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其昀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现代学者,尤以其在历史地理学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享誉学界。本文回顾了近二十年来的张其昀研究状况,对该项人物研究现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评价。
关键词:张其昀;历史地理;学术思想;研究述评
张其昀,字晓峰,浙江鄞县人氏,生于1901年11月9日,卒于1985年8月26日,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张其昀的曾祖与祖父两代都是前清举人,父亲张兆林秉承父祖遗志,安贫乐道,一生致力于乡邦教育和文化建设。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深深地影响了张其昀的志趣与品性,纵观他的一生,从求学、治学、教学到办学,都与“学”字结缘,涉足政坛后,即使在繁忙的公务之暇,仍笔耕不辍,身后留下了以千万字计的著述,其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教育理念至今仍有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学术界对于张其昀的研究在他生前就已展开。早在1982年,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由潘维和主编的《
张其昀
博士的生活和思想》,该书首次对张其昀的生平和学术成就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整理和总结。此后,中国文化大学又在1986年和2000年分别出版了《
张其昀
先生纪念文集》、《
张其昀
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由张其昀的弟子宋晞执笔的《
张其昀
先生传略》,也于2000年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日前,内地也出版了一部相关的人物传记,即王永太著的《凤鸣华冈——张其昀传》,该书作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相关的研究论文并不多见,目前学界对张其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地学术领域,现统计如下:何方昱的《学人、媒介与国家:以<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为中心(1940-1948)》;[1]钱茂伟的《现代浙东学人张其昀的史地学成就》;[2]王永太的《张其昀与<遵义新志>》;[3]颜士之、许为民的《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4]韩光辉的《张其昀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5]以及刘盛佳的《张其昀的地理思想和学术成就》。[6]此外,石武的《张其昀主编<中文大辞典>》,[7]王骧的《张其昀编写的地理教科书》,[8]对他的一些著述做了简要介绍。
二十多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张其昀的生平、学术成就予以分析、评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使这位现代浙东学人逐渐为国人所熟悉。对近二十年的张其昀研究做一次梳理、归纳和分析,不仅有助于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深化已有的研究课题、开拓新领域,对当前的相关学术的发展,尤其是历史、地理学方面,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张其昀遗著的整理
对张其昀遗著的整理,既是深化对其研究的基础,也是张其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由张其昀的学生、同事等组成的文集编辑委员,开始对张其昀的遗著进行系统的整理,截止到2001年6月《
张其昀
先生文集三编》出版,该项工作历时十余年,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张其昀先生文集》的问世
文集编辑委员会在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系
教授彭灜添的主持下,[9]对张其昀原有的102种论著进行了整理。除了佚失的6部,以及被单独出版的8部论著外,余者均被解散为单篇,按照文章内容大致归纳为五类:地学、史学、政论、文教、序跋函札,合编成一套25册的《
张其昀
先生文集》,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发行。[10]其中第1册于1988年4月问世,到1991年6月,已出齐全部25册。
该文集涵盖了从1922年到1985年间,张其昀正式署名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和专著,文后一般加注有原发表刊物名称、期别和日期,在每一类内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共计1286篇,字数近千万。文集不仅附有作者的英文著作,以求收录全面,
彭灜添
博士还专门编纂了著作年表,以便读者查阅。这部文集目前已成为研究张其昀生平交游、学术思想及成就的最基本的资料,为后人的研究免去了不少搜罗之烦,
彭灜添
博士等人的整理工作功不可没。
2、《张其昀先生文集续编》的发行
作为续编,该书是对《
张其昀
先生文集》的补充,所收录的部分文章,“系在抗战期间报刊纸张粗劣,复印不清及不完整者,无法列入文集”,[11]后来经过内地的友人的重新复印后寄回台湾,才得以被编辑面世。该书遵循文集旧例,对收录的文章按内容、性质进行分类,并按时间先后排序,仅在原有的地学、史学、政论、文教和序跋函札五大类别的基础上,增设了“中华学术院”和“华冈兴学”两大类例,其中以华冈兴学类为主要内容,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续编所收录的文章共有7类,总计3册,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于1995年出版。
3、《张其昀先生文集三编》的出版
三编与续编同理,是对文集的再次补充。由于所收录的文章较少,仅50篇,文集编撰委员会就不再对其进行分类,仅按时间先后排列顺序。该书主要收录了作者于1927年至1956年间的论著,多为过去所散佚的文稿。三编仅有一册,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于2001年6月出版。
二、张其昀研究的主要论题和观点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数位学者对张其昀的生平、思想、学术活动等展开了多元研究,研究涉及到张其昀的著述、地学成就、史学贡献、教育思想以及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上的贡献等诸多学术领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研究成果。现将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张其昀研究的若干代表性论点归纳综述如下:
1、生平
以张其昀传记生平为主的撰述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内容上看,这些撰述基本廓清了张其昀一生中的主要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由潘维和主编的《
张其昀
博士的生活和思想》,[12]可视为张其昀研究的最早史料,该书主要从人物生平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切入,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张其昀的人生历程和学术贡献等。1985年张其昀逝世后,他一手创办下的中国文化大学专门成立了一个“
张其昀
先生纪念文集编纂委员会”,分别编辑出版了《
张其昀
先生纪念文集》、[13]《
张其昀
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4]以下简称“纪念文集”和“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纪念文集”以张其昀的友人、同事、学生等所作的54篇纪念文章为主,以一些报刊等新闻单位所发表的社论、特稿为辅,此外收集有家属祭文、挽诗、挽词、挽联、挽幛等。“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由宋晞作序,同样以50余篇纪念文章为主体部分,此外还收集了10篇论文,正文前置数幅照片,后附纪念诗、画等。两部文集通过回顾张其昀的生平、交游、治学态度、学术思想和贡献等,既表达了人们对其的追思之情,也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张其昀的弟子宋晞最先为之作传,《
张其昀
先生传略》[14]以简洁的文字介绍了张其昀的生平行宜。王永太的《凤鸣华冈——张其昀传》[15]作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以20多万字的篇幅对张其昀的先世、师承、生平交游、志趣、贡献等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描述,并附有人物学术著作年表和大事年表,对后人开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地理
在张其昀研究中,其地学方面的成就倍受当前学者瞩目。钱茂伟在《现代浙东学人张其昀的史地学成就》一文中,回顾了张其昀由最初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撰地理教科书,后入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继而在浙江大学创办史地学系的历程,并对其著述和地学方面的代表作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和列举,认为张其昀的主要研究方向以1949年为分水岭,此前以地理为主,此后则以历史为主。现任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研究员的王永太,在其著作《凤鸣华冈——张其昀传》中,详细整理、叙述了张其昀在地理学方面的贡献,认为张其昀早期编撰的高中教材《本国地理》一书中提出的中国自然区划,是我国最早的国土区划方案之一;指出张其昀在地理研究中尤其注重地图的作用,提倡“左图右书”以相互印证,并编制、出版了大量的地图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认为张其昀秉承时空结合,即历史演变与地理分布相结合的精神,在地理教学和地理研究领域取得杰出的开创性的成就,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地理学宗师。任美锷在《学贯史地、博学勤奋、谆谆教导、万世师表》[16](188-193)一文中,指出张其昀生前尤为叹赏顾炎武、顾祖禹和徐霞客三位学者在地学方面的贡献,以二顾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为指导,成功地完成了1934至1935年的西北人文地理调查;并于1941年发起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出版纪念论文集,开我国徐学研究的新纪元。贺忠儒在《业
师张晓峰
先生对中国地理学术的贡献》[16](448-458)一文中,认为张其昀的地理思想一直引导着我国地理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他提倡区域地理、钻研历史地理,形成我国独特的史地之学、开拓我国的政治地理学、推广地理教育、与竺可桢等人发起中国地理学会,致力于推动学术交流和发展等一系列实践活动,对我国的地理学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韩光辉在《张其昀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一文中,把张其昀誉为继张相文、竺可桢之后,在近代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对其历史地理学学术思想和贡献进行了总结,而且在周密论证的基础上,指出其代表作之一《中华五千年史》并非旧式史著,应属其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成果和结晶。
在地理教育方面,徐圣谟撰文《张创办人与华冈制图事业》[16](438-443)指出,张其昀不仅认为测量制图与地理研究关系密切,而且非常推崇孙中山的一些“实学”观点,如地理、地图是经济建设之基础。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华冈制图事业从无到有,渐具规模,文化大学地理系也形成了自己重视测量和制图的特色。刘盛佳在《张其昀的地理思想和学术成就》一文中,提出张其昀在地理教学中把当时国际上水平最高的学术著作引入课堂,培养学者型的人才,注重引导学生联系实际,研究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将其誉为我国当代人文地理学创建者之一,指出他在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政治地理、历史地理、区域地理等方面皆有突出贡献。
此外,张其昀早年编写的《高中本国地理》,在当时与林语堂的开明英语和戴运轨的物理教材一起,被誉为中国三大中学教材。王骧在《张其昀编写的地理教科书》一文中,总结了这本教材行文流畅、广征民间谣谚和文人诗句的风格,而后来王骧本人广泛搜集地理谣谚,撰文《地理谣谚谭》,就是由于学生时代受到该教材的影响。
王永太还对张其昀的部分地学著述进行了研究,其在《张其昀与<遵义新志>》一文中,指出该志中关于土地利用调查工作和相对高度的研究,属我国地理研究中的两项首创,在编纂规范上也有较多值得借鉴之处。此外,参与该志编写的学者后来大成为某学科领域的开创者或专家,使该志成为专家修志的典范。
3、历史
在张其昀一生以千万字计的宏富著述中,史学类占到70%左右的比重,对其史学成就进行研究的学者自然不在少数。钱茂伟在《现代浙东学人张其昀的史地学成就》一文中继续指出,张其昀写史,重视以“思想”驾驭史料,他把宋代看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以修中国通史为己任。在中国文化的系谱上,张其昀把孔子、孙中山、蒋介石列为一系,他的历史人物研究中,所下功夫最深、着墨最多的就是这三人。宋晞在《
张其昀
先生对国史研究的贡献》[17](99-116)一文中,提出张其昀在史学上受益于柳诒徵教泽最多者有三,一是方志学,二是图谱学,三是史料学;总结了张其昀国史研究的特点,即重视地理学知识,时空合一;重视文化史,尤以思想史为重心;重视世界史,认为研究中国史,必须兼及世界史;国文并茂,以增强读者对史实的了解。倪渭卿在《记华冈兴学的
张晓峰
先生》[18](109-112)一文中,认为地缘与人才的分布有一定关系,张其昀循浙东学派的渊源,师承柳诒徵,而后成为历史学家不是偶然。文中还将近代史学划分为四大派,把张其昀与张荫麟、吕思勉等人一起归为“从历代史实与制度予以探索”的制度派。潘重规在《追怀创办人对敦煌学之启导》[18](38-41)一文中,追述了张其昀早在西北考察时即开始从事于敦煌学的经历,后又在文化大学设立敦煌研究所,大力推进敦煌学的发展,及至首创的《敦煌学》杂志得以刊行,遂成为国际敦煌学的先驱。施雅风在《史学精神与地学研究》[16](232-242)一文中,总结了张其昀时空合一、史地兼治的特色;以史学精神贯穿地学研究,强调认识研究对象的发展过程,在浙大教学时,还要求地理组的学生修习多门历史课程,以拓宽其对人类文明发展认识的视野。
此外,部分学者对张其昀生平引以为豪的历史著作《中华五千年史》进行了研究。邓景衡在《
张晓峰
先生之地理学思想》[19]一文中,对张其昀的史著代表作《中华五千年史》进行了研究,指出该书的特点在于以时空为经纬,以思想史为重心,以世界史为背景,综合史料,取精用宏;内容繁富、条理井然、体例新颖等,认为该书的重大贡献在于“对历史地理之究明”。王成圣在《游踪万里心怀天下》[16](402-421)一文中,指出该书效仿春秋笔法,“为我民族建立大是大非的准则”。文中还提及较少为研究者关注的张其昀的都市史研究,罗列其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著述,总结出其史地兼治的风格。
4、教育
在后世的评论中,张其昀不仅是一位史地学者,还是一个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贡献颇为部分学者所关注。陈克诫在《教育
家张其昀
先生》[18](32-34)一文中,概述了张其昀一生的教育生涯,从执教东南大学时即以教学佳、评分严而闻名,到浙江大学时曾去美国哈佛大学讲学二年,堪称“纯粹中国学人出国讲学的第一人”;在台湾教育改革和后来的办学上又均有不凡的见识和气度。林子勋在《张创办人的教育哲学与教育事业》[18](77-83)一文中,指出张其昀一生的事业以教育为主干,他认为中学教育应以社会为中心、大学教育要兼顾通才和专才教育,在教育方法上强调知行合一;他的教育哲学在根本上源于儒家的教育精神和西方的教育理想及教育制度。颜士之、许为民在《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一文中,回顾了张其昀创设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历程,并通过该系与同期其他大学相比,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产出、所培养的人才有较大后劲的事实,来说明通才教育思想的重要性,并反思了当前高等教育体制造成了人才过分专业化与当前社会对复合型通识人才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宋晞在《
张其昀
先生对台湾文化与教育上的贡献》[17](55-92)一文中,指出张其昀在主持台湾教育期间,重视台湾的各级教育,尤其重视小学师资水平的提高,在新竹大胆推行免试升学的教育实验,重视社会教育,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为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刘先云在《一段筚路蓝缕的历史回忆》[16](341-357)一文中,回顾了台湾教育改革期间,新竹和高雄两地推行小学生免试升初中的教育实验,该项举措因种种原因在当时以失败告终,可后来终成为台湾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开端,以此肯定张其昀的远见卓识和对台湾教育的贡献。蔡栋雄在《一介书生与他的教育王国》[18](201-207)一文中,认为张其昀注重美育,曾力排众议,创建国立音乐研究所和国立专科艺术学校,是继蔡元培以来的美育思想家;生平自奉极薄而宽待学生,在主持台湾教育期间处事明快,规定“教育部”公文最迟一周内必须出台,因此在仅四年任期内就改变了台湾教育荒芜的面貌。
在文化大学的相关研究方面,宋晞于《张创办人办校的理想、精神与方法》[17](117-138)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张其昀创办中国文化大学的宗旨、理想以及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相结合的办学精神。星云在《致力教育事业的宏观人》[16](295-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