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经济哲学网

       我国经济学研究何时才能出现层见叠出的诸多学派？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在大学讲坛上，教授们每每谈起西方经济学的不同学派时如数家珍，耳熟能详；当问起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有什么学派时，却哑然无声。不可否认，我国理论经济学二十几年来的发展，其进步和成绩有目共睹。可是，在创建自己的学派方面却不尽如意。众所周知，一个学科的发展应当拥有不同学派的争鸣，所谓“学派”，主要指有共同的理论指导、一致的思想倾向、相似的研究旨趣、接近的研究风格的某一研究群体，它是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中外学术史的发展已告诉我们：学派是激活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酸”，也是学术有机体发育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细胞”单位。学术发展产生不同的学派，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互动引发学术创新，学派对于传承和绵延文化精粹，造就一代学术大师，凝练学术传统和打造思想之链条，用多样性的学术个性来充盈学术的普遍性，从而使学术发展不断进步、不断辉煌有着十分重要的牵引作用。

　　当代学术研究的模式已经由依赖个人能力转向凝聚集体智慧，由强调个人突破转向组织集体攻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寻求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新突破或新的生长点？应当说，尽快创建自己的学派是其中卓有成效的举措之一。

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学派的优势

　　我们之所以提出要尽快创建自己的经济学学派，首先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已经充分显示了学派的优势。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学派林立，学说纷繁，人才辈出，原理常新。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西方经济学史就是一部学派的传承与更替、学派的聚合与交锋的历史。仅从学派类型来看，可谓是目不暇接，举不胜举：有以大学为名的如剑桥学派，有以城市为名的如芝加哥学派，有以研究领域为名的如货币学派，有以杰出人物为名的如凯恩斯学派，有以原理为名的如边际效用学派，有以方法为名的如心理学派、数理学派，等等。

　　西方经济学中的大师级人物和创新理论的产生，与不同学派的酝酿、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深厚的关联。根据多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情况分析，获奖者基本上都是不同学派中的大师级人物。如，1970年诺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在凯恩斯学派的积聚、传承与演化过程中，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建立“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把经济科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又如，1976年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是在精心打造学术个性、创立货币学派的过程中，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该假说在储蓄与经济发展、消费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了新见解，从而从长期结构和短期波动两方面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再如，2002年诺奖得主分别为行为经济学派的奠基者丹尼尔·卡尼曼和“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卡尼曼将心理学成果引入经济学分析，对经济人“完全理性假设”提出修正；史密斯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提出实验设计的规范并取得重要成果。卡尼曼和史密斯的工作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不但震撼了现有理论大厦的基石，而且指出了经济学新的发展路标。

二、当前我国经济学研究没有形成自己诸多学派的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学研究何以没有形成自己诸多的学派？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从学者方面看，不少经济学人传承了并已经习惯于传统学者那种孤军奋战的作业方式，缺乏一定的合作精神，有的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十年征战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种作业方式实际上是中国千百年来经济活动的小生产方式在学术活动中的反映，它主要着眼于朴素的宏观观照或体验，在当前的主要体现就是似乎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就可以解决中国经济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而不愿意真正提出、讲清楚或解决经济学中的一个实在的小小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史表明，真正讲清楚一个经济问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经济学的大厦不是一个人可以建立起来的，而是千百个经济学人长期的艰苦工作而造就的。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学者起的仅仅是添砖加瓦的作用，真正集大成者如凯恩斯、弗里德曼、卢卡斯等往往须得相关学派几代经济学人的艰苦工作积累逐步形成。第二，学术界日益蔓延的急功近利与浮躁不实的学风，也是中国没有形成自己有影响的经济学派的重要原因之一。学派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学术积累和沉淀，浮躁的学风只会产生学术上的感觉碎片，不可能生产出“十年陈”、“五十年陈”、“百年陈”的学术精品。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理论新见叠出，充满创意，甚至可以说有许多非常大胆的假设。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学界追求繁荣该学科的良好动机和迫切愿望。可是，确实有一些新见和假设缺乏比较深厚的理论分析和缜密的逻辑证明。实际上，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或实证程序，很需要学术团队的集体攻关、集体劳作、集体奉献，需要若干学派之间的争鸣和查审。如果学术研究以挣钱为目的，或以成果数量多寡为标准，就不可能有学者之间的学术契合，更谈不上在追求共同的理论指导、一致的思想倾向、相似的研究旨趣、接近的研究风格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学派。第三，学术制度方面的原因。当今中国的学术制度以职称、学历为层次，以岗位、职位为指挥棒，以指标、数量为评价体系，以课题、评奖为学术之鞭。如此学术制度，极易导致学者争名夺利。甚至在同一个学术单位，同一个学术领域，相互之间为了某些名誉、地位或待遇你争我斗，寸利不让。当然也就不可能凝聚学派形成所需要的一批意气相投、志向相近、关注问题具有较大相关度的学者群体。

　　我国经济学学派长期缺位的现象不仅严重延缓了经济学研究前进的步伐，而且导致经济学理论发展出现诸多方面的局限性：第一，学派的缺席，使我国经济学界缺乏理性批判精神和深入细致的学理分析精神，要么热衷于构建模型、函数或图表的唯美形式，要么驻足于简单的模仿和搬运，重工艺，轻思想，眼界狭隘，理论平面化。误以为经济学家应是“工程师”，而不是“思想家”。第二，学派的缺席，使得我国经济学家的知名度的形成过于依赖个人奋斗，难以积聚团队力量，发挥影响，更奢谈出大师级的人物。学派的缺席，也使得学界缺乏规范有序的学术争鸣，甚至出现把学术证明降格为非理性的攻击漫骂的现象。第三，学派缺席，使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长期处在一种自发的、分散的、脉络难以梳理的状况。我们并不否认，即使是学派缺席，许多经济学家也迸发出了可贵的思想火花，特别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来，我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影响功不可没，他们针对中国的改革和建设提出的明晰产权制度、推行股份制、国有企业改造、市场体制创新、资本市场运作等等，如满地珍珠闪闪发光。但是，由于缺乏学派整合，珍珠满地，始终却未凝聚成价值连城的“金项链”。以至于国外学者在总体评价我国近二十余年来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时，总感到“珍珠”多，“项链”少，可形成的国际认可的“公理”就更不用说了。国际通用的学术交流往往发生在不同学派之间。它告诉了我们，学术特色没有学派的支撑必然显得单薄无力。第四，学派的缺席，使我国经济学研究缺乏学派间的互动，它大大影响了学术创新和发展。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创新，不是自我标榜或孤芳自赏，而是学术链条的传承、绵延，历史积淀中的新旧更替。个人的学术生命毕竟十分有限，个人思想也只有在学派的营养中获得滋润和磨练，获得学术张力和恒久的生命绵延。

三、创建我国自己的经济学学派的意义与对策

　　当前，在我国经济学研究中尽快创建自己的学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学派体现了百家争鸣，有助于新学说、新理论、新方法的孵化和孕育，有助于我国经济学研究新生力量的成长。一种新学说、新理论的诞生之时，往往面对着强大的传统力量，新学说的提出者本人往往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声望，因此，他们很容易被忽视。有了学派，他们的学术命运就会大为改观。新理论新学说首先会在学派中的争鸣、挑剔与批评中不断改进、完善和成熟。如经济学家科斯，就是从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中吸取了足够的营养，年轻时就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为当今如日中天的新制度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学派可以促进学术发展。学派具有较强的凝聚作用，能够使分散的学术资源得以适当集中，并使之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形成某一方面或某一方向上的优势，这种局部的相对优势又可以成为整个学科发展与进步的引擎。中国经济学界要提高学术实力，要增强学术影响力，要能够立足世界前沿，应当创建自己的学派，应当充分发挥学派的聚合效应。第三，学派可以聚集和造就一支成熟而又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学术队伍，出大师级的人物。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大师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依赖个人持之以恒的努力，那么在当今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条件下，一个学术大师的产生应当说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大师出自有影响力的学派，人们追随有影响力的大师，学派又造就出新的大师，这是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第四，学派还可以帮助一个城市或区域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增强该区域的文化自信度和影响力。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若干学派，曾经成为某些区域的文化品牌，如主张文章应当注重义理、考据、辞章的桐城派，其影响至今仍然经久不衰。第四，创建自己的经济学学派有助于经济学家整体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有利于陶冶学者的学术品格。在学派之内，学者们不仅习得知识，而且进行人格的锻炼和道德的熏陶。学派内部特殊的文化气息和群体规范，会内化为学派成员的精神气质，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其学术行为。

　　如何创建自己的学派？首先，当然需要有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但是更需要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者具有宁静致远、淡泊名利的学术品格，不为眼前的名利所动，坐得住，沉得下，深入问题本身，深入时代现实，对于自己的学问，对于自己的国家，都有着深厚的感情，经济学思考要体现历史感、现实感与使命感的有机统一。第二，我们的经济学家除了具备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外，还须具备其他学科的深厚知识，能够以经济学域外的眼光来反观经济学，能够借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来处理经济学问题。第三，理论工作者应该摒弃小生产者的作业方式，克服眼光狭隘、嫉妒心重的陋习。尤其是学派的领军人物，更应该具有领袖素质，有甘于奉献和乐于助人的品格，不谋求私利，不自满自傲。第四，学术界自身应当尽快进行学术制度创新，同时社会应该有宽松的学术人才流动的良好制度和措施，使得国内学术观点基本相同的人才可以跨区域自由流动，比较方便地积聚到相应地区，以形成学术聚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