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与搞科研：自由与体制的冲撞

宋圭武

从社会效率的角度看，当官与搞科研肯定是不能兼顾的。首先，二者兼顾不能体现分工优势。当官与搞科研，二者各有各的工作路径。当官主要体现在管理方面，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要为第一线工作人员提供好组织、协调、规划、监督等服务工作，要着力于调动整体的积极性。搞科研主要体现在研究方面，主要是要充分发挥好个人的创造性，要多出精品，要多方探究自然与社会存在的各种理论逻辑。当官蕴含着一种褒扬风格，而搞科研却需要一种批判精神；当官有时需要非逻辑，而搞科研却需要处处体现逻辑。其次，二者兼顾也不能体现“范围经济”的优势。当官所直接衍生的是“关系资本”，是社会资本，而搞科研直接扩展的是人力资本，是个人资本。虽说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有一定的互补性，社会资本可一定程度提升个人资本的价值。但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当其扩展个人资本时，其社会资本的扩展就会受到限制；当其着力扩展社会资本时，其个人资本的积累时间就会受到侵蚀。所以，当官与搞科研，更多体现的是互斥性，而不是互补性。

从个人角度看，是选择当官，还是选择搞科研，这是个人的自由，社会不应当去限制。一个人自由度的减少，也就意味着福利效用价值的减少。在不违法和不违犯社会基本道德原则的前提下，社会应当尽可能为个人提供最大程度的选择自由。若硬性规定不允许青年科学家当官，本质是违反自由平等竞争原则的。只允许某些人当官，而不允许另一部分人当官，本身就是封建特权制度的一种表现。青年科学家和大家都一样，都是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应当允许其自由决定自己想干的一切。

但青年科学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科研优势，所以，从社会的角度看，青年科学家争着当官，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浪费。为什么会有许多青年科学家去争着当官呢？根本原因不在青年科学家本人，而是“官本位”体制。

首先，追求收益最大化是任何人的理性选择，青年科学家也不能例外。其次，“官本位”体制使当官收益明显高于甚至大大高于搞科研收益。在“官本位”体制下，青年科学家一旦当了官，就会带来许多个人方面的好处：首先，个人的社会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开会可以坐前排，走路可以走在人前面，出门有轿车相送，进门有人点头哈腰相迎，何不风光！其次，个人的经济地位也能得到较大提升。提级、提干、各种名额的分配、科研经费的分配，等等。这些权力的运用最终都会为当官者带来某种经济价值。再次，在“官本位”体制下，当官对自己“搞科研”也有“促进”作用，因为有别人为自己搞科研。一方面，会有别人为自己争着写文章，自己只是轻松地署署名而已；另一方面，有许多杂志刊物也更喜欢登一些有职务人的文章，而其他人的文章，只能是“见缝插针”，看情况而定。当然，上述两种情况也是以某种形式的交换为前提条件的。而“官本位”体制则为这种交换提供了温床。所以，在“官本位”体制下，青年科学家争着当官也就成了必然。这里不仅仅是青年科学家，恐怕全社会都会争着当官。

国家发展的根本是要靠科研，不是靠当官。靠当官解决不了中国的发展问题；相反，只能起到反作用。青年科学家去当官只会削弱国家发展的根本，对社会只能是利少弊多。解决此问题的关键不是不允许青年科学家当官，根本是要破解“官本位”体制，进行制度创新。首先，应当对当官者的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在科研层面上，当官更多体现的是服务职能。其次，应当让科研成为高收益行业，这是解决留人问题的关键。国家应加大对科研经费的投入，努力改善知识分子生活待遇，同时，应当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宽松的话语平台。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现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问题。通信地址：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 e-mail:gssgw007@sina.com        邮政编码：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