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意义的新史学，自20世纪初发轫，至1930年代中期不长的时间内，先后经历了二次突破性的发展：一次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所谓国学问题的论辩中展开；一次是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史等问题的讨论中拉开帷幕。其中前者使中国的学者“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1]促进了西方科学的实证史学与中国乾嘉学术传统的结合，奠定了新史学的基本格局；后者则发展成为一场新的社会科学运动，促进了社会科学理论对史学的渗入，特别是扩大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历史学界的影响，在给历史学者带来新的观察社会和解释历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使中国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本文之旨趣，则是就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期形成的新社会科学运动及其特点，以及其与中国史学发展之关系，从普遍史学发展的特征，而非仅就几个常提及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为中心做些分析，就教于方家。

一 新社会科学运动的兴起

 

1936年，郭湛波在其《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将迄止至当时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思想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自1894年“甲午之役”至1911年民国成立为第一阶段；自1911年武昌起义至1928年“北伐成功”为第二阶段；自1928年“‘北伐成功’至今日止”为第三阶段。[2]这种思想进程的划分，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其中，我们所说的新社会科学运动，正是在这思想历程的第三阶段逐渐兴起，并构成这时期思想文化发展之重要内容的。这场以探求、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为重心的文化运动之所以兴起，与这时期中国国内政治时局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在一定意义也可说，新社会科学运动兴起，是中国各个政党、各个政治派别，以及那些面对当时“风云突变”的政治局势茫然不知所之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前途及命运努力思考，积极寻求答案之热忱驱动下的文化产物。

从中国国内政治时局的发展讲，1927年，当正以破竹之势迅猛发展的国民革命，骤然因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极右分子幡然撅起叛旗而夭折，一度显现革命曙光的中国，再次陷入了新的黑暗。其时，旧军阀的势力依然盘踞于全国的许多地方，以国共合作为象征的革命阵营却令人痛心地分裂，“全国都热烈地期望着一种统一的革命势力来完成这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的美好愿望，被残酷的政治现实粉碎。[3]而在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的同时，共产党也在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两大政治阵营尖锐对立的局面至此形成。接下来又是1929年爆发的蒋桂战争，和1930年爆发的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原大战等连年不断的新的军阀混战。也就是在这时期，从1927年到1935年农村又连年发生酷烈的自然灾害，尤其是1931年长江发生的大水灾，更是殃及十六个省区，受灾民众多达五千余万，因灾而死者达百余万；而此刻开始于192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逐渐殃及中国。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摆脱自己的经济危机，竞相扩张在华的经济势力，一方面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一方面扩大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加强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结果使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以后刚刚有所发展的中国民族资本遭到严重挫折。与此同时，以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为标志，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始了对中国的公然侵略。可以说，这阶段一系列接踵而来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真可谓“洒向人间都是怨”！在这种政治、经济局势下，此情此景很自然地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

面对这“自一个可怖的事实的礁石，打转了这不可一世的理想的潮头”，所“卷起了失望与怀疑的旋涡”，不仅共产党人、中间政治派别的人在诘问、在思考，国民党人也同样在诘问：“我们的动向是错误了吗？”[4]同样在思考：“革命的基础是全民还是农工和小市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是几个列强和几个军阀？” [5]而当“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引起了疑难和论争”的时刻，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把问题的解决，转向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认为：“要扫除论争上的疑难，必须把中国社会加以解剖；而解剖中国社会，又必须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6]于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国共两党内因不同政见而分裂出来的不同派别，如托陈取消派、第三党、改组派等，以及其他中间政治派别，如人权派、乡村建设派等等政治派别或不同政见的同情者，纷纷走上理论论坛，从各种角度，以各自认同的理论反思历史，审视现实，为探索中国的未来出路进行激烈的理论交锋，一再在思想理论界展开论战和讨论。[7]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论战，诸如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以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等等，大约都是开展于这个时期，充分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与政治关怀。

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这些有关中国国家前途问题的探索，几乎都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有的争论，甚至本身就是现实斗争的直接表现或延伸。例如当时争论最激烈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据参加论战的陶希圣回忆说：“当时中共干部派主张中国社会是半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为其在长江流域制造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之理论根据，……希圣则指出中国封建制度已衰，封建势力犹存，而归本于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云，[8]充分说明了当时思想论战与现实政治的纠葛。而这些问题的探讨，又极大激发了人们对于各种社会及政治理论的探求热情，论战的各方纷纷引经据典，个个矛击盾挡，于是各种社会及政治的理论也随着人们的引证阐释而在社会流播，而为方便发表社会及政治言论，不同的政治派别，亦创办了各自的喉舌刊物，其中仅1928年在上海创刊的刊物，就有《生路》月刊、《文化批判》月刊、《新生命》月刊、《再造》旬刊、《现代中国》半月刊、《革命评论》周刊、《双十月刊》、《思想月刊》、《日出旬刊》等等。这些理论刊物大多声称自己负有介绍、宣传社会科学理论的任务，如：

——《日出旬刊》第1期《校后补记》称：“本刊以启蒙的目的，就想做几件小事情：1.介绍一点系统的浅近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理论。2.对现在的社会科学出版物（如杂志，书籍）作点批评的工夫——这说不定也会旁及于其他书籍（如文学一类）。3.零琐的，但是重要的国际事件，也按期介绍。”[9]

——《思想》月刊第1期《编辑后记》称：“我们以为在现今的时代，无论那个国家，那样社会，如它要想存续发展下去，第一的前提条件是在于确信及拥护科学的真理！”“《思想》这诚是一个微小企图，站在这样的立场和这样的精神之上，想把纯正的，科学的思想，在合理的形式之下，介绍给青年们；并以这样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及解剖中国底过去的及现存的社会现象，指出一个正确的答案给青年们做参考。”“本志在末尾开辟‘新术语’一栏，专解释科学上——社会科学上——种种术语；为初学者读各种书籍作一个预备的阶梯，希望不要忽过。”[10]

——《新兴文化》创刊号《编辑后记》称：“现在，再来说一说它担负的任务。它将站在一个视角，唯一正确的科学的视角来介绍学说思想，批评过去现在的俗恶的破廉耻的理论，并分析解剖国内及国际所生起的一切重要的事件来给它一个正确的解答。”[11]

这类刊物的大量出现，无疑加速了不同社会科学理论在社会上的传播和影响。新的社会科学运动正是在这不同思想的交锋中逐渐拉开了帷幕。按照时人所说，“简言之：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给予一般民众许多教训，前进的智识分子便露了一个对过去革命检讨的企图。不过要达到这层目的，却非先有一个基本理论的建立不可。这样一来，便产生了一个文化运动……”。[12]

除了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关注外，值得提出的是国共分裂之后，原国共合作时多少有些一致的理论，因政治基础的瓦解而不再被强调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一方面国民党人急于建立本党的理论体系，以划清与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的界线，达到从组织到思想彻底肃清共产党在社会及国民党内部之影响的政治意愿，从而促使该党的理论家纷纷操觚染翰，著书立说。例如国民党的理论家童行白便称：“自发现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的阴谋以后，遂又清党护党之举，因清党而注意理论的分析，因护党而从事主义的阐扬；如胡汉民同志的连环性，周佛海同志的体系说等，均为名贵之作。”[13]张太风则在稍后明确地总结：“在本党出师北伐前后，军事势力达到长江流域之时，反对三民主义的人，直指三民主义没有哲学根据，意图贬低其价值，正是今日局踞一隅，大唱马列主义中国化者流所提出，这种谬论至今犹存，这是革命理论斗争的开始，也是三民主义理论发展的开始，在不断的斗争中建立起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14]另一方面，从共产党方面讲，为了抵制国民党及其他思想派别的攻击和围剿，也开始组织起一些文化力量，反驳和批判种种与己不利的思想理论及言论，在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阐述自己的思想路线和行动主张。活跃于这时期思想理论界的所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就是共产党组织并领导的外围群众文化团体。“社联”的这种政治属性和成立目的，在它的成立宣言中表达得相当清楚，宣言称：“一般从事运动的社会科学家，早就感觉到有统一战线，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扩大运动，对假马克思主义者，施之以无情的袭击之必要。目前中国革命高潮的兴起，工人斗争的激进和政治化，土地革命的深入，苏维埃区红军的扩大促进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加紧社会科学运动是必要的。”[15]国共双方的积极介入，一方面使得社会科学运动的论战显得更为激烈，一方面也使得这时期的理论交锋，较之以往的论战染有更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即使是有关社会科学理论译介的选择与阐释也不能例外。

当时的情况表明，对于国家前途充满苦闷彷徨的国人，似乎已失去了吟风诵月的闲情逸致，而是把关注的目光移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当时国人的这种心态，在文化出版物中被充分地表现出来，其结果就是文艺类书籍的出版势头骤减，社会科学类著作大增。这时，就连一直以浪漫主义为旗帜的左翼新文学社团创造社，在1927年以后，它的出版部也将出版的重心，转移到了社会科学类的图书方面，集中组织出版了如“社会科学丛书”、“江南文库”、“科学丛书”、“新智丛书”等一批社会科学书籍。[16]而关于1929年出版界的情况，《新思潮》2、3期合刊中，一篇署名“君素”的文章这样写道：“一九二九年这一年的出版界，可以说是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的出版物风行一时的年头。关于文艺方面的出版物虽然不能说是已经衰歇，但总没有像关于社会科学的那样来的蓬蓬勃勃的。这一年，单只社会科学丛书之刊行或计划，据我所知道的已经有了现代的社会科学丛书，南强的新社会科学丛书，北新的近代社会科学名著译丛，黎明的社会科学大纲，南华的苏俄研究小丛书……等等。”除此之外“其他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的”社会科学著作，据作者统计，更是多达160多种之多，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民众关注的焦点。[17]对于这种社会现象，1929年1月8日的《申报·余话栏》甚至有人这样评述说：“这一年来，社会科学的书籍，趁着新文艺没落的运命，走了红运，于是大时髦，但是社会科学书籍时髦到现在已经成了瘟疫了。”[18]然而也正是在社会各界这种普遍的关注下，“中国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成为了“文化运动上的伟大势力”。[19]

1920年代末兴起的新社会科学运动，虽然因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衰歇，但是这场运动对于现代文化发展的影响仍是非常值得注意。

二 新社会科学运动的学术特点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兴起的新社会科学运动，可以说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介绍和传播西方文化的高潮。但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所不同，这次兴起的新社会科学运动，所介绍和传播的西方文化，主要集中于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社会学说以及历史学说等学术理论方面，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这时期受到突出的介绍和广泛的传播。

关于新社会科学运动的这些学术特点，可从上面提到的《新思潮》2、3期合刊所载署名君素的《一九二九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一文所列的出版书目看出。试将该书目迻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