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子多“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然至晚明，却有一人以其博洽的学识，宏富的著述，卓然于群士之上，他，就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焦竑。
　　
一、坎坷的仕途

　　焦竑，字弱侯，号澹园，又号漪园，人称澹园或漪园先生、焦太史。南京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卒于万历四十八年（１６２０）。在八十一年的人生历程中，焦竑却在通往仕途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了大半生。
　　焦竑生活的时代，正是明王朝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时代。当时，社会四处衰征渐露，从最高的统治者到最基层的政治机构，无不浸淫在一种萎靡不振的氛围之中。然而，衰而未亡，这个老大王朝的心脏仍在微弱地跳动，整个政治机制也依旧在运行。尽管此时商人的财富已使世人侧目垂涎，但人们仍在争先通过科举这条狭径跻身仕途。
　　焦竑也不例外，还在他童年的时刻，便拉开了他这出人生的悲剧的帷幕。
　　说起来，焦竑也算出身于簪缨世家。焦竑的父亲很自然地对焦竑寄以无限希望。还在很小的年纪，他便在严父的督教下，开始步向仕途。后来，他曾无限感慨地说：“某自髫年发愤向学，岂第为世俗梯荣计，实吾父督教甚严，不忍怠弃，欲因之稍稍树立，不愧家声耳。”（《澹园集》卷十三）小焦竑学习很刻苦，当时，他学习“以经学为务，于古注疏，有闻，必购读”（《澹园续集》一）。严父的督教，个人的努力，使焦竑的进步很快。当他十六岁那年，被选为京兆学生员，二十五岁时，中为举人，不料而后却屡屡受挫。整整奋斗了二十五个寒暑，才夺得了科考魁首，成了状元。然而此刻的焦竑，已经是五十岁的老人了。此时焦竑，可以说是百感交加，亦悲亦喜。虽说还了先人的夙愿，却亦耗去了自己大半生的最宝贵的年华，其中的甘苦又有谁能知晓呢？
　　会试罢，焦竑因以进士第一，按例授为翰林院修撰。尽管五十多岁了，但此时焦竑仍旧踌躇满志。他开始用心研习“国朝典章”，想依靠当朝的“石室金匮之藏”，来一展自己的史才了。
　　官场中的最初几年，还算顺利：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焦竑被任为会试的同考官；二十二年（１５９４），任为太子讲官，以往，讲官进讲，很少提问，但焦竑却采用启发性教学，多方启迪，使太子的学业进步很快；二十五年（１５９７），以副考官的身份，主持顺天府乡试。然而焦竑的宦程至此便开始走下坡。《明史·本传》说：“（焦）竑即负重名，性复疏直，时事有不可，辄形之言论，政府亦恶之。”焦竑性格品质上的梗介疏直，在当时黑暗腐败的官场中，是注定不能顺利的。也就是在这次主持顺天府乡试中，焦竑遭到了同僚和几个应考举子的诬陷，当时的朝廷也就借此将其弹劾，把他谪为福宁州同知。这件事使焦竑十分伤心，至福宁州后，不到二年，便“挥手从兹去”，辞职归乡了。从此后，直至万历四十八年（１６２０）去世，焦竑便一直在自己的家乡过着读书、讲学和著述的生活。
　　
二、“士林祭酒”和“异端”之徒

　　焦竑的大半生，都在“林下泉边”度过，但是由于他博精的学识和广泛的交游，使得他的影响远非一般拘于一隅的文人所能比及。早在焦竑入仕以前，便被士人推许为“士林祭酒”，而有“一代儒宗”之称。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更拿他与当时的大文士、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比较，说他“积书数万卷，览之略遍，金陵人士辐辏之地，先生主持坛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学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足见他在当时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焦竑的一生研经著史，阐释释老，著述宏富，《明史》称他“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通”，而对明代的人物和当时人的典籍著作尤其熟悉。在他的著作中，像《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皇明人物考》、《玉堂丛语》、《逊国忠节录》等，都是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也正是鉴于焦竑对于当代史的学识，当万历二十二年，朝廷准备开馆撰修国史的时候，倡议者大学士陈于陛一再推荐焦竑来“专领其事”。对于此事，焦竑虽逊谢推辞掉了，却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所以当时人认为陈于陛所建议规画，大抵都发端于焦竑。后来，修国史的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缀了，焦竑撰写的《国朝经籍志》五卷却流传了下来，使得有明“一代文献足征”。并且集辑了当朝人物的资料，又经多次的整理而成百二卷的《国朝献征录》，使“一代人物得传”。关于《献征录》，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学者黄宗羲曾回忆说，当他父亲被捕入狱时，一再嘱咐他说：“学者最要紧是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十一），足以说明这本书的学术地位。
　　《明史》说焦竑“讲学以（罗）汝芳为宗，而善（耿）定向兄弟及李贽”，是晚明儒家异端思潮的逐浪弄潮者。他交游甚广，尤其与当时的异端人物如李贽、汤显祖、袁宏道、陶望龄等过往密切，特别是与被人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声气相投。他“笃信卓吾（李贽字）之学，以为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人第二席”（《明儒学案》卷三五）。他与李贽“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于诋孔子，而竑亦至崇扬墨，与孟子为难”（《四库提要》卷一二五），共同把当时对儒家圣贤偶象和经典权威的怀疑批判思潮推向高峰。同时，李贽也把焦竑看作是自己最知心的朋友。李贽许多不愿轻易示人的著述，都先请焦竑过目，他的痛苦与忧患，心得与快乐也都乐于向焦竑倾吐。面焦竑不但在经济上不断接济李贽，在学术上提供自己的丰富的藏书，更在李贽与自己老师耿定向争论中，坚定地站在李贽一边，而不顾耿定向要他“勿为异端所惑”的警告。
　　焦竑的异端思想，受到了统治者及其代言人的极端仇视和攻击，“颇以禅学讥之”，甚至詈骂焦竑说：“虽天地之大，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也。”（《四库提要》卷一二五）
　　
三、笃实的学者

　　焦竑是位很切实的学者，他虽然在思想上承继王阳明心学的余绪，很讲求心性及内在的修养，但他对于当时那种不读书而空谈心性的风气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先儒言，才学便有著力处，既学便有得力处。不是说了便休。如学书者必执笔临池，伸纸行墨，然后为学书；学匠者必操斧运斤，中钩应绳，然后学匠。如何学道只是口说？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澹园续集》卷四七）。因此，他反对那种“束书不观”，“吐弃事物，索之��冥之乡以为道”的作法，主张博览群籍，再“由博返约”的严肃谨严的学风。据说他的藏书非常丰富，其中很多都是他亲手抄录的。为了志而不忘，焦竑读书时做了许多笔记，后来，他的朋友们便把他的这些笔记辑成八卷本的《焦氏类林》一书。对于当代的史事，他更是注意搜集，“以片纸志之，储之巾箱”。他认为“此为史职，非第如欧阳公所云，夸于田夫野志而已者”（《玉堂丛语序》）。
　　在学术上，焦竑还一反当时人的空疏，喜欢考证。他考证古今史事的文章，都收在《焦氏笔乘》、《续乘》中。其上起先秦，下迄宋元，无所不及。虽然没有清人严密，亦时时有新意可诵。清人评论《笔乘》说：“编中于（杨）升庵之说颇有纠弹，而皆以焦（竑）说为允，则是跨杨氏而上矣。”（蒋国榜《焦氏笔乘跋》）其中考辨《尚书》伪古文的诸条，与梅鷟的论点一致。这些观点对于清人研究《尚书》是十分有启发的。此外，焦竑还于古音考证多有发明。他提出的“古诗无叶音说”，直接促使陈第撰成《毛诗古音考》一书。而陈氏的著作对后人顾炎武的影响极大。这点，顾氏在其著《音学五书》的序文中，有详细的说明。因此，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焦竑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把笃实严肃的治学态度用之于世，则形成焦竑注重实用的经世思想。明朝末年，在社会危机的刺激下，一股经世致用的思潮，开始在士大夫中兴起。而焦竑对于这般思潮的兴起，是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的。对此，明末的大科学家徐光启曾说，“文要有益于世”，而焦竑一生不仅“不为文士之文”，而且“读其文有能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并且说他自己的科学研究“用研削薄伎，受知（焦竑）先生为深”（徐光启《澹园续集·序》）。
　　焦竑对于当时弥漫社会的“左事功右文墨”，“崇华忘实”的浮华风气极为不满。因此，他在实践中亟力提倡经世实用之文，几次典试，他都是以“华实相副”作为取士的标准。并且反复强调，扭转世风，“与世还淳也，必自士始”（《澹园集》卷一五）。焦竑更进一步提倡经世实用之行，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写道：“居官以明习国朝典制为要”，而治经则在其次（澹园集）卷十三）。而在《书盐铁论后》一文中更说：“自世猥以仁义功利为二涂，不知即功利而条理之乃义也。”认为“岂以弃财为义哉”！（同上，卷二二）这种大胆的见解，显然迥异于那些虚假的道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