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同最早来到北美大陆创建永久性殖民地的英格兰清教徒一样，爱尔兰移民是来自与美国一洋之隔的西欧白种人。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在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美国社会深受歧视和排斥。从格格不入到相互交融，爱尔兰移民在美国走过了一条艰苦的崛起之路。他们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为美国工运和市政提供了爱尔兰式的理念和作风，为天主教在美国的存在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最后使自己变得美国化并丧失了许多爱尔兰人的“独特气质”。然而也正是他们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相互撞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导致了美国社会更加宽容和多元化，而对外来移民和移民文化的接纳和消化，促成了移民文化在美国社会的蓬勃发展，并最后铸就了斑斓绚丽的美利坚多元文化。

 

关键词：美国移民  爱尔兰人  工运  城市老板  天主教 

在创造美利坚文明的多源移民群体中，爱尔兰人可谓独树一帜。同最早来到北美大陆创建永久性殖民地的英格兰清教徒一样，爱尔兰人是来自与新世界一洋之隔的西欧白种人。但他们大多因经济窘困远渡重洋，文化落后，身无长技，且信奉天主教，在很长时间里为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美国社会所不齿，深受歧视和排斥。但是，爱尔兰人并没有因此沉沦或一蹶不振，而是以其特有的民族凝聚力和超凡意志，顽强地挣扎于美国社会底层，不懈地投身各项经济活动，积极参与市政建设，坚守并捍卫天主教信仰，从而使自己既崛起于美国社会又为美国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璀璨的美利坚多元文化添上了一抹浓重、亮丽的色彩。

 

（一）

爱尔兰人进入北美大陆可追溯至欧洲移民拓殖时期，并于1621年在今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1]据1790年人口普查，美国有37,180名爱尔兰人，另外约有15万带有爱尔兰血统。[2]早期爱尔兰移民大多来自母国北方地区，具有苏格兰血统，史称“苏爱人”。苏爱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专业技术。据统计，专业人员、业主和从事商业或农业者约占早期爱尔兰移民总数的25%，另外还有约40%以上为手艺人。[3]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1821—1822年发生的马铃薯晚疫病使大批爱尔兰人涌向国外，尤以美国为最。爱尔兰人移居美国的涓涓细流就此转为滔滔洪流，并且蔚为壮观地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1845—1847年席卷西欧的灾难性马铃薯青枯病造成的大饥荒，更使爱尔兰移居美国的人数在19世纪50年代以91.4万之巨达到巅峰。而在这之前的10年间，78万爱尔兰移民占了同期全美移民总数的45.6%。[4]

19世纪20年代后因饥荒弃国而去的移民使在美国的爱尔兰人“质量”大幅度下降。据统计，30年代和40年代初，爱尔兰移民中只有约1/3拥有资本、接受过学校教育、具有经营或市场经验。进入50年代，每年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中，中产阶级人数从未超过5%—6%，熟练工人数也仅为10%—12%。19世纪，爱尔兰移民绝大多数来自国内“最”贫困、落后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他们拖儿带女远渡重洋，历经艰辛囊空如洗，无力继续进入内地。喜欢群居和习惯于在封闭村落周围小块土地劳作使爱尔兰移民，不适应美国的大土地农业生产方式，加之上天主教堂做礼拜的需要，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留在了先来者聚居的东部各州沿海城市，尤其是他们抵达美国时的口岸城市如纽约、波士顿、费城等。虽然后来爱尔兰移民也逐渐分散到了美国各地，但依然群居于城市之中，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例如，1870年，出生于爱尔兰的移民中有将近95%的人集中在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地区，其中近45%居住在全美50个最大城市中，34%居住在最大的15个城市中。[5]至1920年，仍有90%的爱尔兰人居住在美国都市区。

1870年联邦人口普查揭示，爱尔兰移民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不足15%，而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土生美国人、德意志移民和英国移民分别为54%、27%和26%。[6]对于来自传统农业国度的爱尔兰移民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离开了母国，更是中断了祖祖辈辈与土地相联系的传统纽带。因此，他们中虽然不乏健壮的男性劳动力，但缺少在城市谋生的所需的技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由于贫困，大多数爱尔兰移民没钱开办自己的农场或作坊，很多人连体面的房屋也租不起。他们拥挤在城市贫民区中“质量最差的住房里”，而且往往在一个小公寓内挤住着一个庞杂的大家庭，还有人不得不在路旁搭起了栖身之所，使原本拥挤、肮脏的贫民区变得越发垃圾成堆、老鼠成群、火灾蔓延，恶性疾病盛行。霍乱、肺病、精神病的发病率更是与“街区中爱尔兰人的数目成正比”。1849年波士顿发生霍乱，病人“几乎全部集中在爱尔兰人居住的街区”。生存的压力使原本“野蛮”的爱尔兰人越发性情粗暴，酗酒、斗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以致爱尔兰人聚居之处令其他人望而生畏，远远移居他处。[7]对于许多爱尔兰人而言，移居美国只不过改变了居住地，由“爱尔兰贫民变成美国贫民”。[8]他们的景况甚至连黑人都不如：1850年，波士顿黑人人口中从事体力活和充当家佣的比例大大低于爱尔兰移民，波士顿自由黑人的经济状况一般而言要比爱尔兰人好。[9]

爱尔兰移民不得不凭借体力从事连黑人也不屑的“艰苦、肮脏和危险”的苦力，且大多为临时工，不仅收入低而且备受歧视，有的雇主干脆挂出“本店概不雇佣爱尔兰人”的告示。但19世纪下半叶勃兴的美国经济建设大潮为爱尔兰移民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爱尔兰移民来美国适逢其时：他们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一支庞大的非熟练劳工大军。爱尔兰移民首先成为交通运输线路的主要建设者。“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运河水系大都由爱尔兰劳工挖掘，中西部的铁路大都由爱尔兰劳工建筑。”[10]爱尔兰移民还渐渐在城市中找到了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在母国农业生产中世代相传的驭马本领使他们垄断了美国城市客栈、出租车行马夫和马车驭手的工作，传统的屠宰业、磨坊、锯木厂等也使爱尔兰移民有了用武之地。19世纪下半叶，美国城市化进程，这使群居城市的爱尔兰人捷足先登。他们不仅在大量的建筑工地和码头大显身手，而且由于东、南欧洲新移民的涌入，第二代和第三代爱裔美国人逐渐脱离了繁重的粗体力劳动，不少人成为建筑工地和码头的包工头。更多的爱尔兰移民分散至各行各业，有的成为他们参与铺设的有轨电车最早的驾驶员和售票员。1900年，爱裔美国人男性约占城市管道工、蒸汽管装修工或锅炉装配工的33%，虽然该年仍有25%爱尔兰出生者和17%的第二代爱尔兰移民从事无需特殊技术或只需有限技术的工作，而后一数字略高于本土白人15%的比例。当然，分布在各城市的爱尔兰移民的就业情况存在很大差别。1890年，波士顿近2/3爱尔兰出生者从事无需特殊技术工作；[11]但在芝加哥，从事无需特殊技术工作的爱尔兰出生者仅1/3。此外，“爱尔兰人几乎在城市警察和消防部门刚设置时就垄断了这些行业”。[12]1820至1900年的80年间，美国非农业劳动力比例从28%增至62%，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人口从12%增至28%，爱裔均处领先地位。[13]

当然，也有一些爱尔兰移民“在新世界（通常是在费城）登陆之后，便向西移行，到阿巴拉契亚山区一些峡谷里，并涌进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的内地”。[14]另有一部分爱尔兰人随着运河开挖与铁路线铺设，以及随军征战，逐步离开了东部城市，进入内地，有的抵达太平洋沿岸各州。他们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南达科他等州的矿区建设。1870年，爱尔兰人成为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外国出生的移民群体。至1880年，有1/3以上爱尔兰出生者居住在东海岸以外地区，成为除犹他以外西部各州和准州的三大移民群体之一。爱尔兰移民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经济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1850年，居住在波士顿的爱尔兰男性移民从事白领工作的仅占6%，而在旧金山和洛杉矶，同类比例分别为14%和12%。1880年，东、西部的这种差异依然存在，如纽约爱尔兰人从事白领工作的比例为13%，旧金山的爱尔兰白领则达20%。

至1900年，爱尔兰移民及其子女在除农业外的所有领域取得了与土生美国人相应的职业平等。爱尔兰男性从事白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所占比例与土生白人大致相同，分别为35%、50%和15%，但爱尔兰人中的专业技术工人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的且大多为高度工会组织的行业中。[15]一些有经营头脑的爱尔兰人开始拥有自己的产业，甚至积累了万贯家财。拥有自己企业的爱尔兰人口比例在20世纪上半叶更是稳步增长。

 

（二）

无论从哪方面看，19世纪中叶爱尔兰移民在美国都属弱势群体。然而，经过顽强抗争和孜孜以求的努力，他们不仅逐渐在美国找到了工作，改善了就业状况，增加了经济收入，而且充分利用群体优势，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工业化进程中，尤其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中，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甚至举足轻重的力量。

独特的文化背景使爱尔兰人在母国缺乏从事工业劳动的经历，更没有工会组织和工会活动的经验，但他们在数百年共同反抗异族残暴压迫的斗争中形成了很强的民族凝聚力，具有别的移民群体所罕有的以地下组织形式，包括宗教组织，从事政治活动的丰富经验，并将这一传统带到了美国。爱尔兰移民由于工作报酬低、工时长，经常受周期性失业的困扰，而他们往往不仅需要挣钱谋生，还得寄钱援助母国赤贫的亲戚，因此对经济问题特别敏感，在经济上的追求也特别迫切。他们往往联手行动，共同反对业主和资本家的剥削、欺压。随着内战后工业生产迅猛发展，美国工人阶级队伍飞速壮大，工人运动也进入了最活跃的时期，这使人数众多且高比例从事工业劳动的爱尔兰移民找到了施展才干的重要途径。

其实，在美国早期劳工组织中，来自爱尔兰的技术工人和中产阶级人士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往往帮助组织并在其后领导着爱尔兰人和非爱尔兰人劳工的联盟，尽管在初始阶段，这些组织往往是局部或地区性的。1861年，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煤矿工人组织“美国矿工协会”建立，马丁·伯克成为积极参与工会活动的爱尔兰先驱。此后，在美国许多地方和许多行业的工会组建和活动中，如制鞋工人工会、无烟煤矿工人工会、国际劳工组织、加利福尼亚工人党等，爱尔兰劳工不仅积极参加，而且表现出了很强的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能力。1877年，一场席卷东、西海岸线的全国性工潮中，参加者约1/3为爱尔兰人。特伦斯·V·鲍德利，一个被放逐的爱尔兰佃农的儿子，从1879年起至1895年担任美国“第一个重要的全国性劳工组织”——劳动骑士团——领袖达16年之久。1890—1920年间，爱裔劳工在劳工联合会（以下简称“劳联”。当时，美国所有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有75%的人是劳联成员）中“惊人地占有主导地位”。[16]1900—1920年间，在劳联及其下属的110个组织中，有50个组织的主席或高层领导人有爱尔兰血统，而当时，爱尔兰出生者及其后辈中的男性劳动力仅占全美男性劳动力的1/13。[17]

积极投身美国工运的还有来自爱尔兰的妇女。她们到美国后最初大多以做家佣和洗衣谋生，后逐渐进入工厂。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尔兰妇女在蓬勃兴起的美国工运中同样大显身手。例如，著名的左翼工运宣传家玛丽·H.·琼斯在1905年帮助组建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温和的工会活动家詹姆斯·奥康奈尔曾经担任劳联副主席；1903年国际妇女工会联盟成立时，莉奥诺拉·奥赖利是理事会成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爱尔兰移民及其后代在美国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工会组织的重要领导者。菲尔利· M·奎尔参与组建美国运输工人工会并首任主席；伯利· J·柯伦是1937年成立的全国海员工会首任主席；爱尔兰劳工之子菲利普·默里担任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并帮助产联在1955年同劳联合并。合并后的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是来自爱尔兰的钳管工，任该职直至1979年退休，他任职期间不仅大权独揽，而且在民主党内颇有影响。[18]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爱尔兰人在母国长期遭受外族统治，强化了爱尔兰人的民族意识而大大淡化了其阶级意识。来到美国后，爱尔兰人的民族感情进一步强化而阶级意识进一步弱化。强烈的群体意识使爱尔兰移民，包括他们中原有的中产阶级和率先富起来的有产者，热心地为本民族移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而经济上的追求使爱尔兰移民“更加容易接受……中产阶级的理想”和“奉行阶级合作的改良主义路线”。[19]爱尔兰人所信奉的天主教更是主张阶级调和。种种因素促成爱尔兰劳工基本上都奉行强调阶级合作的改良主义路线。他们在美国劳工中的势力和影响使得美国19世纪下半叶工人运动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特伦斯·V·鲍德利就曾公开号召工人阶级“同资方建立密切联盟与和谐关系”，并宣称“雇主的利益与骑士团的利益是一致的”。[20]劳动骑士团解体后组建的劳联也因为爱尔兰移民的影响而主张阶级合作，逐渐成为改良主义的组织。爱尔兰劳工领袖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许多地方劳、资之间出现了一种“合作关系”。[21]而美国资产阶级则通过对爱尔兰劳工及爱尔兰人占主导地位的工会组织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其许多价值观念具体化，使他其许多目的得以实现，包括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分裂或瓦解工人运动、分化并豢养熟练工人中的特权阶层使之沦为自己的喉舌和御用工具等。直至20世纪初，美国劳工组织至少在许多方面依然相当保守。[22]

“19世纪末叶的美国工人运动，无论在组织性、内部团结的程度、阶级觉悟、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欧洲各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23]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但与崇尚阶级调和与改良主义的爱尔兰劳工和劳工领袖在工会活动中的作用有很大关系，他们甚至往往在资产阶级和政客成功瓦解或镇压工人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工人运动也使爱尔兰熟练工人在美国的许多企业中处于一种极其微妙的地位。企图通过减薪和机械化生产来降低生产成本的雇主们往往会愿意招募一波又一波来自东、南欧洲的新移民，因为他们“工资且比讲英语的工人顺从”，而且可以“用新来者击败由爱尔兰人控制的工会罢工”。但是，爱尔兰劳工通过排外和裙带关系在许多同业工会建立的垄断地位，使这些工会成为爱裔美国人的“堡垒”。[24]

 

（三）

爱尔兰移民在母国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无权拥有像样地产，没有选举权，无权出任公职，更没有任何升迁机会，有的只是以秘密会社、“不受法律约束甚至违法的” 手段、“有组织的破坏活动” 进行反抗。[25]却不料在崇尚民主自治、社会契约和权力平衡且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美国找到了用武之地，匪夷所思地在政治上获得了任何一个外来移民群体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

在美国遭受的歧视和排斥，加剧了爱尔兰移民的民族感和凝聚力，促使他们同舟共济、相互帮助。但是，不同于其他移民群体的是，在异族压制下生活了近千年的爱尔兰人绝不仅仅满足于在陌生的土地上求得经济的发展，他们深深懂得只有取得政治层面上的强势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几乎与生俱来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才能，热衷政治，“懂得政治杠杆”，[26]知道如何审时度势，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和手段，利用同胞中固有的和强化了的“种族和宗教内聚力”谋求自身的权益。而贫困和对酒精的爱好使爱尔兰移民很容易成为政治老板手中的工具，后者“只需提供免费的酒精饮料就可以使他们成群结队地前往投票站表达他们的忠诚”。此外，爱尔兰人还具有其他外来移民所没有的巨大优势：他们会说英语，虽然不甚流利、带有浓重的爱尔兰土音且不时有明显的语法错误，但他们几乎个个口齿伶俐、能言善辩，能够从容地“进入美国政治而没有任何语言障碍”。[27]

聚居城市的习惯使爱尔兰移民成为19世纪下半叶美国许多城市最大的族群，形成了一股谁也不容忽视的力量。这一点首先在选举中显现出来。爱尔兰移民手中拥有的大量选票使他们成为各大政党争取的对象，至少要避免触犯爱尔兰等外来移民的情感。爱尔兰移民则深知如何利用手中的选票推举出能够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政党执掌权柄。他们的这种政治热情早在1828年大选中就有了充分的表现，在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安德鲁·杰克逊之间进行的激烈选举中起了作用。崇尚民主政治的爱尔兰人崇拜杰克逊将军，对杰克逊的抗英行动和在新奥尔良痛击英军尤其存有感激之心。他们纷纷涌向投票站将选票投给这位“穷苦的爱尔兰移民的宠儿”。4年后，爱尔兰移民又在杰克逊与“亲英保守派”亨利·克莱的总统候选人角逐中起了关键作用，使杰克逊如愿获得连任。[28]爱尔兰人对民主党一直情有独钟，当其他外来移民因个人的政治或经济因素而分别支持辉格党、共和党等不同政党时，爱尔兰移民几乎一致拥戴民主党，并且在民主党内形成了一定的势力。

随着爱尔兰移民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势力和影响日益扩大，他们中的党魁和宗教领袖——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人士，且往往是第二代美籍爱尔兰人——开始关注提高本族移民的素质。他们组织了许多协会，如爱尔兰天主教慈善会、天主教戒酒会等，在本族移民中倡导自律、勤奋、节俭，尤其是倡导饮酒有度，使之不再成为招惹是非的群氓、破坏社会治安的地痞，而是积极参与社区乃至城市管理的有生力量。美国城市化过程中暴露出的大量问题，为热衷政治的爱尔兰移民创造了参与城市管理的大量机会。他们不再是在母国采用秘密会议手段抵抗外族侵略乡巴佬，也不再是用暴力和骚乱反抗歧视和排斥的异族，而是以城市主人的身份堂堂正正参加各级议会，在会上慷慨陈词，用国家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为包括本族移民在内的移民和劳工谋求利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爱尔兰移民的热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才干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施展，群体力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显现。

至19世纪90年代初，爱尔兰人控制美国城市的格局便基本定型，他们“控制了几乎所有大城市的政治机器。”[29]爱尔兰移民和一些其他族裔移民中的政客、党魁在幕后发号施令，结党拉派，安插亲信，笼络人心，成为美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城市老板”。正在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财富和权力中心的纽约几乎成了爱尔兰人的天下，他们控制了该市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和当地的政治选举。在爱尔兰人口占1/3以的波士顿，来自爱尔兰的孤儿帕特利克·A·柯林斯两度出任市长，并在1888年成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进入20世纪后，波士顿市政府仍一直由爱裔把持。擅长“甜蜜演说”的约翰·F·菲茨杰拉德和詹姆士·迈克尔分别数次蝉联市长，此外还有多任市长和许多部门领导具有爱尔兰血统。在费城，许多城市老板都是爱裔，约翰·坎贝尔曾领导民主党中的天主教徒同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者进行不懈斗争。新泽西城有一个“爱裔美国人圈”。芝加哥市的许多官员也出生于爱尔兰，理查德·达利在20世纪曾任市长20多年。来自爱尔兰的沙龙老板克里斯托弗·A. 巴克利在19世纪80年代出任旧金山市长，帮助旧金山市的警察和许多其他部门“爱尔兰化”。甚至在大量新移民进入这些城市并形成选民多数之后很久，执掌这些城市牛耳的依然是爱尔兰人。[30]

爱尔兰人不仅在美国城市形成一股强势，而且给美国城市政治引进了“爱尔兰方式”，大大拓展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内容。许多城市老板自视为现代劫富济贫的罗宾汉。他们根据本国移民互帮互助的传统，不仅为选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如职业介绍、生活救济、医药服务、筹措互济金等，还“为穷人在圣诞节送去晚餐，在严冬送去煤炭，在葬礼送去鲜花”。[31]他们“使自己成了为社会公益服务的人物”，使美国改变了欧洲传统的贵族治理城镇的模式，使“城市的政治生活人格化和人性化”。[32]

 

（四）

美国是一个宗教大国，“教派林立、组织繁多”[36]。然而，为创建理想中的“山巅之城”而来北美荒原的基督教清教徒和以后到来的一批又一批新教徒，在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过程中确立了基督教在这个国家的主流地位。因此，虽然有法国、西班牙、荷兰、爱尔兰等国的天主教徒参加了北美大陆早期开发和建设，并于1634年在马里兰正式建立教会，但天主教只不过是美国这个“新教大海中的一个小岛”，[37]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能建立统一的教会。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20年代爱尔兰人大量涌入才发生变化。

爱尔兰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80%以上的人口为天主教徒。但早期来自爱尔兰北方的苏爱人大多是不堪英国人政治、经济、宗教压迫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只占当时爱尔兰移民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同他们的新教同人一样，大多为中产阶级或手艺人”。他们的才能和技艺很是为当时美国经济发展所急需，而他们移居美国所寻求的目标——“独立”、财富和新的发展机会，也符合当时大多数欧洲移民的共同追求。爱尔兰移民中的天主教徒当时人数之少，加之他们在母国长期受英国人残暴的殖民统治，以致大多数新教徒不仅没有把他们的到来看作对新教或对共和制度的一种威胁，而且“特别”加以欢迎。正如一位北爱尔兰移民所报道的，他们“被看作爱国的共和主义者。并且，如果你对美国人说，你不得不逃离你的国家，或者你会因背叛祖国而被绞死，他们就会对你刮目相看，还将会大加赞赏”。 [38]

19世纪20年代以后进入美国的凯尔特—爱尔兰移民则绝大多数为天主教徒，他们虔诚地忠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无限信赖教会神职人员。他们不仅坚持自己的宗教理念和生活方式，而且，用许多主教的话来说，爱尔兰人在美国肩负着特别的神圣使命，要努力使天主教在美国得到振兴。首任主教罗彻斯特称爱尔兰人是“最适合在一个新国家开辟宗教道路的”。皮奥里亚主教也著书论述爱尔兰人在美国的宗教使命。

爱尔兰天主教徒不论到哪里谋生，就把教堂建造到哪里。他们不仅在抵达美国后聚居的东北部城镇建立了大量的教堂，也在后来劳作的地方——工厂、矿山、建筑工地、运河和铁路沿线乃至兵营驻地，星星点点建造起自己的教堂。在纽约、康涅狄格、俄亥俄、印第安纳等州，天主教堂的建筑同早期运河的建设同步进行。开挖伊利运河的爱尔兰工人创建了尤蒂卡地区的第一个教堂。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附近温泽水闸的教堂也是由运河工人建造的。随着西部开发和横贯美国大陆铁路线的铺设，爱尔兰移民将天主教堂建到了美国内地乃至远西地区，使天主教堂的尖塔在美国许多地区举目可见，哪怕这些教堂极其简陋。

伴随爱尔兰天主教徒进入美国的还有大量天主教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和教徒一起深入各地，足迹遍布教徒们的各个生活区和作业点。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助教徒在美国各地建造教堂、学校、医院、孤儿院和收容院。他们为新来者提供指导，使之尽快适应在美国的生活；给困顿中的劳工带去温暖，鼓励他们为生存顽强抗争；为病人、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各种需要帮助的人群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成立禁酒团体，与爱尔兰世代沿袭的酗酒恶习作斗争，学会体面地工作，体面地做人。

在所有这些努力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当属为教区儿童创建学校。由于凯尔特文化“敌视读书人”的传统，爱尔兰成为中世纪欧洲主要国家中唯一没有建立大学的国家，其文化之落后可以想见。[39]加之英国人殖民统治爱尔兰数百年，客观上造成了爱尔兰人的“不开化”。而在美国，为了促进天主教的发展，也为了使后代继续父辈的宗教信仰和更好地在美国生存，19世纪爱尔兰移民在抵达美国后的数十年间建立了数十所教会学校，虽然这些学校规模很小，也相当原始，更有许多教室设在教堂地下室，但她们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看。天主教会还在波士顿、纽约等地发动建立教会学校运动。教徒们纷纷为之解囊，尤其是爱尔兰劳工。当时许多教区学校需向学生征收一部分费用，这就将最贫困教徒家庭的子女排斥在外。尽管教会为建立学校做了许多工作，但当时仍然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有足够多的教会学校能满足教徒子女入学的需要，例如纽约教会为教会学校建设做出的努力虽然为全国城市之最，但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只能吸收该教区约35%的教徒子女入学。[40]

这种局面在美国内战后得到了改善。许多主教辖区不仅扩建和增建了小学，还兴办中学，使越来越多爱尔兰背景的学生得以接受更高级的教育。至1900年，许多爱尔兰移民的孩子能够进入天主教会办的高校。当然，也有一些爱尔兰移民的孩子进入公立学校，但这些学校教科书中对天主教的传统偏见和学生在这些学校必须诵读基督教《圣经》的做法使他们的天主教徒父母感到不悦。经过一次又一次激烈斗争，各方均做出了一定的妥协。一些对天主教带有较多偏见的教科书被取消，也不再强制学生诵读《圣经》。

随着美国天主教堂和教会学校的建设，使为之配备合格的神职人员一时间迫在眉睫，以致教会不得不从爱尔兰输送大量神父到美国。仅1842年创建于都柏林的万圣学院（College of All Hallows）建校后的60年间，就向美国输送了1500名神父；设在爱尔兰基德尔县的梅诺斯神学院也为美国培训了大批神职人员。[41]1840—1850年间，美国天主教神父的数量从480名激增至1500名，其中35%具有爱尔兰姓氏“麦克”。爱尔兰神职人员对美国天主教的辖区建设和教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确立了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天主教会中的统治地位。1790年天主教在美国尚处襁褓阶段，第一位主教约翰·卡罗尔就是爱尔兰后裔。1875年，爱尔兰移民后代约翰·麦克洛斯基成为美国第一位红衣主教。在这以后的20多年里，美国天主教主教中约50%具有爱尔兰血统，17位红衣主教中，更是仅有4位不是爱尔兰人。[42]关于1789—1935年美国主教的一份调查显示，“被任命的464名主教中，268人为爱尔兰人——这个数字可能不尽正确，因为只计算父亲为爱尔兰者”。当时，美国几乎任何一个主教辖区或大主教辖区都有爱尔兰出生或具有爱尔兰血统的高级神父。[43]虽然这种现象遭到其他移民群体中的天主教徒们的反对，但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天主教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爱尔兰天主教徒以及1848年以后德意志天主教徒大规模移民美国，使得天主教徒在美国各种宗教信仰人数排名中从1776年第10位上升至1850年的第3位。19世纪末意大利、波兰等国移民的到来，更使天主教在1890年“首次以730万信徒（包括儿童）占据了首位”。[44]然而，爱尔兰人在为天主教会在美国大发展而举杯庆贺的同时，仍面临着巨大挑战。

其实，早在1820年之前，少数美国人中已经对对天主教和爱尔兰人存有偏见。19世纪40年代末以后，伴随爱尔兰和德意志移民而来的天主教在美国的大发展，使“排外主义者感到最恐惧的是罗马天主教教义和与之相连的爱尔兰人”。[45]怀有强烈宗教偏见的新教教徒们视之为对新教的一种严重威胁。政治家们中有人原本就担忧外来移民会给美国带来贫困、疾病和犯罪等严重社会问题，这时更害怕爱尔兰移民会破坏社会稳定，从而威胁到美国共和政体和民主制度，甚至“从而结束了美国对欧洲社会弊病的免疫性”。[46]种族主义者指责来自凯尔特—爱尔兰人会污染美国血统，使美国不再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的民族，更何况爱尔兰劳工同美国本土工人在就业、住房等方面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一时间，关于爱尔兰人属于“蛮族”——懒惰、迷信、酗酒和暴力——的种种说法甚嚣尘上。到了19世纪50年代，反爱尔兰人的鼓噪达到了顶峰，报刊、书籍、小册子连篇累牍地谩骂、嘲笑爱尔兰移民。­种族主义分子和本土主义者更是打着反天主教的旗号，煽动民众排斥爱尔兰移民。他们向天主教会机构乱扔石头，焚烧和破坏爱尔兰人建的修道院和学校。1854年成立的“一无所知党”成为这种反对天主教和外来移民的马前卒。“1887年创立的‘美国保护协会’，其宗旨就是限制天主教徒担任公职，……防止天主教会对公立学校影响的扩大。”[47]

另一种冲击来自天主教教会内部有其他民族背景的教徒。几乎和凯尔特—爱尔兰人同时在19世纪中叶大规模移居美国的德意志人和19世纪晚期大量到来的东、南欧移民，出于传统的种族和民族观念和敌意，自然对爱尔兰人在美国天主教会中的垄断地位感到不满。他们强烈要求得到本族群神职人员服务。在某些地区，这些矛盾相当突出。至19世纪末，德意志人和爱尔兰人中的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极为尖锐。曾几何时，爱尔兰人强烈谴责“肆无忌惮的法兰西神父的阴谋小集团对神职人员的暴政”，如今轮到他们自己受到强烈谴责了。然而，由于爱尔兰人占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并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使存在着严重语言障碍的其他族群自愧不如。此外，爱尔兰人天主教徒也尽可能地避免矛盾和冲突。他们的神职人员不仅援助爱尔兰教徒，也援助来自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的教徒。同时，他们还支持在移民众多的城市建立不同族群的天主教堂，如在芝加哥，“一个街区便设立了几个天主教堂，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为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提供宗教服务，帮助他们尽快地融入美国社会”。[48]因此，尽管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冲突，但爱尔兰人在美国天主教会中的优势一直在没有削弱。

 

（五）

爱尔兰移民终于渐渐崛起于美国社会，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依然在美国社会的主流之外，……被视为不可同化的移民”。[49]在国家政治层面上，较之爱尔兰移民的人数和活力，其影响力仍然有限，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在努力积累财富的同时，爱尔兰移民不断提高素质，扩展势力，经过近百年数代人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了重大突破。

1919年，出生穷苦移民家庭的爱尔兰后裔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出任纽约州州长，并三次连任。因1848年爱尔兰遭受自然灾害而抵美的肯尼迪家族不仅成为波士顿一言九鼎的名门望族，而且在马萨诸塞州的影响仅次于亚当斯和罗斯福两大家族。其族长约瑟夫·肯尼迪还在25岁出任银行经理，成为造船业和电影业巨子，并在1937年出任美国驻英大使。同时，爱尔兰人当选联邦国会、州和地方各级议会议员，担任政府各部门要职的人数也逐渐增多。国会中爱尔兰裔议员人数曾一度是其他所有族群议员人数总和的一倍以上。[50]阿尔弗雷德·史密斯还在1928年成功获得民主党提名，成为第一位身为天主教徒的总统候选人。史密斯竞选总统最后失败，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努力并没有停止。30多年后，约瑟夫·肯尼迪的儿子约翰·肯尼迪终于赢得1960年总统大选胜利，如愿入主白宫——长期压在天主教徒头上在“玻璃天花板”终于被打破，他们终于攀上美国政坛的顶峰！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爱尔兰移民早已没有了当初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经济上的富足——哪怕是改观——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走出了贫民窟，将原来的住所留给了新来的移民而自己入住体面的社区；政治上的成功使他们努力完善自己，改变自身形象，从而使美国公众逐渐抛弃传统的偏见而接受了他们，这一进步促使他们摆脱群体意识，最后摆脱狭隘的族群圈子而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一点充分反映在爱尔兰人同异族通婚的现象中。1860年，“只有1/10的爱尔兰移民同异族通婚”，波士顿爱尔兰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甚至低于同时期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通婚”，但在100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美籍爱尔兰男性与异族妇女结为伉俪的比例超过半数。[51]如果说早期成功的爱尔兰移民往往会羞于承认或暴露自己是爱尔兰人，如约瑟夫·肯尼迪的母亲玛丽坚持要儿子在给哥伦比亚信托公司送包裹时称自己为“乔”而不是“乔·肯尼迪”，以此“掩盖他的爱尔兰血统”，[52]但是100年后，异族通婚早已使爱尔兰移民后裔“被归类于其他种族”，甚至很难鉴别他们的族属。[53]二战后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的素质也和10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来到美国，也不再一味于寻找——其实已经难以找到——本国移民的聚居地，这种现象使得他们很快融入美国社会。

从格格不入到相互交融，爱尔兰移民在美国走过了一条艰苦的崛起之路。他们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为美国工运和市政建设提供了爱尔兰式的理念和作风，为天主教在美国的存在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最后使自己变得美国化并丧失了许多爱尔兰人的“独特气质”。作为讲英语的白种人，他们曾经因愚昧落后和宗教信仰受到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化的歧视和排斥；作为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之一，他们曾极大地冲击和影响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美国的主导地位，然而，正是他们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相互撞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导致了美国社会更加宽容和多元化，而对外来移民和移民文化的接纳和消化，促成了移民文化在美国社会的蓬勃发展，并最后铸就了斑斓绚丽的美国多元社会和多元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爱尔兰移民在美国所走过的道路，留下了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又一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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