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者: 王记录 著 ⊙ 定 价: 25．00元　 ⊙ ISBN书号: 7-80190-279-3/K·075 ⊙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04 年 11 月

作者简介 　　 　　王记录，男，1964年生，河南范县人。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古籍所，分别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供职于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副院长，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河南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学术史、思想文化史以及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侧重清代史学与学术文化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有《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钱大昕的史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与人合撰《中国文化通史·秦汉卷》等著作多部。先后主持“经史关系与明清史学思潮”、“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研究”、“20世纪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史学思潮的演变”等多项课题。参与教育部重大课题“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研究”子课题的研究，参与河南省重点课题“中原文化大典（著述典）”的编纂。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近半数被转载、摘登、介绍和引用。

目　　录

绪　论…………………………………………………………l
第一章　钱大昕的生平与学术………………………………l
　　一　以古学相策励的江左寒儒…………………………1
　　二　“名位之有尽，不若文章之无穷”………………16
　　三　“一代儒宗”………………………………………38
第二章　钱大昕的经学见解和史学思想……………………53
　　一　学术渊源与学派归属………………………………53
　　二　汉学、宋学和清代学术观…………………………66
　　三　“实事求是”与“明体致用”……………………87
　　四　“经与史岂有二学哉”……………………………104
　　五　官制、舆地和氏族…………………………………112
第三章　钱大昕的史论与政论………………………………126
　　一　政治与民生…………………………………………126
　　二　士风与学术…………………………………………143
第四章　钱大昕的历史考证学成就及考史方法论…………158
　　一　历史考证的理论与方法……………………………159
　　二　文字音韵训诂学与历史考证………………………170
　　三　金石学与历史考证…………………………………180
　　四　避讳学与历史考证…………………………………186
　　五　版本学与历史考证…………………………………195
　　六　天文历算学与历史考证……………………………201
第五章　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209
　　一　一家之言和史馆修史………………………………209
　　二　直书和曲笔…………………………………………214
　　三　史法义例……………………………………………223
　　四　史料采获……………………………………………229
　　五　史文繁简……………………………………………232
第六章　钱大昕在元史学研究上的功力和卓识……………238
　　一　考订明代官修《元史》的错讹……………………238
　　二　揭示元代重要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250
　　三　重写《元史》　……………………………………260
　　四　由“精”到“新”的学风转折点…………………269
第七章　钱大昕的修志实践及其方志学理论………………271
　　一　备文献、足征信、供资治…………………………272
　　二　修养、取材与体例…………………………………277
　　三　关于方志人物立传的思想…………………………283
余　论…………………………………………………………287
附　录　………………………………………………………294
　　一　钱大昕主要学术交游简表…………………………294
　　二　二百年来钱大昕研究述评…………………………298
　　三　主要引用书目　……………………………………320
后　记　………………………………………………………325

绪　　论

　　钱大昕(1728～1804)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清代乾嘉时期。这一时期，清王朝发展到鼎盛。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经营，政治上，中央集权日益加强，设立军机处，乾纲独断；常设督抚，编制保甲；广开科举，笼络人才；修订大清律条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进一步调整了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有了进一步缓和，巩固了皇权，稳定了社会，清王朝的合法性已得到民众的承认。在国家领土的统一上，清王朝更是极尽努力，数次平定了西北地区的各种叛乱，解决了历代都没有很好解决的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问题，在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则实行改土归流，将周边各少数民族地区牢固地置于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和管辖之下，遏制了沙俄的入侵，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高度统一。这种国家统一的完成，使知识界对清王朝更加认可。纪昀、赵翼、王鸣盛、钱大昕等都赋诗歌颂国家一统，反映了士人阶层对清朝的向心力。经济上，采取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改癸赋役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经济发展，商业发达，手工业兴盛，出现了一大批工商业都会，资本主义萌芽比前代有所增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财富大量积聚。总之，到乾隆时期，清王朝不但彻底从清初大变化、大动荡的局面中走出，而且形成了政治安定、社会殷富、经济繁荣、人口增加的鼎盛局面。

　　与此同时，在学术文化上，统治者一方面采用文化高压政策，以文字狱钳制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又通过官方修书，有意识地引导学术文化向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方向发展，实行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潮也有自身的特点。其一，清初批判理学思潮中的经世色彩在削减，而其中浓厚的法古倾向却发展起来，以考证经史为特征的汉学占了学术上风。清初学者在批判理学时，主张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也就是走回归儒家原典的道路，以挽救理学的空疏。他们对理学的总结和批判，本是以考证经史为方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挽救社会危机为目的的一股学术思潮。但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以及文化专制的加剧，朴学考证经史的方法以及恢复古代典籍本真的思想成为学术的主导，而其他方面则受到抑制。其二，清初学者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为学不分汉、宋，所谓“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他们治学，既重视求实求真，下一番辨析资料的功夫，又重视理论思考，不把考据与义理对立。这种学术思想发展到钱大昕生活的乾嘉时期，汉学考证成为时会，学者多肄力服、郑，综核名实，以义理思辨为特长的宋学已渐衰微。一方面汉学与宋学对立起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调和汉宋，使这一时期的学术呈现复杂局面，很容易让人做出过高或过低的评价。

　　社会形势及学术思潮的变动必然引起史学的变动。乾嘉时期，史学撰述的新内容不断出现，引人注目。

　　中国传统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是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方面。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了四章的篇幅总结、论述清代学者在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的成绩，其中绝大部分是乾嘉学者所为，内容涉及经学、诸子、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乾嘉学者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大规模的训诂、注疏、校勘、辑佚、辨伪、考订，成就卓著，蔚为大观。这种整理、考订与研究古文献之风的盛行，一是由于古代文献在长期的流布刊刻过程中错讹百出，亟待整理；二是乾嘉鼎盛局面为整理、研究古籍提供了政治与物质保证；三是学术自身发展理路的作用，汉学崛起，考证学风涌动。乾嘉学者整理史籍，主要有补编、改编、校注、考证、辑佚等形式。通过这些工作，订正了旧史中的很多错误，鳃决了史学界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大批整理研究古代史籍的学者中，钱大昕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以一人之力究治“廿二史”，通达明识，既预乾嘉考证学风之流，又超迈烦琐考证之辈。

　　这一时期，历史评论之作亦层出不穷，《清史稿·艺文志·史部。史评类》就著录有史评著作60部，609卷。如刘统勋奉敕编纂的《评鉴阐要》、段玉裁的《明史十二论》、方宗诚的《读宋鉴论》、周济的《史义》、谢济世的《史评》等。另外，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中也有不少论史的内容。当然，就思想犀利及批判精神而言，此时的史论已不如清初。

　　这一时期，章学诚的崛起使传统史学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其所撰《文史通义》一书以批判的眼光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并以变通的思想对传统史学的出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以经世致用的史学精神，提出了“六经皆史”、“史义”、“史德”、“记注”、“撰述”、“论古必恕”等重要命题，深入地探讨了史书编纂、史家心术、史学批评方法、史学的继承和创新、历史表述的艺术性等一系列史学问题，艰难地寻找突破旧史学的缺口。其思想一直影响着近代、现代乃至当代史家的见解。乾嘉史学在理论上的成就，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同样是大放异彩的。

　　乾嘉时期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而有关边疆的稳定与治理，也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些，都提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边疆史地的需要，导致了这一时期边疆史地研究的崛起。诚如梁启超所言：“边徼地理学之兴，盖缘满洲崛起东北，入主中原，康乾用兵西陲，辟地万里。幅员式廓，既感周知之必要；交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藉。故东自关外三省，北自内外蒙古．西自青海、新疆、卫藏，渐为学者兴味所集。”就私人而言，当时的边疆史地学者的研究在三个方面表现突出：一是对旧史所记西北边疆史事进行考订、研究，特别是对《元史》的研究，成绩斐然；二是谪戍官吏士大夫的记闻之作增多，涉及内容渐广；三是专门的深入研究出现，且影响巨大。第一种情况，以钱大听的蒙元史研究成就最高；第二种情况，像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杂记》、洪亮吉的《伊犁日记》、《天山客话》等，风格独特；第三种情况，有祁韵士的《西陲要略》、《万里行程记》等、松筠的《伊犁总统事略》、《卫藏通志》等、徐松的《西域水道记》等，均成为史地学方面的不朽之作。就官方而言，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对绘成于康熙年间的《皇舆全览图》进行修订增补，增入新疆地图，称《乾隆内府舆图》，成为国家统一的科学见证。乾隆二十七年，《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编成，该书对新疆地理、官制、兵防、音乐、学校、物产、风土民情等方面都有详细记载，图文并茂。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乾嘉学术的宏博气象，并为近代边疆史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乾嘉时期，本朝人治本朝史的情况开始出现，当代史著述涌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当代史撰修，分私撰和官修两种形式，而尤以官修成就巨大。“续三通”、“清三通”、“清会典”、“方略”、“国史”、“志乘”等，著述繁复。除此之外，一大批大型类书、大型丛书、工具书也得以修成，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像《四库全书》这样的大型丛书的编纂，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些史书，多为后来治史者所取材。

　　清代是方志修撰发达的时代，从康熙朝到嘉庆朝，修志之风盛极一时，方志学理论引人注目。当时，有全国性的《大清一统志》，有省志、府志、州志、县志甚至乡志、村志、镇志、坊志、里志、亭志、关志、场志、卫志、所志、山志、水志、河志、溪志、寺志、书院志、盐井志等等，并涌现出了一大批修志名家，如章学诚、戴震、洪亮吉、孙星衍、谢启昆、李兆洛、焦循、钱大昕等。他们不仅各有志书佳作，而且更有方志理论方面的建树，诸如戴震讲求沿革、洪亮吉严守义例、章学诚重视史法、钱大昕考证人物等。同时，他们还把对方志的考录、校勘和辑佚作为考据经史的组成部分，进一步充实了方志学的研究课题。可以说，方志学理论是史学理论的延伸，一个史家的修志见解总是和他的史学思想紧密相连的。乾嘉时期丰富多彩的方志学理论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史学理论的状况。

　　和清初相比，乾嘉时期的史学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那就是清初历史研究中强烈的“夷夏之防”观念以及反对专制的言论此时明显减弱。这种史学思想的变化主要还是因为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乾嘉时期，政局稳固，经济繁荣，具有民族意识的士大夫早已凋零，绝大部分学者采取了与清廷合作的态度，自觉融入清廷文治之中。加之清廷对儒家文化极为信奉，更引起汉族学者的认同。这一时期的学者，虽对专制统治的利弊也极为关注，戴震、章学诚、钱大昕、洪亮吉、焦循、汪中、程瑶田、凌廷堪、卢文绍、顾广圻、赵翼、王鸣盛等人都对现实统治的弊端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但由于昔日激烈的民族冲突和剧烈的社会变动已不复存在，“夷夏之防”的观念与猛烈抨击专制统治的尖锐锋芒以及思考社会变革的深刻思想也就变得有些黯然了。学者们关注社会利弊，更多的是儒家传统人世思想的表现。

　　思想的发展总是这样，当时代发生变迁，思想便也要随之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同时，思想的发展又有很大的继承性，其合理的内核总是被一代又一代的哲人所继承，并结合时代的需要加以新的发挥。就乾嘉时期的史学思想看，固然是因为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有了一些变化，但它对前代史学思想的继承也是明显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经世致用思想继续发扬。治史以经世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乾嘉时期的史家将这一传统继承下来，并继续发扬。钱大昕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继承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提倡“明道致用”，认为“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提出“为文之旨有四，日明道，日经世，日阐幽，日正俗”。和钱大昕齐名的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特别留意对米价、赋税、常平仓、钱制、兵制、地方行政、中枢官制、边政、民族等实际问题的考证和议论。他认为，史家作史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胸中要有“经国养民远图”，要关注“民生疾苦，国计利害”。赵翼更是一位以经世致用为治史旨趣的史学家，他写《廿二史札记》，就是要追随顾炎武《日知录》，以用世为己任，探讨“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究明“治乱兴衰之故”。洪亮吉治史，同样注重以史为鉴，注重总结治政经验。他认为“学古为入官之本，前事即后人之师”，把学习历史当作入仕做官的根本和后人借鉴的经验。一生从事考信辨伪的崔述作《考信录》，除辨古史虚实真伪外，还究治理得失，考历史盛衰，以为经世之用。他作《周政盛衰通考》，目的是要探讨“周室盛衰之故”，考察周由创业、守成到失败的“治乱兴衰之故”。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也都是以高扬经世致用大旗著称的史学家。尤其是章学诚，于经世致用之旨，推阐尤为详尽著名。《文史通义》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意义，将自黄宗羲以来浙东学派诸大师的这一思想成果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意，不足言史学也。”章学诚还提出了一系列史学经世的方法，诸如详近略远、关注现实、重视识断等。

　　乾嘉时期崛起的边疆史地学，更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他们宣扬多民族的统一，为治理边疆提供借鉴。在乾嘉时期的方志学理论中，也注重志书的“抚民出治之龟鉴”的作用。乾嘉时期的官修史书也都有着强烈的垂训鉴戒、匡助政治的作用，期望通过修史来斟酌古今，立纲陈纪，为政治统治服务。

　　另外，当时一些以考据著称的学者，也有明显的经世意识。他们倡导学以致用，力主积极入仕。如段玉裁要其外甥龚自珍“勿读无益之书，勿作无用之文”、“博闻强记，多识畜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何谓有用之书?经史是也”。凌廷堪则认为《资治通鉴》“乃史家之绝业，治乱成败，了如指掌，读之则眼界日扩，识见日超……由此而措之，且可成为有用之学”。汪中“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王念孙父子也是“能以实学、实心而行实政者”。其他如朱筠、纪昀、王昶、毕沅、郝懿行、孙星衍、钱塘、黄丕烈、顾广圻、臧庸等都有学以致用、经史经世的言论。

　　从以上论列可以看出，乾嘉时期史学经世的思想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那种认为乾嘉学者埋头故纸，不问世事，博古而不通今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在研究乾嘉史学时，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考证与经世对立起来，认为搞考证便没有经世思想，有经世思想便不会以考证为业，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学者从事文献整理等考证工作，是学术发展的需要。考证学者照样有自己对社会、对历史的看法。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考据末流斤斤于一事一物的细密考证，确实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障蔽了人们通达的历史眼光。

　　由于时代条件不同，乾嘉时期史学领域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也有自己的特点。它是在皇朝政权稳固、经济繁荣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内中缺乏清初经世致用思想中鞭笞君主政治的尖锐锋芒和启蒙意识，也缺乏道咸时期经世致用思想中对民族危亡、国家前途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痛心疾首的危机感，它是传统儒家人世思想在史学领域的表现。

　　其二，对经史关系的理论探讨深入发展。经史关系问题是传统史学后期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唐以后，“古无经史之分”、“六经皆史”的提法便不断出现。明清时期，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渐趋深入。明代学者王阳明、王世贞、胡应麟、李贽，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均在这方面有着各自的认识。乾嘉时期，章学诚、钱大昕、崔述、袁枚等人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使中国传统的“六经皆史”的理论达到了思辨的顶点。之后，龚自珍、张采田、章太炎、谭嗣同等人继承这一思想遗产，在近代思想解放中起了一定作用。

　　有清一代，众多学人阐发“六经皆史”的思想，由于各自的思想倾向和学术承受不同，又表现出各自的特点。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面对剧烈的历史变动和理学末流回天乏术的状况，开始由虚返实，高扬经世致用的大旗，重振思想雄风。在这一过程中，进步学者受明亡的巨大刺激，进一步认识到史学研究在历史发展中的意义。所以，在顾、黄等人的思想体系中，尊经重史就成了一个无法分割的问题。他们所做的，实际上就是以史学济理学、心学之穷。他们在建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时，把史学放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在他们看来，没有历史经验的总结，任何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最终都会走入理论的死胡同。

　　乾嘉时期，众多学者从事于经籍、史籍的考订、辨伪、辑佚等工作，这势必使人们认识到，经籍与史籍一样，同样存在很多问题，经书屡经后人改篡，并非神圣到一点错误都没有。于是，经学开始史学化，不断被人们当作寻常的历史材料来运用。在这种情况下，“六经皆史”所具有的意义就与明清之际有所不同。美国汉学家艾尔曼曾指出，当时“儒家经典受到全面的怀疑，并经由史学化，变成了寻常的史学研究对象和材料。这是知识阶层思想变化最显著的标志”。

　　这一时期的“六经皆史”论，并不像学界所认为的，贬低了经的地位，抬高了史的地位。实际上，明清学者论“六经皆史”，根本不存在贬低经的意思，相反，他们仍然是以尊经为前提的。他们从道不离器、体用同源的角度出发，认为经史互补，谈经必须究史，论史必须考经。他们普遍认为，经史是统一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经这个“道”不能离开史这个“器”，否则就是空谈性理；史这个“器”不能离开经这个“道”，否则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标准。经史分离导致思想走上绝境，国家缺乏治术。“六经皆史”就是要使经史统一起来，造就一种“有体有用”、“体用综合”的学问，以期有补于社会。

　　其三，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思想的高扬。“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传载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云：“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随着史学研究实证化的发展以及文献整理及考订工作的大规模展开，乾嘉时期，“实事求是”的史学思想及治史方法被人高扬，成为当时学人的共识。钱大昕倡言“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称赞戴震治学“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汪中自述治学宗旨，“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洪亮吉称邵晋涵治学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阮元自称其治学也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可见，乾嘉时期，“实事求是”已经成为人们衡量学术的重要标准和原则。这一史学思想的特征是重实证、斥空疏，这实际上是汉学高涨在史学思想中的一种折光，是对理学末流空疏学风的一种反动。

　　由“实事求是”史学思想出发，在治史方法上则是注重证据，凡下一断语，必广收佐证材料，无征不信，论必有据。梁启超将这一特点概括为：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凡采旧说，必明引之，剿说以为大不德；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文体贵朴实简洁。这样的原则和方法，在乾嘉治史领域广泛运用。这种实证的方法本质上已接近于近代科学的方法。

　　总之，乾嘉时期的学术文化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在广泛性、深入性和探索性上特征明显。就广泛性而言，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仅对汉族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考察，而且对境内其他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诸如蒙古、西藏等，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学术发展呈现丰富多彩的景象。在传统学术内部，这一时期的学者博涉各个学科，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地理、天文历算等诸多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极富价值的重要成果。就深入性而言，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讲求对资料的分析、排比，他们深入到历史资料的内部，从具体的资料整理和逻辑论证中得出自己严肃而独到的结论，反对剽窃，强调自得，避免了对所研究对象的空泛议论，凡所议论，必有根据。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结论经得起时问的检验，一直到今天，人们研究传统学术文化，都必须参考他们的成果。就探索性而言，乾嘉考证学者在研究问题时创造出各种有效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他们运用这些方法解决了历史上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很多方法都为今天的学者所继承。其他像戴震、袁枚的反传统学术的观念，章学诚对史学发展出路的探索，众多学者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兴趣等等，都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学者力图冲破传统学术的限制，寻求新的学术发展的出路。正是这种博学、精细、严谨、扎实、力求开拓的学术氛围，造就了一批学术大师，成全了很多学术文化的集大成人物，钱大昕就是其中的一位。

　　如果我们再放宽历史的视野，把目光投向与乾嘉时期基本同时的18世纪的欧洲时，我们或许会对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的价值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乾嘉时期的中国，基本上处在一个相对封闭但又稳定、发展、繁荣的时期，所推行的政治统治方式是传统的高度专制集权。而同一时期的欧洲，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变革、发展阶段，工业革命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自然科学有了重大突破，数学、力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等都取得重要成就。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欧洲正处在科学进步与社会嬗变的时期。当然，欧洲历史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英国、荷兰早在17世纪中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较快。而法国、德意志、俄国等大部分欧洲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新兴力量与腐朽的旧制度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阶段。就思想文化来讲，17～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启蒙时代，这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各国先进的启蒙思想家，纷纷揭橥理性主义的大旗，无情批判一切旨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崇尚知识，提倡科学等等，总之，“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两相比较，此时的中国还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也引起了人们观念上的变革，出现了许多异端思想，但这些思想远未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也没有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清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优容汉学，积极参与文化建设，推行文教，讲求文治，使各种思想都统一在自己所设计的发展秩序中，明末清初出现的启蒙思想日渐式微。这与欧洲早期人文主义的思想主张得以持续发展，并形成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显然是不同的。

　　在这种启蒙思潮的推动下，18世纪的西方史学也获得了很大发展，那就是理性主义史学的勃兴。其最主要的表现有：其一，历史哲学的兴起。维柯(1668～1744)、孔多塞(1743～1794)、康德(1724～1804)、赫尔德(1744～1803)等人都有自己一套较为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试图对历史的发展做出深入的系统探讨。其二，真正意义的世界史的出现。西方人开始把历史研究的目光伸展到东亚、中南非洲，并努力发现东西方文化的有机联系。其三，史学记述题材的扩大。伏尔泰所开创的社会文化史的新研究方向对西方史学有指导性的意义。其四，历史发展进步观的流行。人们开始把历史看作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愚昧无知不断斗争的过程。其五，历史批判方法的深化。人们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基督教史学。其六，史料的继续积累。其七，自文艺复兴起始的西方历史工作者职业化、平民化的趋势在逐渐加强。显而易见，中国和西方因为历史发展的不同，在史学研究上也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乾嘉时期中国的学术文化，包括史学，虽然在很多领域有所发展，但在总体上是处于一种集大成式的总结阶段。18世纪欧洲的学术文化界在探索新的史学发展的途径，并做出了极大的成就。而此时的中国学术界正处在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整理、研究阶段，同样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一个是开创新局面，一个是总结旧学术，这是由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造成的，学者们只能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自身的学术规模，世界文化的千差万别，由此可见。

　　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18世纪的中国和欧洲，在相互的认识上是有很大差异的。自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后，东西方的相互认识和了解有所加深。18世纪的西方，对中国是非常关注的，传教士带到欧洲的有关中国的各种文字资料，被编纂成《耶稣会士通信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丛刊》等，一些中国书籍也被翻译到西方。欧洲的很多启蒙思想家几乎都阅读过诸多传教士有关中国的报告、书简和著述，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提到中国，并对中国文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诸如德国的莱布尼茨、沃尔弗，意大利的维柯，英国的休谟、亚当·斯密，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评论，尽管他们的评论有很多与中国历史实际并不相符，但是却表现了他们向西方以外的世界寻求借鉴和参照的积极心态。

　　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也带来了西方文化，使中国士大夫得以由此认识西方。但是，在对待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西学中源”说占了上风，中国士大夫认为西学出于中国，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之源。《四库全书总目》还以钦定的姿态，肯定并进一步论证了西学源于中国的观点。可以说，“西学中源”论者笼统地把近代西学的源头附会到中国的古代，反映的是一种大国的骄虚心理。除此之外，中国学者的世界观念也非常缺乏，传统的夷夏观念依然严重障蔽着人们的思想。和同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关注相比，中国学者对西方的关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同样是以传教士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西方对东方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探索的态度和东方对西方的冷漠，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可以说，乾嘉时期中国的学术文化基本上是在一种相对隔绝的状态下发展的，尽管此前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使传统的历史考证学变得更加科学，但就人文关怀来讲，乾嘉学术依然是传统的。

　　我们之所以要对乾嘉时期的社会特点和学术风貌进行一番分析，并进行中西比较，目的是为正确评价钱大昕的学术贡献提供一个参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我们不能苛责古人，不能期望他们做出超越自身时代的事情，我们只有从这种历史的总结中，吸取前人的学术成果，反观自身的研究，创造富有特色的学术文化，影响世界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