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时期，尤其是经近二十年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史学已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于世人眼前。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一个世纪又将来临。2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出现一些什么趋势，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时代与史学       

要搞清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特点，首先须搞清楚21世纪中国发展的特点。

21世纪虽未到来，但有两点清楚的，一是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二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在近二十年已顺利地步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21世纪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时期，在过支去的20个世纪里，世界各地的联系，也由“分立”逐步走向密切。近年来，随电脑联网的发展，世界各地信息联系出现一体化趋势。在21世纪，世界各地的联系可以肯定将更趋密切，全球将出现 一体化趋势。

因时代的变化 ，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将出现新的变化。从社会经济基础来说，80年代以前的中国以计划经济、以农业文明为主体；80年代以后，以市场经济、以工业文明为主体。从国际环境来说，80年代前的中国是一个相对闭关自守的国家，80年代后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国家。这种时代特点，注定了2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在国际交往中求发展。同时，史学将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史学将是一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史学体系。

新史学的最大特点是服务功能的转变。服务对象的大众化，由“官用史学”转向“公用史学”，将是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面向社会、服务大众，是新史学的基本宗旨。中国史学一直是一种“官用史学”，因为和政治联系太密切，所以时时出现风波。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中国史学抛开了“官用”轨道，一度出现了所谓的“史学危机”。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史学和中国经济一样，已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今后，中国史学将一如既往地向“公用史学”方向发展。

因功能的转化，未来中国史学的许多方面将出现新的变化。

趋势展望

未来中国史学是近二十年史学的继承与发展，是一种适合市场经济的、面向社会的全新的史学体系。具体说来，可能有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1．历史观的一主多辅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社会历史观是最为重要的。不同的历史观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著作风格。近几十年，西方史学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史学流派。这些新史学思潮引进中国以后，一度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冲击。但实践证明，只有唯物史观才是唯一科学的史观。迄今为止，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探讨上，没有一种史观能超过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仍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总原则。在具体操作上，应适当地吸收一些西方新史观。毕竟，西方历史观是在发达工业文明基础上产生的，有其进步之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在19世纪产生的。我们现在又未到达工业发达期，尚不能对唯物史观作出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吸收一些新成果是需要的，近二十年的引进实践，已使我们初步尝到甜头。相信在以后的发展中，我们将继续以西方新史学补充我们的不中。历史观的一主多辅化是可以肯定。

    2．研究视角的多样化

中国史学很长时间处在单一视角时代。古代史家多以“朝代史”眼光看历史 ，而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则多以“五阶段论”看历史。两者虽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视角单一”这点上相同。改革开放，社会的变化，观念的解放，西方新史学的引进，终使我们走出单一视角的胡同，观察历史的视野出现了多维化趋势。这是十分可喜的进步。历史是多维体，不同的视角可以看到历史的不同的倾面。唯物史观提供的仅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看法，仅停留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当代中国史学视角的多样化是十分可喜的。如关注热点从上层转到下层，从下层观察上层，这是十分了不起。又如“精英”到 “大众”的转换，由“点”到 “面”的转换，“农民史”代替“农战史”，“妇女史”代替“妇运史”，“工人史”代替“工运史”，也是十分了不起的。我们成天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是在我们的历史书中，看到的却是“精英人物”，这是很不正常。由下面看上面，由大众看历史，这种变化，集中于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视角的多样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学的面貌。随着社会的进步，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中国史学的视角将越来越丰富。

3．课题选择的市场化

    选题方式不外两种，或根据学科发展需要选题，或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选题。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史学工作者选择历史课题，纯学术性的课题可能多些；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社会需要尤其是大众的需要将跃居首位。皇帝女儿不愁嫁时代已结束，课题选择同样面临市场调节问题。“以需定供”，有市场前景的课题才能为社会看好。市场调节的实质是调整历史学的功能，适合社会大众的阅读兴趣。历史是现实意义上的历史，历史研究不可能不面临现实的挑战。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过了“文革”的人们，心有余悸，对“时文”十分讨厌。这是可以理解的。“影射史学”确害苦了不少史家，也损害了史学的健康发展。但这不等于说不要做结合现实的文章。历史研究，就其过程来说，是从史家对现实社会的体验和感受开始的。用克罗齐的话说，“只有现实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我们反对影射史学，但提倡关注现实。只要我们从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历史的“用”，我们就会发现，搞历史研究，从现实需要出发是多么之重要。近年来，出版社、报刊杂志的编辑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已告别了传统的“等”、“靠”思想，开始主动出击，策划某个选题，搞“丛书”、“专栏”，向作者要稿子。这是可取的。因为编辑出于商业利润、社会利益考虑，选题总是从大众需要入手。他们的选题更符合社会需要。而学者们的选题，往往是从学科角度入手的。这些选题有学术水准，但有的已和大众需求脱节。在今天，选题上“不计功利”的时代结束了。我们提倡科学研究的执着精神，但反对“埋头拉车”。我们应该经常性地抬头看看，社会大众需要什么精神食粮。大众的需要也应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导向。

     4.通俗史学的长足发展

     中国史学长期是一种“官用史学”，一种“学人史学”，近二十年开始向“公用史学”方向发展。这是非常可喜的变化。读者是上帝，历史学工作者写书不能忘记读者。把知识交给更多的人，是我们工作的一条原则。传播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 ，是历史科学工作的神圣职责。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尤为迫切。通俗史学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如史话、历史演义、影视历史。其中，影视史学是最值得提倡的。比起传统的文字形式，影视以其图、声、话三结合的直观形式，传播效果更为理想。通俗史学一开始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历史演义，就是在城市经济、城市娱乐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与发展的。从近二十年的史学历史来看，通俗史学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以各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影视蜂涌而出，竞相到文化市场上争奇斗胜。相信在以后的岁月里，通俗史学必将得到长足发展。

5．学科发展的综合化

中国古代是一个学科浑沌的时代，近代以来学科走了分工之路，出现了碎化现象，而到了当代则又出现了新的综合趋势。学科的交叉渗透，还会产生出一些新的边缘学科，如历史管理学、计量史学、历史心理学等。现代史学更强调多学科综合研究，划地为牢只能得出片面结论。今后，跨学科研究将是史学研究不可阻挡的趋势。

6．研究手段的电脑化

近来，电脑越来越普及，利用电脑写作的史学工作者也越来越多。今后，电脑肯定还要进一步普及。电脑的广泛使用，使学人告别了传统的手工工作方式。电脑对史学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信息存储的光盘化、资料检索的联网化、图书出版的轻型化，都是前人想也没有想到的。查资料更快，写作更快，“造书”速度更快。一个学者要实现“著作等身”，不是一个梦想。

改革刍议

21世纪的中国史学，套句老话来说，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适应新形势，中国史学还须不断走改革之路。怎么改？我们的设想是：

1.开展史学评论，加大史学理论的引导力度

史学评论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没有史学评论，是史学界的一大悲哀。80年代以来的史学评论，是不尽人意的，表现为学风不健康，视野狭窄，缺乏指导性与预风性，批评严重匮乏(徐松巍《八十年代以来史学评论缺失刍议》，《北方论坛》1994年第3期)。要搞好史学评论，必须完善史学评论理论，培养一支评论员队伍，建设好一个阵地。中国至今没有一个专门性的史学评论杂志，是为一大不足。我觉得应该创办一份《中国史学评论》杂志 。美国的《美国史学评论》是很权威的一家杂志，中国也应该有这么一份杂志。改革史学理论体系，提高史学理论研究的水平。中国目前有一份《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老实说，这份杂志的创意是很好的，但要使《史学理论研究》成为一份史学工作者人人爱读的“大众杂志”，还须努力才是。杂志的热点应是目前史学界各科研究理论层面问题的热点，理论是指导实践的理论，这样的杂志才有生命力。读者队伍、作者队伍的供需合拍，是一条铁的市场规律，也是学术作品受欢迎的关键所在。

2． 加强史学队伍建设，优化队伍结构

    人是活的，史学改革的切入点应是史学工作者。从目前来说，中国有的是基础研究者，缺乏的是通俗史学创作人员，所以尤其要强调通俗史学队伍建设问题。如何将高深的学院史学成果转化为社会大众易于接受的知识，是当前中外史学家共同面临的严肃课题。正如一些西方史家所提出的那样，现在史学界面临的挑战，不是研究技术，而是用通俗的手法，向更广大的读者重新介绍历史。中国缺少一支写作水平高、又能及时吸收史学研究成果的历史作品创作队伍 。要发展通俗史学，培养一支创作队伍是十分重要的。队伍的培养，可以从三方面进行，一是从原有专业作者群中分流一部分，二是从别的行业中引进一部分，三是专门培养一批不求职称只求利润的史学创作队伍。胡逢祥先生的设想是，改革高校历史系学生培养模式，将本科生的培养分两个阶段，前两年以基础学习为主，后两年根据社会需要与学生本人的兴趣分流培养(《我们需要重塑历史学的社会形象》，见萧黎主编《我的史学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个建议是十分好的。此外，我认为，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完全可以联姻，开办一个“历史题材创作班”。通俗史学创作特别适合中小学教师及其他行业的知识分子业余进行。

3． 提倡执着与灵活相结合，突破“课题终身制”

历史是一个大舞台，古今中外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在这种情况下，课题选择的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不能一辈子只“钻一个洞”，只“挖一口井”。史学工作者同行经常戏称研究历史为“吃史”。“吃史”是对的，但不能“钉”在某一个专业方向“吃到死”。应该随时代的变化、按各人的兴趣点而作相应的调整。课题的面要广，视野要宽。我们看海外学人经常在某一课题完成后，作相应的调整，能突破“课题终身制”，这是十分值得提倡的。一个成功的研究者，应该把执着与灵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长期目标，又有短期机动研究活动。在史学方面，他应既是专才，又是通才。太专不是一个好现象。

4． 建交一套适用的学术规范，使中国史学界更好地与国际史坛接轨

中国由于长期的闭关自守，长期地停留于农业社会，所以，许多学术规矩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如不注明某课题的前人成果，不讲文章的学术新意，没有学术评论等。当前，尤其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学术成果衡评机制。国外许多正规的学术论文，第一条注释必注明该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目录。这种注释有时觉得很占篇幅，但又不得不让人佩服他们的科学精神。因为凭这一条注释，别人可以判断其论文的新意、价值所在。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不注明现有研究成果目录，也就少了一个参照系数，难以正确判断文章水平的高下。高校学位论文的写作，存在同样的问题。现在有些高校在学生写论文之前搞开题报告，应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范。开学术会议，尤其是国际性学术会议，同样要建立一套学术规范。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尤其需要的是建立一套学术监督机制。缺乏监督的学术界，同样是要乱套的。建立学术监督机制，具体的办法是，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时，同时也应附上编辑的评语，增加学术透明度，接受大众的监督。最近，有些出版社会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某些学术著作的前面或后面，印上专家的推荐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办法。读者是上帝，由读者评作者，由读者监督评者，这是十分可取的办法。学术规范的建立，要靠广大作者努力，尤其是靠杂志、出版界的配合。杂志是学术规范的执行者、监督者。

    5．培植不同学派，繁荣史学研究

没有学术学派，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缺乏学术流派，这是不正常的。应提倡百花齐放。学术上的定于一尊，是十分有害的。

    6．加强宏观调控，提高集体攻关力量

中国史学会等学会，应该发挥专业协会的宏观调控作用，学术团体应起到“行业公会”作用，不能挂虚名。要经常性在发布课题指南，提供信息，免得研究“碰车”。还应该创办一个类似台湾《汉学研究通讯》一样的动态性杂志，加强研究者之间的沟通了解。

我们需要重塑历史学的社会形象。这是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的神圣责任。

（原载《浙江学刊》1999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