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讨论 |
|
| 全文搜索 |
|
| 专栏速递 |
|
|
|
|
|
| |
天下但闻“知了”声，萧萧木下依然秋——关于民族信仰的讨论 |
|
| |
国家和社会向前发展，取决于民族的凝聚、国家的团结。民族凝聚力来自信仰的凝聚力——民族信仰的塑造和弘扬。进入21世纪，需要构建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民族信仰建设问题随之凸现。最近盛邦和、何爱国、翟意安、孟凡东、夏雪等人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盛邦和：
中国20世纪，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化建设时代。从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转型，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演化，现代化工程需要全方位开展。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民族信仰与道德建设的培育与提升，相反，某种情况下经济“楼层”愈往上攀升，信仰“地基”愈往下陷落。这些年来，“文化危机”呼吁、“人文精神”讨论不绝于耳，近日又有“道德重建”的议论，然而尽管“呼吁”，尽管“讨论”，这个“老问题”老是不见解决，老说“菜来了”，老是不上案。天下但闻“知了”声，萧萧木下依然秋。
何爱国：
文化不是小问题，会造成政治地壳的变动。早在1992年，日本学者堺屋太一著《历史的波澜》一书，就提出苏联解体的原因，不是“经济的恶化”。据说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因经济恶化而崩溃的体制。太平洋战争后期的日本，经济上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但没有人因经济困难而投降，越战中的北越和后来的柬埔寨也是如此。如果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是因经济恶化而崩溃的话，那么，这个“崩溃”早在经济状况更糟的苏德战争或战争结束时期就该出现。“任何爱国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使它发生毁灭性的大变动，那就是丧失维持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使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崩溃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也就是人们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观念、理想和领导层的决策与人品”。
翟意安：
从这种意义上说，苏联在冷战中的败北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意志帝国的败北和启蒙官僚制的崩溃很相似。苏联走向解体不足为奇，因为它失去可以说是列宁给予这个国家唯一的纽带--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和掌握这种文化的共产党组织。难怪乎堺屋太一警告说，今天的“中国也由于冷战的终结和经济差距的扩大面临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崩溃”。
何爱国：
当今中国确实存在但又不易觉察，甚至忽略的问题，就是信仰的失落，如政治信仰的“空洞化”，民族信仰的“极端化”，人格信仰（个体信仰）的"反社会化"。当今全球世界表面上稳定，实际上诡秘多变，其深层暗流汹涌。国际恐怖主义（反人类化）、原教旨主义（反现代化）、极端民族主义（反国家化）的空前活跃就是明证。信仰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旦交织，继之引发社会危机。
盛邦和：
要重视政治信仰建设，以此凝聚先锋队，团结人民。当前形势发展要求我们对政治信仰有新的认识。政治信仰说的是“革命信仰”与“执政信仰”。要将信仰的重心从“革命”信仰向“执政”信仰转移。革命信仰的主题是“革命”与“造反”。这是一个“马上打天下”哲学，而今续打这个旗号，可能会出现思想行为错位与理论“失语”。
孟凡东：
如果不仔细分析，似乎堺屋太一的说法有点危言耸听，且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但一种批评往往并非空穴来风，尽管作者可能对社会主义抱有很深的偏见，但我们却不得不看到作者观点的独到和耐人寻味。
何爱国：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格雷在《伪黎明》一书中对各国普遍效法的“新自由主义”提出疑问：也许“新自由主义”会一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繁荣，然而在其背后，经典的理论基础与现状的经济秩序相悖，本土精神在新浪潮冲击下的销蚀，国民新精神状态的青黄不接，弥漫社会的将是一种无可明状的实用敷衍之戾气。中国现代化，“要求几代人的经济发展，且不能受政治剧变、环境灾难和战争的干扰”，而“整个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反复地发生过。”约翰·格雷预测：中国精神状态的“分裂”很可能导致社会状态的“分裂”，最终使中国现代化运动失败。
孟凡东：
纵观全球现代化进程，往往产生一个悖论，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驱动和加速需要政府的权威来导引，但现代化发动以后，尤其是进展到某个拐点之后，却会产生对政府权力的合法性的置疑和个人主义的伸张。如何有效导泄这种情绪，加强社会凝聚，迎接各种不测与挑战，以进一步推进现代化进程而谨防其挫折和中断，是个难题。为此分清问题的轻重缓急以寻对策，至关重要。
盛邦和：
实际上，我们需要把握两个问题。其一，重视民族信仰建设，如果信仰消失、就会丧失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二，根据时代变化重读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信仰大概可分三个层次：政治信仰——民族信仰——人格信仰。前者解决政治认同，中者解决国家与民族认同，后者解决生命与人格认同。目前我国社会凝聚，首先考虑的是政治信仰，以此凝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认同，但需同时重视民族信仰与人格信仰的建设，惟当三重信仰合同并举，中国的“道德重建”才会起色。
孟凡东：
过去，民族凝聚靠领袖魅力与政治形态，当下，新时期呼唤民族信仰重归。既是“民族凝聚”，最适当的精神宝器当是“民族精神”。过去的道德维持靠“以吏为师”，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学习刘胡兰、黄继光，到学习雷锋、焦裕禄，一个个精神光点，照亮中国的道德世界。然而，然而究竟中国的道德体系是什么？民族的精神载体是什么？如何适应时代变化作系统与计划的建设？不了了之。当一个个神圣星座因时光流转而淡出于人们的视域，德性境域又开始披上夜色。
盛邦和：
鉴于当前社会缺乏稳定的凝聚力量，民族信仰的权重应大大加强。回顾中国百年史，民族信仰问题历来不被重视。胡适就说过，科学不涉及民族，不提及民族，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侧面就是彻底反传统。“文化大革命”中民族精神再遭蹂躏，民族信仰无从谈起。20年来民族信仰建设依然停留于空泛的口号，难以正面形象感动民间心理。比如“祭黄陵”由游艺明星“主祭”，成了“追星活动”，人们联想的不是肃穆的祭祀，而是滑稽“可爱”的做秀，其结果“人群骚动，不了了之”。其后，各知名媒体笑作一团，跟踪报道，为十三亿人口的饭桌赶制了一道助侃佐料。问题出在哪里？出在知识分子自己的身上，“公共”社会的代言人要为“公众”负责。纵览中国人的精神排序，首先是家族，然后是宗族，最后才是民族。宗法观念强造成民族和国家意识的淡漠。然而民族信仰的强弱决定于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强弱。也就是因为民族意识的缺失，百年中国不是“强大”的中国，而是“弱大”的中国。
夏雪：
是的，文化建设不仅要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强化执政的政治信仰，而且要正面宣扬民族信仰，重视民族传统文化，让民族文化优秀的东西制度化、神圣化、意识化。重视民族信仰，是推动中国当代道德重建的一个关键议题。
翟意安：
民族信仰的主要资源来自于民族精神。然而，近百年来，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是批判与“解构”，传统批判与怀疑主义者占据话语主权，文化民族主义总处边缘地位。将儒家思想丑陋化与妖魔化，将先祖先贤脸谱化，成为中国文化界竞相为之的百年时尚，至今乐此不疲，常被窃笑于同是“儒家国家”而早已进入当代“列强”的日韩诸国。
盛邦和：
当前，应当把树立民族信仰列为重要课题。具体而言则为加强“三国”教育，即“国情”、“国史”和“国学”教育。以“国情”教育寻求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和沟通，以“国史”教育寻求中华民族的共识和凝聚，以“国学”教育寻求民族精神的张扬和认同。10多亿人口的大国在数十年间实现堪与发达国家比肩的现代化，可谓至难，不凝聚全国的人心和智慧，没有举国一致的“国魂”，难达目标。这就需要从以“物”为本的现代化过渡到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既要考虑人的物质需要，更要考虑人的精神诉求并十分注重新时期民族信仰建设。
|
| |
最后编辑： 夏雪 发布时间：2005-05-24 论文来源：世纪中国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