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中国，由于儒家文化的熏染，史学长期以来一直把“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悬为鹄的。在传统史学家看来，“齐桓晋文”的历史陈迹虽不能复现，但是史家仍有必要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取舍和价值判断“窃取其义”，展现“人能弘道”的主体自觉精神和道德力量，影响现实政治和社会习俗，引领历史不断地向善的方向发展。然而这种强调史学求善的价值诉求，在近现代也开始遭到了打着科学旗帜的新史学的最猛烈的抨击。而受“文化大革命”影射史学的拖累，这种史学求善的诉求，也愈加的声名狼藉，以致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讳言史学的求善，而以一句“为学术而学术”的托词，将自己与社会划然分开。

然而史学家真的能自外于对历史是非善恶吗？20世纪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事实已经使史学家反思。英国史学家伯林（Berlin , Isaiah）就说，所谓仅仅“如实地说明历史”，不做主观之评价，乃是一个“混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目的和方法的谬误”。虽然难免“恶非其恶”，难以做到完全的客观，但是有良知的史学家决不应对历史上的善恶视而不见。（见Four Essays on Liberty. p 91.）

我们说史学固然是求真的科学，但是史学存在的灵魂则是在于它的求善。如果说，求真表现为人的历史理性的话，那么，求善则表现为人的道德理性。对于那些以史学为业者来讲，“准确只是责任，但绝不是美德”（见Carr，Edward H . 著What is history. 中译本页5）。而“人类的心智追求准确性，心灵却在找寻意义。”（见Appleby，J . 等著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中译本页245）史学在求真之外，必然要有意义的追求，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就是史学家的最高追求。对于史学来讲，求真与求善犹如其向前进步的两轮，缺一不可。如果说求真是史学家的学术责任，那么求善则是史学家的社会责任。现代历史认识论的分析表明，历史是在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中生成的，其中客观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必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一去不再，而凝结主体思想认识的历史作品（history-as-account）则长存于世，不断积淀而形成人类的历史记忆，生成人类的思想文化传统。由此看来，“历史的制造者”——史学工作者的工作直接关系到社会意识的生成，其肩负的责任岂不大哉？！因此，史学家有责任，也有义务，通过自己的工作引领历史不断进步。没有求善意识的求真，将使史学家的工作失去方向，而且也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的真；当然，与此相应的是，没有以真为基础的求善，也不会寻到真正意义的善，而只能是虚假的或歪曲的善。从这意义上讲，史学工作者必须保持求真、求善二者的张力，保持二者在史学中的辨正统一，才能获得史学的真谛。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得好：“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即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是不能没有气和情的。其中“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而人是有是非善恶之人，对于客观历史，史学家必然是有感而叙，有感而评，其作品虽不免“气昌而情挚”。但是只要我们所发之气，能够“合于理”，我们所生的情，能够“本于性”，那么“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文史通义·史德》）换句话说，就是气和情虽然是主观的，但是假使我们心中所生之气是合于理，所发之情本于性，保持求真与求善间的张力，那么也就不至于以私害公，以求善而埋没历史之真了。

“公心”者，既是求历史事实之真之心也，也是求历史正义之善之心也。人类的历史应是不断弃恶扬善，不断进步，不断自我完善的历史，而从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超越一时的和个别集团利益的立场出发，通过富有价值批判意识的历史作品彰善瘅恶，制止不道德的行为，发扬道德行为，建立积极健康的、公正美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尚，引领人类自我不断完善，显然应是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而且也只有这样，史学工作者才能使自己的工作获得灵魂。《周易·大有·象》云：“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从这个意义层面上讲，我们将为史学的求善而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