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动态》1999年第6期
《人民日报》记者访谈
记者：您在学术研究方面有着比较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引起了哲学界与经济学界的关注，能简单地介绍一下您的研究成果吗？
张：我的研究集中在两个领域：历史哲学和经济哲学。从80年代中对汤因比历史哲学的研究，到90年代初对历史转折论的研究，基本方向是历史哲学方面。代表作有博士论文《历史转折论；一种实践主体发展哲学的思考》。这是一部以“历史闪光期”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哲学著作。我所做的工作可以归结为六点：第一，提出了历史转折论这一研究课题；第二，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人类对历史转折的历史认识态度，尽可能从历史的回忆中让传统认识的价值得到苏醒；第三，揭示了历史转折的社会发展寓意，对历史转折范畴、历史转折意识作了探索性界定与诠释；第四，提出了唯物史观实质乃是“实践——转变”的观点；第五，对历史转折的相关认识论范畴作了考察，如历史转折与世界历史、交往、传统、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关系；第六，提出了20世纪的意义——伟大的理性化社会转型的思想，并就社会转型范畴作了探索性的哲学思考。
记者：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社会主义建设也进入历史转折点，您将研究视角投向历史转折时期，具有怎样的实践意义？
张：历史转折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点，它对理解我国体制转换的时代内涵很有现实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我们构造新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念。在看待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过去我们有理解上的偏误，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进化的产物，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历史的演化创新，历史无须任何形式的转折。结果，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就不再是人的实践变革问题，而是一个先验模式的设定和实施问题。对历史转折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新的发展观念：（1）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个自身具有自动调节机制的协调体系，但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必须依靠历史主体能动地运作体制，并使它处在一个不断演化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因此，适时自觉地进行历史转折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推动作用。（2）社会形态的转折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而社会体制与结构的转换周期，却随着世界范围交往空间的扩大和信息传递的加快，尤其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得相对短促。因而，适时抓住历史转折的机遇，自觉架构变革过程，是社会主义由初级阶段向发达阶段发展的必要“节奏”。
其次，历史转折论的研究有利于加强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快速转型的理论指导。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为确保这一历史变革的成功，必须以正确的变革观、发展观和转型或转折理论为指导，通过对历史转折客观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准确把握社会变革的主体、目标、价值和方位。还可以通过历史转折期内社会行为主体的情感、意志、情绪、信念、价值观念、心理层面等变化状态的特征分析，为社会提供有利于稳定、健康和良性转型的政策导向，即提供经济增长、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
记者：历史转折时期被您喻为历史过程含金量最多的地方，而且人类历史的每次重大提升都存在于这一时期，但以往对转折问题研究却非常薄弱，请您谈谈这一反差的原因。
张：我认为历史转折期之所以是历史闪光期，主要是因为：历史转折表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已进入生产力质向飞跃的关键时刻；历史转折就人类精神文化革故鼎新而言，意味着人类的诗性智慧进入高峰期创造的特殊时期；历史转折乃是人性、人的本质的提升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它最能凸现实践主体自觉创造历史活动的本质。社会矛盾运动愈为激烈，真理显示的深度愈加清晰，真理能够在实践中愈能得到检验和认同。学者们对历史闪光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其原因主要是：（1）思想家们认知历史发展的范式始终没有摆脱一种传统历史哲学的影响：崇奉历史的计划、历史的目标、历史必然性法则和历史总体性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历史转折这一非常时期进行个案分析的必要性。（2）历史转折的价值和意义也往往被真实社会中的具体事件所遮盖，被种种感性迷雾如变革的“破坏性”、“破碎性”、“流失感”、“失落感”等等所笼罩，这就客观上为思想家们自觉提出并系统研究这一课题带来了一定难度。事实上，这一问题也能反映出我们对历史变革认识的轨迹和态度。古代社会，人们往往把兵荒马乱、分崩瓦解的社会现象理解为历史的灾变，似乎用“神力”或“命运”的观念就可以加以说明。近代社会，人们更多地看到区域性历史的重大变革中政治集团的冲突和党派之间的斗争，因此，对历史转折意义的关注似乎是政治家们的事。到了当代，人们逐步从一些民族和国家在大翻转中自觉奋起，积极对社会经济体制重新构造，从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事实中悟出如此道理：对历史转折所采取的自觉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否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历史转折”已不再是一个简单术语，而是一个蕴含着深刻发展寓意的哲学问题。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也会有意无意地反映出我们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即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来理解当前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的时代内涵。
记者：对历史转折的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其理论价值如何去认识呢？
张：它有助于我们对历史质变理论研究的深化。正如研究科学发展的逻辑必先重视科学革命的研究一样，研究历史发展的逻辑必须重视历史转折的研究。不少经典作家都曾指出：没有飞跃，没有质变，没有渐进过程的中断，一句话，没有“决定性的转折”，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我国理论界诸多学者曾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阶级斗争的激化、所有制及政权的根本变易等角度，对历史质变理论有过系统的研究和论述。然而，20世纪所出现的人类最具创造力的改革实践——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运作，为传统的历史质变理论提出了新的思考点。对这些新老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质变理论，也为理解21世纪人类自觉架构历史转折的新特点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工具。
记者：您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历史转折作了较为透彻的研究，给人以启迪。可是，近几年您的研究方向为什么又转向经济哲学呢？
张：1993年我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后，直接转向经济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经济哲学研究工作。从表明上看，我似乎已中断对历史哲学的研究，其实不然，研究主题的转变并不表明我对历史哲学研究兴趣的转移。从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来看，当时主要出于两点考虑：第一，对历史转折论的深度研究使我感到原有的成果和方法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在体例和内容的叙述方面由于受历史哲学方法的影响，过于思辨、抽象和概念化。而我们这个时代的认知和理解框架愈来愈趋于实证化。历史转折论的研究既要形而上的抽象，更需要形而下的实证分析。单凭历史哲学的方法，而不融入实证分析和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很难把这一重大课题做深、做透、做实。第二，马克思说过，探寻社会变革的奥秘，要回到顽强的经济事实之中。因此，我本人必须实现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从历史哲学向经济哲学跨越。这种跨越，有助于寻找哲学与实践变革的真正结合点，从当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的实践中寻找新的研究视点；有助于借鉴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最密切的经济理论及方法，将历史转折论的研究奠定在顽强的经济事实的基础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的第二部个人专著（博士后课题）是《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我把它称为《历史转折论》的姊妹篇。这也是我从事经济哲学研究的开始。
记者：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因素和行为究竟是指什么？
张：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消除人们对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行为所抱的偏见。人们常常不自觉地把“非理性”与“否定理性”和“丧失理性”等同起来，进而把经济活动中的所有非理性因素当作失去理智的狂妄意念，把非理性行为统统解释为不道德的交易活动或经济犯罪，其实这些并不是非理性。我所说的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因素，指的是市场的一种最本质的内生因素以及影响市场行为者抉择的某些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因素，如人们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欲望、本能、意志、激情、无意识、习俗、直觉等等。如果不对这些非理性因素所导致的经济行为给予充分的关注、阐释和评估，就很难对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性、市场的不确定性、市场信号的残缺性、市场竞争的风险性以及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等现象作出归属人之因素的动因揭示；经济学本身就不再仅仅是追求“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科学。当然，对上述非理性的界定，我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明的，经济学中非理性概念大多是指对“最大化”的偏离和放弃（西蒙、贝克尔）。我个人认为，从两种角度来研究市场非理性行为都是必需的，但从哲学角度似乎对市场的理解和说明具有更大的研究空间，更贴近市场行为者的心理层面、精神系统以及认知、决策机制。
记者：研究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因素与历史转折论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张：有联系。对历史转折论的研究，需要回答今天中国现实历史转折的重大实践问题，而经济非理性现象是当前我国历史重大转折期一个十分突出而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发展正处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理性（市场规则和法制建设）尚不健全，这就客观上导致人们在市场运作过程中其行为的某些非理性泛化，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们种种非理性因素在利益的驱动下贯穿于市场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诸过程中，并成为影响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第二，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所呈现的积极效应和负面效应分析，非理性在目前阶段具有主导作用。况且，在新旧范式转换时期，市场发育存在着严重的非理性二律背反效应。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初始阶段，一定程度的非理性行为是合乎常理并且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欲望和激情的驱动，要想冲破传统观念，改变落后、封闭、保守、怠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是难以想象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曾指出，社会发展的文明标志恰恰在于人类能自觉地创造出为满足自身多样化欲望和需要的多样化市场。人的欲望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内驱力，没有欲望就没有人的经济活动，没有市场行为，更没有市场交易机制。另一方面，鉴于我国市场经济尚未形成具有有效约束力的市场与政府的有序调控机制和规范，人们的非理性行为若不加以适当的引导，往往会泛化为一种盲目的、潜伏着对有序的市场经济产生分解和扰乱效果的破坏力量。这已经在今天市场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表现出来，有些人物欲横留、道德沦丧，他们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追求个人效用的短期最大化，使得某些个人和经济单位达到或接近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有可能是合乎个人理性或单位理性的行为），而整个经济却出现严重的非理性状态：资源配置不当、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参与者心态受到严重的“恶欲”环境的污染，甚至作为市场经济调控主体的政府机构，也存在着背离公共目标和社会理性的各种非理性行为。若不加以正确引导，势必带来历史变革的重大阻力。因此，合理整合市场非理性因素，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历史转折成功与否。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就更显必要了。
记者：您采用经济哲学的方法，研究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问题，在此过程中您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什么？
张：感受最深的是哲学对理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市场经济理论迫切需要哲学理性和哲学的睿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要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偏颇与危机，消除前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的长期影响，客观上需要哲学给予方法论的牵引。而哲学在工具主义批判、逻辑符号主义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行为主义批判、人本主义批判等方面，充分显示出其牵动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张力。传统的经济理论过于偏重理性和经济变量的分析，忽略现实中经济单位的非理性因素与市场的共生关系，忽略非理性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当经济学家在为种种理想的经济模型而绞尽脑汁时，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因素却似一匹脱缰的野马四处突奔，使中国市场经济进程冷热失衡。根据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之教条，在社会与市场中人们总是理性地寻求利益最大化。在此教条的影响下，二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难以发现有关市场中经济人非理性因素和行为的全面叙述和评议。于是我尝试运用经济哲学的方法，将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现实人的经济实践，认为在经济学领域中应当有一门人本经济学，而这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把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把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看作是既有理性地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又有非理性地偏离最大化的一面。用西蒙的话来说，就是具有“有限理性”的个人，从这一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单位出发，全面研究现实中经济人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及其互动机制对市场经济发生、发育和发展的影响。这恐怕是我对经济哲学用途感触较深的地方。
记者：谈起经济哲学，国内有的同志颇感陌生，您认为该学科的发展是近几年的事吗？
张：不可这么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哲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80年代中期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的讨论。其代表作有陈章亮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概论》。经济哲学学科定位被视为应用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参与讨论的学者主要是哲学界。但经济学家孙冶方也曾在《哲学研究》上撰文指出：经济理论上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到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注意从哲学的高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就可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方面,很需要得到哲学界同志们的帮助。二是90年代的近几年有关经济哲学学科建设的大讨论,经济哲学的研究出现了经济学与哲学两大学科直接参与并对话的局面。“联盟”意识、“联姻”意识不断推出和强化,最有影响的是去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来自近百名经济学和哲学专家教授汇聚申城，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世纪末的对话与交流，详情可见《哲学动态》1998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刊载的综述文章。目前国内经济哲学主要有三种研究思路：作为哲学的经济哲学；作为经济学的经济哲学；作为交叉学科的经济哲学。无论是研究人员的数量还是研究内容所涉及到的范围,都大大超过了80年代的规模。
记者：国内经济学界和哲学界对经济哲学研究的兴趣如此浓厚,有无特定的学术背景呢？
张：从学理上看,当代西方经济哲学的兴起，有其深刻的学术背景。它主要是对人类步入智能化时代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发展规律进行哲学层面的反思与批判的产物。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如J.鲁滨逊的《经济哲学》、M.霍利斯的《理性经济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哲学批判》、L.麦塞斯的《经济学认识论问题》、A.罗森布尔基的《微观经济规律：一种哲学的分析》等。就国内而言,中国哲学界提出了与经济学界结盟创建经济哲学，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度推进的实践呼唤。鲜活的改革实践,不断向学术界提出艰深的课题，并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创新，走向繁荣。改革的深度推进,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并日益表现出解决这些问题的艰巨性。然而,实践涌现出新情况、新问题很多,而我们拥有的答案则太少。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或许更需要的是冷静、客观、全面、辩证地审视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市场的推进需要哲学的理性关照。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融智比融资更显重要。高科技知识转换为第一生产力,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加工、转换过程,而是一个高智慧的投入和运作过程,其间离不开哲学家的睿智。要寻求解决问题的“大智慧”,它客观上需要经济学和哲学之间的联姻,携手开展经济哲学的研究。大家知道,经济过程历来是经济因素同其它各种社会因素（制度的、文化的、地缘的、社会心理的,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如果缺乏哲学发展理念的牵引,缺乏理性的设计和整合,缺乏哲学思想的贯穿与提升,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就不可避免。
记者：说得对。如果说,马克思当年正是自觉运用哲学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解剖,为我们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提供了钥匙；那么,我们今天,面临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也应当象当年马克思那样,自觉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资本论》的逻辑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并善于用之指导当前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既有利于全面地、准确地、前瞻性地解决改革实践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更有利于哲学与经济学两大学科的自身建设。
张：是啊,经济学与哲学是社会科学两大基础学科,它自身建设的好坏,直接关联着改革的理论对改革实践前导作用的发挥。应当看到,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多因子、多目标、多变量的系统工程，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应当走整体化、系统化和集约化的道路。况且,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源本身也有一个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问题。以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着专门化、单一性、纯粹性的倾向,它已适应不了新形势的发展。现代经济哲学的兴起,也是经济学和哲学加强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为两大学科自身调整、变革与发展提供了良机。应当说,两大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走向联姻,在中国空前绝后,意义久长。各自发挥自己优长,彼此交流与学习,共同磋商和论争,的确符合现代科学综合发展的趋势。
记者：人们常用“经济繁荣，哲学贫困”来概括当前哲学研究的现状,现代经济哲学的研究会给哲学带来哪些好处呢？
张：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以为,哲学和经济学的联姻首先获益的是哲学。一段时期以来,哲学由于很难摆脱旧有的研究范式,从而陷入“贫困”之中。如何走出思辨的象牙塔,投入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作为哲学理论工作者，关键是关注当下经济生活。哲学要深入生活，面向实际，虚心向经济学家学习,加强与现实的结合，将自己的理性视角，指向鲜活的现实经济世界，从中获取自身发展的思想养料和生命活力。
记者：哲学要摆脱“贫困”，走出“困境”，必须与经济学联姻；而经济学又为什么要与哲学联姻呢？有学者说,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现实问题的涌现,对当前经济理论提出严肃探问,它也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危机”信号,而哲学对此大有作为。您对此有何见解？
张：我一直认为,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潜伏着“危机”,这种“危机”既是正常的,也是一个好事。它是通向新的转换和发展的前兆。经济学“危机”就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而言,意指一种结构性转化。自亚当·斯密以后近两百年来，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把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加以泛化和曲解，夸大理性假设的逻辑意义，并上升为一种思辨因素，从而筑起了现代经济学唯理性主义方法的窠臼，把理性经济人高度抽象为数学符号并视为唯一可取的方法，用最大化原则来衡量经济人的一切行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传统范式在今天知识经济的推动下，在市场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备性和信息非对称性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和撞击下，其局限性愈加明显。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主要是在某些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着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的问题。由于一味强调与西方经济学接轨，而忽视了中国的国情，忽视了中国市场背后的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等非经济因素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现实人的主动性被市场价格信号所挤压。由于整天运作的是价格信号分析与运算，而对价格信号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必要的研究。因此，我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急切呼唤哲学理性的关照。
（原文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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