪年是连续计算的。周朝人的伟大，在于确立了连续的时间观。在周人看来，生命是连续的，是一个代代相传流程，自然时间也是连续的。有了这种时间观，于是，周人就发明了连续记录历史之法。有了连续性时间观，才有了国史。至于秦始皇上台后，自称始皇，规定以后的子孙帝王称为二世、三世，乃至万万世，则更体现出中国数字纪年的连续意义。
第二是竹简的使用。有了连续性时间观，就可能产生连续性记录。但观念的进步，还必须由技术的进步来作支撑。甲骨片不具备串联条件，自然不可能出现连续性历史记事文本。直到可以串联的竹简进入周人的视野，才使中国人的记录水平实现了突变。中国何时有竹简，今已不得详知。据周朝人说，商朝已有了竹简。此说得不到实物的左证，进一步地说，即使有竹简，使用范围也不会太广。竹简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书写材料，进入记录领域，应是春秋时代的事。春秋时期，随着地方侯国的兴起，事务越来越多，竹简的使用频率在提高。竹简是如何为人类所注意的？又是如何运用于书写的？我的分析，刻木记事，是产生竹简记事的关键。先有刻木记事，替换材料，就有了刻简记事。显然，竹简优于木简。从刻木记事，到刻简记事，这其中有一个惯性作用。由刻到写，这应该还有一个发展过程。春秋时期，是刻简记事，不太方便，这也是制约春秋时期国史记录模式仍为要点记录法的一个技术因素。竹简的出现，是一伟大之事。竹简是片状的，犹如后世之纸。一枝竹简，就是一张纸。串联起来，就成了册、篇、编。竹简更像后世的图书，可以携带，可以传播。有了竹简，中国文明就进入了文献时代。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应该是竹简图书。在此之前，无论是记录在甲骨还是记录在金属、石头上的文字，大多都带有档案性质，而且有很大的局限性：一则篇幅有限，二则阅读、携带都很困难。
第三．农耕文明的成熟。从周朝开始，农耕文明成为中国主流生产方式。在此之前的商朝，尚处于半游牧、半农耕阶段。农耕生产出现，是人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物。在当时来说，自然是最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农耕文明的确立，对中国文化、中国史学的发展来说，意义是深远的。有了农耕，就有了时间观念。游牧民族强调迁徙以适应自然，时间观念淡。农耕民族则相反，强调改造自然。农业生产有自然周期，春播秋收。所谓春秋，就是粮食的种植与收获季节。可以说，时间观念是农耕生产的产物。所谓年，就是粮食丰收。过年，就是庆祝一年有收获。“年成的好坏又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以至于‘春秋’成为最早的时序概念，成为年岁的代名词，甚至成为史料和历史的代名词，这本身就体现出鲜明的农业社会的特征”[xxi][xxi]。
有了农耕，有了积累意识。农业民族最大的特点是文明的积累性。农耕使人定居下来，从而就有了积累意识。物质积累，文化积累，包括人类自身历史经验的积累。历史经验的积累，就是历史记录。有了农耕，就有了人间。周朝文化不同于商文化，商文化神的色彩较重，周文化人间色彩更浓一些。农耕的发明，使人间百姓找到了生存的资本，有了安定的家。人们信奉的理念，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然界对人类的影响，是偶尔的，部分的。遇到困难，人们更相信求助于祖先，而不是高不可及的上天。于是，就有了中国人的敬天法祖观念。农业生产，也使中国人更为关注人间世界。祖先崇拜的核心精神是不忘祖先丰功伟业，继承祖先事业，这种意识，就直接导致了历史记录的产生。记录祖宗的行事，就是历史记录。可以这么说，农耕文明的确立，使周族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周朝的人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直接的根。
第四．国家记录制度的完善。国家政治生活的及时记录，就是史官制度。史官直接执策记事与记言，就有了中国的官方记录制度。据记载，周朝的史官制度比较完善。有内史，有“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后人讲到史官，往往喜欢用后世的“编纂型史官”来理解。其实，最早的史官，是政府秘书一类的角色。作为一个政府，必定要大批文秘来负责记录与起草。如果这样的判断不错，那么，周朝出现“五史”之类职务，是可以理解的。
周朝史官制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二史”分记模式，即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中国的“记事”术语，正是从此而来的。所谓左史、右史，可以理解为秘书的专职化，有些史官专门负责记事，有些史官专门负责起草文告。左右史记录的中心人物是人间的帝王。帝王是一国中心，记录帝王的言动，也就是记录国家上层的言动。这种分记理论的基础有二，一是言，一是行。讲话，做事，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两种事。最早的太史，不是遥远历史记录者，而是最近新闻记录者，有点类似今天报社的“要闻报导记者”。政府史官更像后世的记者，其任务是及时存史。这是许多史学史专家一直没有讲清楚的。
总之，观念的突破，代代相传计时观的确立，再辅之以书写材料的替换，终于实现了历史记录的革命。
二．国史“春秋”的记事特点
到了春秋，中国的记事模式有何特点？白寿彝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春秋时期的国史形式有三种，一是只记某时有发生某事，二是写出史事过程，三是记言，或记事又记言[xxii][xxii]。这种国史表述形式三类说，显得混乱。第二类记某事发生过程，仍属记事，只是同一事件的连续几次记录而已。看来，还是采用传统的记事、记言两类说合适。
从记事来说，春秋时期的国史模式，有五个特点：
第一，以天时系人事。“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xxiii][xxiii]。用上天赋予的运数，连续记录人间帝王将相的善恶活动，就是历史记录。可见，国史即年代纪，是一种以天时系人事的书写模式。这反映出上帝意志的至上性，人类主动能力的低下。在这种观念下，人间发生的事，都是上帝旨意的安排，不需要作什么解释。“所有的事件都是终极性”。“社会事件明显像自然事件那样不可理解”。“既然发生的任何事情依照上帝的旨意是那么明白，只要注意到它的发生，记录在其发生的相应的‘我主纪年’之下，这已经足矣。”[xxiv][xxiv]
第二，要点记录，犹后世“标题新闻”。如《鲁春秋》：“孟子卒”[xxv][xxv]。《鲁春秋》：“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xxvi][xxvi]。卫国史官书曰：“孙宁父、宁殖出其君”[xxvii][xxvii]。从流传的春秋时期诸侯国史记佚文，再结合孔子《春秋》格式，可以肯定，春秋时代的国史是一种“标题新闻”，只有标题，没有详细的内容。其语句格式是“主语＋谓语＋宾语”，几乎不用其它修饰语。西方也有这种史书，称为年代纪。如《德意志史料集成》第一卷所收《圣加尔年代纪》，就是这种格式的书：
709年，严冬。哥特里弗里德公爵去世。
710年，灾年，庄稼歉收。
711年。
712年，洪水肆虐。
东西方都有不约而同地都有这种作品，说明是史学史上都要经历的初级阶段作品。
梁启超明确称，“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xxviii][xxviii]。春秋时代的史官记录历史，何以惜墨如金？这是自商朝卜辞开始的古老记事形式，是一种惯例。而惯例的形成，则是由当时思维与书写材料决定的。由于文字传写困难，思想简单，未加组织[xxix][xxix]。所谓传写困难，我的理解，就是文字受制于书写方式。陶器、甲骨、青铜器时代，中国人最珍贵的书写方式是“刻字”，犹后世的篆刻，不可能多刻字。所谓思想简单，未加组织，就是人类书面表述的落后。人类的口头叙述与书面表述，总是存在距离。简单的思想，只能产生简单的表述方式。当时人记录历史，主要是为了做一个记号，表明某年发生了某事，记事是为了备忘，帮助记忆，还没有想到要完整地记录一件事。起初的文本化只能做到要点记录，无力消灭口传，大量的历史信息，只能停留于口头叙述，不可能进入文献领域。
第三，国史是一种“公开的及时记录”。这个问题，是由对孔子的思考引申出来的。孔子编《春秋》，据《鲁春秋》及其它周王、诸侯之史而来。问题是，孔子作为民间学者，怎么会得到国史资料？惟一解释是，当时的国史得到舆论的支持，是“公开的记录”，犹今天的报纸。这个解释，能得到春秋时史官记事风格的支撑。公元前548年，齐国大夫崔杼派人杀死国君齐庄公。齐国的太史在国史上写道“崔杼弑其君”[xxx][xxx]。公元前607年，因晋灵公不象话，晋的大夫赵穿在桃园杀了灵公。正卿赵盾本想逃出去，但中途折回了。太史董狐在国史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公开在朝廷上宣读。赵盾说太史的记载不符合实际。董狐回答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只得默认了[xxxi][xxxi] 。以上两例，说明太史记事是一种“明书”，绝不是后世起居注提倡的“暗书”。因为是公开的记录，所以，墨子敢宣称“吾见百国春秋”。
第四，记录有一定的主体判断色彩。太史记录一件事，贯串了记录者对某一行为的主体判断与评价，故而动词的用法，最为讲究，完全是按照周代礼法进行的。叙者，序也。“叙事”作为词组出现于《周礼·春官》，意为“依序行事”[xxxii][xxxii]。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依序行事”，到了文献记录领域，就变成“依序述事”，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任何历史事件，只要进入记忆与回忆，就渗透进了评判的色彩。它可以是口头评判，也可以是书面评判。后人读到孔子《春秋》“属辞比事”，不可思议，以为乃圣人之微言大义。现在看来，这种大纲式、属辞比词记事风格，是春秋时代的通行风格。孔子不是创造，而是继承而已。
第五，国史的文本化。国史是一种记录模式，同时也是以文本为载体的。梁启超将之称为“簿录”，“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账簿”。春秋时期的国史文本，一般称为《春秋》，如《周春秋》、《鲁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个别诸侯国的国史，也有别的称呼，如《郑志》、《晋乘》、《楚梼杌》。“春秋”是年的意思，何以不称夏冬？夏商时期，一年两季。到了春秋时期，虽然已有四季，但仍习惯使用。志者，记录也。梼杌，可能是古越语的音译。古越语与古汉语不同，前者是双音节，后者是单音节。也有人称，梼，授，杌，树无枝也。意思是只有主干而没有旁枝的树木，用来讲授的主干即大纲。这些历史的教科书又因轻便而易于携带，所以可放在车乘上以便随时检阅，故曰乘。簿录的体例是编年史，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是备忘式。战国时期，有《秦记》、《编年》、《竹书纪年》，也没有超过记事阶段。
国史是以时间为单位的及时记录，是簿录，自然不能称为“著述”。不过，相对甲骨文来说，是一大进步。甲骨的记录是零星的，商朝巫史只会将人与神的对话内容刻在甲骨上，甲骨与甲骨之间，没有连贯性。国史《春秋》不一样，它写在竹简上面，内容上是连续的，片与片可以串联在一起。一部国史，就是一部书。簿录是连续性历史记录文本，是民族集体记忆记录。至此，标志着中国历史记录文本的出现。
四．孔子《春秋》：历史编纂的开创
1．由零而整：文献编辑的出现
在夏、商、西周三代时期，记言性公文大都是单篇流传的，部分被刻在青铜器上，这就是后世所见金文。部分被刻在竹简上，如《逸周书》中《世俘解》、《克殷解》、《商誓解》，就是西周太史人写的。金文或竹简作品，其最基本的单位是“篇”。
单篇文献汇编成册，有图书概念，是春秋后期之事。孔子为了教育的需要，首次将分散的单篇文献汇编成册，这就是后世所讲的“六经”。孔子删六艺（六经），此“删”字道出了再编纂的性质。孔子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从事文献编纂的学者。
孔子是如何想到编书的？这估计直接来源于国史。帝王在位纪年的发明，使国史出现了连续概念，篇与篇可以联结，这就直接产生了整体性的“书”概念。孔子将分散的“篇”整合成“书”，显然从国史中受到了启发。
孔子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个自由性职业化学者。此前的职业知识人，主要是史官。除为国家服务的史官之外，当时社会上没有一个独立的学者群体。孔子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著名的学者，也是后世学者鼻祖。后世以孔子为士之祖，立文庙祭祀，是有一定道理的。
2．《春秋》的历史编纂性
如上所述，孔子《春秋》以《鲁春秋》为主，参考其它国史编成。如《鲁春秋》“孟子卒”。孔子《春秋》“夏五月，甲辰，孟子卒。”《鲁春秋》“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孔子《春秋》“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鲁春秋》“晋里克弑其君之了卓子及其大夫荀息”。由此可知，孔子仅是在诸国春秋基础上，作了一些编辑与文字润色工作，基本的记事风格没有变。《春秋》最短的是一个字，蝗，最长的也才41个字。各条记录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没有开始，中间与结束。孔子《春秋》基本保存了春秋时代国史记事模式，没有突破国史年代纪格局。按照波兰历史理论学者Jerzy Topolskir的年鉴、编年史、编史学三种历史叙事类型理论，孔子《春秋》属于“年鉴”型的，“在形式上，连编年史都称不上”[xxxiii][xxxiii]。那么，是否就可以说孔子《春秋》不是一部经过加工过的著作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孟子评价《春秋》学术成就时，提出事、义、文三条评判标准。史事就是客观历史事实，史义就是主体认识，即历史观，史文则是文字载体。三者关系实际就是主客互动，主客互动产生历史编纂。孔子编《春秋》，渗透了作者较多的主体加工成份，有四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春秋》有了自己明确的指导思想（史义）。孔子史观是民本史观，又称人文主义史观。第二、注重史学的社会功能。朱本源认为，孔子的历史学社会功能观，借助孔子言诗术语，可以归纳为四点：兴，即精神感召作用，历史知识可以提供百世之上的人格力量；观，即借鉴，观察以往的风俗之盛衰与政治之得失，作为当时政治行为之借鉴；群，即培养民族认同意识；怨，即历史批判，儒家偏重道德批判，褒贬并用[xxxiv][xxxiv]。第三、奠定了一套比事属辞之法。比事，即年月排列史事；属辞，原指遣词造句，此指书法。第四、确立了历史实证方法。历史科学是一门重实证的科学。孔子在世界上是第一个明确主张历史研究必须诉之证据的学者。
也就是说，孔子《春秋》，在形式上属于年鉴，在性质上应归入历史编纂行列。可以这么说，孔子编《春秋》，沿袭了传统的惯性，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开始了初级阶段的编年史编纂工作。孔子确实是中国史学之父。
五．《左传》：以事系人叙事风格的确立
中国的历史文献编纂，到了战国时期，有了根本性突破，这主要表现为叙事的产生。
1．《左传》“原始要终，创为传体”
前人治史学史，过分重视了体例，一切从体例入手思考，鲜有人从写作手法入手来思考。讲到《左传》的历史贡献，往往只注意了《左传》的文史结合、史论、思想性之类。其实，都没有说到要领上。梁启超朦胧地点明了《左传》的意义所在。梁启超将编年体分为二类，称春秋时代的国史为“账簿式之旧编年体”，而《左传》是“内容丰富而有组织之新编年体”[xxxv][xxxv]。称《左传》特色有三，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第二，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此三特色者，皆以前史家所无。据此，称为“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xxxvi][xxxvi]。梁氏的结论是正确的，但他自己也没有讲透彻，今人对梁氏此话的理解不深。其实，观《左传》，重点不当在写各国，涉及社会，也不在史论，思想。我的看法，《左传》的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了传统中国的历史叙事法。《左传》的进步之处在于，详尽了历史记录的内容，历史叙事原则得以确立。这点，陈秉才似乎注意到了，称《左传》记事形式不同于《春秋》，“《春秋》只标事纲，不记具体内容，被称为流水账式的大事记，带有明显的原始形态的史官记录文献的印记”。《左传》不同，“它以春秋为事纲，原原本本叙述事件经过”。因为《左传》有“完善的叙事”等因素，作者将《左传》视为编年史发展过程的“突破性的改进”[xxxvii][xxxvii]。可惜，这个观点也不受人注意[xxxviii][xxxviii]。只有汪荣祖先生明确称“《左传》乃叙事之宗”[xxxix][xxxix]。
何谓叙事？“叙”就是“序”，意“次第”；“事”接近“史”。叙事，即有次序地记述事情[xl][xl]，也即用语言文字来讲述故事，把空间的分隔转为时间的分隔，然后按顺序重新排列这样一个过程。我以为，考察中国的叙事，不能直接从“叙事”名称的出现上入手，而应从实质上入手。中国的历史叙事，成熟于《左传》。南朝学人刘勰称《左传》“原始要终，创为传体”。我以为，这种“原始要终”的“传体”，就是历史叙事。何谓“传”？《文心雕龙·史传》称“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其后”[xli][xli]。即根据经文，将其内容本末叙述出来，传给后人。这个解释，接近于我们所讲的历史叙事。传统学人一直为“经解”思维所框死，将“传”视为经解方式一种，结果，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左传》的历史叙事特质。如果“传即叙事”这个判断不错的话，那么，“左传”就是左丘明所作的“春秋叙事史”，《史记》之“人物传”也就是人物叙事，而《文心雕龙》之“史传”就是历史叙述法。
古人有称战国至秦汉间文章为古文者。所谓古文，即古代文章，虽是特指，却是一个泛称。现代文学史家习惯称叙事之体文章为散文。所谓散文，是从文本形式着眼的，即无韵之文。现代史学史家也有将《左传》称为文史结合者。所谓文史结合，就是将历史的真实性和叙事的自由性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有叙事的意思，但术语不确。所谓叙事，是从记事方式着眼的。叙事是复杂文本，有别于记事之简单。在英语中，narrative的动词narrate，就是“详述”。海登·怀特认为，“叙事与其被当一种表现的形式，不如被视为一种说明（无论是实在的还是虚构的）事件的方式”[xlii][xlii]。简单地说，记事是要点记录法，没有过程；而历史叙事法则是原原本本地、完整地讲述历史事件全过程。叙事用的是局外人口气，是全知式的。全知式叙事有较强的客观性，“寓论断于叙事之中”，读者感觉不到叙事者的存在。
《左传》历史叙事的特点是言事相兼。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当时大事，故《左传》擅长写战争。特别是写战争之前与之后的事，过程写得不多。也讲到了历史进程中的不少诸侯与大夫事迹。刘知几称《左传》“言事相兼，烦省合理”，为“叙事之最”。编年史强调细节的完整性，强调顺序，其优越性是可理解性。左氏叙事尤详，能令后人得见本末。刘熙载《艺概》称“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文心雕龙·史传》称《左传》“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即上继《春秋》，成就第一部史着。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历史叙事法的确立，对商周史学来说，是一大突破，对后来发展来说，是一大确立。
当然，此外《国语》、《战国策》、战国诸子散文中的寓言，也有叙事价值。
2．《左传》历史叙事法形成的背景
据说，左丘明和孔子是同时代人，“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这个事实，想来不会错。问题是，孔子何以只会记事，左丘明何以会进一步“原始要终，创为传体” 的？ 由记事向叙事突变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按照民俗学研究的成果，人类的口头叙事先于文字叙事。那么这个问题，可进一步转换为口头叙事是如何转变为文字叙事的？
从战国时期发展状况来综合考察，我觉得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书面文化的发达。叙事的兴起是和书面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先秦时期，总的说来，是一个靠口头语言交流的时代。社会的变动，地方的发展，突破了旧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新的士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思想的解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思想解放，人的思想文化创造力，得到了较大的释放，可以充分展现丰富的想象力，建构各种著作，著书立说成风。
第二，从技术层面来说，竹简的普及与毛笔的广泛使用，为战国时期文献编纂突变的奠定了物质基础。竹简的普及化，与竹子的广泛栽培有关。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初步研究》，商周时期，气候比较温和，竹类在黄河流域分布较广。春秋至西汉时期，是第二个温暖期，更有利于竹子的生长。竹子多，才可能使竹简普及。和其它书写材料相比，竹简是成本最低的书写材料，这是竹简得以普及化的基础。毛笔的使用。据今人研究，竹简的字是用毛笔写上去的，不像以前用刀刻上去的。书写方式的革命，始于毛笔的发明。中国的毛笔始于何时？据研究，现存最早的毛笔约20支，为战国秦汉时期的物品。大体说来，战国时期是制笔的泛形阶段，中经秦代蒙恬改笔，到了汉代最后定型。此外，专家根据我国发现的一些时代更早的可能与毛笔有关的书写遗存，推测在战国以前，可能已使用了用天然兽毛制作的毛笔[xliii][xliii]。毛笔的使用时间，竟与竹简的广泛使用时间相吻合，这绝不是巧合。从文献记录来说，“商周之际已有简册，但所见出土简牍，最早是战国时期，从来还没有发现过春秋时代的竹木简”[xliv][xliv]。从现存战国竹简遗址来说，主要是齐鲁与楚国。据研究，战国后，楚人已广泛使用毛笔了。竹简与毛笔的使用，突破了原来甲骨文和铭文的局限性。其优越性体现为，其一，书写的方便性。在竹简和木简上写字，书写流畅，要比在甲骨上刻字容易，写的速度快于刻的速度。有了毛笔，就有了奋笔疾书。其二，使书写范围扩大、字数增多。其三，在字体上亦有新的发展。用刀刻出的字，和用毛笔写出的字，形态不会相同。楚简已具有“古隶”的特点。其四，竹简不同于其它书写材料，便于编连，这样就使古人有了编书的条件。编书之编，正是从此而来。总之，时代的进步，观念的变化，技术上的突破，是历史叙事出现的直接因素。
第三，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书写需求。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流行“标题新闻”风格记录模式。这种简单流水账年代纪，在春秋文化背景下，显然是上层贵族都能理解与接受的书写模式。到了战国时代，时代不同了，书写需求也不同了。事过境迁，战国时人已经不理解这种事纲，他们需要更为详细的事纲。于是，有了详细叙事的《左传》。春秋时代流行记事，战国时代需要叙事，记事与叙事到底有什么不同？这是必须加以辨析的。记事是史官所记的断烂朝报。所谓朝报，表明是政府活动记录；所谓断烂，是罗列式的，缺乏内在联系。记事是流水账。流水账的共同特点是，这是给我自己备忘的，过程是知道的，不须详载。故而，国史《春秋》是政府活动流水账，所记是“我国内部之事”，不须详载过程。犹如今天的家庭收支流水账，至多记载收与支名目与数量，不会详细记录过程。总的说来，此时所谓国史，是史官所记的政府流动账，是档案。
叙事正相反，是在政府之外、社会上的知识人想了解政府及君臣活动详细过程的动力下产生的历史著作。历史叙事就是解释，而解释包含着想象和虚构。历史依赖叙事，叙述是为了再现历史，让人理解；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xlv][xlv]。用刘知几的话说，叙事是历史著作“美”的先决条件。民间知识人想了解国家历史的详细过程，想听一个完整的故事，于是就有了重新编纂历史的动力。海登·怀特称：“叙事有充分的理由看作是普通人所关心的问题的解答，这些问题即：如何将理解了的东西转换成可讲述的东西，如何将人类经验塑造成能被一般人，而非特定文化的意义结构融入的形式。”[xlvi][xlvi]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是否就是说，历史叙事是知识分子问题意识的结果，《左传》是社会士群体重构的历史作品。以孔子为代表的社会教育活动，培养出了一大批识字的、有文化知识的士群体。左丘明正是这个新生士群体代表之一。社会士人需要自己的历史作品，《左传》正是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士群体从社会角度重新构筑的一部历史著作。《左传》就是一部士群体都能阅读与接受的历史著作。前人往往用官修与私修来加以区别，称孔子是中国第一个私修史家，这种说法没有说明什么实质问题。写出一部“普通人所关心的问题的解答”、社会上普通读者也能阅读的作品，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孔子编《春秋》，是民间学人第一次尝试编纂历史。到了左丘明，终于实现了民间学者完备地再现国家历史的目标。孔子没能突破年代纪格式，说明了孔子时代贵族力量的强大，士群体的弱小，孔子是由贵族向士群体过渡的人物。由国史记事到《春秋》，再由《春秋》到《左传》，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史学正是在这种渐进中发展的。
从此，中国文献进入叙事时代，事迹不再处于“记事＋口传”阶段，进入了以叙事为主的时代。
六．《史记》：多重叙事风格的确立
从历史叙事演变史来说，《史记》主要是发展了历史叙事原则。梁启超称《左传》的出现，是“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何谓“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我以为，就是历史叙事法的继承。也就是说，司马迁、班固之类的综合体国史，正是按历史叙事方向演进的。
《史记》叙事风格与《左传》不同。《左传》以时间为经，以人与事为纬。《史记》以人为中心，用梁启超的话说，《史记》“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xlvii][xlvii]。司马迁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模式，这有历史遗产在起作用。经过春秋战国的大变动，人的主观动能动作用突出了。除了少数先王之外，诸侯、大夫、士的作用，也开始受人注意。“人以为中心的《史记》正是春秋战国以来‘人之发现’这一历史潮流下的产物”[xlviii][xlviii]。从此，国家的各级优秀代表（社会精英）可以进入国史了。历史，说白了是人类自身的历史，是个人的历史，是群体的历史，是民族的历史，是国家的历史，是天下的历史。纪传体就是人史，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方法。
仔细说来，用以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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