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是一个疆域空前辽阔、统一、多民族的大帝国。蒙古统治者在由漠北草原向四处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接受了中原汉文化、东欧拜占庭文化、西亚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其文化也具有开放、多元的特点。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影响下的元代史学，自然也有着鲜明的个性，从而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元代史学的研究用力不够，对其所蕴涵的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历史特征、积极成果和优秀遗产，一直缺乏深入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讲，周少川先生所著《元代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选题极具识力，是一部确有见地的研究元代史学思想的专题性著作。该书不仅填补了史学史上的一个空白，更重要的是作者研究问题的独特视角和方法以及所揭示的元代史学思想的精神本质和价值，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一
一定时代的史学思想是一定时代社会存在在史学领域的反映，研究元朝史学，无视元代社会的特征，以及在这种特征影响下所形成的史学思想的特点，显然是不合适的。就元代历史来讲，至少在两个方面特征鲜明，那就是多民族性和世界性。对此，该书作者运用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注意考察元代史学思想与元代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其对元代史学思想中民族观念的考察和世界性意识的分析，富有卓见。
我们知道，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多民族的统一以及各民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直影响着元朝的意识形态。作者指出，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各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以及元朝统治者对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汉法”的逐步重视和接受，使得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和思想家能以务实的态度看待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关系，从而引起了史学思想中民族观念的发展变化。随着对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意义认识的加深，原来史学中强烈的故国思绪和《通鉴纲目》讨论中的夷夏之辩观念虽然存在，但已渐趋淡化;相反,主张“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天下一家”，承认元朝统治，总结“行汉法”历史经验的思想被日益提倡;在夷夏观、正统观的论辩中,史学思想中积极的、进步的民族观念冲破了“夷夏之防”,在辽、金、宋三史编撰的问题上摈弃了以辽、金为“闰位”,以宋为“正统”的偏狭观念,从而确立了“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原则。从而保证了辽、金、宋三史对各少数民族历史的丰富记载,这在历代正史的编撰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从作者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元代史学进步的民族观大大削弱了自南宋朱熹《通鉴纲目》以后片面强调“夷夏之辩”、“重夏轻夷”的思想,通过《辽史》“辽之先出于炎帝”以及《金史》“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等许多记载,强化了民族同源、“天下一家”的观念,对于巩固民族间的团结是有利的。三史同修,三史各为正统的思想,改变了南北朝修史时出现的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的弊病,史书叙述中去除了“夷狄”、“南蛮”等蔑称,这对明清间正史的撰著有良好的影响。元代史学进步的民族思想在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记载方面,为后世多民族历史的编撰提供了借鉴。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开疆拓土,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大帝国,开创了中西交通的新时代,形成了元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特征。与此相适应,元代史学的世界性意识也特别突出,边疆史地、域外史地著作的数量不断增多。作者指出,元代史家的世界性意识通过大量的史地著述表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边疆、域外史地著作如《长春真人西游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北使记》、《安南行记》、《异域志》等等,记载了西部、北部边疆,包括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欧洲、非洲等广阔领域,对域外史地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皆超越了前代。尤其是他们对于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重要地位的认识和中外历史发展联系性的认识,更是以往所不及的。通过作者的研究,我们看到,元代史家在认识历史时,有着越来越丰富和清晰的域外史地概念,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认识各国历史发展的联系性,特别是认识中外历史文化发展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并力图在著述中反映中外交流的历史成就和意义。同时,我们还看到,元代开阔的历史意识及与此相关的史学成就,对明代西洋航海和海外记述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于清代后期张穆、何秋涛等人的边疆史地研究以及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外国史地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元代几部重要的域外游记和志略,不仅在后世有大批中国学者校勘、注释、研究,在国外也有不少译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的学术影响也是世界性的。
二
古代中国,治世与思辩、经与史本来就是联结在一起的,其间并无不可逾越的畛域,古代思想家建构理论体系,往往是究之经、考之史。但以往的史学史研究,经常忽视这一点,结果总结出来的史学思想,只能是历史编纂思想。对此,作者抓住元代理学官学化的特点,注意考察史学思想与哲学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善于在哲学思潮与史学思想的联接点上思考问题,把史学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入。作者在分析了许衡、胡三省、虞集、郝经、刘因、苏天爵、揭傒斯、金履祥、马端临等人的史学思想后,深入探讨了元代理学影响下史学思想的特点,揭示了元代史学家探寻历史治乱兴衰之理的特征、心性之学在史学思想中的反映、经史关系论的新发展等重要问题,指出元代史学思想在理学的影响下,具有独特的思想特征。元代史学家和思想家注意论史而求理,注意历史过程中的“数”与“变”,以是否实行王道德治作为考察历史治乱兴衰的标准。这些,都为史学思想增添了新内容。
作者还指出,在将理学的心性学说引入史学方面,元代史学不仅继承了宋代史学“正君心”的思想内容,还注意从“民心”向背来考察“君心”正邪,这是元代史学思想对“正君心”理论的发展。尤为可贵的是,史家揭斯还运用心性学说,深化对史家主体自我修养的探讨,他提出了史家“以心术为本”的要求,来提高史家著史的道德水平和责任心。揭斯关于“心术”的思想,为清代章学诚所继承,章氏思想体系中的“史德”论,都是在前者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延伸发展起来的。在经史关系论方面,虽然朱熹学说中“先经后史”、“经本史末”思想在元代仍有影响,但史家胡三省就明确反对重经轻史,提出“经史并重”的主张,郝经、刘因则提出了“古无经史之分”的观点,在客观上削弱了经书的地位,提高了人们对史学重要性的认识。他们对于经史关系的系统论述,是古代史学思想对此问题认识的新发展,与明代李贽的“经史相为表里”、王阳明的“五经亦史”以及清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思想有相同之处。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考察元代理学与史学的相互影响时,看到宋元理学之间的差异,并进而看到元代史学思想的变化。元初学者反省了宋代理学家高谈天人性命,而于经世救国无补的教训,许衡主张“践履笃实”,郝经提倡“道贵乎用”,刘因也强调返求六经,避免“求名而责实”,都比较注意学术经世,这是元代理学的一个特点。他们的这种求实精神冲击了空疏学风,对宋末元初学风的转变有积极意义。受此影响,元代史学从时代的要求出发,努力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继承了杜佑《通典》经邦致用的传统,旨在考察典制的“变通弛张之故”,强调“知时适变”。虞集则在《经世大典》中宣扬多民族统一的意识,提倡爱民厚生的经世思想,强调德治教化。元修辽、金、宋三史,体现了丰富的历史借鉴思想,三史编修虽然以理学思想为指导,但是三史没有成为理学的注脚,以欧阳玄为首的史家大体如实地记载了三朝的历史进程,为人们了解此段历史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有元一代,史学虽然受到理学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失去自己的独立品格,相反,史学还成为元代理学用世精神的来源,在人们的心目中,史学的价值和地位不断提高。
三
西方史学家在研究本民族的史学发展时,往往把哲学家关于历史的理论与史学家的认识放在一起,作为史学思想来进行讨论。而我们的史学思想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按照传统目录学确定的天地,把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等等的见解,划到史学圈子外面去,严重制约了研究者的视野,极不利于对本民族史学丰富内涵的揭示。有鉴于此,该书拓宽研究领域,既注意考察史学家的思想,也注意考察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的史学思想,视野极为开阔。书中讨论了许衡、吴澄、刘因、虞集、胡三省、郝经、苏天爵、马端临、危素、忽必烈、揭斯、金履祥、尹起莘、刘友益、陈、耶律楚材、刘秉忠、王鄂、脱脱、杨维桢、姚燧、杨奂、修端、欧阳玄、汪大渊、周达观、李志常、袁桷等人的史学见解,其中既有史学家,又有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宏阔全面,真正将元代史学思想深层内容揭示了出来。
该书有独特的写作方法,它没有像通常我们所见到的思想史著作一样以人系思想,而是用“截断众流”的方式,把元代史学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分理学影响下的史学思潮、史学中的民族观、史学中的世界性意识、史学中的经世观念四个专题进行讨论,真正以思想系史。与此同时,作者将横向研究与纵向分析相结合,考察了元代史学的演变,将元代史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忽必烈时期、元成宗至元文宗时期、元顺宗时期,并结合三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分析了各个时期史学的不同。避免了将不同时期的史学思想混为一谈的弊病。
该书还展现了学科研究的特点,注意分析元代史学思想中主要观念的源流演变。如探讨心性之学对史学的影响,即从“正心”入手,历史地考察“爱心”、“公心”、“天下心”到“君心”、“民心”再到史家“心术”的演变,层层入微。再如对“夷夏之辩”的研究,也是从元初的“夷夏之防”开始,逐步分析“以夏变夷”到正统观念中冲决夷夏之防,进而指出元修辽、金、宋三史各与正统的历史意义。这样的研究,达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同时,该书还将坚实的文献基础与系统的理论分析相结合,不琐屑,不空谈,反映了良好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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