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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想不必否认，目前文艺评论中的“读不懂”问题的确存在，而且颇为严重。但是要知道，“读不懂”作为个人的经验判断总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即使你自称精通现代科学与文艺学，你自己读不懂也不能推断别人也读不懂；即使你的若干同行都为“读不懂”而头痛而共鸣，也不能推断你们之外的人都读不懂。如果借用新名词来说，在这里的“读不懂” 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证实或“证伪”的“模糊判断”；主体知解力能否普遍把握理论客体，也是一种“测不准”关系，如此等等。许多围绕“读不懂”的争论之所以深入不下去，症结就在于此。

    不过，我认为重要的问题倒不在于承不承认“读不懂”的事实存在，而在于如何看待“读不懂”问题，在于探寻和解释“读不懂”现象产生的原因。

    所谓“读不懂”，表面上是符号“危机”的一种表现。符号，作为人类社会交际、思想传达、情感沟通的文化工具，它应当是“路标、绿洲和跳板。”(C.W. 莫里斯：《开放的自我》)因此，约定性或规范化是文化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的命脉所系。只有符号运用时语义明确、语构规范、并与接受者的符号系统相对应，符号才能发挥它的语用效果，符号才具有生命。而没有语用效果的符号，即“读不懂”的符号，就象红灯、陷阱、悬崖，阻绝了人类情感或意义传达之通道，必使符号自身陷入危机之中。具体分析起来，造成读不懂的原因或情况是多种多样的，结合目前文学评论文章“读不懂”的现实，我认为大致有如下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A)，是操作者与接受者所使用的符号系统不同、不一致所造成的“读不懂”。比如当科学家把普通语言系统提升为专家语言系统，或当科学革命扬弃旧的科学符号系统创立新的科学符号系统时，通晓普通语言或旧的科学符号系统的人便会面临一个读不懂的问题。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借鉴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最新成果，试图运用新的文艺学美学科学概念或符号，构建新的科学文艺学或美学体系，他们的一些科研成果一时为人们“读不懂”便属于这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B)的“读不懂”则纯属语义学问题，也就是由于符号操作者本身对符号内涵理解不准确、或规定不确定，从而使接受者对同一指号( 即所谓“能指”)所传达的意义(所谓“所指”)产生错解或难以理解所造成的。就象路标方向错置，路人南辕北辙那样，概念运用不规范、语义不确定，是科学著作大忌。目前一些运用新方法、表述新观点的文章因新术语运用欠妥而造成的“读不懂”便属于这种情况。

    最后一种情况(C)的“读不懂”问题则是由于无视符号通则而造成的。近年文坛上确实冒出了少数“造词”、“造句”英雄，他们置起码的语义、语构法则于不顾，随心所欲地制造、借用、操作各种符号，随心所欲地炮制让人一眼望不见句逗的长句。最令人头痛最激起人们反感的“读不懂”多属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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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这三种“读不懂”的情况显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其中，情况C由于格外刺目、格外“出格”，因此，很多批评“读不懂”的言论都首先立据于此，这并不奇怪。比如，有论者从一篇论诗的文章中便捡出“伪饰性”、“自欺性”、“自足性”、“内折性”、“收敛性”、“空间性”、“高敏性”、“亲近性”、“约束性”、“非约束性”、“活性”、“共生性”、“有力性”、“无力性”等诸多由“性”构成的术语。这些术语的随意性、非“法”(构词法)性很难说包含着怎样深奥的哲理。有一篇挖苦这种现象的小品文，故意堆砌这样句式：“我常常痛苦地呕心沥血地反思这样一个关系到我未来生存方式的至关重大的失误：缘何未能成功地及时向业已成为我爱的偶像的你淋漓尽致地多层次多侧面地揭示和披露早以潜藏于我深层意识中的爱的信息。也许我是在自觉地虔诚地有意回避马太效应可能对我的不幸干预和报应，抑或原本就是为了竭力避免陈陈相因沿用习见的手段--让书信作为传递爱的积淀的载体”。(转引自《中国青年报》1987年9 月6日)对于这种假深沉、真卖弄的文风理应批评。但问题是，这仅仅是“读不懂”的现象之一，并不能涵盖情况A、情况B。而有的批评文章却忽视了这一点，仅仅立据于情况C，便将整个“读不懂”归结于学风问题，将文学方法、文学观念的变革也一古脑加以否定，仿佛所谓新方法、新观念、新概念等等只是某些故意制造的“名词大轰炸”，结论显然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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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这种符号“危机”的产生有其更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尽管我们未必同意把人的本质定义为符号动物，但符号现象的确与社会变革文化演进有着深刻的对应关系，符号问题总是伴随着社会变革困扰着人们，这些却都是历史的事实。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莫里斯在《开放的自我》一书中所说：“符号研究兴趣最高时期是在普遍进行社会变革的时期这一点是有启发的，如孔子时期，或希腊衰落时期，或在工商业中产阶级兴起前欧洲中世纪封建结构衰退的几百年间，就是这样的时期。在这些时期，人们所借以生活在一起的符号开始丧失它们的明晰性和说服力，而适合于改变了的社会的新符号还没有产生。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再是轻易的联系，因为新出现的意义同旧的意义相抵触。语言归于无效，文化象征成了问题，因为这些都不复能够认为是当然的东西。当符号不再好好为人服务的时候，人就有意识地注意起符号来，正象他们胃痛时注意饮食一样。”无怪乎近来不时有文章提及“五四”新名词、新概念涌入问题，无论论者褒贬如何，这倒正应了莫里斯的论断：符号“危机”是真正社会变革的表征。反过来，“文革”期间新口号一大串，本质上却是封建纲常礼教的现代拷贝。

    明乎此，我们对文艺评论界的“新名词大轰炸”即符号“危机”的现象就会见怪不怪了。假如我们的评论语言在文化闭塞数十载后，能依然适应于当前社会开放改革的大趋势，那反倒是一件怪事了。因此，对“读不懂”的问题应取慎重、宽容态度，不宜武断否定。笔者便曾读到过这样一篇文章，论者用颇带揶揄的口吻陈述了他如何在被“新名词”唬住之后，终于识破了所谓“新名词”仍是“旧概念”的经验。比如“信息”就是“消息”、“反馈”就是“反应”、“场”就是“环境”等等。其实，并不这么简单。就说“信息”、“反馈”、“场”吧，这些科学概念不仅有它们的现代性，而且有它们的不可替代性。“信息”在现代哲学体系中，几乎是带有本体论意义的范畴，与物质、运动“同格”，自是“消息”不能替换的，尽管其内涵有相通处；“反馈”作为控制论概念，含有随机调整的意义，与“反应”自不可同日而语；“场”作为物理学概念，含有张力因素在内，亦不能与“环境”同义互换。这里不妨就以“场”为例。很多人对所谓“文化场”、“审美场”、“心理场”是持质疑态度的。这几个概念本身是否准确可以探讨。但有一些审美现象用“场”解释最佳却是事实。比如，电视出现后，话剧等剧场艺术是否就失去生命力？现在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就在于剧场是一个“文化场”、“审美场”、“心理场”，在剧场中观众所体验的文化氛围和情绪张力是产生强烈审美愉悦的重要因素，而这是电视永远不能相比的。一个新概念其所以能准确解释一种复杂艺术现象，就在于它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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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正由于新概念、新名词是与新观念、新方法联系在一起的，对它们从认识、理解到熟练操作需要一个艰巨地学习、分析、实践过程。这样，当一些同志出于迅速更新观念推进文学评论发展的良好动机，但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急于更换并识别操作新符号时，便难免会落入“符号的陷阱”，这就造成了情况B的大量存在。符号学认为，任何符号都具有两重性，既是它自身，又代表着与它自身不同质的另一事物；符号本身即“指符”、“能指”与符号代表对象即“被指”、“所指”之间永远处于两元对立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武断任意的，只有在特定“场所”(比如词语在语境中，科学概念在科学规范中)它们的关系才是确定的。这样，由于思维定势的惯性作用，人们往往按传统的语义去想当然地理解把握新的概念和术语，忽视了它们固有的科学规范或语义规定，从而使新名词新概念与其所负荷的新观念和所要传达的新理论处于游离状态，新的符号成了阅读和理解的障碍，这便造成了对理论本体错解误解的陷阱。就通常情况说来，只要假以时日，随着新理论、新科学的日渐普及，新术语新概念运用的日益规范，符号危机会自动缓解的。比如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象“信息”、“层次”、“机制”、“思维定势”、“价值定向”、“期待水平”等等新概念，已经成为常用术语，不再构成阅读理解障碍而且给文学评论文章带来了不少新鲜活力。

    但就我们的实际情况来看，问题却决非如此简单。近年来，在一些运用新学科、新方法研究文学取得突出成就的学者那里，符号运用随意性问题也大量存在。概念不确定，各陷于对方符号陷阱而不自觉的情景都时有发生。或“关公战秦琼”，或激战“三岔口”，以致双方或几方剑拔弩张地打了半天，还并不确切知道对手究竟讲了些什么。这类“读不懂”目前并未随新科学、新理论的普及而呈现自动消失的趋势，因此，更需要我们关注。

    有人将B类“读不懂”皆归咎于西方现代哲学和艺术理论，这只是表面看问题。诚然，西方现代哲学和艺术理论是某些新理论、新方法借鉴的蓝本，也是某些新名词、新术语之源薮，但却决不是B类“读不懂”之根源。大家知道，西方学术界由于其科学逻辑构成传统的制约，他们的学术著作历来忌讳术语含混逻辑混乱，可能有行文艰涩造成的“读不懂”，却不会大面积存在因语义混乱而产生的“读不懂”。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和艺术理论派别，象分析主义哲学或形式主义批评，则更为重视对符号的解析、对语义的分析、对概念或核心术语加以解释和规定。这从胡塞尔或海德格尔等人的著述中都是很容易找到例证的。这样，即使对他们学术观点持异议的人，也不难“验明正身”而不至于出现摸黑混战的局面。

    可见，问题的症结还得从我们自身上寻找。一些中青年学者力图革新文学观念，推动文艺学科科学化进程时，他们自己的“科学思维”方式却还并非科学。由于中国传统经验式理论思维模式的影响，在学术文章中不讲逻辑起点、不重概念分析、定义自我循环的情况太多了。这样，一旦他们试图操作运用新符号新术语，传达表述新概念新理论时，这种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便暴露无余，与其良好主观意图相反，客观上造成并加剧了B类“读不懂”情况的存在。我想，当我们大谈方法更新时，当我们不断搬运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现象学、语义学等等新学科理论原则时，自身首先学习一下西方科学逻辑传统和思维方式，在自己的文章中实践一下语义分析、概念确定等等普通的科学逻辑规范原则，这也应该是文学观念方法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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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当B类情况即语义问题和概念科学规范问题都解决之后，“读不懂”是否就不存在或者说一切理论文章就都那么容易读懂了呢？事情不那么简单，如果我们真正承认文艺理论或批评是科学的话，那么，就应当允许让专家运用自己的科学概念按照规范的科学逻辑去建构独特的理论体系，就应当允许这类理论只有少数知音读得懂。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文学理论著述，重于经验性描述，言简意赅、言近旨远，在描述审美经验时也有其奇效，但对文艺本质规律的科学把握上却总有捉襟见肘之感。因此，在当代文艺观念方法变革的大潮中，能涌现出几位文艺理论大家，试验探索，加以科学总结，我认为也是好事正常事，也是文坛充满生机的表征。

这个观点可能受到质疑。前不久便有同志举过这样一个例子：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专著《语言问题》，全书完全用“京腔”口语，内容却涉及到从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到符号学、信息论、控制论等等。论者从这个例子中所要导出的结论是很清楚的，科学著述未必需要艰深的专门概念，或新名词、新术语之类。对此我认为需要分析。一方面要看到，用寻常的语言难以建构起科学体系，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赵元任先生那本《语言问题》只是学术讲稿，而并非建构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的奠基论著。另一方面，任何艰深的理论体系，只要是真正的科学系统，都可以或者应当可以由普通语言转述出来，使其基本原理为一般人所了解和接受。如果说科学的符号系统是只有专家才能识别的“白色系统”，那么，这种通俗化过程，就是所谓“灰化”过程，就是将专家系统转化为普通人也能识别的“灰色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当倡导鼓励专家写通俗的学术著作，如赵元任先生的《语言问题》，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在目前的文艺理论界，这样的论著文章实在是太少了。但问题是，这种力求让一般读者读懂的通俗化工作，只能放在科学系统建立之后而不能取代科学系统建立本身。有了《资本论》三卷煌煌巨著，才有可能对工人宣讲通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如果只强调通俗化，以工人能否读懂为理论建构准绳，那么，《资本论》便根本不能诞生。明呼此，我们便会对情况A取宽容态度，不会用“读不懂”作为随意绞杀理论探索创新的绳索了。

         原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