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8日
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换言之，市场经济能不能同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作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有制相适应；市场经济能不能同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相适应；市场经济能不能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相适应。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八年的成功经验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
八年前的浦东，基本上还沉湎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宁静之中；八年后的今天，新区城市化进程、现代化进程、市场化进程达到了极天际地的程度。1997年与1990年相比，全区城市化面积由9 ％上升为16.3 ％；非农业人口数上升为77.7％；国内生产总值由60.24亿元上升到608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八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1.5％。在开发建设方面，八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达1730亿元。两座黄浦江大桥，两条城市化快速干道，四个万吨泊位码头，35万门程控电话等，已相继建成。国际机场、国际信息港、地铁二号线、东海天然气等投资总额达1000亿元特大型工程也正在建设中。新区已初步形成四个以知识经济为内核、以国际市场为依托的功能各异的一流开发小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高新技术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它们是浦东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迈向21世纪的制高点。
是什么力量促使浦东发生了如此旋乾转坤的变化呢？创新。江泽民总书记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浦东八年开发开放所坚持的创新，既是民族创新精神在新时代的显现，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实践－创新”精神的延伸；它本质上是邓小平理论与鲜活的浦东改革开放的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我们以为，从创新的角度来理解八年的成就，能充分证明邓小平理论的英明正确；充分证明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充分证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导精神的延伸与发展。
一、开发浦东：一个伟大的、顺时应势的创新举措
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抓上海”的战略构想。他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还说：我已经退下来，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战略构想，经过反复论证，将这一战略构想变成了重大战略决策。1990年4月18日，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世界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正式拉开了浦东开发建设的帷幕。
人们不会忘记，早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不少仁人志士就提出了开发浦东的最初设想。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就曾提到在此地建造“东方大港”；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建造了浦东第一条民族工业小铁路，试图以此来牵引东上海的资源开发和整个区域发展；地理学家、实业家童世亨在1936年绘制了《浦东形势全图》，并撰文呼吁企业家来浦东开设工厂。……为什么这些美好的历史夙愿久久难已实现，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一种发展的创新理念，如果缺乏成熟的客观历史条件相依托，再美好的蓝图也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邓小平同志站在世纪之交，果断地作出了“开发浦东”这一跨世纪的创新举措，首先根源于他对中国改革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作了适时而又准确地把握。
纵览当今世界，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大国到小国，从东方到西方，无一不在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带入21世纪，无一不在谋划如何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抢先占领经济、科学、文化的制高点，为21世纪的发展和竞争取得相对有利的地位。从我们所处亚太地区来看，世纪之交的发展更是一种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态势，经济发展速度你追我赶，咬得很紧。历史表明，国家的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比较和运行过程，犹如逆水行舟，当其他国家和地区以较高速度发展，而我们的发展速度赶不上世界进程时，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所以，邓小平同志提醒我们，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的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
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尤其是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最活跃地区；二是世界经济的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日趋加剧，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渐严重；三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下，国际资本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我国吸引外资的新的分流趋势。能否抓住世界经济形势给我们的机遇，迎接挑战，关键在于我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是否能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作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利用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引进国外高新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才能赶上时代，赶上当代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步伐。80年代，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出现了某些失误，国家对外开放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为此，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重点，应该逐步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推进，并以此为“龙头”，沿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推动长江流域的发展，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如费孝通先生所言：“长江是一条可以带动整个中国经济起飞的巨龙，而龙头就是上海。”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邻近世界环球航线，拥有中国最大的港口群和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工农业总产值近一半的长江流域这样的最广阔腹地；具有区位优势明显，加工工业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科技教育力量雄厚、内外联系广泛悠久、经济效益保持领先等综合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对内对外经济辐射能力最强的核心地区。处于龙头地位的上海，还有着主动吸纳由国际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各种经济发展机遇的能力。上海产业基础好，投资环境优良，市场腹地广阔，人员素质较高，在吸收国际先进产业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可能跨越某些发展阶段与国际水平同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从经济发展的客观态势来说，浦东开发开放既是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也是中国瞄准21世纪，抢占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深度推进改革开放的需要；更是重塑上海经贸中心地位，发挥上海“龙头”作用的客观需要。
可见，“开发浦东”这一跨世纪的创新举措，新就新在它提出了一种发展的新战略，一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即，由1979年开始试办的四个经济特区，形成“点状开放”，到1988 年开放14个沿海城市，形成“线状开放”，再到1990年开发开放浦东，带动长江沿岸城市的开放，形成南北与东西呼应、沿海与沿江并举的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证明，一个国家增长势头旺盛的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聚集于某些大城市，这些城市具有人才、资金、商品、技术和信息的聚散功能和创新功能，成为某些周边地区的“发展极”。这样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辐射力、竞争力的经济中心的形成，必将带动其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应当指出，历史为浦东开发开放赋予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十年改革创新的历史实践带来了极为珍贵的精神成果——邓小平理论，为浦东的实践创新提供了可靠的精神财富和支柱。尤其是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工作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的问题，从而为浦东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打世界级的“中华牌”，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和良好的国际信誉，为浦东开发开放提供了成熟的发展经验、方法和道路；提供了强有力的、可靠的物质资源和外部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上海市委、市府，对浦东开发开放给予了高度重视和领导，江总书记多次视察和指示，并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政策坚定不移，政策坚持不变。”经过上海市委、市府几届班子的酝酿论证，中央和地方几上几下的反复斟酌，从而使开发浦东这一战略性创新决策更具有实践性、前瞻性和科学性。
二、创造性实践邓小平理论：八年发展着眼于五个方面的创新
浦东开发开放缘于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四大和十五大对浦东开发开放所作出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是对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系列指示，为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他在上海所作的重要指示：“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为我们指明了如此深刻的道理：浦东开发开放将是一个大胆创新、大胆实践，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
创新对于浦东的发展之所以如此重要，一是因为，浦东开发毕竟是一项独特的宏伟的改革实践，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套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开放型区域，建设沟通两种经济形态和两种经济运行机制的社会经济系统，更无先例可寻，只能遵循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依靠自身的实践和努力，去探索可能的成功之路。二是因为，浦东开发开放面临着众多外部环境的挑战，如来自兄弟省市尤其是各经济特区扩大开放度和市场准入度方面的挑战；面临国际国内在招商引资方面的双向挑战；面临各地高科技园区在高新技术发展方面的挑战；面临各地更大胆地推进企业改革、实施体制创新的挑战；在新区内部，新的经济结构、新的利益格局、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科技革命，也对现有的体制与机制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没有大胆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就很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领先一步或几步，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浦东开发开放的创新是全方位的，择其重点有五个方面。
1．观念创新
开发浦东首先面临的是观念创新问题。邓小平同志再三嘱咐我们，改革的每一步前进都伴随着思想解放过程。思想的解放，理论的突破，归根结底是对实践的解放。浦东开发开放8年以来的实践证明，解放思想的程度，决定了实事求是的深度；实事求是的深度，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力度；改革开放的力度，决定了浦东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进度。
历史进程正在被压缩的浦东，正接受着实践对理论、思想、观念的检验和挑战。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流域，触及到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牵动着社会各阶层的每个成员，震撼着平方公里的浦东大地和一代传统，其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浦东开发受到传统观念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有来自延续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者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和习性；有来自对社会主义认识模式的教条主义观念和理解；有来自对当代资本主义认识的种种偏见和误解；有来自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所带来的心理障碍和价值滞后观念；有来自长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某些保守的、狭隘的、封闭的、本位主义的种种心态，等等。这些观念对浦东开发开放的思路、战略、规划和实践都必将产生摩擦、碰撞与交锋，如不解放思想、观念创新，就很难找到浦东开发开放的正确道路。
面对着开发开放的大目标，新区刻意于工作思路、开发标准、融资观念三个方面的观念创新。
首先，工作思路的观念创新。在学习消化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府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浦东开发实践，新区在第一次创业期间提出了如下工作新思路：“法规和规划先行”的思路”；“三个产业先行”的思路，即基础设施先行、金融贸易先行和高新技术先行；“浦东浦西联动发展”的思路；“浦东开发是面向世界的开发”的思路，其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国际城市，其开发规模、标准和速度都应是世界一流的；“城乡一体、共同开发”的思路；“浦东开发是社会开发”的思路，浦东开发不仅是项目开发、产业开发，而且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用一流的党建带动一流的开发”的思路；“重视功能开发”的思路。
其次，开发标准的创新。邓小平同志指出，“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所谓起点高，就是要始终坚持高标准，确保高质量地完成各项既定目标。为此，新区把“起点高”化解为三个层次的标准，即建成一个能够承担起历史使命的功能完备的浦东；建成一个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形象达标的浦东；建成一个基础工作扎实的严格的质量上乘的浦东。具体地说，就是“一个龙头”，浦东开发要成为整个长江流域起飞的龙头；“两个率先”，浦东新区要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率先与国际通行规则相接轨；“三个走在前面”，在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方面走在前面，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方面走在前面，在建设两个文明方面走在前面；“四个中心”，为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以及航运中心，作出浦东应有贡献。
其三，融资观念创新。经济建设和市场发展不仅需要融资，更需要融智。不可否认，浦东开发主要靠资金的带动，融资对开发的每一步推进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当人类步入智能化时代，告别20世纪而跨进21世纪时，知识经济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将越来越占据领先地位。浦东8年经济建设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是：政府决策善于借用“外脑系统”。无论是基础建设还是发展规划、乃至深水港、信息港、国际空港等重大工程建设都做到了专家智囊先行，融国内外一流专家的智慧，发挥各种“智囊团”、“头脑公司”、“思想库”、“咨询机构”等决策参谋的作用。没有专家学者们的睿智思路、合理化方案、科学的论证，政府决策就很难做到的信息完备和科学化，即便融资再多，也很难确保资金投入效益的最大化。
2．体制创新
浦东高速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来自体制创新，新区的立足点就是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新体制中获得保持高速增长的新环境。因此，体制创新乃是浦东开发开放的重中之重。它关系到走什么路、如何走、走得好不好、走得长不长、走得稳不稳的问题。
对待体制创新我们着眼于如此原则：结合自身区域特点，结合本地实际，创造符合国际惯例、具有国内先进性的体制模式。浦东是上海市领导下的一个边界开发区，它的体制创新既要强调超前领先、兼容国际惯例，同时也要兼容滞后改革中的国内体制。体制创新紧紧围绕四个一展开：一个核心，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运行机制这个核心；一个根本问题，即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调动所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个关键环节，即狠抓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做到“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大服务”；一个长远基础，即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制，依法治区，确保新体制运行公平、公正、有序而富有活力与效率。
8年体制创新我们重点抓了四件事：建立并正在完善适应宏观调控、间接管理机制的“小政府、大社会”行政体制；按市场规律建构完善的起点高、内在动力大的市场体系，形成从现货到期货、从消费资料到生产资料、从实物商品到金融商品到人力资源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新区近5000家外资企业、25000家公有或公有控股企业都依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从而为市场经济运行奠定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依托重点功能小区创造土地资源市场化利用的新体制；在国家支持下对金融体制、进出口贸易体制、国内零售商业体制等一些重大体制实行突破性改革。
在所有体制创新中，行政体制创新更为艰难，更为关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自身的弱点和可能“失灵”的一面，我们应当在加强和改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小政府、大社会”行政管理体制。所谓“小政府”，就是确保政府管理质向规定性的前提下，实行行政实体框架小、编制精、人员少、效率高的行政管理机制。所谓“大社会”，是针对政府管理职能应接受的空间而言的，我们不能因为机构框架小，就萎缩了它应有的政府服务大社会的功能；不能因为编制精，就减少了它应有的政府服务大社会的职责；不能因为人员少，就降低了政府服务大社会应有的水平和质量。“小政府、大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主要内容有：行政部门做到统一精干，政府机构的设置只设11个委办局，全部机关人员编制仅一千有零。构筑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克服旧体制下国有资产管理方面所有者缺位和政企不分的弊端。摆脱不应承担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增强服务与拓展功能，如在内外资项目审批上实行一门式服务，把各种审批程序放在一个场所，并将试行“一口式”收费。依托开发小区探索区域性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让小区分担新区政府某些职能，这种对社会、经济共管互济的运作方式，是浦东“小政府”管理城乡“大社会”的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3．产业升级的方法创新
浦东原有产业结构的基本特点是：高物耗、高能耗、粗放型、传统型产业的比重高。要构造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产业结构，尤其是接受知识经济、高科技时代的挑战，必须对原有的产业形式进行重整和升级。确立以基础设施、金融贸易和高新技术产业为牵引的产业升级战略，它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又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浦东开发要为上海的产业发展增添结构活力，就必须牢牢抓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两个核心——金融和高科技，聚集产业能量，创造产业特色，充实知识底蕴，建成产业高地，实现跨世纪的产业升级。8年来，浦东在产业升级的方法创新方面有三点举措：
首先，对产业升级的定位要高、要新、要特。这里的高、新、特主要是与国内传统产业结构的水平相比较而言的。一是确立CBD产业。该产业主要定位于金融保险、商务贸易和管理服务。作为上海大都市的CBD，其能级高、能量大、辐射远、功能强。金融保险业是21世纪浦东新区的支柱产业，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采取高起点、跨越式的发展模式，走金融先行，以金融促贸易之路，广泛聚集海内外金融能量，形成与国际金融市场融通，向长江流域乃至全国辐射的态势。截至1997年底，新区已集聚57家分行级以上的金融机构，其中外资级以上的金融机构27家。外汇存贷款总额逾120亿美元，人民币存贷款总额近2000亿元。二是现代口岸产业。该产业主要定位于三大港的建设。即现代集装箱运输深水港、国际航空港和国际信息港。深水港对于增强上海与海内外的物流联系，强化上海浦东通江达海的口岸经济功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际航空港使市场的客流和物流的地域空间扩展到全球范围，从而缩短经贸的时空距离；信息港的建设将会带动计算机产业蓬勃发展，特别是工作站和个人电脑的生产。三是科技工业，包括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汽车工业、现代家用电器制造业、光机电一体化设备制造业、现代生物医药工业、新型材料工业等。
其次，充实主导产业的知识底蕴。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新纪元，知识作为一种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其重要性正日益被认识。有资料表明，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科技和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发达国家已高达80‰以上。知识经济时代，质量最高的资产不再是实物资产，也不是金融资产，而是知识资产。知识资产可以物化为知识人才、经济关系、科学技术储备和知识库、数据库等。知识经济的显著特征不仅是知识型产品的迅速崛起，而是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对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不断渗透。无形资产、知识资产在生产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实物型产品的科学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知识信息量越来越大。因此，新区产业升级必须瞄准今天时代特征，大范围地充实主导产业知识底蕴，发展新区知识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层次，加强其发展的稳定性。关注浦东智能空间的开拓，从重型产品到轻型产品，从轻型产品再到智能产品，产品的升级将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浦东拥有金桥和张江两大科技工业园区，拥有大批现代化内资、外资和合资、合作企业，依托上海的雄厚科技实力，完全有可能在产业发展上开拓智能空间。
最后，借助联动效应，促进产业升级。一要发挥大项目的功能联动效应，带动产业升级。大项目具有极强的结构层次的提升效应，它们技术先进、高科技含量大、市场前景好，如迄今为止最大的中美合资项目——上海通用汽车项目，一旦来到浦东，就会对浦东的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新的富有活力的支柱产业将由此产生并不断壮大。大项目的引进往往伴随着成熟的技术管理制度和市场营销机制的介入，这些可贵的软件资源同样将会渗透浦东的经济细胞和产业组织，从而有效地推动新区产业体系向高度化、外向型方向演进。二要发挥大市场的功能联动效应，通过大市场集聚经济能量，有效增强自身实力，提高产业层次。市场的集聚将形成有利的商务氛围，从而将大为加强各种金融商务机构、企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总部或其地区总部的云集。大市场的集聚和大机构的集聚相互促进，将形成强烈的滚雪球效应。大市场具有极强的辐射效应，大市场提供大服务，大服务必将使浦东的服务产业大副跃升，通过大服务，浦东才有可能跳出地区经济的构架，真正实现在国家战略高度上的产业体系重塑。三要发挥大集团的功能联动效应，大集团有着龙头效应，浦东新区要实现产业升级，就必须充分发挥大集团的功能联动作用，建立既不过于集中，又能发挥整体优势的大集团，充分利用其优化组合生产要素的优势，既壮大浦东的经济实力，又带动区域的经济发展。充分利用大集团的科研开发能力，促进产品升级、产业升级。
4．构筑人才资源高地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强调两个“难得”：一个是机遇难得，一个是人才难得。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必须要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和人才，就无法真正抓住机遇，也无法用好机遇。我们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的根本推动力量。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世界发达国家已经实行从依赖物力资本到依赖人力资本的战略转变，人才竞争日益国际化、白热化。浦东开发要在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上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就必须实行人力资本积累优先战略和政策，加快构筑人才资源高地的创新，形成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首先，注意在营造人才资源开发良好的环境上创新。做到打破地域、行业、部门、职业的限制，保证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的规模流量和合理流向，基本满足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大项目的人才需求。1993年以来，从外省市引进各类专门人才5000余人，重点是规划建设、经济法律和与新区主导产业相关度较高的各类专业人才，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650人。此外，还要坚持高质量育才，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投入，挖掘育才资源，引进海外智力，努力提高育才效益，强化人才资源的内生能力和增长机制。新区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已基本形成，近10万人次参加了各类学历和能力培训。新区还坚持了高效益用才，积极盘活人才存量，实现人才资源优化配置，强化对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通过建立人才信息库，推广认识代理和人事咨询，为用人定位降低管理成本、提高人才效益提供服务和指导。
其次，注重人才资源开发目标管理的创新。在开发战略上，把人才资源开发纳入到浦东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系统、大循环中去。在开发对象上，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公务员队伍；造就一支善经营、会管理的管理人员队伍；培养一支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在开发环节上，要使预测与规划、培养与使用、配置与管理三个基本方面，相互补充、相互衔接、相互促进，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开发内容上，注意把重点转移到提高人才资源的质量，优化人才资源的结构，开发人才资源的潜能，形成包括人才的培养和评价机制、选拔和使用机制、激励和保障机制、配置和调控机制在内的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机制。
最后，刻意人才资源开发措施的创新。在人才培养方面，注意提高全社会对人才资本的投入，形成以利益为导向的投资回报机制。合理制定企事业单位职工培训基金的提取比例，倡导集约化的培训方式，提高使用效益。要强化各类岗位培训的刚性，促进人才素质的复合性发展。探索大学－科研所－博士后流动站的一体化人才基地建设，强化高层次人才的内生能力。在人才引进方面，着眼于对海内外中高级人才和全国重点院校本科以上应届毕业生的吸纳，做好人才资源的战略性储备。通过各种优惠政策的牵引，使新区每年引进、接收上述两类人才的总量保持在4000以上水平。在人才使用方面，建立人才评价政策、人才市场政策和人才考核政策。重点推行人才的社会化评价、认定政策，强化职务聘任制度和执业资格制度；重点推行以人才工作实绩为标准的人才考核政策。同时，注重对人才面试、人才测评、人事考核、人事诊断、预测规划、薪资设计、职业生涯设计等各类人事制度的完善。在人才激励方面，新区制定了企业与大部分事业单位的市场工资政策，完善财政拨款单位的绩效工资政策，充分发挥工资报偿的激励作用。探索企业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的“购股期权”等风险补偿机制，“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人才保障方面，加快实施社会化、货币化的人才福利政策，在住房津贴、购房贷款、养老保险等方面对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给予政策倾斜。探索以固定工作年限替代现行退休制度，使中高级人才退休年龄得到适当延长，更好地发挥“银色人才”的作用。
5．精神文明建设创新
邓小平同志指出：“到本世纪末，你们上海浦东及广东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你们搞的姓‘社’不姓‘资’，而且你们两个地方都要作标兵。一个方面你们要讲综合国力，第二个方面就是精神文明。”浦东开发开放8年，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中央和市委市府的指示，在抓紧浦东开发建设的同时，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突出地位。黄菊同志说过，基础设施是城市的“骨”和“筋”，精神文明是城市的“气”和“神”。没有“气”和“神”的城市，是失败的开发。精神文明建设创新其总的指导思想是：紧紧围绕浦东开发建设总体目标，全方位加大创建力度，以人为本，重在提高市民的整体素质，力求理论建设有新突破，创建活动有新进展，素质教育有新举措，文化建设有新水平，队伍建设有新提高，使新区精神文明建设更上一个新台阶。这方面的创新，新区体会最深的是抓四个“两”：争创两个一流，经受两种考验，建设两个环境，交出两份答卷。
首先，争创两个一流，即以一流的党建带动一流的开发建设。事业成败关键在党。要做到思想素质过硬，党建责任明确，组织体系健全。新区党工委针对浦东工作面的特点，重点探索并基本形成了符合新区实际情况的党组织分类管理模式。如以建立联合党委为结合点，对重点开发地区的开发公司和周边乡镇党组织实行协调管理；以成立内联党委为抓手，对跨地区落后浦东的内联企事业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以工商行政管理为依托，对私营企业主党员实行委托管理；以地区划块为原则，对分散流动党员实行灵活的小集中管理。此外，还采取归口、属地、挂靠、授权、委托和直接管理等方式，推进外商投资企业的党建工作，从而初步形成了覆盖全新区党组织的分类管理新体系。
为了使党建工作跟上时代步伐，新区党工委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提出了新思路：占领制高点、拓展增长点和强化立足点。占领制高点，就是超前研究如何在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等新的生产力萌起的领域中开辟党建阵地。拓展增长点，就是尽快研究推进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等新经济组织中的党建工作。巩固立足点，就是巩固党在农村、街道、机关、学校和企业等基层单位的原有阵地。
其次，经受两种考验，即由改革开放新形势对领导能力、工作水平的考验和经受反腐败、倡导廉洁自律的考验。党工委明确提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浦东开发都不能以毁了干部、毁了社会风气为代价而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保持党员和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关键在于抓廉政建设。突出的做法主要有六个方面的措施创新：一是对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适当分离与制约。如取消“征、管、查”三位一体的税收专管员制度，实行“四权分离”的税收征管新体制。二是规范市场运行，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把建筑营造、社会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隐蔽市场转变为公开市场。三是推行政务公开，提高土地、房产及建设项目审批运作的透明度。四是扩大社会参与。聘请社会各阶层代表担任干部招考、专项治理、行风评议等活动的监督员。五是加强审计监督，发挥新区纪检、监察、审计“三位一体”的机构优势。六是实行干部综合管理。大力推行交流轮岗制度，1996年新区28个乡镇换届，103名班子成员易地交流，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正职交流面达42‰。
第三，创造两个环境，即不仅要创造道路、港口、通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硬环境，还要有社会稳定、法制健全的良好的投资软环境。其中重点抓社会的治安环境。一方面抓好“严打”斗争，坚决制止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另一方面下大力气抓好综合治理。新区开通了全国第一台110报警电话和999市民求助电话，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积极探索并初步形成了对外来人口的教育和管理机制。8年来，新区引进中外企业近万家，集中城市化面积扩大了40多平方公里，转移和安置14万征地农民，接纳30万外地劳动力，吸引30万浦西导入人口，动迁几百万平方米的居民和企业用房，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和超常规的社会转型，社会仍保持了基本稳定。
第四，交出两份答卷，即物质文明建设成果的答卷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答卷。新区的创建工作着力于四个方面的创新：
一是采用多种形式积极开展邓小平理论学习、宣传、研究工作，提高全区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治素质。汇集上海市理论界专家学者，就邓小平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理论与新区的改革实践展开深层次的研讨，提出发展的前瞻性问题。尤其是，对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有关浦东开发需要进一步“坚持体制创新、产业升级、对外开放”的重要指示，作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写出一批具有浦东开发特色的研究成果。
二是弘扬正气抓载体，主要是通过确立“浦东精神”以及对此宣传来带动整个新区精神价值的导向和凝聚。新区提出的“浦东精神”是：“争创一流的意识，建功立业的抱负，忘我工作的境界，廉洁自律的情操，海纳百川的胸怀。”此外，大力宣传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一批建设创业者的先进典型和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奏响浦东精神文明的正气歌。如农工委评选表彰了“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双十佳”，巡回报告29场，听众数万人；工会系统的“职工十佳好事”，收到来自基层组织上报的好事提名70件；共青团系统的“十大杰出青年”评选，一持续四届。
三是塑造形象抓重点。在文明市民形象塑造上，重点抓党政机关干部、窗口行业职工和招商引资办事人员；在文明城区形象塑造上，重点抓好繁华商贸街区、景观路线、主要干道周边市容环境的“绿、洁、亮、畅、美”。
四是文化建设抓特色。因地制宜地倡导与培育一系列特色文化：如以金桥开发小区为重点的企业文化，以新上海商业城、东方路、川沙镇为重点的商业文化；以小陆家嘴中心区、孙桥开发区、华夏旅游区等为重点的旅游文化；以梅园、潍坊等街道为重点的社区文化；以三林、北蔡等为重点的乡村文化等等。四是文明小区抓拓展。引导文明小区创建向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拓展，文明单位创建从区属企业向内联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等多种所有制企业拓展，文明小区创建活动向物业管理部门拓展。注意运用创建活动的成果吸引、凝聚人民群众，调动群众参与创建活动的自觉性、主动性，从而实现创建主体的多元化、群众化。
（修改于20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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