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中国目录学史研究、中国历史藏书学研究、版本学和汉代文献学研究诸方面论述了王国强教授的文献学成就。王国强教授以较大的理论勇气，在古代文献学领域，开拓进取，不媚俗见，而自成一家言。
[关键词] 文献学 目录学 版本学 图书馆史
我与王国强教授相识近20年，深切地感到他的学问和识见不断增长，学者的品格日渐成熟。他是年轻学人中少有的“读书种子”，“手不释卷”四个字，用在他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读书特点，可用 “多读书”三个字来概括。多谓博览群书，读谓精读，读懂读透；书是书籍，尤其是经典，用古语说就是经籍。学识的宽广与专门的学术领域的深邃，做学问的严谨持重，厚积薄发，已使他成为比较成熟的学者之一。王国维《人间词话》借三句宋词所表述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三种境界，为学界所熟知和乐道，鲁阳以为，王国强教授早已跨过望尽无涯路和消得人憔悴的阶段，而踌躇于灯火阑珊处了。睹其人，读其文，闻其论，每每为他卓然独立的学术境界所感动。
王国强教授的主要学术领域是古代文献学。他在古代文献学学科建设及目录学、版本学和历史藏书学等方面都有令人称道的建树。他认为文献学是致用之学，因此，尽管一直从事高校教育工作，却从不放过接触实践的机会，多次参与古籍的普查和鉴定，鲁阳有幸与之偕行。他现在参加《中原文化大典·著述典》的撰稿工作并担任副主编，在河南省重大文献工程中担当重任。
1963年，国强出生于河南省太康县西北的王湾村。村子紧邻古老的涡河，涡河孕育了中州先哲老子和陈摶，有许多伟大的历史回忆，这里水深土厚，民风淳朴。美丽的田园风光和曾经艰辛的物质生活，养成了国强朴实、温和、细腻而又坚韧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似乎天生适合读书和做学问。他于1979年考取我国著名高等学府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1983年7月分配至北京中国标准化综合研究所，从事文献工作。1984年，郑州大学筹办图书馆学专业，亟缺专业人才。为了支援家乡建设，1985年春，王国强调入郑州大学任教。他于1996年晋升副教授，2002年晋升教授，并于是年考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袁祖亮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200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王国强教授是郑州大学文献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图书馆学专业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图书馆学会古籍研究组组长、《河南图书馆学刊》副主编、郑州大学图书馆兼职研究馆员。他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中国图书评论》、《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著作（含合著）8部，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若干项，论著获省级优秀学术成果奖。堪称河南图书馆界翘楚。
1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王国强教授目录学新解
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个古代重要的目录学命题，王国强教授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在他的不少论文中显示出他不断超越前人也超越自己的求真的治学精神。他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评判——中国古典目录学价值重估》一文中[1]，否定多于肯定，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再评判》一文中[2]，则偏重于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对于其长处和局限最早进行了系统分析，代表了王国强教授的基本观点。关于其长处，王国强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一个有价值的目录学命题。就消极方面而言，她契合了传统中国文化，适应了中国文化对于目录学的要求，使中国目录学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就积极方面而言，它弘扬了目录学的社会价值，提高了书目和目录学的社会地位，促进了社会对目录学的认同，也使目录学更具理论色彩，丰富了目录学内容，对指导学术性书目编撰、激发学术性书目编者的使命感有一定作用，它所肯定和阐释的书目方法，例如提要、互著别裁，在揭示文献信息方面自有相当价值。总之，作为对目录学的局部认知，应当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而其内在局限也是很明显的：“它在绝对肯定学术性书目的同时，却没有承认并且排斥了其他类型书目和书目基本功能价值，否认了目录学其他内容独立存在的价值，把自己置于和其他内容的对抗地位。这样，它就走得过远了些，超越了真理的界限。它以为自己具有本体意义，而不认为自己只是书目的一种功能，或次要功能，更非本体意义上的功能；它以为自己就是目录学内容的全部，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部分，甚至不是非有不可的内容。该理论是以目录学本体出现的，也是这样自觉的，由此成为‘倒立的金字塔’，即它从一点入手而予以无限夸大，成为一完整的封闭和自我循环系统，从而导致了绝对化的失误。它用学术性书目作为惟一的范式批评其他类型的书目，肯定学术性书目而否定其他书目的独立价值，以学术性书目功能、价值否定书目的基本的、本体意义上的功能价值，以自身的特殊消夺了其他特殊，消夺了一般……该理论还含有这样的失误，即如果目录学仅仅达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和价值，而没有其他任何内容，或者，其他内容均不具独立价值，那么，目录学如何成一独立的存在呢？目录学有什么内涵，以至于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呢？‘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归根结蒂，是学术史研究的任务，目录学当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参与这项研究，通过书目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达致，但目录学之成为目录学，绝非如此，而是由于目录学有自身特殊之处。书目之成为书目，目录学之成为目录学，就在于它有记载和提供检索文献信息的功能价值。显然，由于绝对化的失误，这个命题否定了目录学作为学科的独立地位，否定了目录学的客观存在；或者，最多也只是使目录学沦为学术史的同义语，或为学术史学科的附庸。”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命题的如此详尽的分析和说明，它告诉我们，这个命题的价值并不是像以往所有的研究那样，是不言自明的，而是必需加以分析才能明了的。其中的某些提法或可商榷，但是，这样的研究方法无疑是正确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本文发表后，关于这个命题的分析式的研究明显地多了起来
2 情有独钟，学有专长――王国强教授在明代目录学领域的拓荒和探索
王国强教授认为，“对于明代目录学的评论，始于清乾隆后期。清初目录学沿袭着明代目录学的风格，是明代目录学的逻辑发展。乾隆后期，《四库全书总目》和《校雠通义》的问世，标志着明代目录学风格的结束，新的目录学风格——汉代、唐宋时期提要书目以官方的权威和目录学界的广泛认同被确立下来了。《四库全书总目》以书目批评的方式否定了明代目录学风格，《校雠通义》则以理论阐释的方式否定了明代目录学风格。明代目录学成为异端”。[3]民国以来，诸家目录学研究虽然各有其特点和成就，在学术取径上，和乾嘉目录学如出一辙。数百年来，关于明代目录学的实质性研究一直缺乏，仅有的零散的、雷同的评价也“没有认识到明代目录学旨趣不在评价图书得失，不在探讨学术源流，而只是把书目视为记录和检索文献信息的工具”。[4]有鉴于此，王国强教授前后花费15年时间，着力于明代目录学研究，并于2000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明代目录学研究》一书。
《明代目录学研究》是第一部中国目录学断代史。作者在自序中称，“作为第一部断代目录学史，本书体例的建构颇费经营”，可见作者在该书体例的设置上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全书共8章27节。“绪论”部分论述了明代目录学的历史地位和前人对于明代目录学认识评价的失误。“明代藏书事业”一章叙述了明代公、私、书院、儒学和寺观藏书事业，并论述了明代藏书事业的历史背景。“明代目录学发展史”一章把明代目录学视为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试图从动态上揭示明代目录学风格的形成，并阐明明代学术思潮对于明代目录学的深刻影响”。[5]“明代书目编撰事业”一章叙述了官藏、私藏、史志和专科书目的编撰。“明代书目类型”讨论了明代书目类例变革的原因、过程、成就及局限。“明代目著录”主要揭示了明代注释性书目的发展及成型的历史背景、过程及互著别裁法的发明及应用。“明代书目中的文献著录”一章通过分析明代书目的文献记录，揭示了明代文献记录的客观性。在“明代目录学理论”一章探讨了明代目录学对于书目“检阅”功能的认识及意义，并分别讨论了胡应麟和祁承 的目录学思想。
该书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对明代目录学领域的系统研究和开拓。作者在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甄别和考证的基础上，展开严谨的论证，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明代目录学的成就和局限。该书自序称：“明代目录学成果丰硕，创获良多。在书目方法上，明代书目类例对于传统多有调整，及时反映了学术和图书的变化；著录内容更齐全，项目更有序；注释法、互著法应用更多，别裁法也发明了；文献记录更客观，更具价值。这一切都增强了书目的揭示和检索文献信息的工具书性能。在目录学理论上，明代目录学家的视野更为广阔，探讨的内容更为广泛，书目的工具书性能被明确地认识，并得到较系统的阐释。总之，明代目录学确实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新鲜的、富有价值的内容；是富有生命力的传统的存在。”
《明代目录学研究》一书的宗旨之一，是“以明代目录学为基点，融会贯通中国目录学史”（自序）。作者站在20世纪末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高度，以会通的精神总结了古代目录学，对有关明代目录学发展中所涉及的每一个重要问题都探源溯流，比较研究，这使该书具有了通史性质。
“20世纪中国目录学史研究铸就了自己的研究范式。而这个范式，在20世纪后半叶，已经造成了诸多障碍。王国教授以难得的理论勇气，既打破了旧的研究范式，又企图‘构建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新的范式’（自序）。”[6]那么，作者是如何构建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新的范式的呢？其一，20世纪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书目和目录学理论批评的准则，而《明代目录学研究》则以“书目是记录和检索文献信息的工具”为基本准则。前者是排他性的，后者则是开放性的。其二，突破传统目录学史研究中研究方法的单一性，使用众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其三，突破传统目录学史研究中的简单评述的模式，深入研究书目本身，使传统的纯外在的评述走向了文献外形和内容相结合的研究。其四，从目录学入手，“揭示明代政治学术文化的某些特质”（自序）。其五，沟通历史与现实。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主流，实际上是承袭明代目录学传统所代表的方向而来，这使得《明代目录学研究》具有了现实意义。作者对目录学的人文主义的思考使作者上升到对于目录学的理性思考：“这个问题就是目录学的人文主义问题，也就是目录学家的个人意见、思考、性情，总之，个性化的风格能否得到体现和社会尊重。在现当代，文献分类法是既定的，又具有某种非遵守不可的准法律效力；文献编目规则也同样如此。……文献分类和编目沦落为纯技术的操作，思想不仅成为多余，而且成为罪过，所谓个性化特征完全被淹没了。目录学家事实上成为这些规则的制定者和诠释者，作为集体合作的结晶，他们的个人意见受到了抑制。所以我说，现当代目录学，个性化特征被淹没了，既没有机会表现，事实上也根本得不到尊重。编目的机器化只会使编目工作成为接受指令式的纯技术操作，只会加速个性化特征的泯灭，最终必然目录学的异化，这是深可忧虑的事情。”[7]
王国强教授《明代目录学史》新意频出，直让读者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例如，作者提出古代书目可分为三种类型，即提要性书目、题录性书目和注释性书目[8]。再如，作者认为，四部法在唐宋时代走向定型和成熟的同时，因为它无法容纳综合性类书和丛书，已经显得陈旧过时[9]。再如，本书提出，最早发明并使用别裁法的是明代嘉靖时期的高儒编撰的《百川书志》[10]，都是发前人之未发。
3 方法创新，不同流俗――王国强教授倡导对目录学传统进行创新性转化
国强在《中国目录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文中提出应对中国目录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使新的文化形态与传统之间达到辩证的衔接：“所谓中国目录学传统，是指中国目录学在长期生长过程中所形成并沿传而来的理论、实践以及相应的思维模式。传统是一种存在，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作为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传统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积淀。因而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同时人们也不会总在传统的影子下生活。在这样的前提下，一种最为积极、有效的态度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使新的文化样态与传统之间达到辩证的衔接。”
“中国目录学传统中即使比较正确合理的内客，也不尽适用于后世，而且尚有一些传统未被认知；由于传统及其背后复杂的内涵、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价值本身不断变化消长，致使任何简单化的接受和否定都不会产生有效成果，不利于目录学建设，必须通过后人站在当时理论高度予以创造性转化，使之融汇于当代目录学理论（体系），才能不至于割断历史，从而使现实与传统辩证地衔接起来。”“当代目录学研究仍然存有以下问题，这些问题显示创造性转化并没有较好的完成：第一，对目录学传统的表述和评价是不切实际或不够准确的，缺乏批判精神；第二，用传统目录学的部分内容作为评价书目的标准，拒否了不同类型的书目；第三，用传统目录学中非科学性的文字阐述目录学基本问题，或者把局部认知当作普遍性和共性的真理；第四，用分类目录的个性代替书目共性。只及一点不顾其余，过分夸大目录学的阶级性和思想性；第五，存在着诸多传统的板块，未能使传统有机地融入于当代目录学理论；第六，对目录学传统的体认单薄片面，只局限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隅。”
“中国目录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无疑是关系到当代和未来目录学能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重要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也是我们使中国目录学的传统和现实如何以及能否辩证地衔接以建设有特色的中国目录学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特色云云，不是人为的，而是深厚的文化积淀抟塑的）。问题的解决或许首先取决于我们对中国目录学传统的正确体认。”[11]
这显示出，王国强教授试图突破传统的所谓精华和糟粕的两极分野而更多地采用分析的方法研究目录学传统和传统目录学；他研究传统目录学的目的，更多地是着眼于对当代目录学的关怀，是认清传统目录学的真相、分析传统目录学的长处和局限后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目录学。实际上，王国强教授的学术视野始终关注着当代目录学建设，例如他的《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纲要》[12]、《现代目录学研究的新突破》[13]、《20世纪30年代中国目录学的历史地位》[14]等文章就是如此。
学者学术研究，必然有方法问题。优秀学者与一般学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觉地寻求先进的科研方法而运用之，是以常收事半功倍之效。国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能扎扎实实地从事学术探研，而且还在方法论上下功夫，这在青年学人中，是尤为可贵的。
4 发微探幽，所得独多 ――王国强教授中国历史藏书学研究的丰硕成果
王国强教授对于中国历史藏书学的研究，也以其扎实的文献功底和独到的见解知名学界。关于政府藏书管理机构和藏书机构，他有《历代政府藏书管理机构考略》[15]、《明朝皇史宬始末及其特点》[16]和《明代文渊阁藏书考述》[17]等文章。《历代政府藏书管理机构考略》以简练的文字对中国古代政府藏书管理机构的源流、变迁的大势进行了概论，对于其起承转合的剖析颇多精微之处。《明朝皇史宬始末及其特点》和《明代文渊阁藏书考述》则分别对明代两个重要的文献收藏机构进行了考证。《我国私家藏书的起源试探》[18]讨论了先秦私人藏书活动，并详细分析了私人藏书产生的社会原因。《中国藏书史辨误三题》[19]可视为前文的姊妹篇，试图澄清古代藏书史研究中几个常见的错误：一是“书不可胜载”的“载”字，文章认为不是装载，当解作“记载”；二是研究者往往引用《庄子·天道篇》中“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一段话作为孔子是藏书家的证据，这是把传说当作信史使用的典型，因为庄子十九寓言，原不足为训的；三是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知名人士至今还在人云亦云地攻击古代藏书楼“重藏轻用”，可谓皮相之极。国强对此作了分析和辩驳，给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他说，这些误解，不仅是知识性错误的问题，更是学风建设问题。
1993年，国家教委组织撰写图书馆学核心课程教学大纲之一《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的时候，王国强参与了全程讨论，并负责宋辽金元书史和图书馆史部分的撰写。此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
王国强教授一直关注中国文化的建设，尤其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他以古代中国藏书文化研究为基点，提出了许多问题发人深省。在《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意蕴》一文中[20]，他认为典籍是文化传承的最主要渠道和表现形式。典籍的收藏是一个民族，尤其是藏书家的文化自觉。文章从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地位、文化理念、文化品位和藏书的地理变迁所反映的文化意蕴等方面揭示了古代藏书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征。他认为，古代藏书的功用主要体现在保存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是以圣贤文化为特征的，对于传经载道的典籍十分尊崇，所以古人视藏书为大事，认为藏书之积累远比钱财的积累更为重要。中国很早就有了藏书的文化理念，且形成了绵延不绝的藏书传统。古人积累藏书不是为了财富的转移，也不是为了图书日后升值，而纯粹为了修身养性，读书种子不绝。积累藏书，也就成为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文化自觉。为了保存远久，藏书家们想方设法，多数是秘惜为藏，不肯轻易示人，也有一些达观的藏书家乐于外借藏书，形成了开放的心理，成为古代藏书的人民性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对于真正的藏书家而言，决不仅仅是藏书数量的多少。藏书家是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人。他们对于藏书有特殊的嗜好，往往收藏较好的版本，对藏书校勘整理，编制书目，翻刻仿刻。藏书事业的盛衰往往标志着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盛衰。在这个意义上，藏书与时高下，并非夸大之辞。五代以前，古代官方藏书，以中原为中心，因为北方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朝和南唐的繁华，也造就了图书事业的辉煌。但不久都分别统一于大隋和北宋。五代以后，南方的地位逐渐突出，公、私、书院、儒学和寺观藏书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私人藏书和儒学藏书，更是全国之冠。而南方藏书事业的发达，又与当地著述业、出版业和读书风气相互作用，共同进步。南方藏书家书目编制众多，活动频繁，藏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也很兴盛。
在《文化的创造与延续：一种深刻的觉醒》一文中[21]，王国强教授以现收藏于铁琴铜剑楼的元刊《资治通鉴》一书的流传、阅读、题跋的过程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讨论。这部元刊《资治通鉴》先是被文征明收藏，在文家递传四代，每代都阅读、题跋；在文家面临败落之际，文震孟把这部书传给了正在崛起的外孙严氏，这部书在严家同样被阅读、题跋，至少保存四代。第四代收藏者严有禧，在一个蝉声如雨的夏天，题写了这样几句话：“……惟念是书向藏文氏，后传吾家，名贤之遗迹存焉，先人之手泽在焉，亦一家宝玉大弓也。凡吾子孙其共守之，其共珍之。乾隆壬申六月十三日。有禧谨识。”两个书香世家，对这部元刊《资治通鉴》都极力呵护，倍加珍惜，除了书籍本身的价值，“名贤之遗迹”和“先人之手泽”也是重要的因素。这种对于前贤和先人的尊崇发自内心，于是使之代代传递，便成为后人内在的自觉，深切的责任。当这种责任与个人内心的自由融为一体时，个人的生命便达致清醒的自觉。真正自由的人总是伴随着责任。个人的生命越接近自然，越具丰厚的资源，越有对于伟大使命的责任感，他的内心就越自由，越有可能实现生命的自觉。这种自由和责任的深切体验，赋予生命本体以一种尊严。在这种伟大的尊严之中，文化得以创造，典籍得以保存，传统得以延续。一言以蔽之，那是一种深刻的觉醒。
这种方法既同责任连在一起，在中国人民特有的精神生产过程中，发挥过并继续产生着重大而积极的作用。书归严氏之后，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
严虞惇是此书归于严氏后的第二代传人。他仕途坎坷，忧国忧民，生活困顿，胸中装满不平之气。他把忧愤倾泄到他时常阅读的这部书上，不少题跋“多有怅触，伤忌时事”。但他很谨慎，也很清醒，他说，“但可藏之家塾，不可传示同人。凡我子孙记之”。盖当时正是中国文字狱最为盛行最为惨酷的时期，我们便不难了解题跋者所可能面临的危险：不仅本人死后被剖棺戮尸，子孙也必被祸及。通过这危险的警告，虞惇达到了目的。至少在身后几代中，他的嘱托将被保证执行。子孙不会不慑于这种潜在而又赫然的危险。
此书再次成为象征。当年，文震孟因为文氏读书种子已绝，而把它传给严氏。严氏要尽力避免读书种子断绝的危险，承担起延续本书延续文化的历史性的责任。同北宋毕士安杨亿将藏书转赠宋绶，像南宋井度将藏书转赠晁公武一样，这也是文化学术史上的佳话。并再次证明，学术乃天下公器。
王国强教授还对“儒藏说”作了深入的解析。
“儒藏说”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有分量的研究文献却是很少。《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5 期发表王国强教授题为《“儒藏说”评析》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全面讨论了“儒藏说”的源流、内容、背景、价值和实际影响，是迄今研究“儒藏说”的最权威的文献。作者依据现有的文献，条分缕析了“儒藏说”的内容，讨论了周永年建立“儒藏说”的动机是保存典籍、传布典籍、嘉惠士林和经世致用，总结了建立儒藏的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认为“儒藏说”提出的背景是深刻而复杂的，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背景是：文献数量的众多；文献散佚的严峻事实；藏书的秘惜；藏书公开的理念和实践；佛藏、道藏传统的启迪。文章认为，“儒藏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提出了保存和利用文献的新思路，提出了保存文献的有效方法，提高了藏书事业的历史地位。文章分析了“儒藏说”的局限，主要有：（1）思路粗疏，“藏书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实践，收藏、管理和利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严密的措施，而‘儒藏说’仅仅提出了大致的设想，缺乏细节，可操作性不强”，（2）范围不明，（3）过于理想化。作者认为，杭州“灵隐书藏”、存放《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及清代中期后大量儒学丛书的刊印，都说明了“儒藏说”的实际影响。鲁阳对于编纂儒藏，一直持保留态度；读国强文章，顿悟不可轻易否定一个人，不可轻易否定一个学派，也不可轻易否定一种观点。凡事应取分析态度。
由于国强饱读文献，对于一个问题的研究总是贯穿古今，给人一种历史的深邃和丰富感。而这样的文章，在当今的图书馆学界，并非随时可以碰到。
5 脚踏实地，志存高远――王国强教授的版本学研究
1989年至2001年之间，我与国强走遍大半个河南，访求古代秘籍遗珍，积累了丰富的版本鉴别经验。从此，他对版本学的热爱，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在版本学领域，国强的成果，也十分丰硕。鲁阳管见所及，有如下诸项。
《从〈金瓶梅词话〉看明代的“书帕”本》一文[22]，国强以《金瓶梅词话》和《醒世姻缘传》两部话本小说的关于“书帕”的描述为例，讨论了“书帕”本的真相，纠正了前人记载的失误，认为“所谓书帕本，是盛行于明代万历以前的主要是官宦之间相互往来中的一种普通的礼物。它包括书籍和手帕两者。所送书籍以自刻为主，其质量一般比较低劣。”无疑，他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王国强教授等《论坊刻的历史地位和文献价值——兼论文献的综合评价问题》认为[23]，“坊刻本的整体刊刻质量逊于官刻本和私刻本”，但是，“版刻质量的高低优劣只是衡量不同刻书系统质量的一个层面，从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而言，甚至不是主要的层面。如果仅从版刻质量入手进而认为‘坊刻各方面都不如官刻和私刻’，则不免缺乏鸿通”。本文主要从文献价值的角度对坊刻作出新的评价，其基本结论是坊刻和官刻、私刻具有同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基本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可谓一反传统的平实之论。
坊刻书籍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坊刻书籍以时人著作为主，加以营销手段的改进和成本的低廉，符合了社会需要，牢牢占据了广大的图书市场。在官府和士大夫所忽视的民间阅读需要上，坊刻填补了空白。在促进书籍的流通、繁荣图书市场、普及科技文化知识、刺激图书创作诸方面，坊刻都有不可磨灭的巨大功绩。
通俗作品，尤其是俗文学作品和科技书籍，是坊刻书籍的主要类型。在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上，这些类型的作品并不比正经正史逊色。坊刻书籍具有极大的文献和学术价值。
坊刻书籍隐含或存贮有繁复的文化信息。坊刻书籍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很强。当把坊刻书籍作为整体看待时，其间所隐含或存贮的文化信息就异常丰富了。坊刻书籍，例如术数、淫秽之类，同样隐含有文化信息。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又由不同部分不同层面构成，如果没有俗文化，又怎么会有精英文化？没有这些“糟粕”，又怎么能够充分体认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文献一旦生成和流传，就具有了社会、学术文化和文献价值。
可见，官、私、坊刻书籍在最基本方面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而只是不同的特点、风格和价值取向问题。三者共存于同一个时空，谁也不能压倒或取代谁，在促进文献的生产和消费，促进学术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传播上都有同等的历史性贡献。三者以各自的努力满足了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贬低坊刻，也就贬低了整个刻书事业。如果采用分析的方法，那么就不难知道，官、私、坊三个刻书系统都是有局限的。坊刻的存在，也就说明了官、私刻书的不足。不论在刻书内容和类型上，还是在服务对象上，三者的相互补充，正是社会需要的结果。这才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他认为，“文献的评价是多层面多种因素的集合，而不是单一层面”。而文献评价主要包括社会影响、文献价值和存贮（或负荷）的文化信息。这三个层面都包含着正负高低的评价标准，“是各自独立的，常常也是统一的。所以，孤立地看待某一种或某一类文献，或者只就一个层面作为立论的惟一依据，不免导致评价上的偏颇。例如关于坊刻书籍的评价，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版本精良与否的层次上；坊刻书籍作为历史的、文化的、技术的文献繁复存在，也要求我们用综合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
《关于版本学若干问题的探讨》是王国强教授与人合作的另一篇重要文章[24]。文章的写作缘起是，在当前的文献学界，“在基本的概念和认知中，中国古籍版本学等同于版本学已成牢不可破的心理积淀，人们没有认识到应建立一种至少包括中国各时期书籍版本的中国版本学”。“面对如此丰富的古今中外文献及其版本竟把仅属于一个民族历史中一段区间的版本研究不加任何限定地称为‘版本学’，不仅大而无当，而且认知失误。”文章讨论了关于版本学的三个基本问题：（1）版本学是一门科学。文章分别以中国版本学（古籍版本学、新书版本学和各少数民族文献版本学）和西方版本学（版本目录、古籍版本学、单书版本、版本学专题会议）为例，得出了“版本学是一门科学”的结论：“古今中外文献都存在版本问题，没有版本的文献是不存在的。各时代、各民族文献的版本、版本原理及其鉴定方法，存有共性和特殊性。这些共性和特殊性的研究，构成版本学的基本内容。……对各民族、各时代文献版本的研究，就是版本学。所以，版本学作为建构于古今中外文献版本基础之上的独特学科，是可以成立的。独有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版本学之成为学科的支点。”（2）版本学的学科体系。包括版本学基础理论、版本学史、图书版本源流、文献版本鉴定、版本学分支学科建设（版本目录学、比较版本学、译书版本学）。（3）加强版本学的实用性。文章认为，“版本学本是致用之学”，应编制版本书目、探讨版本学中的特殊性、推荐优良版本、开发与利用版本资源。
另外，王国强教授先后对曹之教授的《中国古籍版本学》和《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两部著作发表过两篇书评，其一是《中国古籍版本学是能够辉煌起来的——〈中国古籍版本学〉读后》[25]，其二是《揭开印刷术发源地的神秘面纱——评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26]。两篇文章对版本学和印刷术的现状及其应该努力的方向、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版本学学科建设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6 探本溯源，发凡起例――王国强教授的汉代文献学研究
《汉代文献学研究》是王国强教授的博士论文。作者认为，“先秦的文献活动，尤其是文献整理活动，是零散的，偶尔的，自发的，只能算是文献学的萌芽。文献学的全面发展是在汉代。两汉四百余年间，文献活动频繁，在借鉴先秦文献编纂、整理成就的基础上，在文献事业的各个领域都有创获，综合运用文献学各种方法，展开了文献的系统整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凸显了文献学的重要地位，并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实际源头。同时，汉代的文献整理活动及其成果深深影响着汉代政治、社会、思想、学术、文化，构成汉代学术的主体。对汉代文献学进行全面、系统地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汉代文献学研究·提要》）
汉代是我国古代文献学极为发达的时期。论文对两汉文献学作断代研究，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中国文献学史上，汉代文献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上世纪以来，有关汉代文献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迄今为止，尚不见关于汉代文献学的系统、综论性质的专著。《汉代文献学研究》旨在对汉代文献学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探讨，并构建汉代文献学的学科体系，这一选题对中国文献学史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汉代四百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表现在文献的编纂整理上，对后代具有开山的地位与作用。以往对此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能够对之进行系统全面的综合总结，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写出一部翔实的两汉文献学史，这是本作者最具有学术意义的贡献。
论文对汉代文献撰作以及体现文献学发展的原始资料有比较全面、深入的把握，对随后以迄于今的评述、研究亦有足够的了解。由于涉及的问题和资料极为繁复，论文撰写具有很高的难度和很大的工作量。作者对本研究领域的资料能够在充分占有的基础上来正确驾驭，对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分析评价也很到位。本文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汉代文献学研究的各种问题，广泛搜集和参考了前人在此问题上的相关成果，具有概括性强和信息量大的特点，突出反映了作者的综合能力。作者基本掌握了目前汉代文献学的研究成果，资料收集几属完备。这是非常可贵的。
论文对前人成果的征引和注明，则反映了作者对学术规范的尊重。作者遵守学术规范，在《绪论》部分较详实地总结了相关研究成果，对前人的研究做出了中肯的分析和评论。
运用多学科的多种研究方法，显示了作者学术视野的开阔。本文学术视野比较宽阔，能应用比较方法，将古希腊与汉代文献整理相比较，从而得出汉代文献整理是汉学主体的结论，令人信服。
材料条析、观点取舍比较得当，掌控、运用资料的能力较强，使得汉代文献学的概况完整、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同时，作者不仅仅局限于对前人和时贤之见的综述和分析，或者说在这些综述和分析中，还贯穿着不少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理念。论文对汉代文献学成就及地位的评价是中肯的、客观的，富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突出的学术价值。论文的不少地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富有创见或新意。作者对汉代历史文献非常熟悉，有很扎实的专业基础，并有较强的理论功底和运用材料驾驭材料的能力，具有独立解决重大史学问题的能力。论文较好地完成了选题所蕴涵的任务，对汉代文献学的整体面貌作有全面勾勒，对编纂、传播、整理思想和方法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作有比较深入、细致的讨论和揭示。作者在中国古代文献学领域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和专业知识，拥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同时本文也有不少具体的考证和论析，如对《别录》编纂体例的分析，对《汉志》首先著录卷数的考证，反映了作者在微观研究上的能力。
王国强教授已经把《汉代文献学研究》中的部分内容整理为论文发表。它们是《汉代文献之校勘》、《汉代文献学的特点及其对汉代学术的影响》、《论汉代文献整理的思想与方法》、《从〈史记〉看汉代的文献传播过程及影响因素》、《关于〈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两个问题的探讨》、《东汉文献学发展史述论》。
《汉代文献学研究》涉及文献学的所有重要方面，充分显示了王国强教授全面而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和广泛而深刻的学术背景。
7 学者不必急于自售――王国强教授无为以为
20余年的读书研究，辛勤耕耘，累累硕果，使王国强教授在图书馆学界和文献学界声望日隆。王国强教授学术成果被引频率较高，颇受好评。如谢灼华先生《十年来图书馆史研究综述》[27]、彭斐章先生《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回眸与思考》[28]、穆军《明代目录学研究进展述略》[29]、李爱民《八十年代以来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研究综述》[30]、宋谊《试评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31]、杨河源《试论胡应麟在目录学史上的贡献》[32]、管计锁《20世纪90年代郑樵目录学思想研究综述》[33]、梁海丽《近十年来对章学诚及其目录学思想研究综述》[34]、于洪彬《90年代以来汉代目录学研究综述》[35]、沈焱《郑樵章学诚目录学思想评估》[36]等论文大都对王国强教授的学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或者有所商榷，无不对于他的学术创新的勇气和富于创见的成果三致意焉。王国强教授的开拓创新和独到见解使他成为在相关领域或专题研究中不能轻易绕过去的存在。此外，柯平教授《创新的庄严和魅力——〈明代目录学研究〉评介》、白华博士《灼灼其华——〈明代目录学研究〉简评》分别对《明代目录学研究》一书作了专评。《明代目录学研究》作为高品位的学术著作获得郑州大学出版资助，并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现在王国强教授可说是中原人杰，海内人望。国强性豪放，喜饮酒，文章大气，但不狂妄。他曾有《学者不可太急于自售》之作[37]，他说：
学术是一种清冷的事业，置身其中，必须抱有持敬、坚定而深远的心态。古人深谙个中道理，所以一直坚持着走青年读书修身，壮岁学成入世，晚年潜心学术的道路，这证明学术是在心智成熟，不涉旁务（骛）的状态下成就的。
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即是要求学者真正了悟学术的真谛是求知求真，即以创作和发现为本。没有丰富的内在资源，没有慎独、精思和识见，是不可能成就学者品格的。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就是要求学者避免心浮气躁，攀附时尚，随意生发不负责任的议论。“学成文武艺，货於帝王家”，货就是售。“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也何尝不是自售。“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自然更是自售。经世致用，原无可厚非。但太急于自售，就意味着浮躁肤浅和腐败。老子说过，可道非道，上德不德[38]。所以，学者不可太急于自售，说的是无为以为，是很有深意的。20多年来，王国强教授正是在这种理念主导下，默默前行。因此，我钦佩他学术成果的丰硕，更钦佩他学者不急于自售的庄敬与自持。
注：
[1]《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2]《图书与情报》1994年第1期
[3]《明代目录学研究》，第7-8页
[4]《明代目录学研究》，第17页
[5]《明代目录学研究，59
[6]柯平.创新的庄严和魅力.图书与情报，2000，（4）
[7]《明代目录学研究》，第305-306页
[8]《明代目录学研究》，第2-5页
[8]《明代目录学研究》，第185页
[10]《明代目录学研究》，第235-238页
[11]《河南图书馆学刊》1993年第2期
[12]《图书与情报》1993年第1期
[13]《图书馆学研究》1997年第5 期
[14]《图书与情报》2000年第1期）
[15]《河南图书馆学刊》1988年第4期
[16]《图书馆》1986年第2期
[17]《图书与情报》2002年第2期
[18]《山东图书馆季刊》1988年第1期
[19]《图书馆学刊》1993年第4期
[20]《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4期
[21]王国强.书香四品·代序.香港：天马图书出版公司，2004
[22]《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7年第4期
[23]《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24]《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25]《中国图书评论》1994年第1期
[26]《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27]《高校图书情报学刊》1989年第4期
[28]《图书馆论坛》2004年第6期
[29]《图书馆学研究》1993年第3期
[30]《江苏图书馆学报》1995年第2期
[31]《山东图书馆季刊》1993年第1期
[32]《云南图书馆季刊》1993年第2期
[33]《四川图书馆学报》2000年第4期
[34]《四川图书馆学报》2000年第5期
[35]《四川图书馆学报》1994年第4-5期
[36]《河南图书馆学刊》2000年第4期
[37]《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38]分别见《道德经》第1章和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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