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首届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2005年10月20—22日在钱穆家乡无锡的“山明水秀”大饭店召开。这次学术盛会是由江南大学和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举办的。在开幕式上，钱穆先生的哲嗣、清代大学的钱逊教授宣读了钱穆先生之侄、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伟长教授发来的贺信。会议代表来自台湾的清华大学、东吴大学、大陆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和江南大学等20多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人民出版社等科研和新闻出版机构及无锡市的文化教育机构。与会代表60余人，他们来自文史哲研究的各个领域，提交论文50余篇。这次学术研讨会在钱穆研究的许多方面取得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研讨会涉及钱穆思想研究的各个方面，概括其主要内容大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对钱穆学术思想及其方法论的研究。钱穆是一位学术大师，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在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成就卓著，因此，钱穆学术思想成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和重要内容。这次研讨的内容主要包括：从义理、辞章和考据之辨的角度探讨的钱穆学术思想及方法论的本质；钱穆学术史观的美学意义；钱穆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钱穆对章学诚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研究、钱穆治学的特点、钱穆宏博会通与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等。这是此次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的方面，拓展了钱穆学术思想研究的研究深度，特别是对钱穆有关章学诚学术思想的研究、钱穆有关义理、考据和辞章之辨的双重内涵、相互关系及其现代学术意义的研讨，都是以往钱穆研究没有涉及或研究相当薄弱的方面，这次的研讨取得了重要进展。而对钱穆学术思想作美学的研讨则是一个全新的学术视角。
二是，对钱穆史学思想的研讨。学术界对钱穆的学术定位有不同看法，有称其是国学大师（学术大师），有称其为史学家（大师），我想，这些两者并不矛盾。钱穆之所以成为国学大师或学术大师，除了凸显其在传统的四部之学研究方面均有重要学术建树外，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因此，称之为史学大师也是准确的。此次学术研讨会对钱穆的史学思想研究也比较多，其中既有宏观的概括和分析钱穆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也有具体分析钱穆的中国史观的，还有探讨钱穆与中国近代新史学、钱穆与以傅斯年为代表的现代新考据史学派的关系、钱穆有关学术史写作对当代中国现代学术史写作意义等方面的研讨。其中，对钱穆史学理论体系的构成、钱穆与现代新考据学的关系及钱穆学术史写作的现代意义或是有所创新，或是对以往的研究有推进。
三是，对钱穆的文化观进行了分析。钱穆说，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抗战、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对中西文化作全面比较研究上来，重在从文化层面来阐释中国历史，因此，许多学者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概括和分析他的历史观，或称之为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或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等。因此，有关钱穆文化观的研究一直是钱穆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次研讨会对钱穆的文化观和文化哲学也作了不同程度的研讨，主要内容有钱穆的中国文化观、钱穆中西文化观的历史哲学解读、钱穆的中西文化观与学术思维的形成、钱穆的人文演进观和钱穆与余英时的中西文化观的比较、钱穆《湖上闲思想录》的多元解读等。其中，对钱穆中西文化观的思想内涵和钱穆人文演进观的探讨具有不同程度的新见解。
四是，对钱穆有经学与理学的研讨。钱穆认为中国的学术主要包括经学和史学两大主干；同时，他又认为程朱宋明理学是新经学，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另一高峰，由此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代的开端的重要思想。因此，钱穆中晚年对经学和理学的研究相当多，也自成一家之言。所以，对钱穆经学和理学思想的研究历来是钱穆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次学术研讨会也有不少相关的研讨，主要包括对钱穆理学观的分析、钱穆对《论语》学研究的贡献、钱穆论朱子学精神、钱穆与张舜辉的汉代经学研究、钱穆和唐君毅释新亚校训“诚明”和钱穆的德性知识论等。这些文章颇多新意，对钱穆的经学和理学思想研究有一定推进。
五是，对钱穆文学和艺术思想的研讨。钱穆对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是十分重视的，他说，文学艺术是文化第三阶层，也就是最高层面的基本内容和终极理想，文化第三阶层应当是艺术与文学的人生，文化只有发展到这一阶层才算是发展到了人生之真要求与真理想。钱穆的这些思想是他思想人文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之处。以往的研究对他的文学艺术思想的深入系统研究不够。这次学术研讨会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些研究主要有：钱穆论中国文学的精神、钱穆的文学批评观、钱穆的诗学综论和钱穆的文化诗学等。其中，对钱穆诗学及其文学内涵的研究尤为深入。
六是，对钱穆的考据进行了研究。钱穆重视义理之学，但是又不反对考据之学，主张义理与考据并重，他本人也是以考据之作奠定其在中国现代学术界的地位的，晚年对考据思想也多有总结和阐发。因此，对其考据学思想和成就进行研讨也应当是其学术研讨的重要方面。这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相关论文很多，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一个特点和重要收获。其中，有对钱穆训诂理论和考据原则——重“文献之精神”的阐发，也有对钱穆历史地理考据和老子和公孙龙子等诸子学考据中的得与失的辨正，还有对其经学考据学成就的评述。
七是，对钱穆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钱穆早年当小学和中学教师，自从进入燕京大学后，一起在大学任教。离开大陆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晚年到台湾又在台湾各大学讲学，并在素书楼讲学，直到生命的结束。可以说，钱穆终生都在从事教育，而且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作了现代发展。不过，对钱穆教育思想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这次研讨会对钱穆的教育思想也有涉及，与会者对钱穆论国学精神及其教育理念、钱穆与江南大学、钱穆与新亚书院的创办和发展、钱穆家族对无锡中学教育思想的影响等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
与会代表还对钱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上的定位、钱穆是否是当代新儒家的问题、钱穆对政治制度观、钱穆与顾颉刚的友情和学术交往及等作了研讨。与会的一些代表还倡议在钱穆的家乡无锡七房桥建立“素书堂”或钱穆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国学大师。江南大学文学院还准备将此次会议的重要论文汇编出版。
总体看，这次研讨会的许多论文质量高，研讨的学术含金量高，或是弥补了以往钱穆研究的不足，或是开拓了一些研究的新视角，或是将以往的研究向广度或深度上作了推进，对钱穆研究在整体上是一个重要推动。
当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