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作者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程兆奇著，辞书出版社出版)所作的序文。转载于《史林》2003年第1期。

　　承蒙兆奇君赐我先睹之惠，不断通过电子邮路传来他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系列辨正文论和相关资料附录。说实在，读到兆奇君对日本虚构派的驳论，以及该问题上日本各派的讯息(如三派《问卷调查》)，很难心如止水。21世纪的人类在对待历史反省问题上，仍然需要不断袪邪除魔，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兆奇君客居东瀛多年，在相关资料的广为搜集和细致磨勘方面有很多优势，因为"关乎大道"(著者文中语)，有心已久，蓄势待发，一发将不可收，是自然之理。本项研究才刚刚开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也将陆续问世。

　　我很佩服兆奇君的执著和谨严。在这一段时期里，他沉住气、定下神，用他义理由事实而出的中国史家工夫，以乾嘉证实辨伪的手法，通过对日本军队组织和个人等大量公私原始资料的查考，逐一细致地纠劾虚构派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种种胡搅蛮缠，芟除一切无端滋生的蔓枝野籐，肃清理路，以正视听。他决意完全从学术的立场上，与所有尊重事实的研究者平等对话，以获求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以为，这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也是学者担当道义职责，求真求实，自律律人应持的立场。

　　对兆奇君通过纯学术的途径解决这一问题，我很理解，也觉得有充分的必要。同时，面对这一段历史，我的经历又使我往往难抑不平的心情。出生于1938年9月 (农历闰七月)江南偏僻水乡的我，确实也是较晚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一事。然而，我对日军在中国领土上惨酷杀戮平民的罪行，儿时即有强烈印象，毋庸追索历史记载之有无，永远也不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我的故乡远离铁路、公路，深藏于纵横交织的水网之中，历史上不知逃过多少次内战的厄运，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竟未能幸免于难。就在南京惨剧发生的同一时段， 1937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1938年1月26日)，下午1时起，占领江苏昆山的日军，在我家乡陈墓镇(今改名锦溪镇)所属的马援庄，以"搜查"国民党散兵为由(纯属无中生有)，先后用刺刀活活挑死世代务农的村民108人，历三小时有余。除少数侥幸不在村上，全庄男女老婴无一逃脱飞来之灾。耸立河滩原址上的死难者纪念碑，岁月无声地见证着这件惨无人道的屠杀血案(此事已载入史册)。而我做小学生时，听到幸存家属的泣诉，声声撕裂心肺，虽半个多世纪过去，言犹在耳，仍不免呯然心悸。

　　此事发生后的第三年，河面上传来日军巡逻汽艇的马达声，古镇居民习惯地急忙四处躲藏，街上空寂无人。先大舅，一介细民，经营竹器芦席，据母亲说他生性胆小怕事，却因放心不下另一头的幼小子女，忍不住从避所走上街头，途中偏遇日军抓人，即被劫掠而去，与另两个相似境况的镇上平民，一起被莫名捆绑枪杀，沉尸于 "陈墓荡" 淼淼湖底，留下寡妇孤儿五人。而今，几位表兄妺俱健在，苦度一生的舅母已随先夫入眠地下，伴慰冤魂。每年清明，站立于大舅坟前，我每每无言而泣。

　　我真想告诉虚构派先生们：若诚心诚意想"求证"日军侵占中国八年间杀人无数的历史，岂独南京，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日军所到之地，无处无有证人、证言，何难之有？

　　时光易逝，那个灾难时代的惨痛，越过三代人，完全成了陈年往事。像我这样，战争爆发后刚刚出生的一代人，现在都成了儿孙绕膝的爷爷奶奶。史学的训练也把我从单纯的民族仇恨引向更深更远的思考。我们总是期望，时代的前进，智力的发展，时间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过滤器，将污浊的思想沉渣逐一筛洗，为历史检讨提供一个心灵净化得多的环境。

　　鞭挞邪恶暴行，弘扬和平博爱的精神，是全人类为谋求普世幸福与共同发展所必须。舍此，人类就会走向迷途，历史也不会轻易宽恕。然而，人类的自我完善，仍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虽然以完全相同的情景重演历史悲剧的概率很低，但别种残害同类的施虐形式，仍在地球上展示人性丑陋的一面。不断传出的信息表明，在地球的此端或彼端，偏见使人迷妄，怨怨相报，恶恶相济，血腥的气味始终没有因穿越过世纪的隧道率尔消失!

　　我想，从来就没有人指认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历史上唯一残忍杀人的恶行。然而，不能因存在许多别的恶行，精神似乎就获得了某种"解脱"，由此可以卸去必要的历史沉重感。有一些日本"中间派"人士反感或者担忧别人将日本南京大屠杀与德国种族灭绝犹太人事件相提并论，把区分两个事件的不同性质看得很重。自然，其间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我甚至也可以谅解他们忧虑背后的心理情结，但实在不能隐瞒由此生出丝丝憾意：毕竟格局小了。

　　我们今天的历史检讨，并不是要充当国际法官，考量犯罪某事、某人定刑过重或过轻，甚至我个人认为，将某件罪行完全归罪于某当事人，也并非是一种历史的睿识。事隔65年，我们再来检讨南京大屠杀，理应越出中日两个民族的界线，使之成为共同探讨人类何以会丧失良知和理性，是何种原因诱使正常人畸变为杀害同类生灵无动于心的施虐狂人，以及应汲取何种教训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等等这样一种检讨全世界人类生存困境，为各民族都应关心的，更具根本性的历史难题。

　　西方学者，包括众多德国学者，对种族灭绝事件的研究，视野比较开阔。研究者广泛扫描大屠杀造祸原委的纵横各个侧面，从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以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等等显因深挖下去，进一步追索德国历史、德国民族乃至欧洲历史、欧洲民族形成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社会文化潜因，直至质难世界"现代性"所承重的负面效应。有一点提醒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他们明确摈弃把大屠杀的起因"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时间内" 的研究路向，认为这种偏狭的考察会产生令人缺乏深忧远虑的认识错觉。因为，这种满足于历史表层的"实证研究"，实际上"无罪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它所有事物"，导致"其他所有人"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置身事外，对造祸深层次的"其他所有事物"失去必要的戒备。

　　我认为，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考察，也应当这样。研究者必须自觉地穿越过历史迷雾，撇开研究者自身所属的民族或人种，超脱施害或被害的立场，深刻反省所有被扭曲的历史场景(不论发生在哪里)，冷峻检讨人类与生俱来的种种弱点(也不论哪个民族)，反复追究的问题意识，始终不离这样一种满含忧患情结的当下关怀：为什么到了现代，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反人类的恐怖行为？

　　20世纪世界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反人类暴行，南京大屠杀不是唯一、但也决不是孤立的案例。历史进步的悖论，使科技飞跃、物质丰富的20世纪辉煌画面上伤痕累累。人类的空前骄傲与严重迷失同时存在。在东方或西方出现的，各种情景下各种样式不同的对公民虐害、屠杀事件，如果仅仅把它们看作个别人甚或一群人落后、野蛮、邪恶的"反常"举动，将其简单归因于历史正常发展过程的瞬间断裂，生存竞争紧张诱导的片刻疯狂，纪律秩序失控偶发的人心沉沦，其最危险的结果，将使我们无法借助这面"文明反常"的历史镜子照出"正常文明社会"里实际正在不断孽生的邪恶祸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拙见以为，在考辨订正大屠杀事件的每一细节的基础上，还应该进一步探究那些更具隐蔽性、更具根本性的罪责。否则，历史的审视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处于心灵禁锢之中的"集体记忆"也始终不容易走出认识迷误的陷阱。

　　我们眼前看到的，虚构派拒绝深刻反省的顽固态度，就是一个显例。为了否定南京大屠杀，有人竟然在2001年《问卷调查》中写道："一如经济学家所说，应考虑昭和10年到12年日本经济实现了完全雇佣（指没有失业--译者），日本国内达到了战前最高的经济状态。也就是说，普通士兵知道回到日本有好工作等着。这样的士兵会自暴自弃 (指狂虐的杀人强奸暴行----引者)是难以想像的。"读着这段掩饰不住的，流溢着以"富裕"自居高傲的情绪性话语，我们就不难理解当时侵华日军对弱势人群普遍轻蔑决不是无来由的。然而正是在这种对普通生灵轻蔑的邪念之下，残忍杀人变得毫无愧疚之感。何况，在这里该被调查人还故意抹去了距此不远的"昭和恐慌"事实 (昭和七年城乡经济严重萧条)，对侵华战争旨在扩展"生存空间"、实施经济劫夺的动机则讳莫如深。请问：富裕之国绝不会对别国实施邪恶暴行，这是何种历史逻辑？众所熟知，即使到了现代，经济发达国家以强凌弱，往往通过暴力方式对弱国实施资源劫夺以致富，仅仅日本在这方面对亚洲各国的历史欠债就不少，难道真的忘却了吗？这种自以为富则有理的无端蛮横，决非是智力出了问题，正好明白无误地泄漏了虚构派心中的秘密：到2001年，对昔日由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支撑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圣战"心理，他们仍然是情意缠绵，不忍割舍。

　　兆奇君给我送来日本津田道夫先生香港商务版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读了津田先生的序言后，我很为他的深思所感动。七七事变时，津田先生上小学二年级，长我十来岁，属于学长一辈。他对日本普通民众在当时政府和媒体狂热鼓吹战争的气氛下异常失态的亲身回忆，每个"国民"都为"总力战"即所谓"圣战"向亚洲各国"胜利"挺进欢呼雀跃的场景，真实地凸显出一种历史变态，处于罪恶和灾难将不断被同时催生出来的可怕危险之中，普通民众为"国富"的"算计主义"和庶民的"利己主义"所误(津田先生语)，那种毫无自觉的麻木蒙蔽状态。庆祝"南京陷落"时，大众远离血腥和眼泪获得的"民族"得胜的快感，与后来广岛长崎原子弹灾难时，直面"民族"被伤害时的悲苦，适成鲜明对比，越发映衬出黑暗之中操持着战争灾难的那些"圣战"之类的"理念"，是何等隐蔽、何等狡猾，又是何等地喜欢捉弄人!

　　遗憾的是，在虚构派那里，却用双重标准去省视历史：一方面对美国投掷原子弹，乃至战后美军占领，表现出抑制不住的民族激愤；另一方面对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国民众的死难，顽固地以"作战需要"为托辞，制造所谓"有危险和破坏可能性"、"换上便服以图再起"种种借口，力图抹杀所有实际存在的、对他民族所造成的斑斑血迹。最极端的甚至宣称日军在南京的杀人数"无限的接近于零"，言情之间，对发生在中国的战争灾祸异常冷漠，丧失了常人应有的恻隐之痛，实在是叫人看不下去。然而同是日本民族中的一员，津田道夫先生却棒喝似地说出一段份量极重的话："那场战争是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战争，即使作为与战争领导层另一层面的问题，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也应该被追究。"自然，津田先生专著的贡献，更在于通过对战争暴行深层原由的追究，把手术刀伸入到了日本国民"精神构造"的内部，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做出了许多不逊于西方学者的群体心理解剖，非常犀利，也很有深度。

　　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不难理会津田先生所说民众的"战争责任"，并非从法律的立场，而是从道义责任上来下断的。我们既然没有拒绝邪恶，也就必须从良知上检讨何以会放纵邪恶势力施虐的过失。无论是德国种族灭绝事件，还是南京大屠杀，深层次探究起来，我们都可以不怀疑施害方绝大多数人原来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平时情景、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但是在一种以"国家主义"或别的什么"崇高"的名义，例如"种族优越"或"解放亚洲"等等名义之下，他们决不会因执行任何暴虐的杀人行为而寝不安枕。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为他的"国家"，在为"伟大"的"责职"而工作，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

　　突出的例子即见于虚构派的辩词里。臭名昭著的"百人斩"(即杀人比赛)，事实决非像"虚构派"所指仅仅是媒体的炒作，但即便是媒体的炒作，其炒作的不正是这样一种以"国家"的名义引诱恣意杀人为荣，带血腥味的邪恶吗？不正是在连篇累牍报道"勇武"事迹的激励下，那些举起沾血的军刀滥杀无辜的人，丧失了普通人在通常情景下都会有的恻隐之心？读一读"百人斩"当事人野田毅在自己母校小学生面前得意忘形宣讲"勇武"杀人，以及他对记者志志目彰所作的自我道白(参本书《再论"百人斩"》的引证)，读者不难得出结论。20世纪里，我们看到过多少残杀同类生灵的暴行，往往都是在"崇高"名义下实行的卑鄙，那些残酷与血色常常在"集体英雄主义"的光环下被遮蔽。鼓吹"大亚细亚主义"的"圣战"宣传，恰如一把软刀子，虽然不需经考证，就知它不具备有任何"坚韧"、"锋利" 等物理属性，但却是真正被我们那些虚构派考据癖无罪"赦免"了的，致无数民众 (也包括日本民众在内) 死于非命的制造杀人的机器。

　　虚构派为松井石根鸣冤叫屈费力颇多，可谓做足了文章。我认为在这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更具深刻性。从有关材料来看，虚构派为松井进行的"无罪辩护"自以为" 理由充足"，颇有几分得意的神态。殊不知，种种动之以情、"发自肺腑"的辩护，无非都在为松井评功摆好，称颂其为日本"解放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尽心尽职的正面人格，这倒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了虚构派至今仍然坚持"大亚细亚主义圣战"的阴暗心理。同时，也提醒我们，检讨这一段历史，不能不对"大亚细亚主义圣战"这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作深层次的学理检讨。

　　"明治维新"百年来，历史清晰地划出一道弧线，日本由"脱亚入欧"，在亚洲率先成功转向现代的历程中，由于处于西方以强凌弱的殖民主义张狂态势氛围中，又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负面影响，"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心态非常强烈，由此使"日本发展道路"的构建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历史悖论：源于反感并抗争西方强权的心理，却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利己情势的合成下，最后选择了模仿西方殖民者强势扩张的发展道路，催生出了东方式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模式。

　　我们不能否认早期的"亚洲主义"，在胜海舟、杉田鹑山乃至樽井藤吉等人那里，还是立足于振兴亚洲、共同联合抗击西方侵略的宗旨，但"先进者"莫名而往往难于克服的强势意识，以及国家至上、民族利己等潜意识的作用，也为其后来的异变伏下祸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次"意想不到"的胜利，使强势意识急速夸张放大，逐渐孕育出以"大陆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的"大亚细亚主义"怪胎。亚洲"共同体"联合的宗旨，异变为要在亚洲建立以"文明的"日本为"盟主"，治理 "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亚洲国家的"大东亚共荣圈"，即谋求亚洲新殖民大帝国的实现。"亚洲盟主"这样一种东方式的"集体权威人格"，以"文明扩展"为充足理由，经一系列思想畸变，最终被凝固化和体制化。从此，日本有义务、更有权利"解放"亚洲的"落后国家"和"落后民众"，且不惜以战争或其它暴力的形式推进，成为一种强势逻辑，成为一个多世纪日本许多主流"精英"的心理情结(松井石根只是其中的一个)，并通过广泛的国民教育，又成了笼罩在日本广大民众头上的"集体光环"。我认为，现在应该进行彻底检讨的正是这种历史的集体谬误。这样一种被意识形态引向集体谬误的事件在日本发生，无疑是由众多历史的、民族的因素综合造成，日本方面的历史学家也作过深入的分析。但我还得说，这决非仅仅单独发生在日本，在许多国家、许多民族的现实生活和相互关系中也多次重复出现过，至今不绝，只是剧情和结局各有特点而已。

　　社会心理学家指认的"集体权威人格"，可以是传统臣服型的，也可以是现代强权型的。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借着民族或国家等狭隘"共同体"名义，经由意识形态的塑造，用"正义"的理由巧妙包装，将权力欲、财富欲等人性之恶隐藏于深不可测的底部，造成体制化的精神环境，使人从心理合理化的角度为之慑服。我们不妨回忆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思想与体制平行同步变形的轨迹，就明显地可以觉察出强力推进资源攫夺、经济扩张的殖民行为，是如何通过"大亚细亚主义"使之不断加以合理化的。稍不同的，日本的"集体权威人格"更具有那种既恐惧别人权威却又渴望自身成为权威，"受虐与施虐统一"(弗罗姆语)的双重品性。这种体制化的集体行为，一经反复重演，通过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沟通记忆等环节的转化，演化为植根于一系列事件记忆网络之中的被扭曲的历史记忆。我们通过本书提供的一系列资料附录，不无惊讶地看到，不用说松井石根是沉浸于这种历史记忆谬误之中的人，就是像田中正明经历战后，身子已经进入21世纪的人，仍然不愿意从这种病态的历史记忆中自拔，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西方的一句谚语："上帝，上帝，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类似"大亚细亚主义"的集体谬误，决非是不可破解的迷局，完全可以从历史事实与人类哲理双重层面上去彻底摧毁。但基本的前提，就是检讨者必须恢复博爱平等的人类良知。在这里，不可能对该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先就某一方面的特征试作些揭示，期待相关研究者对此能有更广泛深入的解析。

　　现在已有充足的历史实证资料说明，"大亚细亚主义"具有"集体权威人格"中最典型的一种病态特征，即具有显示同类的"先进"，不择手段地批判"异类"，并专门攻击或污蔑"异类"这样的"否定性人格"。侵华日军28联队军人大前嘉事后追悔时，就这样陈述："当时认为中国人是蝼蚁之辈，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杀死蝼蚁之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日本在战前与战争过程中，这类恶意轻蔑中国人的议论，正如津田先生在其专著中所揭示的，实在不胜其多，有力证明了"否定性人格"与战争暴行具有必然的关联。"集体权威人格"既要依靠树立强烈的"敌人意识"，通过"否定"式的强势逻辑来维护和扩展其"权威"效能，那么，在这种"集体强势逻辑"之下，不用说人人具有天赋自主选择生活方式权利的现代理念，就是像"强迫是最大的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古典式的人生伦理也都被弃若敝履，则毫不奇怪。而且即使是"同类"，稍持异义，也会立即判为"异类"，归入"敌人"阵营而被无情消灭之。因此，在战时日本，有一丝看似反战的倾向，都不免遭致杀身之祸。

　　正像许多历史社会心理学家深刻揭示过的那样，这种"否定性人格"在话语方式上总是表现为十足的"话语霸权"，斥责、贬抑、攻击、咒骂、批判、嘲弄"异类 "，一切否定性语言无所不用其极。当"语言暴力"尚不能达到慑服的目的时，恶性的武装暴力就登台上演，通过暴力攻击乃至战争的行为强制使"异类"屈服，且毫不怜悯，决不手软。"否定性人格"必须通过虐待他人才能"论证"自己的"权威"，因此"否定性人格"行使的暴力必然具有虐待特征，力求从"异类"的受虐中得到征服的快感。如此，表现在松井身上的，既企图通过文化接触、要人协议等"亲善提携"的方式，诱使"落后支那"俯首称臣，纳入"共荣圈"；一旦目的受阻，则又坚决推动武力解决，声称必须举起"降魔利剑"，无情"膺惩暴戾支那"，恰好是"否定性人格"的一体两面。在"集体权威人格"体制化的环境里，"集体"的逻辑早将个人的逻辑完全溶解掉了，任何个体都是整盘棋局中听任棋谱摆动的棋子，因此像南京大屠杀这样虐杀事件的发生，即使就是不完全符合松井个人的主观预想，也早已由"大亚细亚主义"的内在"否定性人格"预设好了，完全可以实现逻辑的自动呈现。

　　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仍然对各种用意识形态包裹起来的"集体权威人格"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缺乏必要的戒备。数不清的事例不断警告过我们，南京大屠杀不过是其中一个显例，个人尽管也有作恶的风险，但以"集体权威"的名义却为选择更大的恶提供了可能。在"集体"作恶的场景下，共同感染的心理效应，使个人失去了道德担当的责任，失去了任何可能有的思索和批判的空间，当然也丧失了向"集体"提出纠错的权利和义务。20世纪，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发生过的历史悲剧，即面对有形无形残杀生灵的惨剧，全体平庸、全体堕落、全体麻木的社会畸态，说明现代社会完全可能因"集体理念"之误，撤掉集体走向错误，甚至走向毁灭的最后一道防线。

　　日本有理由为其在亚洲率先向现代转变而感到骄傲。然而这种骄傲，因为忽视了物质经济增长的同时，升华道德的关怀、人类的关怀的必要，竟不得不付出惨酷的代价。我们必须冷峻地承认，20世纪的历史说明人类的自我完善仍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就像个体灵魂拯救那样，人类的自我完善必须也只能够依靠各民族的自觉，而不是外在的强制。不能讳言，日本虽然抢先完成了经济的现代化，种种历史曲折表明也不会因经济进步而自动完成人性的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完善，必不可免地要通过一次次对历史的自我检讨，也包括对民族自身历史弱点的自救，不无痛苦地来完成。因此，那种认为历史检讨会带来"民族自虐"的观点，恰恰是对本民族自救不负责任的态度。当然，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决不应该只属于日本。通过大屠杀事件作出的检讨，应该扩大为对各民族都有益的，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反省。我们的历史检讨，不仅仅只是为了对得起过去的一切受害者，更是为了未来的人类自救，向物质进化而产生的莫名骄傲发出一个严重信号，对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人类自我毁灭的盲目性发出一个严重警告。

　　王家范

　　识于沪西丽娃河畔

　　2002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