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2004年/ 03月/11日/第7版
编者按：正是由于文明的冲突现实地存在着，我们才呼唤文明的对话，联合国才要组织专家研究文明对话的可行性。前美国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的理论，举世哗然，批评者众，和者少，但其价值却无人能够忽视。
亨廷顿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在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而，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是不可避免的存在。
东亚儒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文明可能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最严重挑战
亨氏担心东亚儒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文明可能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最严重挑战，尤其担心它们在对抗西方文明方面的联合。其实这可能不单是亨氏个人的想法，也不单是西方学术界和政府的想法，更可能是西方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一种社会思潮的代表，无非是亨氏敢于第一个吃螃蟹而已。
英国：据英国外交部2003年12月初公布的战略文件说，在21世纪初最有可能影响英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可能的思想冲突将来自宗教和文化。宗教信仰正在重新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推动力。
美国：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副主任、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因在西方的技术和价值面前的双重失败而复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东亚经济增长奇迹带来的东亚文化和价值观的自我伸长可能会对西方文明构成最大的挑战。
日本：日本学者船桥洋一于2003年11月27日在《朝日新闻》发表《中国“和平崛起”论》，文章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崛起的方式往往比崛起本身对世界的影响更大。速度、方向、意识形态以及更为重要的对世界平衡的影响，会给其他国家带来疑虑、戒心、嫉妒和恐惧感，引起反抗和反作用。19世纪末的德国和20世纪初的日本惊人的飞跃发展，就引发了原有势力激烈的反作用。“中国崛起”同样有可能引起上述各种反抗和反作用。
“文明冲突论”是对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冲突和战争的现实观察的一种理论提升和未来警示
“文明冲突论”是对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冲突和战争的现实观察的一种理论提升和未来警示。亨氏认为他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观察和理解世界政治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的政策范式，这一范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关注，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另外，亨氏期望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全球文明的对话和共存。
文明冲突危险的根源在于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均势的变换。如何消除这种文明冲突的危险？亨氏认为有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质，有赖于文明区域，尤其是文明核心国之间遵循三个游戏规则，即避免原则、共同调解原则和求同原则。只有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才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障。
东亚和中国如何消除西方对此的忧虑
“文明冲突论”的政策含义，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任何一国，尤其对东亚国家，特别是对中国，有着弥足珍贵的参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既然文明的冲突是现实存在的，那么，如何重估和发挥文明区的核心国家的协调作用；其二，既然西方文明的兴起曾经造成了与全世界其它文明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如何防范其它文明崛起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西方文明对其它文明崛起故意设置障碍，还有文明区核心国家的崛起对整个文明区有没有一种辐射、激励、示范和整合的功能。
就东亚和中国而言，既然西方担心东亚和中国的崛起可能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那么东亚和中国有没有必要使西方解除这种忧虑？有没有必要说明我们的观点？如何在外交战略中体现我们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本上奉行“韬光养晦”的和平外交战略，最近我们越来越强调“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和“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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