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某些沿海城市和地区的农民工相继提出增长工资的要求。由于这些地区依然把低工资作为“优越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的要求往往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无论从局部还是从全局角度讲，都是错误的；尽量提高沿海地区农民工工资，则是一项具有经济、金融、社会、政治多重效益的战略举措。现举其要端，简述如下：

从经济金融角度讲，这可扩大内需、缓解人民币增值压力。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沿海地区一直把外向型经济作为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火车头。上个世纪，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很低，这种战略是有效的。但今天，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如想继续做世界加工厂，“两头在外”，用外国人的钱赚外国人的钱，这买卖肯定是做不久的。由中国廉价劳动力所产生的比较经济优势，必将招致越来越严重的贸易摩擦，人民币必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实际上，中国目前巨大的外贸顺差、巨量的外汇储备已使外向型经济陷入某种困境中。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平均在１５％左右，而我国的７０００亿外汇储备如购买美国国债，其回报率只有４％左右。这其间的巨大利差，使我们每年隐性损失的外汇可达数百亿之巨。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则更可使巨量外汇在无形中“蒸发”。这意味着中国以能源、资源严重损耗为代价，支持外资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自己获利部分又遭到了国际资本的重复“剥削”；中国的比较优势并没使中国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必须改变盲目突出比较优势的做法，使中国东部经济尽快从“外向型”向“内外兼顾型”转轨。而全面提高东部农民工工资，就是实现这种“改变”或“转轨”的关键环节。据统计，全国约有１．２亿农民工，其中７０％约８千万在沿海地区。如每个农民工月工资在现有基础上增加１００元，全年便增加约１０００亿元。假设７０％农民工与外贸相关，静态估算（实际的经济运行绝不是静态的，增加的工资未必反映到价格上），这可能使外销产品总价格增加近９０亿美元，从而减少近９０亿美元的顺差。与此同时，农民工增收的１０００亿元，即便有１／２储蓄，５００亿元滚动消费所拉动的内需也将达到２０００亿元（设乘数效用为４）。假设其中１／３的消费属原外销产品，则又可减少出口约７００亿元，近９０亿美元。两项累计，为１８０亿美元，占２００５年预计贸易顺差７００亿或１０００亿美元的１／４或１／５。当然，这仅仅是估算，但即便能因此减少１００亿美元，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将大大减轻。

从社会政治角度讲，这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真正突破口。必须看到，“三农”问题在农村，但解决问题的有效“钥匙”在城市、在实现农民工的“城市化”。脱离中国实际，把这个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城乡户籍二元结构”，其认识是极其肤浅有害的。在拉美国家，农民“城居化”了，但城市贫民窟化了。因此，关键问题不是让不让农民进城，而是要让已进城的农民能在城市中体面地生存，并最终安居于城市。这不是户籍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如果农民工工资只能维持其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且动辄十年、二十年不变的话，他们最终便只能回乡养老。这样，不仅农村总人口难以减少、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任何努力都将归于无效，而且，还会给中国城乡社会埋下巨大的隐患。反之，如果农民工工资能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其工资逐步可以满足其“家庭城市化”的需求，那么，１亿多农民真正融化于城市，就可转移近３亿农村人口。如果这一目标实现，再加上乡镇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三农”问题就真正破题了。中国农民绝对人数不减少，新农村建设是很难全面推进的。因此，提高农民工工资问题，绝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抓住解决“三农”问题“牛鼻子”的政治问题。

当然，在中国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受市场制约，短期内是难以大幅度提高的。但各级政府在农民工工资问题上，却必须从大局出发，一面加大保护农民工利益的措施，一面支持农民工依法与资方谈判，合理提升工资。那种刻意打压农民工工资的地方土政策，必须废止；残酷压榨农民工的血汗工厂、吸血老板，必须依法制裁。

那么，这种保护并提升农民工工资的做法会不会影响我们吸引外资呢？我想是不会的。发达国家工人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十倍或几十倍，农民工涨这点工资，根本不影响外资利润。如果说这会影响某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的话，那么，它恰恰有利于国家实施宏观的经济调控战略——促使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国家应出台强制性的最低工资标准，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拉开。只有提高东部劳动力成本，才会凸现中西部的比较投资优势，加快中西部的发展。所以，增加东部农民工工资，也是缩小东、西、中差距的战略举措。“一石三鸟”，这就是最后“一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