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1998年7月6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记者访谈
1998年6月底，全国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在沪召开。来自全国的近百名经济学和哲学工作者汇聚申城，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世纪末的对话与交流。经济哲学研究为什么如此火爆，本报记者走访了张雄教授。
记者：张教授，近几年来国内经济哲学研究方兴未艾，它愈来愈引起世人的关注。您在经济哲学学术领域比较活跃，连续出版了几本专著和一些有影响的论文，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国内经济哲学研究的学术情况？
张：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哲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80年代中期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的讨论，其代表作有陈章亮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概论》。经济哲学学科定位被视为应用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参与讨论的学者主要是哲学界。但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也曾在《哲学研究》上撰文指出，经济理论上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到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注意从哲学的高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方面，很需要得到哲学界同志们的帮助。二是90年代的近几年有关经济哲学学科建设的大讨论，经济哲学的研究出现了经济学与哲学两大学科直接参与并对话的局面。“联盟”意识、“联姻”意识不断推出和强化，其代表作有《光明日报》1997年2月15日刊载的整版讨论文章，总题目是《经济哲学：当代哲学与经济学的联姻》。经济哲学主要有三种研究思路：作为哲学的经济哲学；作为经济学的经济哲学；作为交叉学科的经济哲学。无论是研究人员的数量还是研究内容所涉及到的范围，都大大超过了上一阶段的规模。
记者：国内经济学界和哲学界对经济哲学研究的兴趣如此浓厚，有无特定的学术背景呢？
张：从学理上看，经济哲学可谓渊源流长，其思想端倪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历史上如色诺芬、亚里士多德、洛克、休谟、斯密、蒲鲁东、马克思等都有关于经济哲学问题的论述。现代经济哲学的再度兴起并倍受世人关注，必然有其深刻的学术背景。就国内而言，中国哲学界提出了与经济学界结盟创建经济哲学，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度推进的实践呼唤。鲜活的改革实践，不断向学术界提出艰深的课题，并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创新，走向繁荣。改革的深度推进，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并日益表现出解决这些问题的艰巨性。然而，实践涌现出新情况、新问题很多，而我们拥有的答案则太少。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或许更需要的是冷静、客观、全面、辩证地审视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市场的推进需要哲学的理性关照。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融智比融资更显重要。高科技知识转换为第一生产力，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加工、转换过程，而是一个高智慧的投入和运作过程，其间离不开哲学家的睿智。要寻求解决问题的“大智慧”，它客观上需要经济学和哲学之间的联姻，携手开展经济哲学的研究。大家知道，经济过程历来是经济因素同其它各种社会因素（制度的、文化的、地缘的、社会心理的，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如果缺乏哲学发展理念的牵引，缺乏理性的设计和整合，缺乏哲学思想的贯穿与提升，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就不可避免。
记者：说得对。如果说，马克思当年正是自觉运用哲学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解剖，为我们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提供了钥匙；那么，我们今天，面临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也应当象当年马克思那样，自觉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资本论》的逻辑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并善于用之指导当前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既有利于全面地、准确地、前瞻性地解决改革实践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更有利于哲学与经济学两大学科的自身建设。
张：是啊，经济学与哲学是社会科学两大基础学科，它自身建设的好坏，直接关联着改革的理论对改革实践前导作用的发挥。应当看到，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多因子、多目标、多变量的系统工程，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应当走整体化、系统化和集约化的道路。况且，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源本身也有一个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问题。以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着专门化、单一性、纯粹性的倾向，它已适应不了新形势的发展。现代经济哲学的兴起，也是经济学和哲学加强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为两大学科自身调整、变革与发展提供了良机。应当说，两大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走向联姻，在中国空前绝后，意义久长。各自发挥自己优长，彼此交流与学习，共同磋商和论争，的确符合现代科学综合发展的趋势。
记者：人们常用“经济繁荣，哲学贫困”来概括当前哲学研究的现状，现代经济哲学的研究会给哲学带来哪些好处呢？
张：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以为，哲学和经济学的联姻首先获益的是哲学。一段时期以来，哲学由于很难摆脱旧有的研究范式，从而陷入“贫困”之中。如何走出思辨的象牙塔，投入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作为哲学理论工作者，应当牢记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探寻社会的奥秘，要回到顽强的经济事实之中。对于哲学来说，它的贫困与否、危机与否，关键在于它是否关注当下经济生活。哲学要深入生活，面向实际，从改革发展实践中寻找新的生长点，就必须实现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主动借鉴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最密切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及研究方法，虚心向经济学家学习，加强与现实的结合，将自己的理性视角，指向鲜活的现实经济世界，从中获取自身发展的思想养料和生命活力。
记者：哲学要摆脱“贫困”，走出“困境”，必须与经济学联姻；而经济学又为什么要与哲学联姻呢？有学者说，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现实问题的涌现，对当前经济理论提出严肃探问，它也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危机”信号，而哲学对此大有作为。您对此有何见解？
张：我一直认为，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潜伏着“危机”，这种“危机”既是正常的，也是一个好事。它是通向新的转换和发展的前兆。经济学“危机”就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而言，意指一种结构性转化。自亚当·斯密以后近两百年来，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把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加以泛化和曲解，夸大理性假设的逻辑意义，并上升为一种思辨因素，从而筑起了现代经济学唯理性主义方法的窠臼，把理性经济人高度抽象为数学符号并视为唯一可取的方法，用最大化原则来衡量经济人的一切行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传统范式在今天知识经济的推动下，在市场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备性和信息非对称性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和撞击下，其局限性愈加明显。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主要是在某些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着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的问题。由于一味强调与西方经济学接轨，而忽视了中国的国情，忽视了中国市场背后的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等非经济因素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现实人的主动性被市场价格信号所挤压。由于整天运作的是价格信号分析与运算，而对价格信号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必要的研究。因此，我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急切呼唤哲学理性的关照。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要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偏颇与危机，消除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在客观上需要哲学给以方法论的牵引。而哲学在工具主义批判、逻辑符号主义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行为主义批判、人本主义批判等方面，充分显示出其牵动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张力。哲学还可以为经济的理性预期，提供认识论机制；为把握经济学矛盾范畴的内在关系，提供辩证逻辑思维原则；为经济学解释经济活动的根本规律，提供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和逻辑文本。一句话，哲学可以帮助经济学家从现实人的经济活动中抽引出作为“存在的存在”之生活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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