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虽都是中国人，但因分治五十余年，差异也不少。其中，两岸学术研讨会模式间的差异，就很有意思。2005年上半年，得有机会，到台北生活四月有余。其间，参加了几场学术研讨会，发现与大陆的研讨会模式相当不同。
大陆的学术研讨会，实际上多是会员交流式的，而台湾学术研讨会则是主题发言式的。从形式上，最大不同是小组讨论，我们称为小组讨论，一般有二个半天，共有十至二十人发言，只设小组主持人，一般不设评议人；而他们称为第一场，第二场……，每场只有四位代表发言，有一个主持人，每个发言代表配有一个评议人。
从更深层考虑来看，大陆的学术研讨会组织粗疏，而台湾的组织更为严谨。
第一，有明确的大会日程表，开会之前几周，分发给与会代表。也就是说，会议信息是透明的。而大陆则要到报到以后，才拿到日程表，信息是非常不透明的，与会者事先不知道这次会议有哪些人参加，有哪些论文要宣讲。记得2004年4月，复旦大学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台湾大学联合主办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史学和比较历史思想” 召开之前，台湾学者强烈要求提供与会日程表，因此之故，复旦大学被迫在会议之前拿出了详细的日程表，我们这些代表因得在与会之前拿到了日程表，开会之前知道了会议的内容，我宣讲的场次与时间，前后顺序。现在看来，这次会议完全是按台湾学术研讨会模式进行的。下面提供的一份是即将由东吴大学历史系主办的“第六届文献与史学学术研讨会”日程表，东吴大学是台湾史学史研究的组织中心，这次会议，大陆史学史界的瞿林东、胡逢祥、陈支平、钱茂伟、谢貴安五位教授将应邀与会。这是继1995年台湾中正大学邀请大陆史学史界仓修良、张广智、瞿林东、吴怀祺、陈其泰五位教授赴台与会之后的第二个代表团。
第二，评议人制度的不同，在台湾，评议人是相当专业的角色，一般邀请与论文内容相关的专家、名家担任评议人。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1995年在宁波开黄宗羲三百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结识了来自台湾的青轻学人孙中曾，他在发言之后，对我说了一大遗憾，就是没有名家来评阅，很没有味道的。没有专家名家来评阅，论文优缺点看不到，自然也就失去了与会学术交流的目的。由此可见评阅人角色之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评阅制度也是相当规范的，一般在会议之前几周，已经拿到要评阅的论文，且须写出认真的书面评议。规范的书面评议书，我已经在“学术批评网”上推荐了一份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明辉写作的《评江政宽〈叙事史学的再思考〉》，见附录二。大陆学术会议长期以来是没有评阅人的，近年受海外影响，虽偶尔也设评阅人，但是相当不到位，没有在会前几周指定评阅专家，写出详细评阅意见，一般临时由主持者讲几句不痛不痒的、相当空疏的评语。现在看来，2004年在复旦大学开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史学和比较历史思想”会议，虽然仿台湾学术研讨会模式，但仍不是全面学习，因为没有评阅人，更没有在会前认真评阅。只有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教授发起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严格执行了这套制度。
第三，严格控制时间。台湾学术研讨会，设有计时铃掌控人，一般由研究生担任，一般提前2分钟提示一下，到时严令讲者停下来。时间的分配是，主持人－3分钟，主讲人－15分钟，评论人－10分钟，讨论－20分。严格规定时间是必须的，不然，要影响日程，也影响别人。大陆学术研讨会，至今未见计时铃，不知道大陆的商店有否卖？大陆学术会议，一般都由主持人按手表，大体控制一下，有时发言者讲多了，也不好意见打断，结果时间控制就有问题。出现这种现象，多因临时发言，没有准备所致。在我看来，如果一个讲者或评者，不能在设定的时间内报告完主要观点与思想，此人的归纳能力是大有问题的。
第四，论文发表机制也不同。在台湾，在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就是正式发表，类似于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故而，台湾学术会议论文发表者，甚至评阅人，有一笔小小报酬，大概在3000-2000台币之间，折合人民币在800-500之间。而在大陆，则没有这个习惯。记得2004年参加复旦大学会议后，每个发表者得到了900元的发表费，当时国内学者颇不解，怎么宣读论文有钱？台湾主办方发论文发表费背后的理念是，这是第一次发表论文，自然要得到稿费。正因为如此，对论文的要求也是相当严的，一般要求首发，不允许拿发表过的文章来充数。而相比之下，大陆则没有个规矩，有的人会拿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来参与会议。
大陆曾有学人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要这么做，国内可以不这么做。但在台湾，我发现，没有国内与国际之别。想想也是，学术规范正如交通规则，是国际通用的，那有国内与国际之别？大陆的会员交流模式与台湾的代表发言模式相比，前者偏重数量，后者则更重视质量。大陆学术研讨会一般要求与会人员必须提供论文，这一要求其实部分是不合理的。某些名家，其实已经不写论文。在这种情况下，不如让他们担任评阅人。台湾的评阅人，一般属短程与会者。就是说，如果没有时间或不想多听，评阅后就可以离会。这种情况，在同一个大都市比较方便，邀请评阅人比较方便，而且评阅后即可离会。如果想解决不在同一个城市之矛盾，估计就得请与会专家互评。杨念群组织的那次会议，就是采用这种互评模式的，而且在会前把文章寄给评阅专家，让他们有时间认真阅读，写出评阅意见。当然，大陆也是义务的，没有报酬。
总的看来，台湾的学术会议模式是相当成熟的。台湾学界，从南到北，从上到下，大家都执行这一模式。即使研究生组织的学术会议，也是如此的。
当然，学术会议模式可以继续创新，如2005年华东师大主办的“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其中圆桌会议论坛模式，就是相当有创意的，可以继续执行。但必须强调一点，创新必须在现有成熟模式基础上创新，否则，就是没有章法，自然也是乱创新。
附录一：第六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中西史學的對話
會議日期：2007年5月18、19日
會議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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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5月18日(星期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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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次 |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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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9:00 |
報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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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20 |
主持人 |
開幕：劉兆玄校長致詞／
人文社會學院黃兆強院長致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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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聖光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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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 |
9:20~10:00 |
主持人 |
主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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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聖光
主任 |
汪榮祖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暨台灣人文中心主任）
題目：論地方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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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20 |
茶 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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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
10:20~12:00 |
主持人 |
主講人 |
論文題目 |
評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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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晉生 |
瞿林東 |
魏晉隋唐間的古今關係論 |
甘懷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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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晉新 |
中西史學比較研究的對象與方法 |
古偉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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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貴安 |
中西比較視野下的中國皇帝實錄 |
徐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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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30 |
午 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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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
13:30~15:30 |
主持人 |
主講人 |
論文題目 |
評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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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東 |
王德毅 |
蕭常《續後漢書》及其影響 |
管東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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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健 |
近代學人對中國傳統目錄功能的評價與檢討－兼論《隋書．經籍志》的特色 |
陳俊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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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茂偉 |
傳統中國的歷史敘事遺產：以陳建《通紀》為中心 |
朱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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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鴻中 |
章學誠「六經皆史」新探 |
黃兆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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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5:50 |
茶 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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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
15:50~18:00 |
主持人 |
主講人 |
論文題目 |
評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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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泓 |
陳支平 |
福建南安發現的清末天地會文件述略 |
劉錚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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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偉瀛 |
"撰史憑何定良窳？－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 |
彭明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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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兆強 |
唐君毅先生論春秋經傳 |
陳振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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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可暢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影響—以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為例 |
楊貞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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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
晚 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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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5月19日(星期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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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次 |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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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9:00 |
報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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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
9:00~10:40 |
主持人 |
主講人 |
論文題目 |
評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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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晉新 |
胡逢祥 |
現代中國史學專業機構的建制與運作 |
劉龍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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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慈淑 |
專家之學或大眾之學？－英國歷史專業化中的疑慮 |
林美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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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1:00 |
茶 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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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 |
11:00~12:20 |
主持人 |
主講人 |
論文題目 |
評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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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偉瀛 |
蔣義斌 |
傳統中國時間表述的意含 |
李紀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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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聖光 |
歐洲中世紀編年史中的社會觀察：聖艾徳蒙修道院的編年史 |
楊肅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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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令北 |
American Civil War Historiography: From Sectionalism, Slavery, to Secession
(美國內戰史學：從區域主義、奴隸制度、到分離運動) |
孫同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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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3:30 |
午 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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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
結 束 |
（主持人－3分鐘，主講人－15分鐘，評論人－10分鐘，討論－20分鐘）
附录二：评江政宽〈叙事史学的再思考〉
彭明辉（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October 24,2006
江政宽教授近年从事当代史学的研究，不仅在翻译方面成绩斐然，在论著上亦引领风潮，是新一代历史学者中的佼佼者。虽然我个人也做一点史学理论或方法论的研究，但对1980年代以后的欧美史学，并未能窥其堂奥，因此，在阅读江政宽教授这篇论文时，可以说是带着学习的心情。我很高兴因着江政宽教授的论文，对叙述史学能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所以，就评论者的脚色而言，今天我基本上所扮演不是炮手，手握机枪，右手食指拼命扣钣机，而是一个和音天使。
江政宽教授的论文分为四个部分：一、前言，二、叙事的复兴，三、西方世界的叙事史学：以小历史为例，四、中文世界的叙事史学。关于文章的内容，各位手上都有论文，江政 教授刚刚也做了精要的报告，我这里就不再重述了。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篇条理非常清晰的叙述史学发展史，从中西传统史学到19世纪的西方史学发展，到1970年代以降欧美史学的主轴，作者都做了极佳的提要勾玄，对想了解叙述史学的人来说，是一篇很好的入门导引。虽然我认为这篇论文在书写上，仍然属于分析式的论文，而非叙述史学的文本形式。我想，这是非常吊诡的，一篇讨论叙述史学的论文，无法用叙述史学的文本形式呈现，是否说明叙述史学在文本书写上仍有他的局限。希望我和江政宽教授开的小玩笑，不会构成音乐上的不和协音。
江政宽教授在论文第四节中文世界的叙事史学，以卢建荣教授的《铁面急先锋》(2004)为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长久以来，台湾史学界在引述同行论文时，往往是站在负面批评的角度，鲜少有人推崇同行的著作(虽然并非完全没有，而是不多)，总是在文献回顾或注脚中，指出别人研究之不足，我的研究如何突破前人的研究，像江政宽教授在论文中如此推崇同行的著作，我在阅读时是相当感动的。
叙述史学不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有其悠远的传统，中国史学从太史公司马迁以降，一直维持极佳的叙述传统。在西方近代史学输入中国之前，大部分的传统中国史学，可以说都维持了良好的叙事笔法。而且有许多史学家本身也是文学家，虽然刘知几在《史通》中对魏晋史学过度重视翰藻，颇有微词。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亦曾批评文人写史，有若茅黄苇白，但史家优美的文笔，良好的叙事传统，却是一直维持着的。欧洲史学亦然，在Leopold von Ranke以前，从希罗多德以降，叙述史学一直是欧洲史学的传统，直到Ranke以后，所谓科学派史学出现，才改变了这个传统。
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显然受到Ranke史学深刻的影响，由傅斯年所主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般被视为继承此传统的代表，但事实上根据王泛森的研究，傅斯年藏书中完全没有Ranke的著作，虽然在一分书单中，傅斯年曾有意购买Ranke全集，但后来似乎并未买成。关于这个问题，江政宽教授的论文指出，当时介绍到中国来的Ranke史学，其实已非当之显学，但却影响了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这个论点我个人觉得饶富兴味。而因为江政宽教授的论文，引发了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以1920-1930年代而言，先引介到中国的其实是反Ranke史学的美国新史学，1920年何炳松应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之请，开设“历史研究法”课程，以鲁宾逊《新史学》为教材，并用该书为“西洋史学原理”课的教材。何炳松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授课所用课本，多为哥伦比亚大学“新史学”派教授的著作，如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欧洲史纲》(An Outline of European History)、《现代欧洲史》(History of European, Our Own Time)，詹姆士?鲁宾逊(James H. Robinson)《西欧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可以看出由何炳松此时期的主要在于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史学引介到中国。
我曾开笑说，五四时期引介到中国的各种理论、方法，都是无系统的，捡到篮子都算菜。因此，反Ranke学派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史学先引进到中国，Ranke学派才由傅斯年于1926年引入中国。鲁宾逊所主张的“新史学”特点有四：1.历史的实用性：要求史学工作者注意那些与现实有关的史实，反映了美国进步史学的实用主义倾向。2.扩大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注意历史上社会力量的发展，不能只研究一些伟大人物。3.加强与其它社会科学的联系，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和预测历史的发展。4.重申历史学研究的客观性，虽然“新史学”派的历史学者并不认为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
这些主张事实上是美国“新史学”派对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学派的反动，亦即对19世纪以来科学派史学的反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反兰克科学派的史学于1921年何炳松先引介到中国，而兰克史学输入中国则是1928年傅斯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事，虽然较早或可上溯至1926年傅斯年于广州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
关于傅斯年引介Ranke史学的事，我曾与王泛森教授讨论过，他的说法很有趣。王泛森教授说，傅斯年到德国的时候，大学已不讲授Ranke史学，因为此时Ranke史学是德国史学的普遍性知识，已经「化作春泥更护花」，我觉得王泛森教授的比喻很有趣，可以和江政宽教授的论点相互辉印。
台湾史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一般落后欧美史学约二十年，近年我在一些台湾史学量化分析的文章中，发现了这个现象。特别是两个传统对台湾史学的影响，一个是史语所主导的史料学派，一个是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联姻，这两个主流影响了台湾史学50年的发展。而因为这两个主流，使台湾史学在论著形式上几乎一面倒地向社会科学报告倾斜，而忽略了历史学的叙述传统。我们的历史论著如非引文冗长的城垛式论文，就是冷血无清的社会科学报告，一般人固避之唯恐不及，纵使同行鲜少彼此阅读，除非自己的研究必须征引。在这样的情形下，历史学如何复兴？历史研究如何与大众对话？或者与同行对话？
1980年代中期以后，因着古伟瀛教授、杜正胜教授、卢建荣教授、江政宽教授和林正珍教授的努力，使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叙述史学和后现代史学，新绿勃发，虽然尚未长成大树，但我已看到一片欣欣向荣。因着江政宽教授的论文，我期待一个更多元、更多面向的历史学，不仅复兴叙述史学，更期待复兴整体的历史学。「没有故事，没有历史」，我希望未来台湾的史学研究不祇是社会科学报告，更是动人的故事。
最后，在我的评论结束之前，要向江政宽教授请教的是：
1.叙述史学如何与小说分野？因为我看到一些可以称之为叙述史学的著作，在内容和形式上，和小说创作极为类近。虽然在江政宽教授的论文中已略有说明，但我仍未能确实掌握其意，可否请江政宽教授说得仔细一些。
2.1968年法国年鉴学派第3代史家雷．华．劳杜里(Le Roy Ladurie)曾预言，1980年代以前「史家要不就是一位计算机程序设计师，要不他就一无是处」 ；而江政 教授文中提到史东(Lawrence Stone)的〈叙事体的复兴：对于新的传统史学的反思〉(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我知道Lawrence Stone亦曾大量使用量化数据来进行研究，虽然后来他大肆批评这类新的「科学方法」，认为史学量化只是一个未曾兑现的诺言，而其「结果之有用性也似乎是在一定的程度之下，与其所用的方法上数学的复杂度和史料搜集的规模度成反比」。由于史学研究所牵涉的变项太多，无法以量化模式来解释，Lawrence Stone呼吁回归史学的叙述传统，并认为Max Weber的「选择性亲近」(Elective Avidity)的解释模式更有力量。我要向江政宽教授请教的是，台湾史学受欧风美语的景影响极大，当他们呼吁量化时，我们随其起舞，当叙述史学复兴时，我们再次随之改变，那 台湾史学的主体性在哪里？
3.五四时期反Ranke的美国哥伦比亚新史学，在中国显然失败了，获胜的是傅斯年所提倡的史料学派；1980年代，台湾史学受年鉴学派影响的作品并不多，而反年鉴学派的叙述史学又迎面而来，就我的观察，叙述史学显然受到比较多的青睐，我要向江教授请教的是，这种跳跃式的移植，是否会产生问题？
4.叙述史学引述的材料常是宗教裁判所之类的档案或法院判例，其内容一般而言较为幽黯(卢建荣教授的《铁面急先锋》(2004)亦属历史的幽黯面)，我想向江政宽教授请教的是：当这类作品不断出现的时候，研究者或阅听人是否会容易陷入历史的幽黯意识？那 ，历史的光辉是否就此消失？也许这是我过度忧虑。
当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