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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论”倡导还是“空论”倡导?
 


作者:杨曾宪  
 
  据笔者观察,当代中国学者——尤以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为甚——存有一种“宏论”倡导的偏好,即念念不忘倡导建设一种“涵盖古今、包容中西”具有集“大成”性质的宏大文艺学或美学体系。在98年召开的“百年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上,便又有人在发言中提出要融合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美学的一切优点,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当时,我就提出这样的疑问:有没有可能融合川菜、鲁菜、粤菜、淮扬菜等菜系,再加上西方各种菜的优点,而调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大菜”?

  我的这段话在会上曾被人称为“大菜情结”,后来,有位先生还曾转述过,这说明不少人对此有共鸣。中华美学会开会有个好传统,就是给每位发言者都留出答辩时间。我当时是即席提问,“大菜”比喻是现抓的,发言者的答辩也并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依然是重复“应当”的理由。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却是有些年头了。关于是否可能“烹饪”出“古今交融、中西合璧”的“美学大菜”问题,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其理由在我的专著和文章中已经阐述过了(见《浅谈美学研究方法、学科定位及审美价值 ——兼向陆梅林、朱立元先生请教》《学术月刊》1998年5期)。这里只想就“宏论”倡导再说上几句,因为它本身便是很具“中国特色”的“学问”,而且继承者甚多。

  的确,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XX学”的倡导,即便减去文革十年,也有几十年了。如果有热心者作一下检索,肯定会发现,这样的论文几乎年年有。年年有,且不怕重复,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多有倡导者,少有建设者;或说明了虽有建设者,但实绩了了,不能令人满意。

  因此,每当我读到这样的文章时,总在想,这些倡导者有如此明确的方向,何不自己去躬行实践呢?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但十年二十年下去,总会有成果吧!如果因事关“宏论”,工程浩大,个人鼎力亦难完成,那就带领学生和弟子吧。以笔者所见,许多倡导者已是博导,只要发扬愚公精神,一代不行,两代,如此承继下去,也总该出成果了吧?遗憾的是,我们虽不时见到大部头的冠名“经典”的著作出版,但内里却并没有什么“宏论”,反倒“空论”不少。这便引起我的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一面热衷于“宏论”倡导,一面却在不断地将其变成“空论”倡导呢?

  从学术文化原因方面追溯,我想恐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源自儒家代“圣贤”立言的精神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课书传统,两者取向一致,结果便是人人都想集学问之“大成”,“大成”的标志就是建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XX学”。另一方面则是与中国学人缺少科学实证传统和判断力相关。由于缺少实证传统,使各种空洞的学问可以招摇过市;由于缺少科学判断力,则使我们误将人文学科视为科学,看不到所谓“宏论”设计本身的非科学性。这便从学理层面上,注定造成了中国当代学术的某种悲剧性命运。

  笔者学识浅薄,不知域外是否也有这样倡导学问的。不过,从年轻的“前学”、“后学”学者们忙不迭地翻译、绍介西方现当代理论的情况可以推断,人家是不会做这种无用功的。他们在建树新理论时,决不会想到要融合或包容进中国及东方的理论,也不会动辄提出“涵盖古今”的口号,因为他们自己的理论就是对前人的叛逆,怎么可能再去搞包容呢?也正因没有这种束缚的缘故吧,就在我们倡导“宏论”的几十年中,人家搞出多少新学说乃至新学科(包括专门研究怎样导向舆论的“传播学”与“舆论学”)啊!

  问题是,当这种“宏论”倡导与实践已成学界风气时,个人便很难置身度外了。本来,理论创新需要天才,即使某种“宏论”可以建立,也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我想,多数海外学者是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那里做一些很小的实证性学问。笔者2000年参加一次有中、日、韩学者出席的东方美学讨论会,日、韩学者大多是就东方美学的某一问题进行阐述,而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年轻学者几乎全都是站在宏观视角上对中国传统美学特征进行扫描、归纳、阐述,每个人都是中国传统美学代言者。显然,对中国学者来说,如果不进行的这种“宏观”探讨,就会让人瞧不起,就显得没学问。笔者曾对国内的旅游节庆的审美文化进行过研究,并得出一些很小的结论。结果有刊物退稿给我时,便声明本刊需要“宏观”研究的稿子,因此,只能“割爱”!

  但深入追究下去,我却发现,在某些宏论倡导背后,还是隐藏着明显的功利主义意图的。道理很简单,即便我们缺少科学判断力,即便学界普遍都有一种“宏论情结”,但搞学问总得实事求是吧!当一些“宏论”被几代人再三倡导依然难以实现时,某些学界“领袖人物”难道不该带头反思一下原因,或说明一下情况,以免后人重蹈覆辙吗?可现实告诉我们,恰恰是一些学界“泰斗”级的人物,很热衷于这种“宏论”倡导,季羡老便是一位。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型”,他倡导过;中国“古文论现代转换”,他也倡导过。关于前者,我已向季先生请教过(《文学自由谈》98年6期),此处只讨论后者。

  本来,象古文论的“古为今用”和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等等,都是老掉牙的课题了。但这次经季羡老一倡导,一呼吁,众多学人一呼应,据说还开过几次会,便顿时形成了学术热点。所谓“古文论现代转换”,倡导者说,是为了克服中国文论的“失语”症,而所谓“失语”,也不是指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沉寂,而是指中国文论家们所操作的理论批评“话语”都是西方的,没有中国自己的文论体系。没有的原因,并不是咱从来没有,而是当代批评界不能创造性地运用古文论。显然,这说来说去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是要让古文论“话语”在当代批评实践中获得理论生命的问题。但众多文章读下来,老问题又冒出来了:倡导者自己为什么不实践呢?既然大家都说传统文论话语有优势,为何自己不去应用呢?有位先生曾启发式地发问:“用‘风骨’、阳刚阴柔去评价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以及当代的小说创作又有什么不可呢?”这一问好生奇怪:西方各种文论武器都已畅通无阻地引进并付诸实践了,还有谁会对传统文论话语操作说“不”呢?但令人困惑的是,大家都在说“好箭”、“好箭”,却都是“引而不发”。

  原来,这是一次集体的“宏论倡导”运动:称赞“好箭”的学者是古文论家;他们是要让当代文论家去“操弓”。他们将“宏论”建设的希望托在年轻学人身上:“如果能以传统文论为基础,使当代文论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吸收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创造出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文论‘话语’,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一定会在世界文论讲坛上唱出中国的最强音”。恕我直言,这“最强音”是肯定“唱”不出来的,其原因我已有文章详述(《关于古文论“失语”“复语”问题的冷思考》《人文杂志》1999年5期)。就在那篇文章中,我还曾“将”了这些“宏论”倡导者一“军”:只要你们能有那么三、五人率先垂范,每年用古文论转化“话语”写出那么七、八篇漂亮的批评文章,让那些只会操作西方话语的评论家们集体“失”一次“语”,那么,中国文论“失语”问题就可圆满地解决了,向世界“唱出最强音”的中国当代文艺学体系就有可能建立了。

  但四五年过去了,热门话题已变冷了,而这样的文章还没出现。这次“倡导”运动便同样戛然而止了。不过,跟在季老先生身后,一大批“倡导”的学术文章发表了,一大批教授“著名”了。这“论”虽是“空”的,但“名”却是“实”的。这便使人不能不想到,原来这“宏论”倡导还是一条“终南捷径”!其实,学问深浅,彼此心照肚明,单说“立说立言”、“成家成派”就谈何容易,何况创什么“宏论”、集什么“大成”!再说了,即便能成“宏论”,几十年冷板凳坐下来,什么教授、博导的位置早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能耐得住寂寞呢?耐不住寂寞,还要出名、成名,有什么比这种“空论”倡导更有效、更便捷呢?

  于是,许多人便不约而同地站到学术导师的高度上,做起这种专事“倡导”的大文章来了。这种文章,材料现成,观点宏大,气势贯通,且随时可做,使每个人都可依赖它的支撑作大师状:别人成功了,帐记在自己名下;别人失败了,无损自己名声——如此左右逢源,如何不引人入胜呢?问题是每个人都想走这样的捷径,真正的学术高峰便无人愿意艰苦攀登了,恰恰使中国这样的学术大国,近几十年来,很少贡献出自己的“宏论”来。

  但愿这样的“宏论倡导”现象能结束于20世纪。这当然既需要学术规范和学术良心的倡导,亦需要对现有学术体制进行改革。倡导和改革成功的标志,就是今后象“古文论转换”这样的悲剧性课题不再会周期性地被人提起了,那些喜好“空论倡导”的教授开始做真学问了。我想,只要每个中国学者在21世纪都能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学问,而不是“倡导”人家去做“宏论”,中国的文艺学、美学或其它学术便会真正繁荣起来。繁荣起来的中国学术,本身就是世界的。否则,即使第一千零一次地宣布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又有什么意义呢?

(本文原载《文艺报》2000年11月14日)

 


最后编辑: 卓立  发布时间:2005-05-24 论文来源:智识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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