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近代以来的大工业范式所形成的高度专业化分工,导致了人类精神探索学科专业化,学科专业化的高墙壁垒,消解了人类哲学的生态整体精神,也使伦理学在丧失自身存在之根与本的同时,丢失了自己的生态整体视野和实践哲学的普遍方式,伦理学的独特存在功能与生活作用,被人为地淡化到几乎“无用”的状态。要重新开启伦理学的生态整体方向,有必要重新探讨伦理学的领域归属、存在和作用。从根本上讲,伦理学是哲学达向生活实践的普遍方式,是引导个人和社会开创幸福生活的治生、治事、治学的大智慧和大方法。
【关键词】 生态整体视野 学科归属 人本目标 生存责任 普遍实践方式
今天的学科分类,仍然把伦理学归属于哲学门下,但在实际上,伦理学与哲学之间几乎没有达成其畅通的研究交流之势。在日常生活领域,人们几乎普遍对伦理学感到陌生,对它的存在和作用产生质疑。伦理学的这种生存状况所凸现的,正是伦理学自身的归属问题和实际的功用问题。本文试图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谈谈对伦理学的理解。
一、从哲学的生态整体视野看伦理学的领域归属
在中国古代社会,精神探索是整体的,文史哲政经道不分,是为传统;在西方社会,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生态整体视野,同样构成其学术探索的新老传统。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所形成的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劳动方式和生存方式,自然影响到学术领域:学术探索的高度专业化划分,形成了学科与学科、领域与领域之间的高墙壁垒,为学科而研究学科问题,已成为普遍的工作方式,其学术研究的路子越来越窄,伦理学也不例外。但我一直坚持认为,真正有用的学术探索,应该是视野开放的;真正有用的学术道路,应该是生态整体的。
哲学的基本目的就是在于把理性思维的一切部分完整结合,并清晰地连系起来。但任何哲学如果把构成伦理学主题的重要判断与推理置之不问,这一目的就无法达到。[1]
怀特海的判断和警告是睿智的。哲学的视野始终生态是整体的,它是探讨人类精神各领域之内在联系的整体、并为人类各领域的精神探索提供生态视野和方法的学问。在这个生态整体的学问中,伦理学乃其最重要的构成内容,它是哲学实践于社会的普遍方式。正因为如此,怀特海之前的笛卡尔才这样定位伦理学,他说,伦理学“乃是一种最高尚、最完全的科学,它以我们关于别的科学的完备知识为其先决条件,因此,它就是最高度的智慧。”[2]
笛卡尔所生活的时代,是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互为响应的时代。笛卡尔认为,科学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需要创建起一种既以追求真理为目的、又有利于人类征服自然世界的新“实践哲学”。笛卡尔所设想的新哲学蓝图,既体现其整体方向,又体现其生态视野。他用大树来比喻其“新哲学”:形而上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各种应用性的具体科学则是其树枝:“我们不是从树根树干而是从树枝树梢上采集果实的。因此,哲学的主要功用,在于它各部分的具体功用,而这种功用只是到了最后我们才能学到。”[3]在笛卡尔那里,哲学始终是实践的,哲学的实践性既体现为心灵、意志、精神的生存化弘扬,也体现为视野、方法与技术的更新与运用。而最能综合体现这两个方面的具体科学,则是医学、力学和伦理学:医学改变着人对生命的看法、态度、视野和能力;力学改变着人对自然和事物的看法、态度、视野和能力;伦理学则改变着人对自己和社会生活的看法、态度、视野和能力。在其中,伦理学之所以是“最高尚、最完全的科学”,就在于它最具有生态整体的智慧本质和方法论视野。
笛卡尔哲学所展现出来的生态整体视野,体现了对古希腊哲学传统的继承。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是第一位具有生态整体视野的思想家,他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整体存在,它由内外表里三重相互关联的维度组成,即呈现本体的理念世界、显现实在的物质世界和影像实在的现象世界。柏拉图所构建起来的整体视野和认知框架,为亚里士多德的新综合奠定了基础。在亚里斯多德完整而庞大的思想体系中,物理学是其理论科学的典型形态,在物理学之后即是形而上学(亦即神学),物理学之下则是实践的科学,即政治学和伦理学,将政治学和伦理学思想和方法普遍运用于实践操作的学问则是工艺学。
宗教
灵魂―――→物理学和数学――→政治学.伦理学→技艺学 ←―亚斯士多德的世界蓝图
↑ ↓
形而上学←――――理论科学 ←――――实践科学
↓ ↑
理念的本体世界→实在物质世界→虚构的现象(影像)世界 ←―――柏拉图的世界蓝图
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笛卡尔,伦理学始终归属于哲学,而哲学却不归属于任何学科,但它却是任何学科,或者说它包囊了任何学科。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哲学思想,诞生于先秦的八卦思想和其后老子的大道思想,所生成体现出来的整体领悟的哲学,同样展布出开放的整体生态认知视野: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
↑ ↓
太极←―生阴阳(天地日月)←―风雷、山泽、水火←―世界万物←―――人类
↑ (一级生成) (二级生成) (三级生成) (四级生成)
∣ ↑
――――――――――― 宇宙自然万物与人类的生存关系 ―――――
↓
夫妇生子女―→子女生父子―→父子生君臣―→君臣生礼仪
(一级生成) (二级生成) (三级生成) (四级生成)
↑
――――― 人间社会的生存关系―――
(天地为大,民为根本,社稷为重,君次之)
↓
敬天崇祖―→鬼神文化
↓ 事父则孝
事父事君→
∣ →事君则忠
↓
仁-智-礼-义-忠-恕-孝-悌
中西思想的思维路径有很大不同,但在整体上却获得如下同构:第一,哲学始终是关于人类精神的生态整体探索方式;第二,哲学对人类精神的生态整体探索方向仍然是实践,这一方向具体展开为从形而上学指向实践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第三,伦理学始终是哲学达向实践领域的最重要的具体学问。
二、伦理学在人类精神中的独特地位
近代以来所创建的大机器工业社会,导致了地球整体生态的失衡,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恶劣生存状况,激发生态学的诞生。自厄恩斯特.赫克尔于186年率先提出“生态学”以来,生态学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迅速使自身走向成熟,它为其它学科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方法,伦理学也不例外,生态伦理学研究在近年形成热潮。顾名思义,“生态伦理学”是关于人与自然界之生态关系的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它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兴的拓展领域。但不少生态伦理研究者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伦理学本身就是生态整体的,它是以形而上学为信念依据,以自然科学(自然哲学)为认识论前提,以生命和人的世界性存在为整体视野,以自然、地球生物圈、社会、人之协调共生和互生为生态方向,而探讨人如何在他者(包括自然、地球、社会、社区以及家庭等等)中遵其道而守其德的生存态度、视野、方法、能力、技术,为人人创建(平等、自由、个性化的)幸福生活提供实际的助益。要很好地理解伦理学的生态整体性,还有必要把伦理学放入哲学的大视野中予以再度考察。
哲学是对人类精神予以整体探索的学问,它包括了形而上学(即宗教神学)、狭义的哲学(亦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美学(亦即亚里士多德说的技艺学)。这最古老的五门学问,它们之间始终是密切地相互关联而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围绕人的世界性存在及其朝向而展开。康德曾对此而分做如下三个方面来表述:
1、我能做什么?
2、我应该做什么?
3、我可希望什么?
海德格尔曾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中指出:康德的一生努力,就是为人类精神之形而上学探索了做了一次奠基。康德所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是作为下属的形而上学的真正形而上学之三个部分所归入的三个问题。人的知识所涉及的是最广义的现存事物的自然(宇宙学);做则是人的行动,涉及的是人格和自由(心理学);希望则指向作为天福的不朽,也就是是指向与上帝同一(神学)。这三种本源的关切不是把人规定为自然生物,而是规定为‘世界公民’。它们构成‘世界公民的意图中’的哲学对象,即构成真正的哲学领域。因此,康德在其逻辑学讲义导言中,在阐述一般哲学的概念时说:‘哲学的领域在这种世界公民有含义上可以提出如下问题:
1、我能知道什么?
2、我应该做什么?
3、我可希望什么?
4、人是什么?’”[4]
按照我们今天的专业分工模式,把如上四个问题予以具体化,那么,狭义的哲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者并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去面对自己的世界性存在,它展开为三个具体的维度:
1、我是什么?
2、我是谁?(现象的我是谁?)
3、更深邃的我是谁?(本质的我是谁?)
1、我是从哪里来的?
2、我要到哪里去?
3、我应该怎样走才能到达那里?
相比较来看,宗教神学所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即是为哲学探询的第一个问题求证来源;宗教神学所求证的第二、三个问题,则是对哲学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的展开式。一旦给出这种存在朝向的理想定位,则必然引出如何实现其完整存在的问题,由是伦理学、政治学和美学被托出:伦理学、政治学和美学,则是从实践之现实和实践之理想两个方面来探询人如何在其存在中达向自身完整之道路,即当“人应该怎样走才能到达那里?”的问题一旦落实在生存实践中,必然展开为理想的行动和现实的行动两个方面:
美学从其理想角度入手,探讨人如何沿着其存在朝向达向终极目标的理想方式,以及怎样自我增进其实现终极目标的内在动力与激情,所以,美学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人的世界性存在如何才能达向自由之境界,其具体表述为:
1、面对过去生存,我如何感受与体验?
2、面对现实生存,我如何行动与预设?
3、面对未来生存,我如何想象和超越?
伦理学和政治学却从现实角度入手,探讨人如何沿着其存在朝向达向终极目标的正确道路(行动法则、规则、途径、手段),它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
1、根据存在的本来状况,我事实上是什么样的人?
2、根据共同生存的要求,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3、根据生活快乐和幸福的需要,我能够(或者说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
伦理学和政治学都是实践的学问,其目标相同而出发点和路径却不同:政治学从社会出发,来制定人如何才能达向人的终极目标的群体法则、规范,使人的存在和生存获得共守的外在原则、尺度和方法,其所关心的是人如何才能获得作为国家人和社会人的平等存在权利,以及怎样才能担当起作为国家人、社会人的社会责任;伦理学则是从个体出发来探讨人的内在人性要求,使人的存在和生存行为获得内在指导原则和自神自圣的激励力量,其所努力的方向是,人怎样才能配享人的存在权利并担当起作为人的人本责任。
人的世界性存在是哲学关注的根本问题,其中,(狭义的)哲学关注人的世界性存在状况和处境,探索人的世界性存在何以可能和朝向什么方向才能获得其完整的世界性存在,为人间提供其完整存在的态度、视野与方法;宗教神学关注人的世界性存在的来龙去脉,领悟人的世界性存在的终极源泉和心灵动向,为人世提供其存在的信仰与终极价值目标;伦理学、政治学和美学关心人怎样获得其完整的世界性存在的道路与方式:美学为人提供如何实现其完整的世界性存在的预设行动蓝图与激励动力。政治学和伦理学为人世追求其完整的世界性存在提供行动规范与方式,
从整体上讲,伦理学作为生态整体的理性实践智慧,应上连宗教神学,下接狭义的哲学,中通美学和政治学,并以人类知识为平台。因为伦理学目的于为人类和个体人生提供实在的根基和生活的远景,对于伦理学家来讲,知识的背景智慧越深厚越广阔,其为人类、社会、人生提供的远景就越明了。20世纪哲学大师杜威曾在一次“心理的伦理”讲座上说,假如是有人说我的哲学起于伦理的动机,我并不否认,只是我经过玄学的探求之后,才觉察许多伦理观念的基本要处。杜威的坦诚,正是西方哲学家的伟大传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等等哲学家,无不从各种知识系统和智慧体系所贡献的全部宇宙观中,突破蚁穴般的世界,探索发现生命存在的独特地位、开创人类未来和人生远景的伦理学蓝图。
三、伦理学的人本目标和人类责任
伦理学的生态整体性,决定了伦理学的实际存在理由和生存功能。有关于此,我想举两个历史上的例子加以说明。在19世纪的英国大学中,其学科分类法与我们今天完全不同,他们当时所设立的“道德哲学”,是包括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神学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课程时,其内容包括了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而政治学又包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在这样的学科设置中,神学是道德哲学的依据,它为其提供存在的信仰基础;伦理学乃道德哲学的价值体系与实践原则;法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是道德哲学的实践方式与途径。
另一个例子是亚当.斯密在写出传世之作《国富论》之前,已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之所以能够成就为一代古典经济学家大师,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位划时代的伦理学家,如果没有对伦理学的深入研究,可能很难有在经济学领域的杰出成就。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思想家边沁,是学法律专业出身的,研究法学必然关心政治,所以他的第一部著作是《政府片论》;对政治的关怀,自然要涉及伦理学,所以边沁最重要的著作是集法学、政治和伦理学于一体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只有当获得扎实的政治学基础,并融法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于一体的整体视野之后,才可能深入地研究并写出如《民事与刑事立法》、《关于刑赏的学说》、《法律证据论》等法学著作来。
我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不懂得伦理学者,不足以治学;不懂得伦理学者,亦不足以治生;不懂伦理学者,不足以治事。何也?因为伦理学始终与人的实际生活相关,它必须从人们的生活现状出发,指导人们如何通过为人处事、劳动、工作、学习而有道有德地过上幸福的生活。伦理学之所以成为探讨和塑造人(人类)幸福的科学,是在于它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1、人为何想要幸福?
2、人何以能得到幸福?
3、人怎样才能实现幸福?
伦理学作为关于人类如何才能实现幸福的生态整体的学问,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因为它对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的探讨,必然创建起何为幸福的知识和何以能幸福的价值尺度与原则,并且只有当运用所构建起来的价值尺度与原则来解决第三个问题时,才可能为人们提供行动规范与方式,引导、激励人们创造、实现幸福。有关于此,费里德里希·包尔生曾做了最精辟的阐述,他用“普遍的营养学”比喻伦理学的理论功能和初中性质。包尔生指出,伦理学目的是“都能使人的生活达到最充分、最美好和最完善的发展”。以此伦理学获得了两个基本职能:“一是决定人生的目的或善;二是指出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或手段。”[5]前一个职能表述为创建人类幸福论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伦理学要实现这一理论职能,当然要借助于人类一切已有的科学知识,但人类科学的知识绝不等于伦理学的知识,因为所有的科学知识都不是以构建人类幸福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为目的,能够为人类提供生活幸福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只有伦理学自身。后一个职能表述为它能为人类提供实现普遍幸福的手段、途径、方法,因为在人类众科学之林中,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具有担当起为人类提供实现普遍幸福的手段、途径与方法的职责,它同样只能靠伦理学来提供。
四、伦理学的普遍实践作用
伦理学作为对哲学的普遍实践方式,一是为持定社会制度和法律的创建与实践,提供道德立法原理,并为政府行为提供价值尺度、行动原则、边界规范;二是为个人求生、谋生、创生提供生存准则和内在指导原则。将此二者合而言之,伦理学即是为提供社会和个人提供治学、治生、治事的大智慧和大方法。
第一,伦理学能训练人的思维能力、辨识能力、判断能力,使之理性地选择和行动。老子曾告诫我们,人要能很好地生活,应学会“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这段话的精神实质是:人应该以整体的方式思考整体,才能学会生活的大智慧和方法。这种以整体方式思考整体的智慧和方法,需要伦理学为其提供。威廉.韩思说:“在美国,接受哲学教育,特别是伦理学教育,被认为是培养一般思维能力的最佳途径。这种教育训练学生分析问题、寻找新的答案、并对之进行澄清和评价的能力。”[6]人要获得幸福,须得负责任地生活;人要能负责任地生活,就得学会思考:“我们应当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必须考虑两项简单的规则。第一是想到全球;第二是学会负责任地生活。”[7]在全球生态化和生态危机化的当代生活境遇中,我们要能够幸福地生活,应该努力去思考:第一,我作为一个人,为什么需要幸福的生活?第二,我要过上幸福的生活,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第三,我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生活幸福?只有想对、相通了这三个问题,我们才可确定自己的生活方位,找到行动的出发点和目标,获得行动的正确方法。但是,要能够对如上三个问题想对、想通,还必须对自己进行思考?即思考自己:
1、我现在事实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3、我能够(或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
将如上问题落实在日常生活行为中,则可表述为理性地待人处事,理性地行动选择,理性地生活。比如对事,这件事我该不该去?该去做或不该去做的理由是什么?去做或不做此事所产生的后果将各是什么?这些可能产生的后果对我以及对人(或社会)而言,是害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害?再比如,是不是凡是对自己有利的都是好的?或者对自己有害的都是不好的或坏的?进一步看,对自己有利的事对别人有不有利?对自己有害的事对别人有不有利?并且,对自己眼前有利的事会长期有利或一生有利吗?或者对自己当下有害的事难道会对自己的明天或一生都有害?怎样来处理自己与别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才是最恰当、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或者怎样来处理当前的利害与过去或未来之利害关系才最恰当、最合情合理合法?唯有当我们在待人处事以及面对利害关系时,学会了思考,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负责地生活。负责地生活的道德原则和行动方法,就是“以所有其他人均能照此生活的方式生活”。[8]
第二,伦理学能磨砺人和社会生生不息的探索精神,使之不断追求更加完善的生活。伦理学作为治学、治生、治事的大智慧和大方法,还表现在它能不断地改善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力,不断提高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力,使我们获得在求生、谋生和创生的人生过程中,获得生生不息的前瞻视野和探索精神。比如立足于当下的生活忧患意识和朝向未来生存的前瞻视野,恰恰是每个人努力开辟幸福生活之路的基本品格,也是每个努力于推进进步和前进的时代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整体精神力量。这一基本的品格和整体的精神力量,往往可以通过伦理学而获得。因为伦理学可以引导我们懂得: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民族和个人来讲,始终保持生活忧患意识和具备探索未来生存的前瞻视野,是避免贫穷、落伍和各种自为性的生活危机与灾难的主体前提。
第三,伦理学能够规范人践行生活、引导社会开创普遍幸福之路。 洛克认为,所谓伦理学的基本职责“就在于找寻出人类行为方面能招致幸福的规则和尺度、及实践它们的方法。这种学问的目的,不在于纯粹的思维,和人对于真理的知识,它的目的,只在于所谓‘正当’和正当的行为。”[9]
个人的幸福当然是个人的生活幸福,但它又不全是个人自己的生活幸福。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之中、群体之中和社会之中,个人对生活幸福的追求,必然要涉及到他人、家庭的生活幸福与否,也涉及到社会的秩序与否。因而,任何个人要追求幸福的生活,必须讲求家庭、群体、社会的生活规则,必须获得一种共同遵守的原则。
幸福的生活无论是之于个人还是社会,都不是空想出来的,只能通过实做才能做出来。而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求方式、方法。只有选择了合情、合理、合法、合道的方式、方法,所做出来的事,才能合理、合法、合道、合德;而合理合法合道合德的做事方式、方法,却需要伦理学为我们提供。比如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人,利益的获得、满足与享乐,才是生活幸福的体现。但我们怎样才能更好的自利呢?是不是该自己所想得的东西我全部得到,不该自己得到的东西也想方设法得到呢?再比如,今天得利了或者得到了更多或最大的利益,明天就能续得到最大的利益吗?回答当然不是这样。那么,这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即怎样才能得到使自己一直处于幸福(也即是合理合法合道合德)状态的利益呢?这就需要一种利他方法的引导:只有善于利他的人,才会有最大的和最好的利己。个人是如此,民族、国家乃至人类,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