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哲学家摩狄曼˙丁˙阿得勒认为，哲学不只是专家们所做的事情，“哲学是每一个人的事业，这一点需要不断地得到重申。要做人就势必有哲学思维的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进行哲学思维。”［1］哲学之所以是每个人的人生事业，人人的日常生活之所以时时刻刻都在不自觉地进行着哲学思维，是因为生活的本质就是探索生活的本质。“哲学是文化的自我意识，是文化的一种内在理论。哲学应该包括对自然、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反思。但是在我看来，哲学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路标，帮助人们更容易找到生活的道路。”［2］所以，“哲学应当鼓励人们成为哲学家；对生活持一种严肃的态度；去思考他们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东西；并去寻找最高层次的价值观”。［3］我之所以与哲学有缘，则来源于生活本身。自我参加工作始，一直到现在，29年间，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横流的欲望包围着整个世界，当然也包括我的日常生活。而我却一直未敢堕落自己，始终把“人何以才能理性地生存发展”和“当代人类何以才能理性地生存发展”作为思考的主题，既在于苦难而贫困的人生磨励，赋予了我一种严肃人生的生活态度；更在于早年那一幕幕战天斗地加革命和暴力的历史片断情结，迫使我不得不希望通过对哲学的探询而找到生存的路标，获得生活的超验意义和做人的存在价值――而勇敢地活下去。

　　毕达戈拉斯最早提出“哲学”概念，他把“哲学”定位为是生活的旁观者的沉思(θєωρίa)。但毕达戈拉斯把哲学理解是旁观者的沉思，只是从哲学家的态度和其思维-认知方式角度来定位哲学，并不标明哲学何以为哲学的来源。在我看来，哲学来源于哲学家对神秘悠悠的天宇和浩瀚无垠的自然的无边想象与幻想(我想这也是科学、宗教、艺术以及人类一切精神想望与探求的最终根源)：康德终身都没有走出生养他的故土可尼斯堡，却开创了先验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海德格尔的哲学人生始终与他的林间小路融为一体，而无边的想象与幻想却成就了他大道大言。哲学始终是哲学家在时代境遇中对人的世界性存在的心灵化探询，心灵与天宇、大地、生命万物的相交相融，与天籁之音、地籁之音、物籁之音、人籁之音相合乐成章，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具有天启般的无限想象与幻想；二是能获得独特体验与领悟向天、地、神、人会际的现实生活甬道：对康德来讲，其生活甬道是那条密植着菩提树的乡间小径；而对海德格尔来讲，则是使其终身以许的“田野道路”；三是一个平常又平常的心：康德和海德格尔都生于平常之家，前者诞生于一个小手工业家庭，后者的家族世代是普通农民和手艺人。当一个人拥有一颗平常的心，并找到一种终身以许的方式去无限地想象和幻想神秘悠悠的天宇和浩瀚无垠的自然，去关怀人的世界性存在命运的时候，哲学就构成了他的生存方式和生命进程。

　　我之所以敏感和好奇人的世界性存在境遇，之所以与当代人类生存困境以及对其生存困境的追问结下不解之缘，主要不是哲学家们的哲学智慧的开启，也不是学校教育的结果，而是为早年的生活经验和贫苦的人生经历所激励。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目不识丁，少年失学，与放牛割草为伴，可以引以为美好回忆的外在东西并不多。生养我的故乡，是位于四川东北地区的广安县杨坪乡，这是一个浅丘陵地带，既不通公路，也没有江河与深山，举目一望，塞满眼底的只有光秃秃(大跃进时代大炼钢铁的杰作)的连绵不断的小山包，冬天北风呼啸，夏天干旱绵绵，灾荒不断。这就是我的故乡：一个把人的生存完全暴露在贫困挣扎线上的地方。但正是这样一个贫乏的地方，却给我了童年以心灵的孕育：自然与人、大地与生命相共生的原始关联性的断裂意识朦胧地注入我的身体，潜滋暗长地扎根在我无知的生命中。

　　童年的生活是贫困而单调的，然童年的幻想与神秘却是无穷的，这种无穷的幻想与神秘几乎构成了我时时为饥饿所困绕的生命的全部神圣之源。我家住在一个拥有十几户人家的三合院里，院前是一座小山丘，脚下一片沟田顺势由西而东向远方铺开，离家向东大约三百米之外的狭窄处，有一座小石桥，架通南北通往县城的石铺大道。这座没有水的田沟小桥，却有一个非常令人遐想不已的好名字：仙鱼桥。听父辈们(其实父辈也是从他们的父辈们那里口耳相传下来的)讲，相传很久以前这里是一条流水清澈的大河，有一天一位神仙由北而来，从这里经过，疲乏了，就在石桥(桥的北头是一块大石坝)旁边坐下来在河水里洗脚，清澈的河水加上头顶的暖阳把神仙催进了梦乡，当他醒来的时候，身边鼓鼓囊囊的包袱和酒葫芦不见了，神仙一跺脚，不幸踹入河中，化成一条鱼游走了。神仙走了，从此，清澈的河水干枯了，昔日的河流变成了干枯的沟田。沿着小石桥再往下约200米处，是一条乱石散漫的大沟，被人们称作“石牛沟”。乱石沟中有一条身首分离的青石牛，身首异处的牛头睁大圆怒的眼睛望着分离的牛身，给人以阴森恐怖的感觉。儿时伙伴们三五成群，总喜欢在牛背、牛头上玩耍，但若是一个人时，只能远而望之，惧怕之极。相传很久以前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头大青牛，到处乱吃庄稼，无人敢近，无人能治，四周的庄稼人叫苦不迭，长此以往，震怒天庭，一天大青牛正在沟边一块地里疯吃庄稼，突然霹天一声炸雷，把大青牛炸得身首异处，变成了青石牛，从此，这里的一乡农人重新获得了安宁。代代人相传的传说故事，给予我蒙昧的心灵注入悠悠的遐想与敬畏：天人相通、人神相融；天人相通则生，人神相逆则死。

　　我结缘于哲学，哲学眷顾于我，也许是某种偶然赋予的一种命运。老实说，我并不是学哲学专业出身的。我之所以在现今文人学术身份等级森严的生活场景中，有些近乎厚颜无耻地暴露自己的非专业化、非身份化的本来面目，那一定要为许多人嘲笑和蔑视。我明明知道这不明智，并且将非常危险，即永不可能挤进专业化、身份化阵营，只能终身做一个边缘化处境中的孤独思考者。虽然如此，但还是忍不住地这样暴露了自己。我之所以会如此的不识相，是因为在我看来，哲学最需要的是真诚，需要真心、需要童心，需要平常存在心态和卑微的生存姿势。并且，我还认为，哲学是高贵的，但与哲学为伴的人，并不能以此而自视高贵。凡是自视高贵于人的人，将永远与哲学无缘。因为，哲学作为人类的最高学问和生存的大智慧，并不是专业所能造就的：哲学不属于专业，一旦专业化，就不可能有哲学的诞生。哲学只能以存在和生存为土壤，并在任何专业之外的众领域、众学问、众学科的边缘处、结合处生长。泰勒斯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政治家，数学、天文学和政治学成就了他的哲学事业；阿拉克西曼德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天文学家兼地理学家，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博大精深的天文学和地理学智慧做其垫底功夫，他也不可能挤进希腊哲学家的行列；毕达戈拉斯不仅精通数学，而且还是宗教领袖；柏拉图干脆在他的学园门前写上：“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雅斯贝尔早年学医，成为医学博士、精神病学专家、心理学教授，当他的人生进入中年时，出于对人的存在境况的真诚关注和对人的生存意义的不懈寻求而“无意中进入了哲学”，并最终成为一代哲学大师；斯宾塞压根儿就没有受过什么学校教育；管仲早年贫困，年青经商，中年步入政界，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阅历，使他成为先秦第一位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老子的五千言，却集了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智慧和时代精神；孔子奔波于“天下道术分裂”的舞台之中并博学厚积，才有影响二千多年而不衰的大智慧．．．．．．．．所以，我个人觉得，当前哲学之所以越来越贫乏，最终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把哲学专业化、职业化分不开。在把哲学专业化、职业化的舞台上，学哲学专业出身的可能研究哲学（思想与方法）而成为哲学专家或哲学史家，但却并不一定就能进行哲学探询，开辟新的哲学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学哲学的人那样多，而真正成为哲学家的人却少之又少的原因。哲学不是谋生的职业手段，但哲学可能成为人生至高至圣的事业。只有当把对哲学新道路的开辟作为有限人生的至高至圣事业的时候，哲学才眷顾于人。

　　我个人还觉得，哲学不是知识与教条，也不是学问与学术，更不是真理（哲学探询的成果可能是真理），虽然哲学融进了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真理，体现了学问与学术；但哲学不可能以学问的深广程度来衡量，也不能用学术的方法与技巧来判定。天下有学问的人和精通学术的人比比皆是，但哲学家却少之又少。哲学永远是一种敏感、一种关怀、一种眷顾、一种存在对存在、生命对生命的无言对话与交流。哲学不仅需要真诚、需要童心、需要爱心、需要平常心和卑微心，哲学更需要天真、需要理想与浪漫，需要对人的世界性存在之灵性与悟性向苍天大地之根与本的领悟与言说。所以，哲学不是知识的堆积，不是学问的炫耀和智慧的张扬，更不是什么高贵的身份的标榜，而是本真之人对其本真存在境遇和生存境况的敞开与照亮。哲学即是对人类历史性的此在存在境遇和生存进程中的心灵－精神道路的开辟行动：哲学永远是对时代人类精神的开辟方式，哲学家就是其道路的开辟者。

　　哲学更不能与显学和热闹为伍。越是显学和热闹的地方，恰恰是越没有哲学产生的土壤。所以，哲学不是“搞”出来的，也不能“搞”出来：哲学根本不可能按照搞科学、搞科研、搞课题那种模式、那种程序来搞就搞得出来的。哲学在哲学家的人生舞台上，很难得成为显学。哲学要成为显学必须以时间为保证。哲学往往与孤独相伴：孤独孕育着哲学，孤独培养着哲学家。因而，时代新哲学始终处于时代生活的边缘域状态并在边缘域中进行着。

　　哲学不是已成的哲学事实，一切已成的哲学事实只能是哲学成果，当哲学变成一已成的哲学成果时，哲学又已经孤独向前了。哲学始终是一种开辟人类心灵和精神的行动进程，这是哲学的永恒朝向。希腊人把哲学称之为爱智慧或者说热爱真理，其实，哲学是追求时代存在之智慧和真理，或者说哲学是对时代存在智慧和真理之道路的开辟。所以，哲学所面对的始终是时代人类心灵－精神荒原和智慧－真理荒原，哲学就是对人类智慧和真理的拓荒，哲学家就是时代人类心灵－精神和智慧－真理的拓荒者。正是这一品质规定，才把哲学本身与哲学研究区分开来：哲学研究始终以已有的人类智慧和真理、或心灵和精神为对象而展开其工作，所以，哲学研究是对已有的人类哲学成果的时代性深化与开发，是对已有的哲学成果的普及与传播、教化与校正。哲学却恰恰相反，她永远是行动，是拓荒，是孤独向前，对浩瀚的苍天大地、对神秘悠悠的生命、对神圣的人生存在的永相领悟与沉思。

　　黑格尔曾经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尊为人类的精神导师。确实，柏拉图是伟大的。柏拉图的伟大之处，并不仅在于他提出了理念世界，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形而上学蓝图，更在于他把世界一分为三：作为本原的理念世界、派生的物质实在世界和对实在世界模仿的影像世界。亚里士多德的独特贡献，在于对柏拉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把人类精神的全部内容各就各位地装进了柏拉图的“三个世界”的框架中：本体化的理念世界为形而上学所分有；由理念世界所派生出来的物质实在世界为理论科学所分有；而对物质实在世界的模仿所形成的影像世界则为实践的科学（包括政治学、伦理学和技艺学）所分有。将此三个世界联系起来而形成一个生命化的存在整体的恰恰是灵魂；而灵魂的无所不在必然呼唤上帝的永存并统领世界，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体系。如果用现代人的观念尺子和话语方式来表达的话，那就是：哲学包括了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它是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的统一。

　　哲学的专业化定位，使哲学改变了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命运，哲学由整体变成了局部，由天人圆通、人神融一的大智慧，变成了为我所用的竞斗技艺，这就是哲学的认识论道路的单向开辟。

　　哲学的命运改变，最突出地表现为哲学的专业化。哲学的专业化直接来源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而劳动分工的专业化又动力于科技的快速进步。科技的快速进步却以近代科学革命为肇始。近代科学革命的最后结果，不是创造了机械论世界观，发展了生产力，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本性，即通过对以片面的物质幸福观为目的指向的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的社会化、历史性确立，把人的神性主义存在论改造成为物性主义生存论，人由此变成了纯粹的物。科学革命对人的改造，最终要通过哲学来实现，因而，与近代科学革命相响应的近代哲学革命，必需趋同近代科学革命的唯物质主义方向而排斥心灵主义道路，必需趋同客观实在论而拒斥本体世界的存在论，必需全面张扬以感官为外在方式、以经验为内在原则的物性主义，否定和批判世界存在的神圣性和人的存在的神性化。因而，近代哲学革命必需拒斥形而上学；拒斥形而上学的具体方略是否定灵魂的存在，否定上帝的存在。因为人一旦没有灵魂，他就变成了纯粹的物质实体；世界上一旦没有上帝，物质构成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与法则才变成现实。而一个没有灵魂、没有上帝的世界，不需要追根溯源，不需要玄思与辩难，不需要对神圣的想望和对神性的超验领悟，只需要感官、经验，需要观察、实验、实证与方案设计、工程实施。以此来看，否定形而上学，实际上是在否定上帝的存在，进而言，是在否定人的神性存在，否定人的灵魂存在。所以，尼采才呐喊出“上帝死了！”上帝是什么？上帝是人这一高贵的物种生命自神自圣的内在自我的象征语、隐喻语。上帝死了，也就意味着自神自圣的人的内在自我死了，剩下的只是物质化的外在自我，这个外在自我是用物质和欲望组织起来的，人由此变成了真正的物。作为物质主义的人，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自己何以存在的问题，而是怎样存在的问题。因而，哲学的根本功能不是引领人去认识世界和人，而是要担当起引导人去改造世界和人的重任。而改造世界不需要玄想，不需要形而上学，所以形而上学在现代人类精神世界中，是一个不受人们欢迎的概念，甚至在许多的时候，它是一个贬义词，其历史背景就源于此。

　　但我想要借此表明的是：哲学必须是形而上学的。没有形而上学，就没有哲学，即使它标榜是哲学，也只能是浅薄的，或者说是伪哲学。后现代主义标榜为反本质主义，反宏大叙事，他们列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世界的非本质性：一根葱被一截一截地剁断，剁到最后，葱不存在了，你说葱有其不变的本质存在吗？一切事物都在流动变化，一切事物都在流动变化中存在或消失，不动的本质之于事物乃至世界是不存在的，本质主义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假想。乍看之下，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例子确实令人无法反驳。但仔细一想，问题就出来了：首先，葱之所以成为葱而不成为蒜或者其它什么东西，总应该有其区别于它物而标识自身独立为物的根本特性和独特品性吧。这种标识自身存在的根本特性和独特品性，不是葱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任何一物能够区别于它物而独立存在，其本身就标明了它有属于它的本质规定性，如果没有这种规定性，物与物之间就没有区别，没有区别的世界只能是一个混沌的世界。其次，任何存在物都在流动变化进程中展开其存在，这是世界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是由事物的本性所决定。事物随其世界生变的规律而变化，这同样展示了事物存在的本质特性，即每一存在物都必须纳入世界流变演化的轨道之中而流动变化：只有流动变化的存在物才是真正有生命的、有活力的存在物。因而，生与变构成了整个世界存在的必需框架，也构成了所有存在物得以存在的必需规则。其三，世界的生变规律，是事物存在的最高法则（本质），而事物存在的根本特性和独特品性，是该一事物得以存在的具体标志（本质）。任何具体的事物的内在本质都附丽于该事物之中，当该事物遵循世界存在的生变法则而朝向生的方向运动，该事物就存在，它的本质内涵也得到彰显；当该事物遵循世界存在的生变法则而朝向死的方向运动，该事物就走向不存在，它的本质内涵随同消解。但无论具体的事物怎样生变，而事物之“类”却始终存在，因而，该一具体的事物消解了，但标识此一类事物存在的共同本质内容并没有消解，也不可消解。比如说人的本质内涵并不因为张三或李四的死亡而不存在。

　　我之所以要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当我们拒斥或者接纳本质主义――并努力说出自己何以拒斥或认同的根本理由、依据时，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形而上学的思考。所以，哲学是一刻也离不开形而上学。只可惜，现在人们以反对和蔑视形而上学为荣，尤其是搞哲学专业的人们也这样无知地在拒斥和反对形而上学，这应该是哲学的悲哀。

　　哲学就是以其形而上学的方式，来对时代人类心灵－精神和智慧－真理的拓荒。拓荒时代人类心灵－精神和智慧－真理之道路，是哲学的永恒任务和全部光荣，为了担当起其自身的任务，哲学家必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才能展开其探询拓荒的行动进程。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形而上学即是理性思辨或者说概念式反思；但我觉得，形而上学同样需要悟性融通与整体领悟：哲学拓荒人类心灵－精神和智慧－真理的道路，是理性思辨与悟性融通、概念式反思与整体领悟之整体敞开状态与进程。否则，哲学不能进入人类的超验之境并达向世界存在的整体生态之域。形而上学之于哲学，始终是一方式与手段，而不是哲学本身：形而上学化的理性思辨或概念式反思，使哲学在开辟时代人类心灵－精神和智慧－真理新道路进程中达向超验之境；而形而上学化的悟性融通与整体领悟，则使哲学在拓荒时代人类心灵－精神和智慧－真理新道路进程中达向生存整体之域。进一步讲，对时代人类存在智慧和真理的探索，最终来源于哲学家对人类的时代性存在心灵动向和精神守望的瞻前性领悟和整体性呈示，从而激励人类在特定的世界性存在处境和生态变迁境域中获得自神自圣的自信、勇气、力量。

　　在西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思辩性哲学蓝图，可以用如下简图来表示：

　　宗教　

　灵魂―――→物理学和数学――→政治学．伦理学．技艺学　　←―亚斯士多德的世界蓝图

　　　　↑　　　　　　　　　　　　　　　　　↓　

形而上学←――――理论科学　←――――实践科学　　　　　　

↓　　　　　　　　　　　　　　　　　↑　　

理念的本体世界→实在的物质世界→虚构的现象（影像）世界　←―――柏拉图的世界蓝图

在中国，诞生于前先秦的八卦思想和老子的大道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整体领悟的哲学，同样可以用如下简图来表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

↑　　　　　　　　　　　　　　　　　　　　　　　　　　　　　　　　↓　

太极←―生阴阳（天地日月）←―风雷、山泽、水火←―世界万物←―――人类

↑　　　（一级生成）　　　　　（二级生成）　　（三级生成）　　（四级生成） 　　

―――――――――――　宇宙自然万物与人类的生存关系　―――――

↓

　　　　　夫妇生子女―→子女生父子―→父子生君臣―→君臣生礼仪

（一级生成）　（二级生成）　（三级生成）　（四级生成）　　

↑

―――――　　人间社会的生存关系―――

　　　　　　（天地为大，民为根本，社稷为重，君次之）

　　　　　　　　　　　　　　　　　　　　　　　　                                     

↓

　　　　　　　　　　　　　　　　　　　　　　　　　　　敬天崇祖―→鬼神文化　

　　　　　　　　　　　　　　　　　　　　　　　　　　　　↓　　  　事父则孝

　　　　　　　　　　　　　　　　　　　　　　　　　　　事父事君→

　　　　　　　　　　　　　　　　　　　　　　　　　　　　∣ 　 　→事君则忠

　　　　　　　　　　　　　　　　　　　　　　　仁－智－礼－义－忠－恕－孝－悌　

　　我之所以以如此简单的方式对照中西方早期哲学的路向与思维格局，是想指出，中西早期哲学的思维路径与方式虽然截然不同，但却有一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哲学是关于人的世界性存在的整体智慧。哲学的探询对象就是人的世界性存在本身。无论人类精神探索的领域怎样扩大，也无论对人类精神如何探幽入微，但哲学作为人间最大智慧的拓展形态，它的探询对象始终是整体的，并且永远是生态的。这是哲学成为哲学的根本理由，也是哲学能够成为哲学而存在的根本依据。哲学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根本弊病，在于它人为地分解了哲学的整体性，无视人的世界性存在的生态性，这是近代以来，哲学的路子越走越窄、最后滑向“终结论”或“消亡论”困境的根本原因。

　　哲学的专业化和职业化，除了社会劳动分工的必然性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哲学科学化。20世纪的两大哲学思潮――分析哲学思潮和现象学运动――都以企图使哲学成为纯粹严谨的科学为目标。然而，哲学永远不是科学，也永远不能成为科学。哲学一旦成为科学，就标志着哲学的终结与消亡。虽然如此，哲学与科学同样紧密联系：自然科学是对自然事实的研究，哲学是对原理的反思，即自然科学关心自然如何存在的事实，而哲学却在此基础上关心大地、自然、宇宙、世界生命与人之间如何存在的关系事实，和怎样才能形成更好的存在关系的各种可能性。由此，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没有科学为哲学提供反思的材料，哲学不能很好地探询人与大地、自然、宇宙、世界生命之存在关系；如果没有哲学的努力向前，自然科学就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推动力。

　　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也如同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一样：科学、心理学与哲学之间的对象关系，是一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种关系性质决定了科学、心理学不可能取代哲学，相反，科学与心理学的繁荣，有助于哲学的继往开来；哲学的生生不息的探询，助长科学与心理学的前赴后继。（见第二章）哲学与宗教、美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关系，同样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客观地看，人类最古老的五门学问――（狭义的）哲学、宗教、美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无论怎样进行学科领域的专业化划分，它们之间始终密切地相互关联着，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是对同一个对象所给予的不同侧面和层次的探讨。这个整体即是人的世界性存在及其朝向问题：这个整体的问题用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话来讲，则为：

　　1、我能做什么？

　　2、我应该做什么？

　　3、我可希望什么？

　　当代伟大的思想家海德格尔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中对康德所提出的命题予以了如此的概括，他说：康德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人类精神之形而上学做了一次奠基，康德形而上学奠基的目的是奠定一门“最终的形而上学”――即“下属的形而上学”，而康德所提出的有关于人的存在及其朝向的“这三个问题是作为下属的形而上学的真正形而上学之三个部分所归入的三个问题。人的知识所涉及的是最广义的现存事物的自然（宇宙学）；做则是人的行动，涉及的是人格和自由（心理学）；希望则指向作为天福的不朽，也就是指向与上帝同一（神学）。这三种本原的关切不是把人规定为自然生物，而是规定为‘世界公民’。它们构成‘世界公民的意图中’的哲学对象，即构成真正的哲学领域。因此康德在其逻辑学讲义导言中，在阐述一般哲学的概念时说：‘哲学的领域在这种世界公民的含义上可以提出如下问题：

　　1、我能知道什么？

　　2、我应该做什么？

　　3、我可希望什么？

　　4、人是什么？’”［4］

　　从康德到海德格尔，他们对哲学的基本看待视野仍然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即仍然是生态整体的：他们对哲学的生态整体看待，实际上包括了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宗教神学、（狭义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美学。按照我们今天的专业分工模式，把如上四个问题予以具体化，那么，狭义的哲学所关注的是人的存在之根本问题，即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者并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去面对自己的世界性存在的问题。这一根本的存在问题可以展开为三个具体问题：

　　1、我是什么？

　　2、我是谁？（即现象的我是谁？）　　　　

　　3、更深邃的我是谁？（即本质的我是谁？）

　　神学则是求证人之存在的来龙去脉，即人这种存在者何所来并最终何所去的问题，这是人的存在的奠基问题，其最终的求证方向是确立人的存在信仰和存在朝向与归属（即永恒之存在）何以可能。其同样展开为三个基本问题：

　　1、我是从哪里来的？

　　2、我要到哪里去？　

　　3、我应该怎样走才能到达那里？　

　　哲学对人之世界性存在予以探询，努力为人的存在及其朝向提供根本的态度与方法（视域），神学则以其为思维平台，探询人的世界性存在的依据和其朝向的终极目标。神学所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即是对哲学探询的第一个问题求证来源；神学所求证的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实际上是对哲学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的展开式，即如何定位人的本质和如何实现人的本质？一旦给出这种存在朝向的理想定位，就必然要牵引出如何实现其完整存在（本质的我）的问题，由此，政治学、伦理学和美学必然被托出：政治学、伦理学和美学则是从实践之现实和实践之理想两个方面来探询人如何在其存在中达向自身完整（本质的我）之道路，即“人应该怎样走才能到达那里？”的问题一旦落实在生存实践进程中，必然展开为理想的行动和现实的行动两个方面。政治学和伦理学就必须以为此起步，探讨人之存在如何沿着其朝向达向终极目标的正确道路（行动法则、规则、途径、手段）。所以，政治学和伦理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

　　1、根据存在的本来状况，我事实上是什么样的人？

　　2、根据共同生存的要求，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3、根据生活快乐和幸福的需要，我能够（或者说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

　　所不同的是，政治学是从国家要求角度――即如何才能符合国家框架下的群化生存――角度来制定人如何才能达向人的终极目标的群体法则、规范，使人的存在和生存获得共守的外在原则、尺度和方法；而伦理学则是从个体的角度来探讨人的内在人性要求，使人的存在和生存行为获得内在的指导原则和自神自圣的激励力量。概括地讲，政治学所探讨的是人在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的生存进程中，如何才能获得平等的作为国家和社会人的存在权利，以及怎样才能在配享平等权利的同时，担当起作为国家人、社会人的社会责任；而伦理学所努力的方向是，人在成为完整的人的生存进程中，怎样才能配享作为大写的人的存在权利，如何才能担当起作为人的人本责任。

　　美学同样必须以此为起步，去探讨人之存在如何沿着其朝向达向终极目标的理想方式，和如何自我增进其实现终极目标的内在动力与激情，所以，美学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人的世界性存在之自由问题，即如何才能达向自由存在之境界问题，对这一根本问题的展开，就形成了如下三个基本关注点： 

　　1、面对过去生存，我如何感受与体验？

　　2、面对现实生存，我如何行动与预设？　

　　3、面对未来生存，我如何想象和超越？

　　从人类哲学发展的全部历史可以看出，作为生态整体的哲学始终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关于人的世界性存在的本性以及整个世界之存在本性的智慧，即形而上学（狭义的哲学和神学）；另一部分内容是关于人的存在如何朝向理想之境的生活方式的智慧，即政治学、伦理学和美学。在人的精神探索领域中，宗教神学、（狭义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美学，此五者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哲学关注人的世界性存在状况和处境问题；宗教神学关注人的世界性存在的来龙去脉问题；政治学、伦理学和美学关心人怎样获得其完整的世界性存在的道路与方式问题。由此，宗教神学领悟人的世界性存在的终极源泉和心灵动向，为人世提供其存在的信仰与终极价值目标；哲学探索人的世界性存在何以可能和人朝向什么方向才能获得其完整的世界性存在，为人间提供其完整性存在的态度、视野与方法；政治学、伦理学和美学探索人怎样才能实现其完整的世界性存在道路与途径：美学为其提供如何实现其完整的世界性存在的预设行动蓝图与激励动力；政治学和伦理学为人世追求其完整的世界性存在提供行动规范与方式。

　　概括地讲，宗教激活人的神性智慧，哲学开启人的理性智慧，美学打开人的想象空间激励人的领悟智慧，政治学和伦理学灌注人以实践智慧。因而，宗教始终高悬于天上，伸出圣洁的巨擘努力将人往上拉；哲学却始终扎根于大地，用坚实的双肩努力将人往上面托。这一“拉”一“托”之间所形成的那一片广袤的空间地带，就是政治学、伦理学和美学所耕耘的土地：政治学和伦理学始终紧扶人生的双犁，以宗教为拉力，以哲学为推力，以美学为矫正力，笔直地耕耘从此岸达向彼岸的那片无限空阔的人生存在。

　　就其终极之境来讲，哲学始终既具有宗教品质，又具有政治激励、更具有伦理精神和美学理想。因而，完整的哲学，始终是生态整体的。哲学对时代人类生存如何达向完整存在之道路的开辟，既展开为完美的伦理蓝图，又盈盈着纯粹（人本化）的美学理想；既洋溢神性智慧，又张扬理性智慧，也激荡领悟智慧，更灌注实践智慧。人间真正益已益人的哲学探询，必然开辟出道德实践与自由追求的道路，它始终是神、理、悟、智的统一：哲学的神性化，使哲学充满永恒的魅力而获得神圣的张力；哲学的理性化，使哲学充满不竭的自持力而获得顽强的开放空间；哲学的智性化，使哲学洋溢脚踏实地的精神而获得始终不渝的实践力量；哲学的领悟化，使哲学获得了内燃于心的超越力量而达向彼岸存在的美德之境。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因此政治史、国家的法制、艺术、宗教对于哲学的关系，并不在于是哲学的原因，也不在于相反地哲学是它们存在的根据。毋宁应该这样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贯穿着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的本质或性格，它表现它自身在政治里面以及别的活动里面，把这些方面作为它的不同的部分。”［5］ 

　　当代哲学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呢？

　　概括地讲，当代人类生存已经跨进全球化生态之境，并且由于近代以来的科技革命的强劲推动，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已成为基本的生存信念，整个人类生存与世界处于严重的分裂与征战状态，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分裂已构成了全球性生存危机之源，由是把人类推向了重建生态平衡之域。由此两个方面的要求性，当代人类的时代精神应该是生生不息的生态理性精神。当代哲学的探询道路，必需承续人类哲学优良传统而超越之，即当代哲学对人的世界性存在之心灵和精神道路的开辟，必需集西方哲学的思辩精神和中国哲学的生生领悟精神于一体而达向生态整体之境，以其生态整体为广阔视野，来重新审视和探询人的世界性存在遭遇和困境。因而，当代哲学的探询方向既应该是生态开放的，也必需是历史整体的；既应该是整体领悟的，又必需是理性思辩的。合而言之，当代哲学探询所敞开的道路，必然是生态理性道路：当代哲学即是生态理性哲学。

　　生态理性哲学必以生态整体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为视野、视界。由此，“生态整体”构成了生态理性哲学与生态哲学的根本区别：生态哲学（philosophy of ecology）是建立在生态学基础上的，它是对生态学思想的哲学考察。在西方，生态学思想早在18世纪就产生了，但它作为一门新型的综合性科学，则是在“生态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提出后才获得诞生。生态学（Oecologie）概念是由德国达尔文信徒和发明家厄恩斯特．赫克尔于1866年率先提出来。他是从economy这个古老的词中发现同一个词根――希腊文 Oikos而派生这个新名称。Oikos一词是指家庭中的家务及日常生活中的活动与管理。而在近代政治经济学思想产生之前，人们习惯于把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事务看成是管家预算和食物贮藏室的扩大。赫克尔在使用Oecologie这个词时，同样是沿着这个思路赋予它相类似的含义。他认为，地球上活的有机物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统一体，组合成为一个家族，或者是一个亲密地住在一起的家庭，相互存在着冲突，但同时也在互相帮助：生态学“这门科学的实体，涉及到自然的经济体系（Naturhaushalt），．．．．．．．．在这个经济体系中的所有这些复杂的内在联系，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实质上指的是生存竞争的条件。”［6］赫克尔所提出的Oecologie一词，使用了一百年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才形成这样一门新型的科学――生态学（ecology）：生态学是专门研究人和自然之间的生存关系的一门科学，进一步讲，是专门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存关系平衡的科学。生态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新型科学，基本上沿着两个方向在前进，一是形成以生命为中心的生态学发展观，一是形成以人为中心的生态学发展观。但无论是哪一种生态学发展观，他们都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的确立与构建作为核心问题，并围绕此而展开探讨。由此，生态哲学即是对人与自然之生态关系的哲学探讨，它围绕怎样来创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而展开工作，并为这种新型存在关系的建立而探求其认识论基础和哲学根源。所以，生态哲学是生态学发展达向纵深领域的体现。

    本书所讲的“生态”，当然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存在关系这一维；但是，这里的“生态”概念是指生命与世界存在之关系的生变与协调问题，所以，在生态理性哲学中，“生态”是指生命与世界存在之整体敞开的进程状态；具体地讲，生态即是指人与世界存在之整体敞开进程状态。人是生命之一具体形态，人存在于生命圈之中：没有生命圈的存在，根本不可能有人这一物种生命的存在。因而，只有正视、尊重和敬畏生命时，才可真正的正视、尊重和敬畏人自身。并且，这里的“世界存在之整体”首先是指世界存在生态语义场，其次指整个宇宙，然后指自然――包括地球、大地、生物圈，最后指人类社会。而世界存在生态语义场是由宇宙、自然（地球、大地、生物圈）、人类社会与生命、人相共生与互生的敞开进程状态。所以，在生态理性哲学中，涉及到四个层面的生态关系：

    1、生命与宇宙、生命与自然、生命与人类社会之生态关系；

    2、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人与人类社会之生态关系；

    3、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之间的生态关系；

    4、人与内在自我之间的生态关系。  

    客观地看，这四个方面的生态关系，既处于横向关联之中，也处于纵向关联之中：这四个方面的生态关系事实上处于空间开放和历史承续的双重构架之中。概括地讲，本书所论的“生态”，既是整体的，也是历史的，更是生成的。它是以世界生命的历史性生成为起点，并以世界生命谋求其完整的存在为目标。在此背景下，人的存在及其存在朝向生存之域的敞开进程与状态，恰恰是其生态历史性和生态整体性的融和性生成。人的生态整体性，是指人的存在和生存始终敞开为多维，即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内在自我之间的存在关系和生存关联，构成了人存在和生存本身。因而，人的生态问题是一个整体开放的存在问题和生存问题。进一步讲，人是世界性存在者并是世界性地生存着的人。人的生态的历史性，是指人存在和生存始终具有过去、现存、未来之三维指向：人作为世界性存在者和生存者，既生活在过去和已有之中，也生活在当下与谋求之中，更生活在对未来和未有的企盼与想望之中。已然、实然、未然，此三者构成了人的存在的三维时空，并由此规定了人的生存从过去达向未来、从已有追求未有的历史朝向。人的生态的生成性，是指人的存在敞开为生存的进程，既与历史相共生与互生，也与宇宙、自然、社会、他人和内在自我相共生与互生：生生，构成了人的生态存在和生存敞开的本质规定。

    这就是生态整体的全部含义。生态理性哲学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开放的宏大视野中，探询当代人类存在的根基何以构建以及当代人类生存发展何以展开的哲学。  

    6、从经验理性到科学理性：生态理性道路开辟的认知背景  

    由于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对现代人类生活的主宰，再加上后现代主义的推波助澜，当前人类生活处于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性肉主义为主潮的反理性状态。在这种生存处境下，人们总是异常谨慎地避开“理性”这个概念，大有谈理性色变的感觉。去年暑期，从美国回来探亲的一位年青哲学博士来家看我，闲聊之中自然涉及到许多人类学和文化哲学方面的问题，我从生态理性哲学角度入手，来与她进行探讨，这对她来讲，是一个完全陌生与新鲜的话题，所以她饶有兴趣地问我：“现在人们都比较谨慎地使用‘理性’这个概念，你却要大谈理性，我很想了解你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当然，我更感兴趣你为什么要如此地坚守理性？”

    对于这位朋友所提出的问题，我在本书第一章中已经对此做了应有的思维清理与回答。在此，我想说的是，第一，人类不可能反理性，也不可能反掉自己的理性。因为理性品质和能力，构成了人区别于他种生命存在形式的根本标志，因而，反理性就是反人类自身。第二，作为人类文明内在标志的理性，它总是伴随人类自身的进化而发展前进，因而，在不同的存在境况和生存进程中，理性的指涉方向和呈示形态均有所不同。基于此，生存进程中的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存在需要而吸纳或排斥其特定的理性方式和内容，所以，反理性的准确表述应该是运用某种适合于自我存在需要的理性方式去反（排斥）某种（过去的、不合我之存在需要的）理性方式，比如运用观念理性反经验理性，或以科学理性去反观念理性等等。第三，我所强调的理性是一种生态理性，这种生态理性是建立在反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惟有如此，生态理性哲学才可能得到构建。第四，我所讲的生态理性，与传统的理性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人类理性之思的传统并不是一尘不变，它自身就经历着变化与发展。但总的来讲，人类的理性之思的共同精神品质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人类理性之思的基本标志是繁中求简，散中求总，异中求同，殊中求共；人类理性之思的基本方式是因果论；人类理性之思的动力性质是局部动力学的决定论。

    在这一共同的精神品质规范下，人类理性之思的传统经历了经验理性、观念理性、科学理性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当过渡到当代社会，理性之思的道路必然是生态理性。

    总体来讲，经验理性之思形成于古希腊前期的自然哲学，它的思维—认知特征整体地呈示为：（1）思维—认知的起点是经验直观；（2）思维—认知的基本方式是经验抽象达向超越经验的反思；（3）思维—认知的基本对象是宇宙世界整体；（4）解释思维—认知的基本方法是比附，即能够以经验直观到的感性物质实体来比附强言世界之整体图景。经验理性之思所开辟的思维—认知道路，是一种从局部向整体、从个别向一般、以简单描述复杂、以现象洞察本质的思维—认知道路，这一思维—认知道路的开辟，为哲学达向其观念理性之思奠定了基础。

    观念理性之思的构成条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1）形而上学基石的获得，这种奠基性思想播种于米利都学派的转换生成论，形成于赫拉克利特的生成辩证法思想；（2）整体观念框架蓝图的形成：观念的概念式反思的思想种子由毕达戈拉斯学派播下。经验式反思是对对象的直观式反思，往往对反思对象所形成的思维成果予以感性直观的描述，这种直观式反思既是感性物象化的、也是理性抽象的；既是具体实在的，也体现其普遍存在性。而概念式反思是对对象的沉思式反思，其对反思对象所形成的思维成果予以概念关系的推论，即把对象的存在形式化为概念关系的存在，将对对象本质的思考形式化为概念关系的思考。因而，概念式反思是理性之思从经验理性之思达向观念理性之思的基本标志。观念理性之思的最大特点是纯粹抽象的论辩之思；从对其所思的表达形态特征看，观念理性之思的最大特点是将论辩对象予以概念关系化。如果将二者合而言之，观念理性之思则是概念式论辩之思。（3）人本中心构成了观念理性之思的基本主题与价值定位，这一价值定位开始了理性之思由以自然为中心转换为以人为中心，实现这一自我完成式的集中标志则是智者运动（包括从普罗泰戈拉到苏格拉底主义）。

    科学理性图式可简洁地描述为人本中心、机械论宇宙图式、经验主义观察与实证方法和数学描述方式。在科学理性图式中，人本中心是目标，机械论宇宙图式是整体思维—认知框架，经验主义的观察与实证是其科学方法，数学描述则是其基本的表达方式。

    严格地讲，观念理性哲学所探询的基本对象是感觉世界背后的存在世界，因而观念理性哲学往往要关注感觉世界（比如原子—影像论哲学），或者需要透过感觉世界而关注存在世界(比如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哲学传统)。科学理性哲学所关注的基本对象，既不是感觉世界，也不是存在世界，而是生存领域的行动世界，即关于人类如何向世界行动的问题；其所思考的重心是行动何以可能和以怎样的方式、方法行动更有利（于人的利益谋取）的问题。因而，观念理性哲学注重思本身，科学理性哲学却更注重于思之方法本身。  

    近代哲学之所以以开辟哲学的认识论道路并以追求哲学之实践方法的构建为基本任务，其根本原因在于：自中世纪肇始的近代科学革命，把自泰勒斯以来对世界存在的神圣论发现，转向为对世界存在的功用论发现；把自智者运动以来对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发现，提升为对实践论意义上的人的发现：由于对前者的新发现，世界的存在性质被主观地消解而使之隐退了，世界的自然性质——即世界的物质性质被突现出来并予绝对主观的放大，由此，世界在人的视野中变成了纯粹的自然（即物质）世界，变成了完全能够而且必须为人所任意利用、征服与掠夺的功用世界：世界的存在就是它对人的功用性。因而，世界是完全且应该由人来任意安排（分割与组合）的世界。这种观念首先通过自然哲学和科学而表达出来——即机械论宇宙图式获得诞生之后，最终需要通过哲学的工作而加以完善和定格：世界的构成就是物体，安排（征服与改造）世界就是对物体的分解与组合，因而哲学就是对物体的研究，研究的根本方法就是分析和综合。由于对后者的发现，人作为万物的尺度，不是以人为出发点和依据去探索世界的奥秘、去好奇与惊诧世界的神圣，去认知世界的生命律动与神性法则，而是以人的快乐和幸福为目的去实践（即征服和改造）世界。由此，人由万物的尺度变成了万物的主宰，被人彻底物化了的世界变成了人的奴役对象。 

    将这种对世界的彻底物化观和物质主义的机械观与这种关于人对世界的绝对主宰观和对世界进行无限利益追求（征服和掠夺）观合而为一，就形成了惟物质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科学理性哲学思潮，这种思潮是以物质主义为动力——即以人对物质的无限欲望与需要、掠夺与占有为动力，以科学主义为展开方式——即以对科学的发现和对技术的开发为展开形态，以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观念为行动纲领，以绝对经济技术理性为行动原则，以追求无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快乐和幸福为最高目标。（第二章）

    以科学理性哲学为整体推动力所构建起来的人类现代文明之果，其肥实丰腴的机体是大机器工业文化和后工业（即新技术革命的成功）文化，其硬核却是全球化的生态危机。所以，要消除当代人类存在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必须重建理性，而这种理性只能是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既要关注感觉的世界、经验的世界；更要关注存在的世界，尤其特别关注存在着的整体世界；还要关注生意盎然的心灵的世界，特别要关注行动的世界。生态理性为人们敞开的世界，是生命、人、物和天、地、神、灵相共生与互生的诗意化行动的世界。

    7、共生与互生：生态理性哲学的基本精神  

    科学理性追求单一片面的物质幸福论，生态理性追求人、生命、世界之整体和谐幸福论；科学理性张扬以人为中心，生态理性主张以生命为中心；科学理性主张“人为自然立法，自然为人显法”，生态理性主张“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科学理性强调绝对的经济价值观，生态理性却努力突显非经济价值观；科学理性开辟出认识主义的反形而上学道路，生态理性却努力重建人类的形而上学蓝图；科学理性鼓吹神圣征服论，生态理性宣扬世界共生论和（自然、生命、人）互生论。由于如上区别，形成了生态理性的精神指向。生态理性哲学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地表述为：　

     原始关联精神   生态理性哲学的第一个精神特征就是世界存在的原初关联性，即生命与生命、事物与事物、星球与星球、人与人等等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预成的原始关联性。这种原始关联性，使世界构成整体变成现实；也使生命构成生命成为现实，使个体进入整体、整体展现个体变成现实。

    有机生成论精神   世界是生命化的世界，自然是生命化的自然，所有的事物、全部的物，都是生命化的存在者，都存在生命。生命构成了世界万事万物的实在标志和感性展现。因为世界是生命的，所以才可能说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的物质性的根本前提是世界的生命化。世界是物质的客观现实本身要求它必须对生命的获得，只有生命化的物质才构成其物质，没有生命的物质，不可能存在。因而，一切的物质主义，都首先是生命主义；所有的存在形式都是有机的形式，一切的生存状态，都是有机主义的状态。以此观照，人、事物、社会、自然等等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展布为一种生命化的生成关系。生命的生成构成其自身的存在关系；同时，生命的生成亦解构着自身的存在关系。生命的敞开与照亮进程，即是生命向生命或者说生命向世界的建构与解构进程。

    自创生精神    世界的有机生成性，决定了世界既不是由人所创造，也不是由神创造，而是由自身所创造：世界是由世界本身所创造，世界是由生命创造。因而，生命创造世界或者说世界创造自我。这种创造观背后的基本精神是自创生精神。

    存在和谐论   世界创造着世界，生命创造着生命。一切都在自我创造中诞生，并且一切都在自我创造中展开其存在与生存。因而，生命与世界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个体生命与整体世界之间，其原初的存在关系以及其存在展开关系不是强迫性的，更不是控制性的，而是通融和谐的。世界存在和谐论、生命存在和谐论，构成了其最高的本质力量。在这一本质力量的推动下，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合作、以及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的合作，不是遵循制度的本性的合作，而是遵循事物的本性、遵循自然的本性、遵循生命的本性、遵循人的本性而合作。

   遵循制度力量的合作，是一种以竞争为形式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以“优胜劣汰”为标准，以利与害为价值取向。而遵循其自身本性的合作，则是以共存和再生的协作为基本形式的合作，它虽然也强调竞争，但竞争仅仅是其协作激励的辅助性方式，这种方式是从协作的基本形式中派生出来的。即物竞天择、物竞物择、物竞人择，是重要的，但适者生存，才是最根本的。从根本上讲，没有“适”，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没有整体的“适”，则无长期的“竞”。“适”，即是协调，即是合作，即是和谐。  

　　基于如上认识，生态理性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对自然、对生命、对世界的全新解释： 

　　首先，对自然本质的重新认识。科学理性关注的是物，由此形成惟物质主义感觉论。这种惟物质主义感觉论认为自然的本质是物质，即自然是由物质构成的，而构成自然的物质是没有生命的。生态理性则认为自然的本质是生命：自然是由生命构成，构成自然的生命是整体的，即它既是灵魂的，同时也是物质的：物质与灵魂的融一构成了生命本身。

    其次，对存在关系的重新认识。世界、宇宙、 自然、社会、人，其相互间始终存在着关系，并始终展开为关系。关系构成了存在之整体，亦构成了存在之个体。所以，存在即关系，关系即存在。然而，对关系的认识却存在着不同的思维路向，这一不同的思维路向，才赋予了关系特定的内涵，由此产生出两种关系，即非生态关系和生态关系。

    非生态关系观把人、生命、事物、自然、世界之间的彼此关系看成是完全的外在，是完全可以随外部因素的影响作用而改变的，比如，因为利益的损益，昨天是革命的战友或同胞，今天则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别的什么关联性。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之间，从根本上缺乏一种能够进入对方的内在性通道，或者说，人、生命、事物、自然、世界其本身就缺乏其内在性。由此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观念：人、生命、事物、自然、世界之间是相互孤立的，没有其内在本性的关联性，只有外在的、现象的、功利的联系。这种绝对的孤立观形成人的完全独立自主的生存态度、观念和行动原则，个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实现自己想实现的利益，他人和对象根本不重要，个人完全可以脱离他人和对象而求得一切自身的满足。

    这种完全孤立的个体主义观念一旦演变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信念后，就随之生发出一种行动原则，即惟竞争原则。支撑这种惟竞争行动原则的信仰(或者说信条)是：我可以以自己的强力(包括实做的强力和技巧强力)打败任何人而使自己成为胜利者；我更可以通过损害剥夺他者(人、社会、自然、世界)的利益实现我的利益满足。这样行动原则与生存信仰事实上导致了人类伦理和道德上的两难处境：一方面，这种存在关系的外在化缔结观念，生成出人类中心论(更具体地讲是个人中心论)伦理价值取向，决定了人类把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去谋求自己的利益看成是正当的和道德的；另一方面，又迫使人类必然提出解决个人和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利益矛盾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规则。近代革命以来所形成的科学理性则贯穿了这种内在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推动物质幸福论观和征服创造论野性膨胀，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地球、人与自然、人与生物圈、人与宇宙世界之间的生态平衡严重破坏，许多物种消亡了，许多生命停止了自创生，许多原始关联性被割断了，生态危机全球化。

    生态关系观则认为：人、生命、事物、自然、世界之间存在着内在本性上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是原初的、本质的、生命化的，它并不以外部力量的强弱而得到改变、消失或取消。这种内在本性上的原初关联性，决定了人、生命、事物、自然、世界之间存在的整体融通性，决定了它们展开存在的生存必须是相互依存的，并且可以相互进入对方内部、构成对方本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的现实性。由于前者，你的存在构成了我的存在的前提，我的存在同样是你的存在的依据：你的存在就是我的存在，我的缺乏也就是你的损失；因为后者，你就是我，我亦是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意识深刻地认识到，个人利益和他（或她)作为其中一个部分的整体的利益是分不开的(某种形式的所谓‘后现代’的思想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完全放弃独立个人概念，其实这看法也是错误的。怀特海就曾指出：极端的关系性和极端的个人性本质上是相通的。我们必须加以放弃的是现代的个人主义)。只要拥有这种后现代观念，人们就会立刻意识到：为他人的利益、为整体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利益工作，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7］

    严格地讲，无论是经验理性哲学，还是观念理性哲学，或者是科学理性哲学，所追求的智慧都是一种非生态智慧。这种非生态智慧所展布出来的基本特征是以认识人为中心，其根本的信条是苏格拉底的“人，认识你自己”。这种非生态智慧所呈示出来的基本思维形态是一种智性化的分析主义的思维形态，其表现出来的思维倾向是局部动力学。非生态智慧形态之所以具有如上的特征，是生成的存在论依据使之然。概括地讲，非生态智慧的存在论依据是人为自然立法，自然为人显法：人是自然的主宰和万物的尺度。

    生态理性哲学努力为当代人类所开辟的智慧道路是生态智慧。生态智慧是一种关于生命的智慧，进而言之，生态智慧是关于世界之整体存在与敞开(即生存)的智慧。生态智慧的基本特征是以生命为认识的中心；其基本的信仰是：人，敬畏生命而认识人自己。生态智慧的基本思维特征表现为悟性化领悟与智性分析相一体的思维形态，其表现出来的思维倾向是整体动力学与局部动力学相统一。生态智慧得以生成的存在论依据乃是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人是生命的一种形式，人更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所以，自然是人的尺度，自然同样是万物的尺度；并且，生命万物在自然世界中始终是互为尺度，特殊地讲，万物与人互为尺度。

    进一步探讨，非生态智慧是一种无限度论的野性扩张主义征服论智慧，而生态智慧是一种限度论的理性节制主义的共生论智慧。

    历史地看，观念理性是无限度论思想的源，科学理性是无限度论的流。其从源向流的演变发展过程，亦是使其所全面追求创造的物质变成对人的绝对霸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是首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则是次要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现代文明与所有其他文明形式区别开来，它也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关于经济至上的观点。”［8］当物质变成霸权时，人与物的关系产生全面的颠倒，人与世界（包括他人、社会、国家）之间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物质关系：人是物质的动物、财富的动物、金钱的动物、钞票的动物。不仅如此，在人把自己定格为与物质的纯粹关系中，物质、金钱、财富、钞票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权力，人与物之间凝结成了一种形上的权力关系：人是权力的动物----为物质、财富、金钱、钞票而斗争，就是为权力而斗争；为权力而展开争夺，就是在为物质、财富、金钱、钞票而放手搏斗。在这一实实在在的生存运动中，人与人的关系被隐退、取消和无情的化解了。所以，人的社会、人的生活，只能“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们视为是社会生活的核心。”［9］　

    客观地看，把物质推向霸权道路的真正动力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绝对依赖和膜拜所形成的科学-技术主义信仰。因为人们相信：科学技术是万能，是无止无境的物质财富之源，是开创人间幸福的不竭动力。在这一信念支配下，绝对经济技术理性构成了物质霸权主义的奠基石，物质霸权主义构成了强力推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的开路先锋。

    在以物质霸权主义为行动纲领和以绝对经济技术理性为行动原则的科学理性主宰下，人类对物质财富增长的激情，通过对科学技术的顶礼膜拜而推向极端：立竿见影的最大效益观念，是其步调一致的行动目标原则；无休无止地征服自然，是其最杰出的行为表现；大机器工业范式和技术化生存，成为其伟大的杰作；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和高浪费的消费主义，是其整体的生存方式；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所造成的自然、生物、人、社会以至人文精神等等方面的整体生态危机，则是其不可避免的负产物。

    “危险所在之处，也生成着解救。”［10］当代人类要消除其整体存在之生态危机，必须学会承担此而求自我拯救，这要求我们必须在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中重建起彻底改变观念，改变思想，改变行动原则和生存方式的价值导向系统、伦理理想与行为规范。这首先要求人类哲学的创新，即创立一种限度论的哲学本体论(存在论智慧)、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行动原则)。这种限度论的哲学思想、价值导向系统、行动原则与伦理规范，应建立在如下的整体生态理性精神、信念、信仰基础上：  

    万物有灵：生态理性精神的认知方向 　生态理性就是努力恢复人类古老的智慧活力，追求世界生命中心论和自然和谐幸福观。在中西哲学思想的源头上，“万物有灵”是其共同的认知取向与价值定位：人与地球上的生命万物，都是有灵魂、灵性、灵气、灵光的存在者，他们所具有的生命灵魂、灵性、灵气、灵光，都是宇宙自然的平等恩泽，是天赋于所有物和一切生命的基本权利。只有万物有灵，才有万物之生命；惟有万物之生命，才可能使人类这一物种生命获得其最高灵性。因而，平等地善待一切生命，真诚地维护一切物、一切存在形式、一切生命的尊严，这将构成人类生存幸福与快乐的终极动力之源。

    生生不息：生态理性精神的基本生存原则　　20世纪现象学运动的全部努力就是“回到事物本身”。回到事物本身的哲学目标就是回到人、生命、自然的整体存在本身：人、生命、自然，此三者原本一体，互动生存，生生不息。在中国思想的源头，老子所开创的大“道”智慧，就是对人、生命、自然互动生存、生生不息之神秘意志、神圣法则的天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宇宙自然的最高法则，就是整体化互动的生－变法则：为活下去而求生，因生而求变，变而务求通，由通而求再生，由生而再变、再通----以此生生不息！生生不息，这是万物消长盛衰、人类生存繁衍和天地一体、人物融一的内在动力之源。东方先圣的神谕，同样在西方圣哲的伟大生命中流淌：古希腊前期的自然哲学家们关于世界本原论和宇宙生成论的哲学领悟，同样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人、生命、自然此三者本原于“一”而终归于“一”的生生不息原则。

    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生态理性精神的思想基础 　 中西哲学源头的天启智慧是万物有灵论和生生不息；其思想根基是“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所谓“自然为人立法”，是指宇宙自然创造了人类的同时，亦创造了人类何以才能够和谐幸福地生活的终极法则，这一终极法则就是宇宙世界整体存在论，就是人、生命与自然、地球之间的存在互动论和相互依存论。所谓“人为自然护法”，是指人作为整个世界中的最高灵性者，必须努力去维护、完善和弘扬宇宙整体存在、生存互动和相互依存的法则。自然为人立法，是人类开创终极幸福的根本保证；人为自然护法，构成了人类生存真正幸福的终极之源。　

    “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的生态智慧与“人为自然立法，自然为人显法”的非生态智慧之间所形成的不同价值取向，最为集中地表现在对自然的看待上：非生态智慧把自然看成是无价值的对象，人才是价值的主体和价值的来源，自然的价值全在于人对它的价值赋予，或者说是人对自然产生某种价值需求或价值期待之时，自然才获得其价值显现。哪怕是最杰出的生态学家们也如是认为：“自然系统的创造性是价值之母，大自然的所有创造物，只有在它们是自然创造性的实现的意义上，是有价值的．．．．．．．．凡存在自发创造的地方，就存在价值。”［11］生态学思想家罗尔斯顿所提出的这一被广泛认同的自然价值论观念，实际上只不过是对古希腊自然哲学理念的回归而已。自然本身蕴含有其内在的本性和属性，这种自然的本性或属性，使自然朝着自身的方向生成并产生存在的价值。人类不能为自然创造价值，是自然自己为自己的存在创造价值。同时，自然还为我们人类赋予了价值。问题并不在里，而是在于他们对自然的价值看待，往往只局限于实用层面，即完全从人有用这个角度把自然的价值定位在工具的意义上：自然价值在于它的工具性。

    而生态智慧则力求合于自然本性地领悟自然，并在完善自然本性的前提下敞开自然。概括地讲，自然的存在本身是自在与生成：自然存在的自在和自然存在的生成本身，构成了自然的原初价值和最高价值。具体地讲，第一，自然的价值在于他的自在性：自然先于人而存在，它是先在地存在着，并是先在的存在者。自然的存在，以其自身的博大胸襟容纳了各种生物、各种生命、各种存在者（包括人在内）的生息、繁衍，它既创造了适应于所有生物、一切生命、全部存在者能够存在下去的物理条件，为各种生物、一切生命、各种存在者以及人的生存提供了物资原料。第二，自然的内在价值在于他的生成性。自然的生成性展开为：一是他对自我之生成，自然是自我生成的。他为自身生成一切，也为自身存在生成最根本的法则与规律：比如水往低处流，及其日升月落、四季循环等等，都不是人力所为，而是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先在法则，人只能遵循其自然法则而存在而生存；二是它生成万物，也生成人类。自然是万物之母，是一切生命之母，更是全部的存在者得以存在之母。不仅仅如此，各种生物、一切生命、全部存在者，都既生于自然，并最终归宿于自然。自然，既是一切生命之源，又是一切生命之流；既是全部存在者之始，亦是全部存在者之终极归宿之所。第三，自然的生成性，不仅体现在它的存在性的超经济价值方面，同时更体现在生存性的经济价值方面。美国国际生态分析和研究中心组织一个研究小组，对自然的经济价值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该小组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森林为人类提供新鲜空气，每年每公顷的价值为141美元。气候、气流、水、土壤形成与营养物质循环、垃圾处理、生物控制、粮食生产、原材料、消遣与文化娱乐等，每年每公顷的价值为969美元。“就整个生物圈来说，每年它向人类提供物质的价值估计在16－54万亿美元之间，平均每年为33万亿美元。这肯定是个最低估计，这些物质是大多数市场买不到的。”而如果以1997年为例，这一年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才25万亿美元。该文继续指出，现在整个经济并没有考虑地球的生态经济价值，没有为使用自然生态价值而付款：“如果没有生态学生命保障系统的贡献，地球的经济就将停止。在某种意义上，地球对经济贡献的总价值是无限．．．．．．．．．如果真正按照生态系统对全球经济贡献的价值而付出代价，那么全球价格体制将与现行体制迥然不同。随着自然资本和生态贡献在将来越来越受重视和变得更加‘匮乏’，我们估计其价值只会增加。”［12］

    生命为本、人人平等和个体主体：生态理性精神的价值追求　　生态理性精神即是普遍的生命权利精神、人人平等精神和个体主体精神：每种生命都具有平等地在这个世界上求取独立存在与生存的生命权利，这种权利是不可任意地侵犯与剥夺的，维护这一普遍的生命权利，是当代人类的基本生存职责。并且，只有真正建立起以生命为本的精神原则，人人平等的生存原则和个体主体的价值原则才可能得到全面的确立。由此，生态理性哲学倡导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关怀。这种全方位的生态关怀首先展开为关怀宇宙、关怀自然、关怀大地、关怀地球、关怀生物圈。其次，这种全方位的关怀敞开为对整个世界生命的关怀、对整个宇宙世界中所有存在者的关怀、对全人类的关怀。并且，这种关怀不是来源于对私利的动机，而是来自于人类对宇宙世界、对自然、对大地、对生物圈、对生命、对一切存在者的感恩之情。所以，这种全方位的关怀精神是指这样一种精神：即追求宇宙世界、自然、地球、大地生物圈和所有生命、一切存在者的健康价值，追求人类与世界之间的融洽关系，以及追求在大地之上的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公正存在、价值共享和平等生存的关系。第三，这种全方位的关系更表现为对历史和未来的关怀。因为，对未来和历史予以真正的关怀，是为了更好地关怀现在，也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于现在。关怀宇宙演变史、自然进化史和人类发展史，是把我们与过去连为一体的唯一方式：忘记过去，不仅仅意味着背叛现在，而且意味着毁灭未来。而关怀未来，则是谋求理智和节制的最好手段，比如，如果当代人类、社会、国家、民族具有对未来的关怀情感、具有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品质和精神，那么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穷兵赎武式地追求片面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无所顾忌地掠夺自然，为满足当下的欲望而高浪费地消耗有限的生存资源。　

    因而，生态理性哲学昭示：存在即是权利，为存在而生存即是担当生态责任。这是生态智慧的思想核心。为存在而生存的生态责任，最为集中地展布为平等尊重的多向度化，即为他者的存在是为了自身的更好存在，为他者而努力生存是实现自我生存的最好方式。由此，尊重生命、尊重事物、尊重所有存在者，构成了生态责任担当的奠基。对生态责任的担当，即是对世界责任、对地球责任、对大地责任的担当，亦是对生命责任、他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担当，但首先是对人作为人的责任的担当。由此，生态理性哲学呼唤野性膨胀和欲望泛滥的人类，必须抛弃过去的人本中心观念和物质幸福论信仰，抛弃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重新审视人，重新审视自我，重新审视社会、重新审视自然：重新审视人，即是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处境和进程状态，重新认识人的身体，并重新确立人与世界、自然、大地、生物圈之间的存在关系和血缘关联。重新审视自我，即是重新认识自我的世界性存在的双重形象，重新认识内在的自我与外在自我的严重分裂，通过这种认识而消除其自我分裂，续接我的世界性存在和整体生存的原始关联。重新审视社会，即是重新认识社会，重新确立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人、社会与内在自我之间的多元生存关系。重新审视自然，即重新认识自然，并重新确立人与自然之原初关联性。

    生态理性精神的实践指向是限度生存。而限度生存的实践原则即由人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平等的人道和公正等为具体原则所构成的开放性生态系统。[1][1]

    人与环境的协调：限度生存的整体实践原则　　自然和地球给予人类生存提供了存在的现实条件，它们的价值之于人首先是一种存在(目的论)价值，然后才是一种使用(即手段)价值。由此，人类必须抛弃自然征服论的观念，建立起尊重自然、尊重地球、尊重资源环境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去“必须发展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它的基础是同自然协调，而不是征服自然。”［13］这首先要求重建人与地球、资源之间的真正协调和谐的生存关系，这种生存关系的普遍形成最终以对资源运用限度原则和理性节约原则的社会化建立和运用为具体标志：“如果我们不能持久地和节俭地使用地球上的资源，我们将毁灭人类的未来。我们必须尊重自然的限度，并采用在该限度内行得通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14］其次是重建人与人文环境之间协调关系。从本质上讲，人与人文环境的关系，既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更是物质、精神与幸福之关系。因而，重建人与人文环境之关系的协调，即是真正构建起财富与生命或精神与物质的协调幸福观。其三是彻底抛弃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重建政府、社会、个人三者的生存关系，使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协调生存、限度发展。

    平等人道论：限度生存的基本原则　　限度生存的内在精神要求就是以生命为中心的新型平等人道观。这种新型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继承了平等看待一切人的人道传统，而且应首先强调平等地看待一切生命和平等地看待自己。

    平等地善待一切生命的根本前提是平等地尊重生命；平等地尊重一切生命的实质性道德体现就是敬畏生命：“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15］世界因为有生命才成其为世界，自然因其生命才成为自然：生命构成了自然和世界本身。生命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存在，更是一种道德存在。自然世界是一种自发性的生命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地产生生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形式，在于只有他才能够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存在与其他生命存在的休戚相关性：只有敬畏生命，人才能够帮助和拯救其他生命，才能够使世界生命获得生态平衡，最终使自己获得幸福生存的自然根基。而敬畏生命就是真诚地珍爱生命，维护生命的正当权利，不能为了自己的生命存在而去残害或毁灭其他生命；“敬畏生命的人出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才伤害和毁灭生命，但从来不由于疏忽而伤害毁灭生命。”［16］  

    生命平等原则是人人平等原则的物种基础，当人间还普遍存在着贱视生命、践踏生命的现象时，人人平等往往是句空话。而平等地看待自己，自己把自己当人看并努力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这才是把一切人当人看的社会前提和人本基础。  

    持续再生：限度生存的发展原则　 限度地生存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经济、建设的持续增长原则，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的持续利用、开发与再生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全面确立起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观。

    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观的建立，需要围绕如何实现人类的物质、精神协调幸福这一目标，从深度和广度上开发人类的智慧力量，限度地、节制地开发科学力量和技术力量，使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维护、开发生态环境、促进资源再生和激励限度生存为主要任务。持续再生原则展开为两个具体性的实践原则，即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开发原则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利用原则。不可再生性资源为整个生物世界规定了一种绝对限度，人类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时应建立起一种绝对限度观念和绝对限度机制，对不可再生资源要适度利用以满足当代人的最低限度的基本需要，但不能危及后代人的需要，并且其利用速度必须低于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应以开发其资源再生力为前提。因而，对其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速度一定不能慢于其利用速度；同时，在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所造成污染物的排放速度必须低于环境的自净容量。　

    公正：限度生存的主要实践原则    持续生存发展观的建立必须以公正原则为根本规范：公正构成了限度地生存发展的起点与目标。  

    限度生存的公正原则，既指整个地球生命限度生存的公正，也指人类限度生存的公正。以此为视界，限度生存的公正原则展开为两个具体的实践原则：代内限度生存的公正原则和代际限度生存的公正原则。前者是指人类当代生活必须建立起一种普遍公正的社会制度（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劳动分配制度、资源开发制度等等）、价值原则（如伦理原则等）、运行机制（市场运作机制等）。代内限度生存公正原则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精神是普遍平等精神，即平等地看待一切生命，平等地看待一切人，平等尊重和维护所有生命和一切人的存在权利和生存权利。后者是指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要建立起一种公正的责任关系：即我们今天吃饭时，要考虑子孙后代也有饭吃；我们绝不能“吃祖宗留下的饱饭，断子孙后代的活路”：我们对未来后代的公正要求，集中表现为为未来后代留下能够生存的资源，一旦在这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就应该尽其努力去予以补偿。“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说出对未来后代的公平性要求什么。就关心的自然资源而言，给未来后代留下的不应比我们未损耗这些资源后留下的更差。他们应当在这个意义上受到补偿。”［17］  

    代际限度生存公正原则的实践要求是代际储存[2][2]，其具体的实践操作规范是建立起代际储存制度，确立明确的代际储存比例和与之相配套的资源利用开发战略；代际限度生存公正原则的基本精神是节俭精神：“人类不仅对现在的人们，而且对未来的人们负有某种责任。我们如何通过节俭地使用现有的资源，节俭地进行生产和消费来安排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是当前道德争论的核心所在。”［18］只有全面弘扬这一节俭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精神，厉行节约，节俭地生活，才可能真正地开创出代内限度生存、发展的普遍平等，全面实施其代际储存。

 

　　　　　　　　　　　　　　　　2004、8、21－28书于狮山之巅

　　（本文为作者《生态理性哲学导论》“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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