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论”究竟是不是实用主义？

“猫论”最早见诸文献的是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文中。原文是：“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ii]后来流行的“猫论”，“猫”的颜色虽有所改变，但它所表达的实质内容并没改变。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猫论”来自四川民谚，凝聚着民间大众的哲学智慧。文革中它曾作为小平同志的“反动”言论受到批判，批判的结果却使“猫论”不径而走，变成全国人民的智慧武器。这表明，“猫论”是有它的道理的，而且这个道理是凭经验就可接受并颠扑不破的。试想，当我们为捉老鼠而养猫的时候，难道能养哪些捉不到老鼠的懒猫、甚至与老鼠伉瀣一气，专偷自家东西的奸猫吗？显然不会的。但为什么“猫论”在理论上却难以被接纳呢?根源就在于西方有个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有个“臭名昭著”的“有用就是真理”的真理论。不少同志私下里或在公开文章中，往往凭直觉便将“猫论”视同为实用主义变种,认为“它完全可以看作‘有用就是真理'的另一种说法”[iii]。这恰恰使我们对“猫论”本身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在实践中贯彻“猫论”，承认它的合理性，在理论上却避“猫论”唯恐不远。那么，“猫论”究竟是否是实用主义呢？这是我们首先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实用主义是西方现代哲学的重要派别，其代表人物和观点庞杂。我们通常批判的所谓“有用就是真理”，主要是早期某些代表人物（如詹姆斯）的真理论。哲学真理论有着丰富的内容，回避真理有用性的纯知识论的真理论当然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的意义就在于指导实践。但真理的有用性与有用是真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实用主义真理论，就其否定科学真理客观性而言，其谬误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也为西方许多哲学家所否定。因为事实明显地摆在那里，科学真理不一定都有用，有用的也不一定是科学真理。任何生命都是要结束的，人也总是要死的，这是科学真理；某些疑难病在医学没能攻克之前，一旦患上就等于死亡，同样是一种科学真理。譬如有一种“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遗传疾病，现代医学研究证明患者将不能活过18岁。试问，这些科学真理，对于人们，尤其是对当事者来说有什么用呢？而反之，各种宗教对其信徒来说，显然是非常“有用”的；但宗教显然不是科学真理。

 实际上，当实用主义把科学真理建立在“有用”的基础上的时候，也就彻底否定了科学真理的“有用”价值。因为科学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就在于它所揭示的事物本质和规律，既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以人们的切身利益为转移，具有客观性特征。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科学真理不符合个体或群体利益，人类也要承认和接受，否则便会受到真理的严峻惩罚。正是在这样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科学真理才能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一”推动力。假如科学真理也随人们的利益需求而转移、假如任何人都能把满足其欲求的东西称为科学真理的话，那么，这种既不能被复验或证伪、亦不具操作性的所谓“真理”，只能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灾难，象***功之类的歪理邪说所造成的社会悲剧就是晚近的例证。这一事例说明，对实用主义真理论仍需进行批判。

 但“猫论”却不能归于实用主义。这不仅因为“猫论”中没有涉及科学真理概念，而且因为“猫论”的客观语义结构使其无法指向真理论。诚然，根据符号学原理，“猫”作为一种喻体，其喻义或所指是可以有多种解释的，这便不能限制人们硬将其理解为“真理”，并将“猫论”解释为实用主义。问题是这种解释不符合“猫论”的语义结构，是牵强附会的。我们知道，真理论，从属于认识论，它涉及“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关系，包含“反映—符合”、“建构—符合”等等认识论内容。而在“猫论”中，真正的主体“养猫人”被悬置在外，“猫”与“老鼠”只是一种作为客体“工具” 、“手段”与主体（“养猫人”）“目的”、“目标”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主—客”认识关系，因此，它明显地不属于真理论，而属于价值论。其实，“猫论”的价值论特征是很突出的，因为严格地表述，所谓“猫论”应当是“好猫论”；而“好、坏”不正属于价值论范畴吗？

问题是，由于认识论传统渊源流长，更由于价值论研究的长期缺位，由此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使那些否认“猫论”是实用主义的同志，也往往将“猫论”纳入认识论框架中阐释。譬如有同志认为：捉老鼠是由猫的生活习性决定的功能，是带有生物学意义的本质性认识，因此，“猫论”主词中所包含的判断（“能捉老鼠”）是一个对猫的功能之事实（认识）判断，它对谓词之价值判断（好坏）起着决定作用，即对“能捉老鼠”是不是、真不真的回答决定着对此猫好不好的鉴别。[iv]经过如此认识论的解读，“猫论”已变得毫无意义了：既然猫的习性是能捉老鼠的，那还有什么“好、坏猫”之分呢！这些同志不理解，“猫论”的前提，就是承认有不会捉老鼠的猫，而这恰恰是合乎生物学规律的。生物学告诉我们，动物的习性有先天遗传决定因素，也有后天适用环境习成因素，还有个体差异因素。现实中确有不会或不愿捉老鼠的猫，而随着猫的生活环境的改变，不会捉老鼠的猫将越来越多。假如所有的猫都会捉老鼠，便不会有“猫论”的民谚产生了。因此，有的同志将“猫论”称为“一种正确的手段价值观”，应当说是不错的[v]，只是并不全面。

“猫论”的价值论阐释

 从价值论角度阐释“猫论”，我们会发现其内含的哲学智慧是颇为丰富的，它不同于“有用就是真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而是包含着许多价值论原理。在目前价值论研究相对滞后、人们对价值论原理较为陌生的情况下，对“猫论”的解读恰恰可以成为普及价值论的一个切入点。

其一，“猫论”含有对价值[vi]本质的基本规定，即“效用就是价值”。如果将此理解为“实用主义”价值论（不是价值真理论）的话，那么，这正是效用价值的本质：任何价值都是指向特定目的的。但“猫论”中的这种客体（“猫”）价值并不是直白地说出来的，而是通过形象地效用肯定（“捉老鼠”）表述出来的。“猫论”虽然也适用于对消费性客体的价值规定——不管什么食物，只要能添饱肚子就是好食物——但其主要指向还是工具性客体的效用价值。对于这种客体的效用价值来说，其目的性更为重要；离开目的性而将工具或手段本身视为目的，为“养猫”而“养猫”，“猫”便因异化而失去真实的效用价值。

 其二，“猫论”中含有价值认识评价原理。“猫论”确有认识论意义，但它并不是科学反映认识，而是价值评价认识。价值认识区别于科学认识的，是它的出发点不是客体固有属性，而是主体需求目的，其主旨不是反映客体固有属性，而是用主体尺度评价判断客体属性的“合目的”性。譬如对“猫”的评价，当“养猫人”以“捉老鼠”为目的话，便只能以此为尺度进行评价，而不能用其它的尺度，诸如“猫”的颜色等等；只要不能“捉老鼠”的“猫”，就不是“好猫”，其颜色无论是“黄”、“黑”“白”，都是没有价值意义的。当然，如果“养猫人”的目的就是观赏，那么，能否“捉老鼠”便不再具有价值意义了。

 其三，“猫论”中含有价值实践论原理。人类的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实践既是认识的源泉又是检验认识的途径；还有价值论意义——实践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在检验价值。客体的功能属性是否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目的，是否具有真实的价值，仅靠理性评价认识往往是靠不住的，必须通过价值实践检验。在“猫论”中，“猫”的效用价值就是通过“捉老鼠”实践检验出来的，哪些能“捉住老鼠”的“猫”才是“好猫”。实践是检验客体价值的最有效途径，对“养猫人”来说，也是减少无谓争论、统一认识的最有效方法。[vii]

“猫论”所包含的这些价值论智慧，看似粗鄙浅显，实则哲理丰富，且通俗管用。许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荒唐事，追寻下去，大都是违反“猫论”原则造成的。譬如选拔人才，一看“文凭”、二靠“伯乐”便是典型一例。结果假文凭泛滥，“跑官”“卖官”成风，真正人才却难以破土而出。其实，只要贯彻“猫论”，这个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海尔集团的“赛马不相马”可以说就是“猫论”的人才论延伸。改革开放中各地都有用“猫论”智慧所创造的新鲜经验，“猫论”对于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的催化作用功不可没，我们岂能用一顶“实用主义”帽子将它扼杀！

“猫论”不能直接纳入邓小平理论之中

“猫论”有如此丰富的内涵，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直接纳入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去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猫论”来自民谚，所含的朴素形态的价值论思想，只是价值论中的普遍原理，不能构成小平理论的本质内容；小平同志只是援用“猫论”来阐述其生产力理论，并不是从哲学角度阐释论述“猫论”。因此，“猫论”并不是小平理论的构成部分，这是客观事实。但笔者反对将“猫论”纳入小平理论，其主要动机还不在于对小平理论的科学规范，而是要避免由此产生的负面效用。如果“猫论”属于一般的科学理论范畴，那么，它作为民间智慧或基础原理被高层次的经典理论所吸纳是很寻常的事，如象“知道梨子滋味要吃梨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之类，我们便没有必要如此认真地界划了，因为这并不会产生负面效应。譬如小偷们便不会拿“皮匠论”来为其偷窃行为作辩护，尽管他们在实践着这个道理。但“猫论”则不同了，尽管肯定“猫论”并不等于肯定“养猫人”的具体价值取向，却难免有人会用它来为自己的价值实践辩护，甚至作为背逆小平理论所体现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理由。这便涉及到“猫论”作为的价值论原理的一些局限性了。

首先，由于价值现象与价值本质之间同样存在矛盾，主体在进行价值选择判断的同时，也有一个对其本质的认识把握问题，以防止受惑于表像上的“有用”或“有害”。１９５８年曾把麻雀与老鼠并列为“四害”人人喊打，就是对麻雀价值判断的失误。这便关系到价值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学界对价值真理概念曾有争议，笔者认为，既然存在价值认识，必然存在价值真理，那些对客体属性本质上符合主体利益的价值事实的认识，就是价值真理，反之，则是价值谬误。那些被确认为价值真理的价值肯定对主体“有用”，但对主体“有用”的价值却不一定是价值真理。譬如，吸烟给人以快感，这是烟草的效用价值，但这只是烟草的价值表像；“吸烟有害健康”才是本质，才是对烟草的价值真理认识。在前文中，我之所以特别强调“科学真理”概念，就是要区别于价值真理。价值真理不同于科学真理，就在于它有着明确的指向性，不同的价值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真理。农民运动“好得很”，对农民来说是价值真理；农民运动“糟得很”，对土豪来说也是价值真理。尽管如此，对于既定价值主体来说，价值真理却是唯一的，不以认识主体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猫论”只强调一般价值，没涉及价值真理论，这是它的局限之一。

其次，由于任何价值都是相对特定利益主体而存在，主体利益的对立必然导致价值取向的对立，对一些主体来说是价值的存在，对另一些主体则可能是负价值存在。因此，“猫论”可以被任何主体所利用，它所确定的“好猫”或“善”也完全是相对的。当“养猫人”“捉老鼠”的动机就是恶的话，譬如盗贼，他为此而选择的任何“猫”（手段、工具）都是恶的，而且，“猫”越高明其社会效果越恶。实际上，有时“养猫人”从良好的“捉老鼠”动机出发，“猫”同样可能因侵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而产生负面价值效用。譬如，生产化肥的过程污染了环境，这时“猫”的效果便是有害的。正由于诸多主体价值利益彼此矛盾冲突，因此，人类社会中的各个群体或“养猫人”之间都要制定相应的价值规范，规定“猫捉老鼠”的游戏法则。除去在特殊的历史环境——譬如革命，否定旧的游戏规则，建立新的游戏规则——外，不顾游戏规则的价值索取，必将影响到其他价值主体的利益，导出恶的结局。“猫论”只强调手段与效果的合目的性，没有涉及“养猫人”手段与效果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即没涉及价值规范论，这是它的局限之二。

 最后，由于人类的价值都是系统存在并随着主体所处生存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任何价值性质的确定都离不开主客体特定的共存环境，因此，在确定客体价值时，必须考虑客观的生存或历史环境。老鼠是否为害，往往并不取决于老鼠的生物习性，而取决于它与人类所处的环境，有时，在某些生态环境中，它还是人类的珍宝呢！同样，在水资源稀缺的地区，水是珍贵的价值存在，但在水资源丰富甚至水患成灾的地区，水却是可怕的负价值存在。所谓对价值的真理性认识，是包括价值环境因素在内的；任何价值真理都是具体的，总是受制于特定价值环境的。“猫论”没有涉及价值环境论，这是它的局限之三。

 从如上所论中可以得知，价值论本身是一个理论系统，个别价值原理离不开价值理论的系统框架。正是从这个角度讲，“猫论”在价值论中的合理性是有条件的。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我们当然不能使“猫论”成为那些违法犯罪者的说词。否则，哪些不择手段地贪污行贿、偷税漏税、造假贩毒的人，哪些不计后果地滥捕滥伐、竭泽而渔、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人，都可以用“猫论”为自己开脱了。现在社会上流行的“鼠论”（“不被猫捉住的老鼠是好老鼠”），不就是在用翻版“猫论”为某些丑行开拓罪责吗！因此，邓小平理论作为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价值理论，当然不能笼统接纳“猫论”了。

小平同志“猫论”的特定内涵

 现在我们便返回头来讨论“猫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既然一般的“猫论”不能纳入小平理论，那么，是否小平理论与“猫论”完全无关呢？笔者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实际上，小平同志的“猫论”，作为小平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已在反对极左路线、促进思想解放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问题的关键，是小平同志的“猫论”有其特殊历史背景和特指理论内涵，需要我们科学地概括总结。

 要准确地理解小平同志的“猫论”及其重大理论意义，我们必须将其放回到极左思想路线猖獗、社会主义被扭曲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的真理体系，但同时，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来说，它也是社会价值真理体系。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合规律、合目的”的社会实践过程：所谓“合规律”，就是变革旧生产关系使之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谓“合目的”，就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用小平同志的话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viii]显然，当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后，马克思主义首先应当是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社会实践的价值真理论体系。既往人们在对中国改革前三十年历史教训进行反思时，总感到困惑，为什么那些违反社会发展规律、严重破坏生产力的极左错误，屡纠屡犯、屡禁不止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思想理论角度分析，则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在理论和实践中的缺位相关。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自认为是革命真理和客观规律的代表，把不断革命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偏离了社会主义的真实价值目标。这样，一旦极左的“假大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碰壁时，便无法被价值真理体系所及时纠正。而“四人帮”之类反革命集团，更是借“革命”以售其奸，为实现个人野心，不惜牺牲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率领一大批不会“捉老鼠”的“猫”，在那里专斗“捉老鼠”的“猫”。斗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严重倒退，最终，在所谓“穷过渡”中，一步步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对价值真理认识和实践有时要比对科学真理来得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因为对科学真理的无知，只能延迟文明进步，但对价值真理的歪曲，则可能遮蔽科学真理，扭曲实践方向，最终付出个体或民族命运的代价。大跃进和文革的教训就是典型例证。在这类情况下，要做到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个认识能力问题，而是一个价值立场问题，要有置个人利益于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献身精神。小平同志便以这种精神，力挽狂澜，拨乱反正，使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重新崛起在东方。那么，他是用什么振聋发聩的理论武器使全党觉悟将群众唤醒，把极左路线埋葬呢？说来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二句话。一句是“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这是恢复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此，人们已经理解和认识得很透彻了。而另一句就是“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这就是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论。对此，人们似乎理解的过于简单。实际上，恰恰是这后一句话，从价值论出发，将极左路线的反社会主义本质暴露无遗：“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ix]一旦全党的立场都统一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价值目标上来，极左那一套自然便失去了市场。因此，如果说要概括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的话，我认为，就在于他将价值论全面引入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真理论体系，实现了科学真理论与价值真理论的统一。

小平同志的“猫论”，便是人们对小平同志一贯坚持的以生产力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真理论的概括。60年代，在小平同志最初引用“猫论”时，他所表达的意思便很明确：“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显然，小平同志在这里是借“猫论”阐述其生产力论的观点，而服务于这一观点的“猫论”，已经具有了价值真理的品格。因为站在确定的“养猫人”——人民群众立场上，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即“发展生产力”这只“老鼠”，是符合群众也是符合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x]因此，确定生产关系实现形式时，即选择怎样的“猫”，必须要考虑客观的环境条件，以实现“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小平同志虽然没有再援用“猫论”，但他却进一步完善了这一价值真理论思想。

 首先，小平同志更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xi]这“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对生产力标准的完整表述，其核心，仍然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正是在这样的标准指导下，我们避开了姓“社”姓“资”争论，加大了开放的力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促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其次，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这就为各项实践活动提出了社会主义价值规范要求。特别是在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条件下，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规范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抵制各种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鼠论”，才能确保多元价值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社会安定，确保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方向不动摇。最后，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的观点，强调立足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现实去选择价值手段、确定阶段性价值目标。实践证明，根据这一观点所制定的方略，无论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还是东、西部分步发展的战略，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有序推进，防止冒进思潮，都有着重要意义，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

真理是朴实的，正如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真理。”[xii]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真理论思想，虽然没有深奥的表述，但却自成体系，并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具有极强理论指导价值。今天，面向新的世纪，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形势下，要继续坚持从实际出发，确定正确的价值目标，要坚决防止各种浮夸冒进之风和形式主义滋生蔓延，便更迫切需要小平同志价值真理论的指导；而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研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作为引玉之砖，只是破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