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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日本思想史，应该知道加藤弘之。他是东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曾经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人权思想，为日本思想启蒙立下功劳。然而他又以思想善变著称。在他思想历程的后半期，陡然从自由主义者转化为绝对专制主义的支持者，声明自己的早期著作一概绝版，做了一名思想的"变节者"。
了解加藤弘之，可谈他的自传体文章《经历谈》，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知道他的不少遗文轶事。其中说到他年轻时贫困窘迫，有一段"走错鳗鱼店"故事。学生时代，曾因有钱学生的请客尝到鳗鱼的美味，铭心不忘。有一次在街上散步，路过一家鳗鱼店，闻到烤鱼的香味，竟不知不觉地进到店里，向女招待问了价钱，一盘鳗鱼两百文。他摸了摸怀中，不多不少正好有两百文，便安心静候吃鱼。但转念一想，又不对劲，按常例食鱼同时还需吃饭，但付了鱼钱，饭钱呢？遗憾的是人已经落座了，如向女招待直说没钱吃这顿饭，实在难为情，怎么办呢？还是加藤急中生智，对女招待说：本与另一位朋友同餐，不知何故晚到了，我去找到他再来吧，说完便拔腿离开了店。
卢梭有《忏悔录》，尽把平生羞于启齿的事公布于世。加藤弘之著《经历谈》，也算是一种卢梭式的勇气吧。从这则往事可看到日本人对"面子"的敏感。即使以后做到东京帝大首任校长的加藤弘之也是这样。不过这种面子观念中国士大夫中也普遍存在，只不过不说罢了。
提起加藤走错鳗鱼店这件事，笔者想起这位老先生一生行事作风。他在学问观点方面也有类似"走错鳗鱼店"的经历，持一种观点后，旋即又转易初衷，中途退场，变换路径。只不过，这种时候他没有寻找"朋友没有来"那种托词，而是坦然地说明理由，且不管别从那么说，仍去求索自以为正确的人生心路。
加藤弘之（1836-1916），出生在但马（今兵库县）出石城下谷山町的一个藩土家庭。初名弘藏，后改弘之，为家中长男，十余岁前后，进藩学校弘道馆学习文学，又习武艺。但他自幼病弱，不堪练兵的劳累迫使他转向于学问的研究。他不喜欢单纯地钻入书堆，寻章摘句，而爱发议论，常常一有发想，则议论风生。当时教官批评他"好议论"，而他仍我行我素，这为他一生偏爱学理，学而致用成为卓有影响的理论家打下了伏笔。
此后，他又师从佐久间象山。他如是记载对佐久先生的印象：余人先生门下，时先生四十二三岁。身材修长，胖瘦适中，威严中蕴含温和，正所谓"威而不猛"。他早晨坐于室中，阅读日本、中国及荷兰文的书籍，下午授徒讲学，由此可见，加藤青年时代接受的是"和、汉、兰"即日本学、汉学与荷兰学的综合教养。
有一件事对加藤弘之年轻的心灵冲击甚大。佐久间象山的另一位学生，即吉田松阴值美国舰队入侵日本内海之际，假扮成渔夫，潜上美舰，意欲渡美窥敌情，结果被幕府严加处置，被罚以"幽禁"，即就地监视与软禁。
佐久间象山作为这件事情的知情者与支持者也受到幕府的追查，被罚以"幽禁"，即就地监视与软禁。此后随形势变化他又被起用，为政府策划外交事物。但终因是开国论者，竟被攘夷论者刺杀于街头。
从这段师习关系看，加藤从先生那里接受的是关心洋务的开国思想。加藤在25岁那年进了当时幕府政府下属的"洋书调所"。从此，把兴趣集中在学习"英国学"与"德国学"方面。毋庸讳言，他这时受到西方政体思想的影响。26岁（1861年）写了《邻草》一书，以"答案问"的体裁，阐述了对西方列强的看法。在他看来，世界上的政体有"君主政体"、"官宰政体"。所谓君主政体，一国万民之上有一君，由君制定一切治国方案；所谓官宰政治，万民之上无君，全由"官宰诸员相谋议"而定国策。他又议"君主政体"有"君主握权"与"上下分权"两种方式；"官宰政治"也可分成"豪族专权"与"万民同权"两种方式。这样，世界万国的政体又可细分为"君主握权"、"上下分权"、"豪族专权"、"万民同权"四个政体。他强调，此为天下政体大略。加藤对"上下分权"与"万民同权"的政体方式，尤加注意，他说：如得天意相协、舆论相合，世界万国共趋上下分权、万民同权两大政体，已是时势所致，无可改变。
另有意味的是《邻草》作为一篇"谈话录"，话题是从中国谈起的。文中的"客"向加藤提出一个现实问题："近得情报，清主败奔沈阳，而不得还北京。英法势力猖獗，'长毛贼'（太平天国）乘虚而益呈威势。值如此变局，中国前途何望。"加藤答曰：清朝急须变革，论变革应从"上下分权"起，然后"有德有才之士"得以治"暗味愚味"之下，国主能有权，由此看来，加藤此时心目中已把民众权力看得十分重要，他所向往民众参政，纠正国弊。
在这以后，加藤弘之又写作了《西洋各国（成长）强弱一览表》、《交易问答》、《立宪政体略》、《真正大意》等书，
其中《立宪政体略》大声疾呼：采立宪政体，制定光明正大，明确不变的国宪，还政于民。他论国宪云："国宪即治国之大宪法，载录所有政体制定之大纲。万机则依此而实行，虽然政府而不可变更。"
接着，他又提出"三大宪柄"的思想。这三大权柄，其一为立法权柄；其二为施政权柄；其三为司律权柄。加藤说，在立宪国家中，立法权柄至为重要，具体体现在设立议会（立法府）。议会"大概分为上下两院，贵戚显族、教长、官吏、富商、豪农等组成上院官员。有的国家也允准平民成为上院官员。立法府官员的任职情况也各不相同，属世袭者有之，由在上者指令终生任职，或期间任职者有之，系庶民选举确任在职年限者有之，因被选在一定年龄中任职者有之。"他介绍下院的情况说：其成员皆从庶民中推选代议士任之，所谓"代议士"即为天下民众代议国事者。
除立法权柄外，又有施政权柄，上述两院一旦确定诸项议案之后，即由施政权柄具体执行，将议案以各项措施化为实行，形成结果。为使施政顺利进行，大凡国家应设诸局，大约有七八个局，如外国事务局，国内事务局、国防事务局、刑狱事务局、会计事务局、殖民地（藩属地）事务局、教育事务局、百工事务局等。在君主立宪国家中，以上诸局既对国君负责，同时也对上下两院负责。
第三个权柄为司律权柄。加藤说：司律权柄即司掌律法的权柄。他强调司律权柄与立法、施政权柄并列，在立法、施政部门之外别设"司律府"，以示其独立地位。司律府又设大、中、小数院，司掌全国律法及州县一级的律法。
以上说的是君主立宪，即上下同治国家政体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立宪政体略》一书中他不仅介绍了"上下同治"的政体，进一步还介绍了"万民共治"的国家政体。他强调，在"万民共治"的国家中，全无君臣尊卑之别，全国民众相合共议国政为"万民共治"之本意。同时，这种政体也具有立法、施政、司律三种权柄。其形一如"上下同治"政体，犹不同者乃后者三大权柄概属议会（立法府），具体责任者为总统，而前者国君权利虽有所保留，但毕竟还是可以对三大权柄进行干预。显然，加藤在这里对"万民共治"政体多有褒奖，情有独钟。
在著《立宪政体略》之后，加藤又著《真政大意》一书（与前书相同实为一小册子）。在这本书中，加藤对前书理论充分发挥，淋漓尽致。他强调自己写《立宪政体略》的目的全在"立宪"两字，将宪政推行于日本的愿望也凸现于该书。然而，写毕前书，意犹未尽。这是因为"立宪"仅为"政体"，"政体"所立，目的在于治国，而治国必有真正的治国主义（"真政大义"），为此，他觉得有必要批评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政府要做的事情仅仅是保护国民的"生命、权利、私有"，其他可以置之不管。政府对国民的事操心过多，必使国民权利受到"束缚羁縻"，而悖政府之本意，这实是一种"大国民、小政府"的观念。
另一种观念认为，政府任务主要不在于保护国民"三大利益"，而在于对国民进行监督管理。事无巨细，皆当由国家操心担当，而不可放任于民。如此而行，"保护"目的也可自然达到。
加藤比较倾向第一种观点，他认为政府管事太多，确实会使国民事事拘谨，身心难以得到充分的舒展，尽管政府立意甚美，为民管事，但看似"安民"实为"虐民"。这种政治非理想中的"真政"，即"真正的政治"。
但他也反对政府仅仅顾念"大事"，不去考虑国民身旁的切身之事。为此，他主张将两种观点拆衷取义。一方面以"保护"国民为"主要事务"，另一方面对百姓日常事务也要关心操办。这些事务包括"教化劝异而明伦理"、"整风俗开百工技艺而利用"、"养病济贫而臻社会福祉"等等。
通过对上述著作的介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开明民主的明治知识人形象。
作者加藤弘之既赞赏君主立宪更倾向万民共治；既赞同国家管理中的"政府干预"，更反对政府舍大求小，将保护国民基本权利舍之一旁；既对东方传统存恋怀之意，更主张弃旧迎新，迎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在新与旧、革新与保守，进取与退缩的种种抉择中，加藤无疑采取前者，当仁不让。
然而，正当我们做出这样判断的时候，发现加藤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曾几何时，他急速地从自由、民主、立宪的进步思想圈中退出，成为反对在日本开设议会，反对"天赋人权"观念的保守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强权政治的拥护者。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当加藤的《立宪政体略》、《真政大意》以及《国体新论》逐一问世之后，社会上的"皇学者"、"勤王家"议论蜂起，尤其指出《国体新论》有蔑视日本传统天皇制国体之嫌，指责加藤作为东京大学校长，全国最高学府"主宰"不该出此言论。面对这种舆论，政府也出面说话，告知加藤必须将著书一概自行"绝版"，如不这样做，将由政府来做这件事。
面对压力，加藤终于退缩让步了，亲自将《国体新论》等书绝版。为了表示思想"改途"的决心，他在明治十五年（1882年）七八月间出版《人权新说》，以后又出版《强者权利的竞争》。这两本书一出，加藤政治学术观点算是发生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变。而《人权新说》可以说是他宣布"主义一变"跨出的第一步。这一年他在大学里开设了"古典讲习科"，将自己的一部分心思转移到对古典的研究上去，也在这一年他获得了"旭日绶章"。
就在同一时刻，日本其他自由知识分子却表示了相反的态度。加藤出版《人权新说》的当年，江兆民写成《民约译解》，把卢梭《民约论》译介到日本，有意将"日本的卢梭"的事业进行到底。
要知道加藤思想究竟有了那些变化，只要对照一下他思想 "改途"前的《国体新论》与"改途"后的《人权新说》的章节标题就可明白。
《国体新论》章节标题如下：《国家之主眼为人民，民主为人民而存在及政府存在的理由》、《人民对君主政府之权利义务》、《人民自由的权利及自由的精神》。我们再看一看《人权新说》的标题：第一章《论天赋人权的妄想产生之原因》，第二章《权利之始生及论进步》，第三章《论谋求权利进步必需注意的问题》。可见，前期加藤与后期加藤在学术观点判若两人。在世界思想史上，像加藤这样思想急剧转变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
加藤如此思想"急转弯"，遭到国内学术同人的非难，被责为"变节者"，日子很不好过。然而，加藤还是为自己作辩解。他说明治十五年（其实是十四年）将旧著《立宪政体略》、《真政大意》、《国体新论》自行绝版，引起世人的猜疑与攻击，对此有必要做一些说明。他说初读西洋政治、法律等书，一度信仰卢梭天赋人权主义，天既生人，必赋人以平等权利。以后读到温和学者的种种论著，才知道卢俊理论乃为过激学术，实不足取，共和政体说乃为"谬见"。至读达尔文、斯宾塞有关进化论的著作，进一步认识到，人类并非"特殊的生物"，人类社会生活中，进化论也必起作用，进而认为人类中各等级权利并非来自"天赋"，而来自人类的自我竞争，其结果，强者获得权柄，而弱者理所当然处在受支配的地步。
翻阅《加藤弘之自叙传》还可以看到他关于自己思想转化的另一个说法：怎样看自己的"主义一变"呢？读英国开化史家巴克尔著作（英国巴克尔（1821-1862）著有《英国文明史》，书中宣扬"文明史学"思想，重视地理、风土对历史的影响，主张思想启蒙，强调人民的天赋权利，指出人类历史是人民的历史，反对将君主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始感形而上学理论之荒唐无稽，深觉不以科学为据，什么事都无法讨论，继读达尔文、斯宾塞、黑格尔书，宇宙观为之一变（《加藤弘之自叙传》，引田 火加田 忍：《加藤弘之》，吉川弘文馆，1985年版第89页。由此可见，加藤不仅从卢梭的民约论思想倒退，屏弃市民革命思想，也背叛原本并不牢固的平民立场，最终全身心地转入到政府体制中去。
分析加藤的学术"变节"史，可以获得以下的感想：
其一，从加藤本人来看，宣布旧著绝版，否定旧说，应是其思想演化的自然结果。事实上，人的思想不可能一成不变，总随着阅历与环境的变化而转移，即使转向自己的反面也不足怪。
其二，日本虽在明治时代进入资本主义，但建立何种类型的资本主义还是一个问号。横于日本"官僚"与知识分子面前的既有法国式废除帝制、"万人共治"的共和国模式，也有"温和"的英国式君主立宪政体。事实上，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东方亚细亚式社会，比之于西方，存在着不少封建因素。专制主义，等级观念的传统积淀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以扫除，这种情况决定日本面对立国方策选择时，日光注视，必然是英国式保留旧传统较多的国体形式。
事实也正是这样，凡一个国家前途，建国模式的选择都基于其原来的社会状况。"选择"是原本社会基础的选择，而非听任于"人"的任意自选。加藤个人"选择"的背后，隐藏者"社会选择"的实态。虽然，加藤起初选择法国式立国方式，但当日本社会因其不可违抗的历史传承向既定固有的方向发展时，加藤也只能适应社会，作出新抉择。加藤思想的变化，表现日本明治知识分子无法违抗社会现实，无奈悲凄的心态
其三，不可否定加藤转化与他所处的职业地位也有关系，作为政府官僚与东京大学校长，必须与政府保持同一个声音，政府一旦不满，施以压力，也就立即回到官方立场。但话说回来，政府的压力也只是外因，如果加藤无内在的思想转型基础，也不会不顾有人责已"变节"而如此快地做出否定旧说的决定。
是的，加藤年少时走错鳗鱼店的故事仿佛是他一生思想道路的预示，鳗鱼为其所好，但终因贫困而不食。此后，他喜好天赋人权共和之说，为其所爱，但终因诸多原因而舍弃，读加藤思想转型史，启示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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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 夏雪 发布时间：2005-09-14 论文来源：智识学术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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