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钱大昕对乾嘉时期扭曲的士风和学风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指出：当时士人求财逐利，不讲士、儒之道，丧失志节，无法引领社会风气向善；师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利”与“势”的交换关系，丧失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质；文人士子之间相互轻贱，不能真正讨论问题，学风浮躁；士人没有真才实学，只会背诵前贤成句，剽窃他人言论，学风败坏。他认为造成士风和学风败坏的原因有三：一是宋明以来空谈性理学风的影响；二是科举取士的弊端；三是文字狱的压制。针对这种情况，钱大昕彰扬“以名为教”，树立士人的羞耻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提倡实学，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人格与学识来扭转士习之弊。

[关键词]钱大昕；乾嘉；士风；学风；批判

 

 

      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钱大昕对当时士风和学风特别关注，对于浇薄的士习和浮华的学风，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联想当今学界风气，深感这位学术大师目光如炬，他所揭示与批判的种种现象，于今也不啻为针砭学风时弊之良药，值得我们注意。

      历史进入康乾时期，随着盛世局面的出现，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当时士人极力追求物质享受，浮华糜费，士风浇薄。士人阶层讲求俭朴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奢侈浮华的生活习俗所取代，享乐之风在士人队伍中日渐盛行。原来不治产业的士人，此时也与有财力的商人、下人、吏胥相交接，谋求发家致富，追求寻欢作乐。追求钱财成了一些士人的生活目标。甚至一些著名的学者，对钱财也孜孜以求，如杭世骏、王鸣盛、汪中、袁枚等人，均爱财成癖。由于他们在学界的地位，其追逐金钱的行为无疑又为当时“人欲横流”之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于“风气之日趋于浮华也，法禁之不止，令申之不从”^[1]。士人求财逐利，士林风气糜浮不堪，使原来以志节相标榜的士人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郑板桥对此深有感触，他说：

 

      吾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所以又高于农夫一等。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 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夫束修自好者，岂无其人？经济自期，抗怀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人便笑曰：汝辈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得挨人笑骂。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2]

 

      原来以国家精英、道德楷模、道统传承自居的知识分子的表率作用在世人面前轰然倒地。面对这样的士习，钱大昕不仅对士子好利，不讲士、儒之道，追逐财物，无士人恒定之心非常反感，而且提倡“行己有耻”、“特立独行”、“通天地人”的士人之道。他说：

 

      古之士无恒产而有恒心，今之士即有恒产，独不能保其有恒心也，况无恒产乎？临财苟得，临难苟免，好利而不好名，虽在庠序，其志趣与市井胥徒何以异哉！王伯厚云：“尚志谓之士，行己有耻谓之士，否则何以异乎工商？特立独行谓之儒，通天地人谓之儒，否则何以异乎老、释。无其实而窃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乡。”^[3]

 

      针对当时士风日下，士人逐利的情况，钱大昕认为要改变这种“以利为教”所造成的惟利是图、人欲横流的局面，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于是他提出“好名”，彰扬“以名为教”，希望通过士人“好名”来取代“好利”。他说：

 

      孔子赞《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于《孝经》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于《论语》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称焉。”圣人以名立教，未尝恶人之名也。^[4]

 

      钱大昕“以名立教”的思想虽然可以追溯到孔子或者更早，但它的直接来源是清初的顾炎武，钱大昕引述《日知录》卷13《名教》中的一句话来说明“以名为教”的重要，所谓“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人以义为利，而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5]。和顾炎武一样，钱大昕希望以“名”来规范士人的行为。在当时士人竞相逐利的情况下，“以名为教”实际上就是要和逐利相对立，涤荡社会风气。钱大昕数次引用古人的看法来说明“好名”的意义，“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好利者差胜；好名则有所不为，好利则无所不为也”，“士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6]。在钱大昕看来，“名”虽然还不是士人最理想的修身之法，但在逐利之风盛行的情况下，鼓励士人“好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权宜之计。钱大昕所谓“以名为教”的“名”，是指“礼义廉耻”和“忠信俭让”等儒家伦理道德标准。他希望通过树立士人的羞耻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来挽救颓废的士风，他说：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此言出于《管子》，而贾生亟称之。独柳子厚著《四维论》，谓廉耻即义，不当列为四。此非知道之言也。孔子论成人，则取“公绰之不欲”；论士，则云“行己有耻”。廉耻与礼义本同一源，而必别而言之者，以行事验之，而决其有不同也。知礼则不妄动，知义则不妄交，知廉则不妄取，知耻则不妄为。古人尚实事，而不尚空言，故觇国者以四维为先。“人有土田，女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颜之厚矣”，是无耻也。观二《雅》之所刺，知《管子》之言，必有中矣。^[7]

 

      在《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中，钱大昕还以“忠恕”、“谦让”、“言动”、“止谤”、“改过”、“俭”等为题来论述“好名”的内涵。

      钱大昕认识到，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特别需要知识分子作出表率，需要士人自觉砥砺自己的言行，引领社会风气的变迁。钱大昕认为，士人所需要的修养是多方面的，比如节俭，钱大昕就引用《晏子春秋》里的话，指出“俭者，君子之德也”。又引用《化书》中的话说：“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并引述李元衡《俭说》中的言论做进一步的说明：“贪饕以招辱，不若俭而守廉；干请以犯义，不若俭而全节；侵牟以聚仇，不若俭而养福；放肆以逐欲，不若俭而安性。”^[8]再如反身自修，知错即改，钱大昕就说：“《易传》曰：‘无咎者，善补过也。’君子改过，以全其名；小人文过，以益其耻。”^[9]号召士人敢于改正错误，而不文过饰非。对于别人对自己的诽谤，钱大昕强调反身自省，认为“止谤莫如自修”，“谤之无实者，付之勿辨可矣。谤之有因者，非自修弗能止”^[10]。又如对于士人言行，钱大昕认为举动要合乎规矩，“衣冠中，动作慎，不苟訾，不苟笑，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儒者之事也”^[11]。这样的言论看上去似乎非常迂腐，但它是针对当时士人没有士节的情况而言的，故而有一定意义。钱大昕还强调士人之间的谦让，非常赞赏《孟子》中所言“无辞让之心，非人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指出“恭敬、辞让，本非两事。舍让而言敬，则空虚无所著，虽日言敬，而去礼愈远矣。礼者自卑而尊人，人与己相接，而不知退让，则横逆及之矣。……有礼者敬人，敬人而人恒敬之，舍谦让何以哉”^[12]。钱大昕想通过讲究谦让来使人们进入一种文明状态。钱大昕还强调严己宽人，强调忠恕，要求士人“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13]。总之，钱大昕就是想通过加强这些道德修养使士人与市井之人区别开来，注重道德的表率作用而不是斤斤于财物。

      应该看到，钱大昕所极力反对的是士人把“逐利”当作人生最终目标，他并不反对合理的“治生”，他说：

 

      许鲁斋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诸葛孔明身都将相，死之日廪无余粟，库无余财，其廉至于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耳。”与其不治生产而乞不义之财，毋宁求田问舍而却非礼之馈。故井上之李，甘于弹铗之鱼；五侯之鲭，劣于墙东之侩。^[14]

 

      在钱大昕看来，士人合理的物质需求没有什么不对，但为了“利”而不顾礼义廉耻，就不是钱大昕所能够同意的了。钱大昕提倡士人“好名”，主要是为了遏止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士人中的“好利”之风，纯净社会风气，通过“好名”这种教化方式，来扭转“利胜于名”的局面，实现“名胜于利”，以激起士人的“慕名”的之心。否则，“士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15]。

      乾嘉时期士习之不端还表现在师生关系成了“利”与“势”的交换关系，失却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质，变成了相互利用的污秽之所。钱大昕认为：“古之所谓师者，曰经师，曰人师；今之所谓师者，曰童子之师，曰乡会试之师，曰投拜之师。”士子们不思学术，追名逐利，投名师，贿权贵，习以为常，业师弟子之间，充斥一利字。钱大昕揭露说：

 

      今之最无谓者，其投拜之师乎？外雅而内俗，名公而实私。师之所求于弟子者，利也；传道解惑无有也。束修之问，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籍于师者，势也。质疑问难无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师矣。是故一命以上皆可抗颜而为师，而横目二足、贩脂卖浆之子皆引而为弟子。士习由此而偷，官方由此而隳，师道由此而坏。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古之好为师也以名，今之好为师也以利。^[16]

 

      古之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至此不讲。在古代，师生关系是传承学术极其重要的手段，而今这种关系中夹杂这么多的“利益”，实际上是在昭示士风的败坏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当时也有人向钱大昕投拜，他拒绝说：“足下于仆非有一日之好，而遽欲师之，仆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为足下师，而势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若欲藉仆以纳交一二钜公，俾少为援手，则仆之硁硁自守，不干人以私，友朋所共知，仆固不欲自娱，而亦何忍以娱足下乎。”^[17]由此可见钱氏之为人，也可见他对这种假托师门的败坏士习的痛恨。

      乾嘉时期士习的颓废还表现在文人相轻、相贱等方面。文人士子通过诋毁谩骂前人，来抬高自己，养成了一种浮躁的学风。包括一些以考据著称的学者，也往往讥议往昔学者欠于考证，从而炫耀自身考证所得^[18]，“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19]。钱大昕通过评论历史上的文人习气，表达了对这种不良学风的厌恶。他指出：“文人之病，恒在骄与吝。”^[20]薛能狂妄自大，其论诗有“李白终无取”之句，且云：“我生若在开元日，不遣名为李翰林。”他对诸葛亮的功业也大加排击，有“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吾身”之言。钱大昕认为他“狂惑丧心”^[21]。杜牧攻击元稹、白居易之诗，认为全是淫言媟语，钱大昕批评说：“元白讽谕诗，意存谠直，岂皆淫媟之词！若反唇相讥，牧之独无媟语乎？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立言者其戒之。”他提倡士子都应该向杜甫学习，说：

 

      杜子美诗所以高出千古者，不薄今人爱古人也。王、杨、卢、骆之体，子美能为而不屑为，然犹护惜之，不欲人訾议。且曰：“汝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推挹如此，以视“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巳呼阮籍为老兵，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巳骂宋玉为罪人者”，犹鲲鹏之与蚍蜉矣。^[22]

 

      可以看出，钱大昕提倡文人士子之间要相互尊重，反对文人相轻相贱。他曾批评吴缜的《新唐书纠谬》，指出《纠谬》于地理、官制、小学多有“未达”，认为吴缜所纠，“非无可采”，但吴氏本人“沾沾自喜，祗欲快其胸臆，则非忠厚长者之道”^[23]。学术研究开展批评是必要的，但必须具有忠厚之道，要实事求是，不可快己意而中伤人，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评论，而变成泄私愤的工具了。钱大昕批评吴缜的用意就在于要提倡一种良好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压倒文人相轻相贱的恶习。钱大昕不仅提倡文人之间要相互尊重，而且其自身也是这么做的，他对时贤，无论是长辈、同辈还是晚辈，对先哲，无论是圣贤、大家还是一般学者，基本上都能做到真诚谦逊的相待，实事求是的评论，坦诚认真的交流，堪称一代学者楷模。

      士习腐败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士子无真才实学，对事物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只会背诵前人成句、剽窃别人言论。钱大昕看到，充斥于学界的多是“支离穿凿之言，雷同剽袭之语”的所谓文章^[24]，其结果导致科举取士无法选拔真正的人才，“夫摹拟沿袭之文，古之能文者羞称之，而今或以为弋取科名之捷径，宿儒之不遇，浅学之登科，其未必不以此也”^[25]。真正的才学之士无法晋身，而摹拟因袭之徒却猎取科名，这无疑会使已经浇薄的士风雪上加霜。对于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恶劣做法，钱大昕更是深恶痛绝，他说：

 

      皎然《诗式》著偷语、偷义、偷势之例。三者虽巧拙攸分，其为偷一也。后代诗文家能免于三偷者寡矣。向秀注《庄子》，郭象窃之。郗绍著《晋中兴书》，何法盛窃之。姚察撰《汉书训纂》，后之注《汉书》者隐没名字，将为己说。顾宁人谓有明一代之人所著书，无非盗窃，语虽太过，实切中隐微深痼之病。唐张怀庆好偷窃名士文章，时人为之语曰：“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今之举业文字，大率生吞活剥，其词必己出者，百无一二。士习之不端，于作文见之矣。^[26]

 

      在这里，钱大昕从历史上的剽窃之风谈到乾嘉时期的士风，皆为切中学风痼疾之言。此言对今日之学界，不也是一针见血之论吗？

在钱大昕看来，士林风气的败坏还影响到人心风俗的败坏，特别是士人崇尚物质享受和纵欲，在文学创作上对两性进行赤裸裸的描写，诲淫诲盗，败坏了社会风气。“唐士大夫多浮簿轻佻，所作小说，无非奇诡妖艳之事，任意编造，诳惑后辈。……宋、元以后，士之能自立者，皆耻而不为矣。而市井无赖，别有说书一家，演义盲词，日增月益，诲淫劝杀，为风俗人心之害，较之唐人小说，殆有甚焉”^[27]。明清时期，小说这一文学形式走向文坛中心，这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在文化上的反映。此期小说多描写市民生活、男女爱情，提倡个性解放。这些小说大胆直率，有很多毫不掩饰的男女性描写，夹杂了很多男盗女娼的东西，暴露了一些带纵欲色彩的人生追求。这些描写，一方面具有冲破传统礼教束缚，承认人欲合理性的涵义，另一方面确也反映了一些文人低级庸俗的生活情趣。钱大昕认为人心风俗的败坏与这些小说的诱惑是分不开的。他说：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世人习而不察，辄怪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中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28]

 

      对于这种败坏社会风气的小说，钱氏认为“亟宜焚而弃之，勿使流播，内自京邑，外达直省，严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违制之罪，行之数十年，必有弭盗省刑之效”^[29]。钱大昕的话并非全是卫道，文人所制造的精神鸦片对人心风俗的危害，就是在今天，我们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造成士习败坏的原因是什么呢？按钱大昕的分析，大约有三：一是宋明以来空谈心性的学风所致；二是科举取士的弊端所致；三是大兴文字狱所致。

      对于宋明空谈性理的学风，钱大昕极为反感，他说：“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孟子言良知良能，孝弟而已矣。故曰道不远人。后之言道者，以孝弟忠信为浅近，而驰心于空虚窈远之地，与晋人清谈奚以异哉。”^[30]这实际上是对顾炎武“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的发挥。清谈不但误国，而且败坏士习，士子们不再讲真才实学，而流于好大言，骂古人，“元、明以来，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31]，作学问没有扎实的功底，只知道高谈阔论。钱大昕还说：“尝病后之儒者，废训诂而谈名理，目记诵为俗生，诃多闻为丧志，其持论甚高，而实便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32]在钱大昕看来，空谈性理使学风变得浮躁，士子不再以体会经典原旨为目标，空疏无当之治学风气风靡学界，学风空虚，于世无补。

      钱大昕一生，数次担任各地科考主副考官，对几百年来形成的科举取士所存在的弊端有清醒的认识。在钱大昕看来，科举取士对士风的败坏是非常严重的：

 

      学者自就傅而后，粗涉章句，即从事于应举之文，父师所讲授，无过庸软骫骳之词，得其形似，便可以致功名，转不如诗赋策论之难工，由是《六经》诸史，束之高阁，即《四书》之义，亦可勿深求，譬犹苾刍，诵经礼忏，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蒙窃忧焉。考元时始以《四书》义取士，当时士大夫谓天理同根人心，诵其言者众，则为其道者将多。迄今垂五百年，自通都大邑，以至穷乡蛮徼，无不知诵《四书》，尊程、朱，而未见有为其道者。所诵者礼义，所好者名利。^[33]

 

      钱大昕又说：

 

      科目取士，本欲因文以求其行，乃糊名易书之例严而文格益下。每榜以百人为率，其真能通经学古者，百不得二三，文义稍通无大疵类者，亦什不得二三，其余皆剿袭稗贩之作也。士知通经之难，而取科第之易，则相习而为剿袭稗贩之作。^[34]

 

      显然，科举取士使人们养成了一种追逐功名利禄、投机取巧的心理，士子不去饱读圣贤经典，而是背诵帖括之文，阅读节本选刻。当时士子，甚重时文，因为时文是士子登进的阶梯。而这样造成的结果，除了学殖鄙陋、人云亦云，便是追名逐利。有见于此，钱大昕引魏华父的话说：“释老之患，几于无儒，科举之患，几于无书”，“古者闾月书，族时考，州岁比，乡三年而宾兴，众宾之席弗属，堂下之观礼者弗坐，无异词也。今易吏而主其事，糊名而察其言。望实之素著，或攻而去之；文词之稍异，或惧而抑之。宁收卑近，无拔俊尤，其幸而得之，则又将以其取于人者取人矣”^[35]。

正是因为看到这种情况，钱大昕非常感慨的指出：“盖八股取士所得，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子。”^[36]为了矫正士风，钱大昕甚至提出考试分二场的改革科考程序的办法，建议以五经文为第一场，四书文为第二场^[37]，通过考试五经来鼓励士子研经习史，杜绝剿袭雷同的积习，防止不学无术之人进入士林，慢慢使士林风气得以矫正。

      对于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钱大昕的感受也是颇深的。文字狱压抑、打击才学之士，扼杀知识分子个性，也是造成浮薄士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文网日以密，士节日以贬；造请公卿问，见笑徒上点”^[38]。他借谴责历史上的文字狱来谴责清代的文字狱，“夫摭拾语言文字之失，陷人于罪，纵使幸而得逞……犹为士论所薄”^[39]。钱大昕指出，宽松的社会环境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原因，他借李文渊的话说：“唐诗于本朝事，每无所忌讳，犹变雅之遗也。忠厚如宋，而苏子瞻犹以诗下狱。至白乐天为《乐府》讽时政，遂召入翰林；唐诗所以不可及者，岂独字句之工哉！”^[40]唐诗之所以达到了那么高的程度，不只是字句之工，与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有密切的关系。钱大昕之所以要借用别人的话来说明这个道理，是希望统治者能为学术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

      基于以上士风浮华的情况，钱大昕提倡实学，并用自己人格与学识的实际行动来扭转士习之弊。他论述了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赞同顾炎武的言必有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天下后世思想。他提倡学者应留心经济，通时务，否则便是“迂儒”。他在谈到清初学者胡渭的《禹贡锥指》时说：“（《禹贡锥指》）于九州山川形势及古今郡国分合同异、道里远近夷险，犁然若聚米而画沙也。汉、唐以来，河道迁徙，虽非《禹贡》之旧，要为民生国计所系，故于《导河》一章，备考历代决溢改流之迹，且为图以表之。其留心经济，异于迂儒不通时务者远矣。”^[41]予以表彰。他还进一步论证了学术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士大夫不可以无学。不殖将落，原氏所以先亡；数典忘祖，籍父所以无后；董昭言：‘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以交游为业。’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长枪大剑，安用毛锥？’乾祐所以失国也。蔡京禁人读史，以《通鉴》为元祐学术，宣和所以速祸也。”^[42]在钱大昕看来，学术与社会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学术必须关心社会，否则就会流于空谈；社会同样也要关心学术，否则就可能走向灭亡。

      钱大昕是位纯粹的学者，治学既精且博，为人平允谦和，一生都遵循“博而孱守，默而湛思”的人生哲学^[43]，勤勉著述，淡泊名利，严于律己，薄责于人，从不与人争一时之是非，立言相当谨慎，决非“好斗”之人。恰恰因为他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才把士人看作引领时代风气的楷模，把学术视为净化精神世界的事业。也恰恰是因为他有纯粹学者的本色，他才无法容忍士风沦丧、学风败坏，才会对乾嘉时期扭曲的士风与学风进行严厉批评。这些，都是我们每位有学术责任心的人要认真学习的。

 

注释：

[1]曹一士：《四焉斋文集》卷2《吴中风俗》，宣统庚戌校印本。

[2]郑燮：《郑板桥集•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扫叶山房石印本。

[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8《义利》，见《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所引钱大昕著作均出自该书。

[4][5][6][15]《十驾斋养新录》卷18《名》。

[7]《十驾斋养新录》卷18《廉耻》。

[8]《十驾斋养新录》卷18《俭》。

[9]《十驾斋养新录》卷18《改过》。

[10]《十驾斋养新录》卷18《止谤》。

[11]《十驾斋养新录》卷18《言动》。

[12]《十驾斋养新录》卷18《谦让》。

[13]《十驾斋养新录》卷18《忠恕》。

[14]《十驾斋养新录》卷18《治生》。

[16][17]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3《与友人论师书》。

[18]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第34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9]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

[20]《潜研堂文集》卷43《李南涧墓志铭》。

[21][22]《十驾斋养新录》卷18《文人勿相轻》。

[23]《潜研堂文集》卷28《跋新唐书纠缪》。

[24]《潜研堂文集》卷23《浙江乡试录后序》。

[25]《潜研堂文集》卷23《山东乡试录后序》。

[26]《十驾斋养新录》卷18《诗文盗窃》。

[27]《十驾斋养新录》卷18《文人浮薄》。

[28][29]《潜研堂文集》卷17《正俗》。

[30]《十驾斋养新录》卷18《清谈》。

[31]《潜研堂文集》卷26《重刻孙明复小集序》。

[32]《潜研堂文集》卷33《与晦之论尔雅书》

[33]《潜研堂文集》卷49《布衣陈君墓碣》。

[34]《潜研堂文集》卷23《送俞南园教授苏州序》。

[35]《十驾斋养新录》卷10《科举之弊》。

[36]《十驾斋养新录》卷16《双声》。

[37]《十驾斋养新录》卷18《科场》。

[38]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9《读汉书六首》。

[39]《潜研堂文集》卷2《洛蜀党论》。

[40]《潜研堂文集》卷40《李静叔传》。

[41]《潜研堂文集》卷38《胡先生渭传》。

[42]《十驾斋养新录》卷18《士大夫不说学》。

[43]《潜研堂文集》卷17《文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