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8年1月张君劢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又名《中国文化宣言》）。宣言酝酿于1957年，“初是由张君劢先生去年春与唐君毅先生在美谈到西方人士对中国学术之研究方式，及对中国与政治前途之根本认识，多有未能切当之处。”共觉西方人士于中国文化不甚了了，深有误会。为正视听，消误会，让世界学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貌，深感有必要写一篇文章，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实质，对其过去，及将来的命运作一个阐述。
    这样就由唐君毅起草，张君劢致函在台湾的牟宗三、徐复观取得同意，再经修改后联名发表于1958年1月《民主评论》。此后又刊台北《再生》杂志，并有英译本刊于台北《中国文化季刊》。
    《宣言》前言说：在正式开始本宣言正文之前，我们要先说明，我们之联名发出此宣言，曾迭经考虑。首先，我们相信：如我们所说的是真理则用一人的名义说出与用数人的名义说出，其真理之价值毫无增减，其次，我们之思想并非一切方面皆完全相同，而抱大体相同的中西人士，也并不必仅我们数人。再其次，我们亦相信：一真正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之形成，主要有赖于人于人之思想自然的互相影响后，而各自发出类似的思想。若只由少数已有某种思想的人，先以文字宣称其近于定型之思想，反易使此外的人感觉这些思想于自己并不相干。，因而造成了这些思想在传播上的阻隔。
    《宣言》的作者告诉人们，文章观点并未定型，只是有关文化的体会及对于真理的感受。他们抱着一个大理想与真愿望，希冀《宣言》的刊出能引起人们注意，期待出现一个真正的思想运动与文化运动，以推动中国新文化建设。或最低限度在民众中宣传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为中国文化正名，将中国文化的正面部分展示于世。《宣言》的作者认为，中国占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将何安顿，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如果中国文化不被了解，中国文化没有将来，将不仅招来全人类的共同祸害，且致使全人类共同良心的负担，永远无法消除。
    从以上《宣言》可以看到，20世纪后半叶，如何建设中国文化，如何处置儒学于新文化中的地位，一直成为纠葛中国知识分子的坚韧情结。他们期望重估儒学权威，成为中国人的精神生命，成为世界文化家族中的重要一员。

 

二

    在此以后，在美华人学者在宣传中国传统的现代功用，对儒学作现代性新诠释方面作了大量的努力。他们中的许多优秀学者认为，儒学于中国还有极强大的生命力。东亚于当代的崛起为这样的命题作了有力的注解，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他们中的大部分预言，儒学不仅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担纲重要的角色，还将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演化为世界新道德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篇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美国华人学者的思想成果。
    例如杜维明提出了儒家第三期发展的问题。所谓“第三期”，他所设定时间很长，而实际上重点描绘新世纪的儒学新图景。他甚至为儒学于新时期的复兴具体安排了五个步骤：一、讨论儒学发展的前景如何？儒学有没有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儒学应否发展？杜维明提议将这样的一些问题放到全球社会的背景中去，从更高的视野，从理解“现代精神”下手，尽可能突破旧观念的限制。二、具体考察作为文化资源的儒家文化在儒家文化圈内特别是工业东亚社会中运作的实际情况。他强调必须做一系列的调查，甚至有数据资料为证，以“争取到儒家伦理和东亚经济发展有‘亲和关系’（affinity）的发言权。”

三

    设法了解儒家传统在大陆的存在条件，特别是经过文革破除四旧之后还有什么再生的契机。他很有信心，“只要儒学的真消息能传递中华大地，不怕没有知音。”四、探讨儒家研究对欧美知识界可能提供思想挑战的线索。五、儒学若是有第三期的发展，它不仅是中国与东亚的，也应该是世界的精神资源。杜维明是一个知识儒更是一个信仰儒，以上“五步骤”堪为其儒学播道的行动计划。儒学能否回到既往的独尊地位？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杜维明最终还是认为，儒学是未来新文化多元组合中重要的一元。这样杜维明所论与我们的文化融构观就没有太大的差距。他的文化“新轴心时代”的理论，是很说明问题的。他说，世界的人们正处一个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的特点是各种不同的文化聚合在一起，此类“聚合的文化”成了新时代的“天下之公器”，为世界所公有。“不同的终极关怀的人能够在同一教室里讨论问题”，相互对话，形成一种“脑力震荡”，“可以发展新的身心性命之学”。而这样一个新轴心时代的世界性“聚合的文化”的制作，少不了儒家文化的介入。
    其实，华夏文化原本即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组合体。远古汉文化中的“黄帝系”文化与“炎帝系”文化是一种组合。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即“华夏”与“夷狄”）是一种组合。从地域上看，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是一种组合。从学派上看，战国时代诸子的互相影响是一种组合。已成为常识的是，宋明理学乃儒、释融和的结晶。组成中国文化的原始文化资源的“杂类性”与融和性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为其它国家与民族所不及。中国文化的优秀性与历史生命力的形成乃与这种杂类性与融和性有关。中国未来新文化的形成，可以想见也是一个融和的文化。为此我们同意杜维明轴心时代的文化是“聚合的文化”的推断。
    然而问题也出来了，即轴心文化的立体组合是怎样的？既然是轴心文化，其“轴心”是什么。是否还是儒学呢？他回答，是“可以发展新的身心性命之学”。他预设的文化轴心也就是儒学，是宋明理学的承继与发展。所以他强调“宋明以来儒学变成东亚文明”。他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受到西方基督教更新的影响。他认为基督教经过路德的改造才有“新教”的思想，“所以它是一个质变”。他似乎不同意大陆学者将宋明理学说成是先秦儒学的复现；也反对以下的观点：中华民族真正有创造性的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而以后中国的学术则是“每况愈下”，到了宋明以后更是非常的薄弱，“一直僵化到清代”。他驳议：“在我看来，宋明儒学是一个十分突出的而且有质的改变的阶段，它使儒学这个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变成东亚文明的体现。”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余英时重视研究历史上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他对中国文化演进历史、内在规律作实证描述与客观考察，提出一个“韦伯式的问题”。以翔实的史料说明中国禅宗、儒学（主要是理学）以及道家都有过未曾引人注意的类似新教改革的内部革新，其结果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观、工作观，催动中国现代化文化的成长。余英时开发中国文化矿藏，寻觅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原因，在学术界引发很大影响。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业绩体现于名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有大量的著作，他的许多学术发现都以其实证的科学性引起人们的关注。
    余英时同样对中国传统的心性论表现出热情。他说，新儒家因新禅宗的挑战而开展自己的心性论，最后找到了“彼岸”。但他也注意到新儒家的“彼岸”论一开始就不同于佛教的彼岸论，儒家的彼岸是“实有”而不是“空寂”。诚如朱子所说：“儒释言性异处只是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所以儒家所建立的“彼岸”只能是“理”的世界与形而上的世界。同时中国心性论的建立又表明，信仰者只有通过对心的关照，才能获得对“理”的觉悟。
    尽管余英时对中国传统有许多积极的评价，然而他对儒家于今日的命运，并不表示太多的乐观。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认为儒家依赖一种制度结构而生存，当这类制度消失，儒家的生存空间也就消失，当然更说不上会在世界某个地区获得独尊的地位。
    对于儒家的将来，林毓生还是有信心的。问题的关键是要对这一古老的思想作“创造性转化”。所谓“转化”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性的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改造，当然是指传统中有东西可以改造，值得改造，这种改造可以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却不是硬把外国东西移植过来。”张灏认为，对儒学的研究态度有两种：其一是“带着学术兴趣”的研究。其二是“为寻找精神向导”。这就象用两种不同研究态度研究《圣经》，其结果不会一样。他提醒研究者，“最好采用马克斯·韦伯的‘设想参与’的方法，即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的文人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中国台湾学者殷海光一生坚持五四精神，对传统作不妥协的抨击。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思想发生了大的转化，始对传统投以温情的目光。
    殷海光说得对，中国人学习西方，要经过三层次的路径，其一是器用的，其二是制度的，其三是文化的。当然，第三层次具体说是“心灵文化”。殷海光已看到，五四的贡献在于通过提出“民主与科学”从事中国工具文化的建设，缺陷在于对心灵本体建设所思甚少，旧体既破，新体未建。而且，传统破坏过度所造成的“文化”断层，给日后中国人心灵文化的建设，设下阻力与消极影响。中国确实需要有一个“多元”组合的新本体文化。

    以上学者对中国文化建设所抱的真挚之情感是值得钦佩的。他们已经提出了面向21世纪中国文化融和性“再重构”的基本路向。由于他们的积极参与，经由文化的融和性再重构即“融构”阶段，中国新文化的建立届临有期。
    不过我们要说，中国文化当代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文化的心灵世界即信仰建设，即新“本体”建设。那么就提出一个问题，本体有其主干与核心。新本体是融构的结果。“融构”是围绕主干与核心的融和与重构。这个主干是什么？这个核心是什么？忽视此主干与核心的存在与作用，将使中国新主体文化的建设徒劳无功，迷失方向。何为未来中国文化的新“体”主干，依然成为新千年的“世纪话语”
    依以上诸学者的意见，主干与核心是儒学，具体而言是宋明以来创造的心、性之学的再阐扬。我们的意见是，中国的文化建设必有儒学参与（不可缺少的）、佛学的参与以及中外一切有益文化的参与。中国新时代文化的建设将会出现数“马”引驾的状况，但其引领与御者是谁？回答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中国新“体”文化是多元组合的，谁为主干？回答依然是科学的唯物主义。这可能是一种关注中国，乃至东亚国体“主板”的“合理主义” 的文化建设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