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伟　民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起点，其影响之深远，为世人所公认。然而，对这场革命的历史方位、发生根据和世界意义的认识与理解，至今仍歧见纷呈。围绕十月革命的争论实际上涉及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运动本质的判断，而导致分歧的原因，除政治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在于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如果说，以往的研究因人们难以把握20世纪历史运动的客观逻辑受到严重限制，那么，时至今日，当十月革命已过去80年，20世纪也已接近尾声时，这种认识上的障碍应当可以突破了。尤其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近百年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与总结，对十月革命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解就能进入一个新境界。

　　　　一．20世纪历史运动的本质与十月革命的方位

　　十月革命既然发生在20世纪，那么，对20世纪历史运动本质的认识与理解乃是确定十月革命历史方位的必要前提。

　　众所周知，20世纪曾经被看作人类文明发生质的飞跃、世界范围爆发社会革命、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纪元”，十月革命即标志着新纪元的开始。这种认识源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已使世界革命的主客观条件趋于成熟的判断。马克思曾经把19世纪的特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因此，作为“十九世纪的秘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正在到来[1]。后来，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革命观，他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出现的垄断经济和帝国主义政治现象认定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达到极端，并由此得出世界革命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理论的信念，列宁在20世纪初为发动一场世界革命作了不懈的努力。可见，从马克思到列宁，曾经形成了一种关于世界革命和时代（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逻辑，而这种理论逻辑在斯大林时期被“经典化”（包括斯大林自己的引伸和发挥，如“总危机论”）后，遂长期支配着人们对20世纪历史运动本质的认识，并被用作解释20世纪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的理论坐标。

    然而，现实的历史运动并不是按照人们的主观认识发展的，相反，人们的主观认识如果背离了历史运动的客观逻辑，势必在实践中被证伪。现在，当20世纪即将结束其百年历程之际，历史运动的轨迹已经足以显示其客观逻辑了。只要我们尊重历史，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拘泥于理论教条，那么，就不难发现，20世纪的历史并没有按照世界革命的逻辑发展，人类文明也没有在20世纪发生质的飞跃，在这一百年间，人类社会继续沿着16世纪开始的、以工业化为轴心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前进。从宏观社会形态的角度看，世界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大历史时代，其“中心内容是在现代生产力引导下人类社会从农业世界（社会）向现代工业世界（社会）的大过渡”[2]。如果说，16－17世纪西欧“走出中世纪”标志着现代化进程的开端，那么，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确立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石，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欧、北美地区构建起现代社会的范型，并凭借先进技术的优势，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方式向全球扩张，初步建立起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现代化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表现为强大的革命力量，也暴露出内在的深刻矛盾。现在看来，19世纪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所表现的还只是不成熟的、尚处于早期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以殖民战争或帝国主义战争为形式的世界性冲突也只是现代工业文明向全球扩散尚在较初级阶段的反映。这种因现代社会的不成熟和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而导致的冲突与危机一直持续到20世纪，如果我们真正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把现代化进程看作全球范围的社会转型和发展过程，那么，19世纪还仅仅是从区域现代化走向全球现代化的第一步，只是到20世纪，确切地说，到二次大战以后，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兴起和人们把握现代社会发展规律能力的提高，工业文明才进入了发达阶段，席卷全球的现代化高潮才最终形成。显然，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坐标着眼，20世纪的历史运动实质上是人类社会由局部形态的现代化过渡到全球形态的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化进程中的诸种矛盾曾经表现得十分尖锐，初级形式的资本主义体系曾经发生断裂和混乱，并导致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但是，历史运动的大趋势和世界现代化的主旋律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现代工业文明在对抗与冲突中进一步摆脱了前现代文明的羁绊，赢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现代世界发展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也更加凸现，经过多次重组和整合，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终于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世界体系的建构也进入了高级层次，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正在完成着18世纪开始的创造“世界历史”的时代使命，而这个时代的主导力量仍然是走在现代化最前列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因为如此，至今，人类社会尚无法超越以资本的运行和增殖为发展动力、以市场经济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由物质资料生产的“必然王国”和生存竞争法则支配人们行为和生活方式的现代社会形态。至于这一已持续了数百年的历史进程还将持续多久？这不是今天能够作出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还有相当大的余地，目前关于“发展极限”的种种预测如果在时间维度上过于明确，难免重蹈前人的覆辙，被实践所证伪。

    由历史进程的客观逻辑所展示的20世纪历史运动的本质清楚地表明，发生在20世纪的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可能具有改变世界历史方向、开辟世界历史“新纪元”的意义，因为作为这一立论前提的“世界革命”理论逻辑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成立的。这里需要指出：所谓“世界革命”理论被实践证伪，并非说“世界革命”的抽象原则是错误的，也不是说工业文明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永恒的，而是说，这一理论把人类文明的新一轮飞跃和现代社会形态向更高程度的总体性质变定位于19世纪或20世纪，背离了历史运动的客观逻辑，表现出当时的人们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某种“误读”。当然，出现这种“误读”不应当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应当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理论逻辑时由于种种原因所受到的认识局限去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文明和社会形态更迭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曾对“大工业”和“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进程及其运行规律作过精辟的阐述，这些理论遗产至今仍然是我们考察世界现代化进程和理解历史运动本质的思想武器。诚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现代社会的本质是趋向于一元的，而“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4]。”作为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已经形成，即全球工业化的基础上，并仍然通过“最先进的民族”的示范和带动，才可能实现。显然，这种“世界革命”的条件不仅在19世纪远未具备，即使在20世纪，虽然工业文明的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全球范围的现代化仍处于曲折前进的中途，对于大多数尚在追求现代化目标的人们来说，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不是现实的要求，也缺乏实际的可能性。问题在于，作为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为什么会作出关于具体历史进程的错误判断？对此，恩格斯在其晚年曾有过颇为深刻的自省，指出：唯物主义的方法在分析“当前的事件”（同时代历史）时容易产生错误，其原因是人们难以掌握反映历史运动本质的“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由于经济因素不明确，人们往往夸大了政治冲突的作用，并对历史进程作出误判。身处19世纪末的恩格斯还修正了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潜力的看法，认为：只是到19世纪中叶，现代大工业才刚刚在欧洲大陆得以“确立”，因此，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即使在欧洲这个世界最先进的区域，“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5]。应当说，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已经在“世界革命”的时间维度上突破了原来的理论逻辑，并因此而提出了工人运动需要改变斗争方式的观点。以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政党大多按照这样的思路制定自己的行动纲领，以顺应历史运动的客观逻辑。但是，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的认识，从另一个角度接受并进一步发展了“世界革命”理论逻辑，后来成为“共产国际”的理论基础。我们曾接受的关于十月革命历史方位的传统观念即是由后者而来。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比前人有更充分的条件来理解和把握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逻辑和20世纪历史运动的本质，也就有更充分的条件来重新认识十月革命的历史方位。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坐标上，十月革命所处的时空点向我们显示的首先是20世纪初俄国现代化的历史课题，同时也反映出与俄国相类似的外源性、后发型现代化运动在20世纪广泛兴起的历史潮流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十月革命在上述两个方面所表现的功能，既是我们理解其历史意义的客观依据，也是我们把握其发生根据和历史必然性的客观前提。

      二．作为俄国革命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的俄国，就其客观内容而言，原本属于从1905年开始的、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为使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是这场在俄国特殊国情下持续10余年的革命进程的最高阶段。如果不考虑十月革命主导力量的阶级属性和选择取向，那么，这一革命阶段在功能上类似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进程中的雅各宾专政阶段，革命在其不断上升的过程中，最终以最激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正如法国大革命为法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俄国革命原本也是为俄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清除障碍、开辟道路的。

    俄国的现代化虽属外源性，但起步并不算晚，18世纪初的彼得一世改革已经拉开了“西方化”即现代化的序幕。然而，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步履蹒跚，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直至19世纪末仍未完成社会结构的总体转型，以至成为一个畸形发展的、传统因素仍占主导地位的半现代国家。诚如列宁所说：“这个国家的最新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被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缠绕着”[6]。

    导致俄国现代化进程失衡的基本因素是俄国社会内在的二元结构特性，地跨欧亚两洲的俄罗斯帝国，从来就是一个兼具东西方文明特征的二元化的社会，“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7]。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条件既使得俄国能较早地获得西欧现代化潮流的影响，同时又造成了难以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社会束缚的困难。这种二元结构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国家统治集团的两重性上，一方面，俄国是被具有改革倾向的统治者“拖向西方”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学习西方的目的仍在于巩固传统型的政治制度。这样，俄国虽然引入了一些西方现代社会的体制因素（主要在技术和经济领域），但政治制度并没有得到改造，而且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政治架构。虽然俄国历史上曾有过推动现代化的“开明君主”，但从根本上说，沙皇专制制度是俄国现代化的政治障碍。由于历代沙皇顽固地拒绝现代社会的政治载体——议会民主制，拒绝君主立宪，从而堵塞了新兴资产阶级进入统治集团的政治通道，也失去了议会机构对君主的辅佐和制衡，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政治体制的腐朽和统治集团的退化。俄国末几代沙皇都具有昏昧与反动的特征，尼古拉二世尤为突出，这个“冷漠和懦弱得近乎病态” 的末代君主几乎丧失了对社会变动趋势的感应能力和管理国家的能力，听任其妻子和宫廷佞臣的摆布，充分暴露了已病人膏肓的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本质，他的种种倒行逆施也使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终于引发了全面的社会危机，把一场政治革命推上了历史舞台。

    与沙皇专制制度结合为一体的是俄罗斯传统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度。1861年农奴制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村社的原始型结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村社土地所有制，在农奴获得“解放”的同时，村社对农民的“畜群式管理”功能反而加强了。1893年沙皇政府颁布法令，完全禁止农民退出村社，不允许农民的份地转为私有。这样，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统治集团的顽固阻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未能占领农业领域，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矛盾及其导致的发展失衡成为社会危机的深刻根源，而农业危机和农民暴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频繁发生则预示着革命时期的到来。

    俄罗斯帝国国家结构的特性及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特殊地位是俄国现代化进程难以突破政治障碍并诱使内外矛盾交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俄国是一个经由周边殖民、逐步扩张而成的传统型殖民帝国，“俄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对它本身进行殖民的历史”[8]。在帝国的形成和扩张过程中。既包含着开拓性殖民因素，也包含着侵略性殖民因素，两者的交错混淆了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的界线，造成了专制体制与帝国体制的两位一体，沙皇专制制度的存在与强化，不仅出于维护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帝国，将强制兼并的异民族区域维系在帝国版图之内。由此构成了政治体制与国家体制间的联动效应。作为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其固有的扩张特性又势必导致与其他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总是把俄国引向战争。另一方面，俄国的统治者也总是把对外战争当做转移内部矛盾、消弥革命的工具。但是，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俄国与西方强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在争夺霸权中处于劣势，对外战争已不能成为稳定国内局势、巩固政权的有效手段，相反，每一次失败的战争都是加深社会危机、引爆革命的“雷管”。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就是在战争背景下发生的。

    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揭开了俄国革命的帷幕。革命的冲击曾迫使沙皇政府进行宪政和土地制度改革，罗曼诺夫王朝末期的两位有为之臣——维特和斯托雷平先后主持了“宪法宣言”的起草和“土地私有化法令”的实施。然而，沙皇的改革是虚伪的，1906年维特被免职和1907年“六三政变”标志着宪政改革的中途夭折，选出的“国家杜马”形同虚设；土地改革虽然取得一定进展，斯托雷平的“铁腕”确实破坏了传统的村社土地所有制，但是还未及形成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体系，这场改革就因其政治上的保守和经济上的激进而遭到来自下层农民和上层统治集团的反对，最后以斯托雷平的被刺身亡而告中止。改革的失败暴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本质，它表明，这个制度不仅是俄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且缺乏自行变革的内在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俄国革命的继续推进乃是必然之势。

　　战争再次充当了革命的加速器。沙皇政府出于外争霸权、内防革命的动机参与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把自己推向了绝境。随着俄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国内危机空前加剧，到1917年春，社会上的革命情绪已成一触即发之势。无需任何政党的组织，3月8日（俄历2月23日）彼得格勒妇女的“面包示威”犹如一颗火种，立即点燃了熊熊烈焰。二月革命把“遍体血污的罗曼诺夫帝制”赶下了历史舞台，俄国的历史进程出现了重大转机。

    然而，革命并未到此结束。二月革命后俄国未能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危机仍在持续。其原因主要是：1．革命的自发性导致新政权的软弱和过渡性。在革命中仓促上台的临时政府是在没有掌握实际力量的情况下，由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并接管政权的；而拥有群众的苏维埃机构则缺乏管理国家的自觉意识和必要准备。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奇特局面，这种局面为以后的政权变动提供了前提。2．临时政府的政策取向违背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从而使自己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也使政权变动成为必要之举。结束战争、给农民以土地、阻止经济崩溃（即“和平、土地、面包”）是决定当时人心向背的关键问题，也是检验各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基本尺度。在这些问题上，临时政府及其合作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都表现出政治上的近视和麻木，他们无力把俄国引出危机，并且在持续的混乱中进一步恶化了形势。3．由于现代化的结构性缺陷，俄国尚未形成作为现代社会中坚的中产阶层，社会矛盾表现为尖锐的两极对抗，如果“上层”失去了民心，也就意味着它将被“下层”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中间形态的妥协和改良在俄国缺乏社会基础。因此，二月革命后，左右当时俄国社会的是具有强烈革命情绪的“下层”群众，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继续把未完成的革命推向新的高峰。

    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1917年十月革命。诚然，从革命发生 的具体过程看，这是一场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但是，革命的客观根据并非由哪一个政党能够“制造”出来，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与其说是布尔什维克“直接策划了革命转折，不如说是他们利用了这一转折”[9]。当年立宪民主党的领袖米留可夫也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革命长期复杂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是二月革命的继续[10]。作为十月革命的目击者，约翰·里德在近距离观察中体会到，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工人、士兵和农民那种纯真而简单的愿望，并且据此来制定他们当前的纲领”，“他们实现了人民群众最下层的那种普遍而又单纯的愿望”[11]。在这个意义上，十月革命是一场顺势而为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动员使已经存在的革命形势转化为革命的实际发动，并通过夺取政权完成了原本已在进行的政权变动。

    临时政府的倒台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结束社会危机创造了条件，如果俄国政局就此稳定下来，转入和平的变革进程，那么，这场持续多年的革命也将到此结束，在清除政治障碍之后，俄国的现代化将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但事实上十月革命并没有停留在原来意义的俄国革命的范畴之内，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后，革命随即被赋予新的涵义，用列宁的话来说，布尔什维克不仅“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苏维埃制度就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显著的证明或表现之一”[12]。因此，1917年十月的政权变动对于俄国来说，既标志着一场革命的终点，同时也标志着一场革命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十月革命具有两重性质，而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十月革命，其发生根据主要存在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指导思想——列宁主义的理论逻辑中。

        三．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性质的转变

    如前所述，无论从世界现代化的总进程看，还是从俄国现代化的特殊进程看，20世纪初尚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条件。对于后者，即俄国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自足条件，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并无大的分歧，列宁在批判“民粹派”时也多次强调过这样的观点。问题在于，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认识，在当时历史环境中很容易受到激化的社会矛盾运动和频发的战争与革命浪潮所展示的政治图象的影响，从而得出类似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那种具有超前性的结论。在这方面，列宁是最激进的“世界革命”理论的信仰者和实践者。

    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列宁的理论活动是直接面向革命实践的，而对于世界革命的坚定信念又构成了列宁实践活动的基本动力。这种信念既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又渗透着列宁本人对其所处的时代和现实世界的独特理解，当他把自己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原理贯通起来并上升到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层次，就形成了“列宁主义”。毋庸置疑，列宁主义对俄国革命进程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首先，列宁按照自己的建党思想创建了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并以高超的革命艺术领导党投身于革命实践，不失时机地抓住每一个革命机遇，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17年革命风暴中掌握了革命的主导权，实现了夺取政权的目标。其次，列宁在风云变幻的政治革命舞台上，不仅表现出作为统帅运筹帷幄的智慧，而且充分展示了作为革命导师指引方向的理论魅力。列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家，他的政治策略完全是服从于所追求的理论目标的。一位西方学者这样评论1917年革命中的列宁：“列宁对目的抱有绝对的自信心……，他的这种自信心来源于一个不可动摇的理论信念。在1917年，他是理论家的典范。他所发动的革命、这次革命的一系列彼此有着复杂关系的目标给人造成的印象以及他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策略，都来源于一个推理的链条……，如果离开这个推理链条来看，那就全都无法理解了”[13]。确实，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时始终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目标，这就是他在革命前夜提出的关于“世界革命”的条件已经在帝国主义战争的环境中成熟的论断，根据这一论断，他从理论上制定了发动世界革命的大战略，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并提出，可以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寻找“薄弱环节”，首先在一国取得革命胜利，然后引起连锁反应，推动世界革命的全面胜利。“一国首先胜利论”为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进入世界革命行列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也使俄国革命有可能被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纳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因此，当列宁获悉二月革命爆发的消息时，他立即意识到世界革命的机遇已经来临，在给党的国内领导人的《远方来信》中，他提醒说：“沙皇君主制度的失败同革命火焰的开始彼此有历史的联系”，作为政治家，要“善于在估计任何‘形势’时不只看到它今天的特性，而且看到它更深远的底蕴，看到俄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更深远的相互关系”[14]。正是把俄国革命放到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列宁才充满信心地在远未具备社会主义物质前提的俄国发动一场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革命，即不间断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地改变了俄国革命的性质。

    当然，十月革命性质的转变并不是单凭列宁的理论动机和主观意志就能决定的，列宁导向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1．布尔什维克党接受列宁的战略方针；2．革命群众认同并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选择取向。所以，1917年4月列宁回国后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的主要活动就是围绕着说服党和争取群众这两个关键环节展开的。在前一个环节上，列宁通过着力阐述世界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关系，论证把革命推向新阶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其特具的理论魅力和雄辩挫败了党内的反对势力，在四月代表会议上使全党接受了他的《四月提纲》，由此确立了列宁主义的革命方针对党的革命活动的指导地位，此举标志着“下一次革命的纲领已经被即将完成这次革命的党所接受”，因此被认为是俄国革命进程中“沙皇退位以后一个最重大的事件”[15]。在后一个环节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十分灵活的革命策略，顺应着客观的革命形势和群众的愿望，针对临时政府的倒行逆施提出能为群众拥护的口号，努力把群众引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轨道，为夺取政权以及夺取政权后实现革命性质的转变奠定社会基础。这方面布尔什维克的成功也不完全是自身策略正确所使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特殊的革命形势造成了群众的激进政治倾向，从而使布尔什维克的选择取向与群众的倾向达成了契合。前文已经指出，俄国社会的两极化特性赋予1917年俄国革命以“下层”革命的明显特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内容是通过工人、士兵（农民）的政治诉求来加以表达的，这样，下层群众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势必会使这场革命带上反资本主义的倾向，正如列宁在1917年5月所说：“俄国的大多数居民，即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也就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出于本能、感情和热望，都同情反对资本家的革命”[16]。尤其是，当临时政府推行反人民的政策，不能满足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时，人民群众自然会倾向比较激进的政治选择，于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决定了当时在俄国政治舞台上表演的各个政党的命运。经过几轮筛选，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一个接一个地被群众所抛弃，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日趋激进的革命情绪互相激励，最终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而使俄国革命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人民群众在把走出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布尔什维克的同时，也认同了列宁为布尔什维克党确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

    在考察十月革命性质转变的诸因素时，还应当注意俄国传统社会结构对其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作为前者，是指传统村社结构中土生土长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在俄国下层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基础，布尔什维克在策略上有意识地利用了这种政治资源，他们接过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以迎合大部分农民“复兴村社”的愿望，从而争取了农民对社会主义取向的支持，使自己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得以发挥政治领导的作用（相反，原本作为农民政治代表的社会革命党却因与临时政府合流而失去了这种地位）。作为后者，是指持续几年的世界大战在欧洲引发的普遍危机和政治动荡确实造成了一种“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的氛围，这种形势的积聚既为列宁的理论判断提供了证明，也为列宁说服全党、布尔什维克宣传群众提供了依据——因为“世界革命”正在兴起，俄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推进既是必要的，也是有保证的——十月革命的发动者当时所持的信念即植根于此。此外，在“世界革命”理论逻辑中，原本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民族自决权”口号可以被赋予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下解放弱小民族、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创造前提的含义，从而为布尔什维克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上运用这个口号、争取少数民族地区认同革命性质的转变并形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之，十月革命性质的转变，俄国革命被引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是列宁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观因素同俄国革命进程中客观存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选择取向的诸种因素相统一的结果。其中，理论的导向是第一位的，所谓“没有列宁就没有十月革命”，即是从革命性质转变的意义上说的。其次，革命策略与革命形势的吻合也是至关重要的，假如当时的俄国社会不具备下层群众主导的、日趋激进的革命形势，即使布尔什维克党作出最大的努力，也难以转变革命的方向，甚至夺取政权的目标也会落空。所以，从根本上说，源自理论逻辑的革命根据是否成立取决于历史运动的客观逻辑中是否存在与理论逻辑相契合的因素，以及这种因素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是表面的还是深层的。历史已经表明，世界革命理论逻辑在1917年特殊形势下与客观因素的统一具有暂时和表面的性质。因此，十月革命后，革命的发动者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思考：由这场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历史坐标上究竟处于何种位置。

        四．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实践的重新定位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是列宁，第一个从实践反思理论的也是列宁。因为就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客观的历史运动已经在一个基本前提上证伪了俄国能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设定——这就是世界革命的落空。

    从20世纪历史运动的本质看，世界革命的落空是合乎客观逻辑的，它并非人为的错误所导致，也不是被某些因素暂时“推迟”了，而是因为20世纪的历史条件并没有为人类文明和社会形态的新一轮质变提供客观的可能性。对此，处于世纪末的我们已经不难理解，而作为世纪初的革命者，要放弃世界革命近在眼前的意识是相当困难的。尽管如此，严峻的现实仍然迫使十月革命的发动者重新思考革命的前途并对原来的理论作出局部的修正。

    理论反思的焦点在于：因为失去了（至少在一个难以确定的时段内）世界革命这一决定性的外部条件，俄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从自身的发展规律上寻找合理性的根据。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继续宣传群众、争取群众的支持以巩固政权的必要之举，也是坚定全党革命信念的必要之举。由此出发，列宁晚年对十月革命及其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了一些新的理论诠释，其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1．对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界定。按“世界革命”理论逻辑，俄国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将在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获得超常规发展的可能性，即从一个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出于这样的思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国家与革命》中已经设想了一幅社会主义实践的兰图，并在夺取政权后进行了实践的尝试，这就是开端于1918年春、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达到极端的所谓“直接过渡”。列宁认为，导致“直接过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世界革命没有按预期到来，致使苏维埃俄国不得不陷于孤军突进的境地，而在一个落后的、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单凭自己的力量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退却，退到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这好比登山，“假定有一个人，攀登一座还没有探测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他曾“爬到了比前人高得多的地方，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他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原定的道路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仍能爬到山顶的道路”[17]。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仍处在“准备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而且必须走迂回、逐步的发展道路，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用“政治期票”的方式“延期偿还”“人民的信贷”。至于这张期票能否兑现，既取决于世界革命最终能否到来，也取决于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阶段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能够解决好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在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资本家做得更好，赢得“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18]。

    2．对苏维埃俄国的发展目标作了调整。列宁认为，由于缺乏世界革命的外部条件，处于“过渡阶段”的苏维埃俄国还不可能按理论设定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因此，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并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追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使俄国“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学习和吸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也就好了”[19]。按照这一思路，列宁把苏维埃俄国的现实发展目标定位于实现工业化、进入现代文明。“新经济政策”就是适应着这一现实的目标而自觉地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以发展经济、推进俄国工业化的尝试。

    这样，列宁通过为苏维埃政权寻找现实基础，在理论上也部分地改变了对十月革命功能和意义的认识，他在不放弃世界革命理想的同时，已经相当明确地把十月革命的实际意义与俄国革命的客观逻辑联系起来，从俄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推论出这场革命的必要性。他在《论我国革命》中强调指出：首先是由战争所造成的“毫无出路的处境”把俄国人民逼上了革命的道路，而这场革命的发生又为俄国创造了“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即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发展文明”的条件[20]。显然，这一论点同《远方来信》中的论点已经有很大区别，这里所强调的不是“世界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关系，而是俄国革命与俄国历史进程的关系，十月革命的发生根据和现实意义并不取决于“世界革命”的逻辑，而是归结于俄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既然十月革命在历史坐标上的定位发生了变化，那么，以十月革命为起点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定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世界革命”没有到来的情况下，俄国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可能具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历史发展方向、开创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功能，也不可能在社会形态意义上使很大程度上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的俄国一跃跨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列宁之所以用“过渡阶段”界定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既是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是表明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和领导这个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取向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这种“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的实践也可被看作社会主义实践，即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化实践，在这一实践领域，现代化是现实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因素则赋予这种现代化进程以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原来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总之，列宁晚年认识上和理论上的变化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十月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关键在于把握住列宁晚年思想的精神实质并结合实际理清其思想脉络，而不是拘泥于一些不同场合下发表的具体论述。否则，由于列宁晚年思想的不确定性和内在矛盾（理论形态上，列宁的思想尚处于从“世界革命”逻辑向客观历史逻辑回归的中途，他对20世纪历史运动本质的理解仍表现出明显的“世纪初”的认识局限），会使我们运用他的思想遗产时陷入逻辑的混乱。

      五．十月革命对20世纪世界历史的影响

    前文，我们主要从20世纪历史运动的本质和俄国革命的客观逻辑着眼，考察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方位和发生根据。但是，仅仅如此认识十月革命还是不够充分和全面的。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一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以一个比较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为客观历史使命的革命运动会对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十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要回答这个问题，仍然要把视角放在20世纪历史运动的本质性层面上，即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矛盾运动中寻求答案。对此，本文限于篇幅不拟展开论述，仅以如下简要概括作为全文的结语。

    世界意义的现代化是一个由点到面、从局部向全球梯次推进的历史过程，因早发而处于先进地位的国家、地区与因后起而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地区在发展程度、发展条件和发展途径上的差异和不平衡使世界现代化进程始终贯穿着向心力与离心力交织的矛盾运动。如果说，在现代化运动的早期阶段，先进国家得以用单向度的强制构建起现代殖民体系，“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1]，那么，随着现代文明的传播和民族自主意识的觉醒，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逐渐从被动地抗击外来入侵、消极地抵制现代文明走向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力图在现代化的竞争中取得主动权。这种现代化意义上的民族解放运动在20世纪的兴起，使世界现代化进程一度呈现出以反对和摆脱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为基本诉求的多向度运动的特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及其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对落后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发挥了超越国界的导向作用。“走俄国人的路”，曾经被一些落后国家的革命者和革命政党看作争取民族解放、追求非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有效途径，而且，这种“以俄为师”的实践确实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为这些国家争取到了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主义政治目标的条件。可见，十月革命的开创性功能实际表现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矛盾运动中，虽然十月革命的主观动机是“引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但其客观结果却是为东方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范例（至于这个范例本身是否成功，以及在20世纪世界体系结构中落后国家自主选择的客观限度另当别论）。十月革命世界意义的这种主客观转位，恰恰说明了20世纪历史运动的本质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特征。所以，只有当我们跳出已被实践证伪的“世界革命”理论逻辑的框框，才能真正理解十月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才能从俄国历史的特殊性中看到蕴含其中的落后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某种普遍性，也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才能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作出客观的定位，避免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估计——在这方面，“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已经提供了最深刻的教训。

(载《现代化扩展中的世界与中国》，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