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理论审视

——评瞿林东教授著《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

邹兆辰

　　2005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推出了瞿林东卷，题名为《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以下简称“《理论遗产》”）。该书集中体现了二十多年来，瞿林东先生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过程中，对于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理论问题的辛勤探索和深入思考。近二十年来，有关中国史学史的著作已经出版很多，但像这样集中对于中国史学包括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研讨的著作，在我国还是第一部。该书对于中国史学著作中所涉及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并由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对于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促进史学史研究向史学理论的高度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值得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者的积极关注和认真思考。

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需要推向理论的高度

　　瞿林东先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成为老一辈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如果从“文化大革命”后算起，他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已经二十多年。他从研究唐代史学开始，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立定了脚跟。先后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1]）和《杜佑评传》[2]两书。以后他又追求中国史学的“会通”传统，力求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内探寻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特点和规律，写出了很多的有关论述。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日益扩大，这本来是好事情，但每当他听到有人说，中国史学只是长于叙事、没有理论的说法，他就感到很不安。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具有非常悠久的史学传统和丰厚的史学遗产，从先秦到近代，史学不断发展、不断更新，产生出众多的史学名家、名著，成就了中国灿烂的史学文明。难道中国史学就真的没有理论吗？如果没有，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又是靠的什么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瞿林东教授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史学的汪洋中泛舟，不断地进行理性的思考，使他终于醒悟到：中国史学不是没有理论，只是史学理论的形态与西方有所不同；同时，中国史学中大量的具有理论性思维的论著，还有待于今人去发掘、整理和阐释，如果工夫尽到了，就会发现这里也是一个藏量巨大的宝库。

　　20世纪90年代初，瞿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首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问题发表较系统的认识。他认为，当古代开始出现历史记载、历史撰述时，也就有了对这些记载、撰述的评论，于是便形成了史学意识；史学意识的发展，促使人们改进、发展史学工作，于是就形成了自觉的史学意识；自觉史学意识的发展启发着史学批评的展开，而史学批评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问题的积累和深化，就促进了史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这样，他就发现了一个体现中国史学理论特色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史学批评。如果从史学批评的范畴去重新审视那些有关的史学论著，就发现这里要谈的问题很多，诸如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直书、曲笔、史法、史意等等，还涉及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方法，史学批评的主体把握和社会效果等问题。他对这些问题逐个写来，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形成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3]一书。在此之前，他已经把自己在研究中国史学史过程中考虑到的理论问题以《中国史学散论》[4]为题集结出版，同时，他还专门研究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特别联系中国史学的实际，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写出了《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5]一书。以后，他又不断发表有关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总体研究的文章，还有大量的对具体史著的评论，他把这些文章汇集为《史学与史学评论》[6]一书。至九十年代末出版的《史学志》[7]一书中，他便以中国传统志书的形式来反映中国史学的历史、理论诸多方面的成就，其核心部分是“史”的演进与 “论”的展开相结合。除了阐述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历程之外，他还特别就“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优良的史学传统”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这就使他对于中国史学发展中的理论问题有了更为成熟的认识。1999年，他的另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史学发展史的著作《中国史学史纲》[8]出版，这部书阐述了自先秦至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面貌与特征，其中尤其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方面的发掘与阐释用力甚多。

　　十年多来，在对史学理论一些问题的思考的过程中，在对大量的带有理论倾向的史学著述的研读过程中，他逐渐对中国史学理论的产生、发展、特点等许多重要问题形成了系统的认识，对许多重要史学家和史学著作中那些带有理论色彩的东西挖掘得也更深透了。然而，瞿先生对于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问题的阐述，包括整体的研究与个案的研究都分散在多部论著和诸多文章之中，无法把多年来对于中国史学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系统化，也就难以体现这种研究的深度及其内在联系。这次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之机，将历年来有关史学发展中各种理论问题的论述汇集一起，便形成了《理论遗产》一书。这本书可以说是他长期以来来对中国史学诸多理论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晶。

　　正确地看待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成就，是涉及史学理论这一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科学地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成就，并不是以古非今，也不意味着贬低外来的有关历史发展及史学自身发展的理论，中外史学理论遗产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借鉴的宝贵财富。诚如瞿先生所言：“以平和的、理性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我们终究会给它一个合理的位置和恰当的评价。”因此，他试图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史学发展中大量的具体事实，用中国的风格和语言来探讨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从而把中国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推进一步，便成为作者在本书中特意追求的旨趣。

　　在这本书中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研究，包括作者在理论研究和具体研究两个方面的成果，既有历史理论角度的思考也有史学理论方面的阐述。从那些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研究、系统研究中，可以看出作者在理论遗产方面的宏观驾驭和思考能力；而在以史家、史著为中心的微观研究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具体史学例证的深入考察中，挖掘出具有理论价值的闪光点的特殊功力。因此，该书不是简单地将旧作汇集成书，他是在力求对于中国史学理论遗产的发掘与阐述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学论著中的历史理论观念

　　中国古代的史学论著中有没有历史理论的内容？

　　瞿林东先生早在1987年就在当时新创刊的《史学理论》杂志上发表文章，他针对史学界关于中国传统史学没有理论的说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第一，中国史学所包含的历史理论，一般是结合对具体历史过程的叙述而阐发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等著作大多如此；《唐鉴》、《藏书》、《续藏书》、《宋论》、《读通鉴论》、《读史方舆纪要》等著作，在理论成分上要更多一些，但也还不是脱离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环境而专讲理论的。第二、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的大思想家很少有不讲历史理论的，其中如荀况、韩非、董仲舒、王充、柳宗元、黄宗羲等是很突出的。第三，中国学人很早就把“史论”视为一种专门的文体而加以重视，如六世纪初编纂成书的《文选》，其中有“史论” 两卷；十世纪下半叶纂修成书的《文苑英华》不仅收入了更多的“史论”，而它收编的论封建、论文、论武、论臣道、论政理、论食货、论刑赏、论兴亡，亦大多属于史论的性质。[9]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研究领域。历史理论主要是人们在研究宏观历史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统一性、多样性，历史发展的趋向，以及对重大历史现象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的原则与方法等等。这篇文章的观点，以后他又进行了多次阐述，并有进一步的发展。《理论遗产》一书也有体现。

　　在以后的研究中，瞿林东先生非常重视从历史理论的角度去探索中国古代史学家的理论见解、理论成就。可以说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观念的揭示，主要是从对具体史家或史著的研究中提出的。《司马迁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一文，就是他在这方面研讨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认为，《史记》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于它详尽地、深刻地而且也是生动地总结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问题上：（1）落后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击败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它为什么又招致速亡？（2）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力量强大的项羽终于遭到失败，力量弱小的刘邦反而获得成功？（3）汉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制定了什么样的国策？（4）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什么新的问题。作者认为，司马迁以“严肃的态度、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和神奇的史笔回答了这些问题”，指出司马迁“善于以历史的经验来揭示现实的问题，也善于以现实的问题去反衬历史的经验”。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是：“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事势之流，相激使然”。这篇文章，被瞿先生收入《理论遗产》一书。[10]

　　对唐代史学论著中历史理论的阐发是瞿林东先生从理论的视角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个重点。从《理论遗产》一书中可以看到他所着重研究的史著有《帝王略论》、《隋书》、《南史》、《北史》、《通典》等。他发现唐初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是一部“很有特色、很有价值的历史评论著作”，它“是我国史学史上较早的系统评论历代帝王的专书”。他认为该书在评论历代君主和其他历史问题方面有深入研究的价值，例如提出了“人君之量”的见解；大胆肯定一些君主的历史作用，着意于对历代政治统治成败、得失的分析和总结；重人事而斥天命；儒、道、佛融合汇聚的文化意识等。对于魏徵所主持编纂的《隋书》的史论，作者也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该书的史论探讨了隋朝何以骤兴骤亡的原因；而且在评论历史过程中提出了理想的统治秩序和政治环境，以及对官吏的“立身从政”的要求；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还提出了很多有见识的观点。对于《南史》、《北史》中的史论，瞿先生也作了很深入的发掘，认为“二史”的史论有“去谀、补实、主通”的特点。对于杜佑《通典》中的史论作者更是给予高度的关注，认为这些史论“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过去的著作如《杜佑评传》中，对于这些史论的内容已经作过大量的论述，在《理论遗产》一书中，他着重论述了《通典》史论的形式，包含序、论、说、议、评等。

　　瞿林东先生从历史理论角度探讨的另一个重点是柳宗元的历史理论，认为柳宗元是一个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和历史发展观念的史学家，他的史论是从对历史的整体认识和宏观把握上来阐述自己的见解的，因而鲜明地带着哲学的形式。在具体研究了他在《天说》、《天对》中关于天人相分理论的发展、《贞符》、《封建论》关于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的观点以后，对他的历史理论概括如下：（1）柳宗元的史论，坚持和发展了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进一步廓清了笼罩在世俗历史上的种种神秘主义的光环。（2）柳宗元的史论，表现在对自然、对历史、对史学等各方面的认识上，具有其一贯性和整体性，从而构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3）柳宗元的史论，既是对历史的总结，又是对现实的启迪。在关于“天人之际”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争论中，他的总结性的阐述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其重要特点是同中唐的社会实际和他的社会理想相结合，具有鲜明的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统一的特色。[11]

　　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性的论述。在《理论遗产》一书中有《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一篇，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特点进行了阐述。作者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著作大量被介绍到中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有人由此反观中国古代史学，于是产生了“理论贫乏”之感。这是由于对于东西方史学在表现其理论的内容和形式上，未能充分考察到各自的特点所致。瞿先生在书中对中国史学在理论上的特点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多种存在形式，既有作为史书构成一部分的“史论”，也有独立的历史评论专篇或专书；第二，深入探索的连续性，意味着人们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关注和探索可以累代相传，历时既久而探讨愈深；第三，未尝离事而言理，即“事”中有“理”，“理”不离“事”，在阐明事实的基础上论述道理；第四，名篇名著的魅力，这种魅力使这些著作能够传之久远，为历代学人所重视。这些论述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理论遗产》一书中，瞿林东先生对于中国古代有没有历史理论的问题作出了正面的回答。他提出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积累包括：关于天人关系的理论；关于古今关系的理论；关于历史进程的理论；关于历史变化动力的理论；关于治乱兴衰的理论；关于夷夏关系与历史文化认同的理论；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关于人民、国家、君主之关系的理论。他认为，在这八个问题上，中国古代史学都有十分丰富的积累，其中很多概念如天人、古今、时势、理、道、变通、治乱兴衰等，都是史学上经常使用的概念，对这些概念加以综合，就会对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轨迹和达到的高度，有进一步的认识。[12]

三、深入探讨中国史学中的史学理论遗产

　　在1987年瞿林东先生发表《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一文时，他就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历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历史学发展到相当水平的时候，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就会分途，虽然它们仍有不可割断的联系，但其内涵各不相同；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在史学理论的研究上从刘知几到章学诚，是有优良传统的，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瞿先生把这个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中国的历史科学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应该在批判继承、吸收古今中外史学理论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出如同《史通》和《文史通义》那样影响深远、可以传世的新的史学理论著作。[13]这就表明，他早就有意要继承刘知几、章学诚的传统，在探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史学理论内涵上下一番工夫，立志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史学理论著作。

　　《理论遗产》一书收入了他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文章《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这是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问题第一次进行的全面、系统的研讨，提出了许多对于史学理论问题的十分有见地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问题考察的视野大大扩展了。认为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不是从刘知几才开始，而是可以上溯到孔子；从先秦到明清，中国的史学理论始终是处在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他在文中把史学理论界定为“史家对于史学自身的认识”，这种对于史学自身的认识就可以称为“史学意识”，而史学意识发展的过程就是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如果以“史学意识”的发展为核心来考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先秦、秦汉时期是产生时期，例如《春秋》、《左传》、《史记》等，这时期的史家已经从一般的史学意识进步到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进入史学理论的形成时期，具体标志是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的提出，如《文心雕龙·史传》、《史通》等；两宋时期则是史学理论的发展时期，具体表现是史学批评的繁荣和理论形式的丰富，例如《册府元龟·国史部》的序，以及吴缜、郑樵、朱熹、叶适、马端临等人的史学批评言论；明清时期是史学理论的终结时期，当时出现了批判和总结的趋势，同时也萌生着嬗变的迹象，如王世贞、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赵翼、王鸣盛、章学诚等都有这方面的贡献。

　　从这篇文章的探讨，瞿先生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的线索，它是沿着历史意识——史学意识——史学批评——史学理论这样的线索发展开的。用这个线索来考察中国古代的史学著作，就能够发现很多含有史学理论思想的内容。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史学中不仅不是没有史学理论，而是史学理论的内容相当的丰富。有了这样一个粗线条的把握，还要进一步研究史学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问题的一系列研究，正是他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具体表现形式的过程。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是瞿林东先生关于古代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中最有特色也是最有影响的部分。他认为，中国古代史家和学人关于史学评论方面的论著或言论是非常之多的，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中国古代虽有《史通》、《文史通义》这样的史学评论著作，而且有很大影响，但是并不能代替所有史学评论。在古代那些历史撰述、史学论著、文集、笔记当中，有许多史学评论的闪光思想，但我们对它们缺乏系统发掘、整理、阐释。这是需要我们花大力来做的事。他在研读古代的各种史学论著中，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除了历史和社会的推动之外，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也是史学反省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或史学评论的探讨也会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

　　关于史学批评的提法在瞿先生的论著中也称为“史学评论”、“史学批判”。他在1985年就写过一篇《略说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的文章[14]文章中对于史学评论的渊源、史学评论的作用、史学评论的标准问题进行了探讨。《理论遗产》一书收入了这篇文章（题为《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这是本书中收入的惟一一篇全面阐述史学评论——史学批评问题的文章。实际上，这篇文章中包涵了后来作者所阐述的有关史学批评各种观点的思想萌芽。例如，文章中作者提出“自觉的史学评论，大致以司马迁为开端”，以后《汉书》、《后汉书》的作者又对《史记》作了评论，这些评论都带有自觉性和目的性。他还指出《文心雕龙·史传》篇是一篇精湛的史学评论文章。而刘知几的《史通》，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史通》的内外篇分别评论了史书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作史原则以及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史家得失等各项问题。称赞刘知几对以往史学作总结性回顾的自觉精神，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和他的同代人。而到了清朝史学评论著作越来越多，并且产生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样优秀的、带总结性的史学评论著作，在古今史学得失的评论中阐发的见解，就其广度与深度超过了前人。

　　从90年代初，瞿先生就以“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为总题目，写了一系列关于史学批评的文章，涉及到史学批评的一系列范畴，这些范畴实际上是他80年代关于史学评论方面的见解的展开。他写了古代史学批评的历史和理论、直书与曲笔、采撰的得失、史法和史意、会通与断代、读史当观大治乱得失、史学的审美、史论的艺术、心术与名教、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比较与批评、史学批评与知人论世、素养·职责·成就、鉴识与探赜、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受到学者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后汇集成《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这一系列专论史学批评的文章在《理论遗产》一书中虽没有直接收入，但作者关于史学批评问题的观点在本书的其他文章中还是得到了体现。

　　探讨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瞿先生在史学理论问题上所致力于研究的问题。在《理论遗产》一书中，《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等三文即专论这个问题。这些专论是瞿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史学的传统及功能等问题进行总体思考的部分成果。此外，围绕这个问题他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即《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在这些论著中，他对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的探究涉及到史家的历史意识、历史视野、角色意识、社会责任与时代精神等方面的问题；涉及到中国史学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相结合的特点、求真与经世相一致的特点、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的特点、理论·文采·考据相结合的特点；在论述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时更论述到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惩劝宗旨传统、忧患意识传统、审美要求传统等等。在那本《史学的沉思》一书中，更谈到了史学与认识历史、史学与社会进步、史学与文化发展、史学与人生修养、史学与历史教育等问题。可以说，在这些论著中把中国史学本身的传统和史学对人生、对社会的诸多问题都论述到了。

　　在多年来对中国史学在史学理论方面的内容、特点、形式等诸多问题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理论遗产》一书进一步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成就概括为八个方面，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1）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中国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对于史学的作用、发展以及史学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有许多思想、言论，需要去总结。（2）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如“书法”、“良史”、“实录”、“信史”、“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史法”、“史意”等最常用的概念和范畴，都是很重要的。（3）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书法”是记事的原则；“信史”是传信于后世的历史著作。讲求书法和追求信史，是中国史学史上绝大多数史家的目标。（4）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采撰就是选择历史资料；历史事实就是真实地记载某个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史家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5）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史书中的史论反映了撰写历史的人对事件的评价，因而史论有高低之分，它也可以说是一门艺术。（6）关于史文表述与审美要求的理论。史文是指历史著作的文字，其表述有很高的艺术上的要求，或者说审美的要求。这是很多史家都非常讲求的问题。（7）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古往今来很多史学家都很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认为史学上可以有助于治国平天下，下可以教人如何做一个正直的、有贡献的人。（8）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这方面有丰富的遗产，从孔子到刘知几、吴缜、王世贞、章学诚，都有大量的论述。

四、近现代学者对史学理论遗产的继承和发展

　　瞿先生这部著作，在总结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上没有局限于古代，他以很大篇幅来介绍近代学者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这就使得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总结能够更加系统、完整。

　　第一，他以一定的篇幅阐述近代中国史家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由于历史的剧变而出现了新的趋势。作者总结了这种新趋势的主要标志是：重视鸦片战争史的撰述；重视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重视外国史地的研究与撰述。他指出，这种史学发展的新趋势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的时代特点和志士仁人救国图强的愿望。

　　在《姚莹和夏燮的史学》一文中，他特别阐明了姚莹史学鲜明的近代意识。例如，姚莹较早地意识到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危害；他对于外国侵略者有深刻的认识，十分重视边疆事务，重视对边疆史地的考察和撰述；他认为要有效地抵御外侮和加强边务，必须认真了解外国、认识世界。这些思想体现在他《东槎纪略》和《康輶纪行》中。夏燮的史学也具有近代意识，而且更突出具有近代的世界意识。在他的《中西纪事》中，他特别把鸦片战争放到中西关系中来考察；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传教和通商中来揭示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的必然性；注意到从复杂的国际关系来分析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一致性。

　　在《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价值》一章中，瞿先生对于梁启超发表于20世纪初年的这篇短文给予高度重视。认为这篇文章在中国史学史上“不啻一声巨雷”，有振聋发聩之效，是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一份宣言。它的价值主要在于以下几点。对旧史的批判，抨击中国的旧史有“四蔽”、“二病”；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认为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倡言以史学激扬民族精神。

　　第二，在近代史家之后，他接续探讨李大钊、郭沫若、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对于李大钊，作者称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首先是他的历史观，他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把它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学人。他强调思想变动的原因应当到经济变动中去寻找；他重视阶级斗争学说；突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动的，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其次，李大钊的史学观也十分值得注意。他说明了历史与史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强调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强调历史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他还十分重视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作者对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作了重点分析，认为它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早面世的史学理论著作，它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开辟道路的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奠基石。

　　对于郭沫若，作者认为他“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矗立起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在他的丰富的史学遗产中，史学理论的遗产也是重要的部分。他认为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非常重要，针对当时“整理国故”的学术思潮，强调只有掌握辨证唯物论的观念，才能对“国故”作出正确的解释。作者还指出，郭沫若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把研究中国历史同中国革命任务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发展到现代意义的高度。郭沫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在由旧而新的转变中，他所走的批判、继承、创新的道路，对当前史学发展有着借鉴的作用。

　　对于侯外庐，作者认为“他的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著述，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思想界的遗产中最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珍贵品的重要部分”，他的史学理论遗产，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史学界都具有积极意义。他对自己研究的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原则和方法有坚定的信念和清晰的概括，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15]此外，作者还对侯外庐的辩证的史学方法论，自得、自省的治学方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的认识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

　　第三，对于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的发展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

　　除了重点列举三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的贡献外，瞿林东先生还从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论述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在《理论遗产》一书中有三篇涉及这个问题的文章，即《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论纲）》。

　　在这三文中，他对于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唯物史观要求研究全部历史，也可以说是要研究整体的历史；（2）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而是与规律可循的；（3）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因为唯物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4）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16]

　　在这三文中，他从历史的角度总结了整个20世纪，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成立50年来新中国史学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这里主要包括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的广泛传播，历史理论领域的重大成就，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等问题。为了说明这些成就，他也列举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来说明。同时指出，通过这些成就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遗产的中国史学，在20世纪特别是最近50年中经历了多么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中产生的经验教训，经过我们认真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就会形成理论遗产。这些理论遗产正是新中国史学胜利地迈向21世纪的思想前提。

　　除了综合论述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外，瞿林东先生还对构成唯物史观基本内容的历史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进程》一文即是这个方面研究的最见功力的代表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主持制定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的提纲时，就确定了要写“地理环境”一章。瞿先生担任了撰写这一章的任务。从理论上和资料上进行了多年深入的探讨。现在收入《理论遗产》一书中的这一篇，基本上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在文章中他论述了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作者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使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发展的问题更加具体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文章在资料的运用上，除了应用当代人的研究成果外，还发挥作者熟悉中国史学史的优势，运用了许多历史资料，也是值得注意的。

五、《理论遗产》一书的整体特点与学术价值

　　前面我们对《理论遗产》一书的写作背景及其基本内容进行了分析，当然这些分析还不足以反映全书的内容。下面拟就个人在阅读本书后对全书的整体特点与学术上的价值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供作者和读者参考。

　　第一，把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问题作一个专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从20世纪开始，近代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已经逐渐发达，开始形成一个学科。但是传统的史学史研究主要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家和历史著作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即使有关于史学思想的分析也是针对个别史学家的治史思想作具体的介绍与分析。也就是说，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尚未从整体上上升到从理论的角度来认识。而《理论遗产》一书则是专门从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审视，这可以说是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以理论的高度对中国史学进行整体考察，并不局限于古代史学，也不把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理论研讨与中国古代的史学遗产断然分开。这样把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作为一个整体的问题，进行纵向与横向的考察，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体现了该书的开创精神。

　　第二，把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与史学理论遗产的继承结合起来，是深化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

　　1949年以来，围绕史学理论问题的学术争论也曾不断进行，但是这些争论一般只是围绕现实提出的问题进行争论，没有能够与继承史学理论遗产相结合，所以过去的史学理论方面的论争许多都是没有结论的，时过境迁后难以在史学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地位。而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是结合史学发展史上的能够传世的史学名家的史学论述来进行的，这些论述一般都具有长久的价值，这样就使得在探讨史学理论遗产的基础上得到的史学理论性认识也具有长久的价值。由此，我们可以说探讨中国史学理论遗产，是推进当前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许多现实中的史学理论问题，都曾经在历史上讨论过，前人都曾提出过许多有益的见解，如果我们忽视这些问题的学术背景，讨论就会低水平的重复，不能在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因而，研究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问题对于促进中国史学的民族化，对于深化史学理论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理论遗产》一书在这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为这种结合开辟了一条新路，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工作者都会有所启示。

　　第三，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

　　瞿先生的这部书选入的文章分成三部分：上篇，以问题为中心，或作系统的探讨，或作专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宏观的或整体性的研究；中篇，以史家为出发点，或评论其在理论上的建树，或阐发其在某一个方面的卓识；下篇，则以史书为依据，揭示其理论的特点及其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以这样的结构来组成这部书的好处在于读者可以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成果相互对照，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可以相互补充。一些在总体研究中不能充分说明的问题，可以在个案研究中有充分的展开；个案的研究也只有放在总体研究的相当位置上，才能更彰显其意义。这种研究路径对青年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工作者也是有启示作用的。要想在理论问题上有所建树，必须认真研究有代表性的史学论著；而从事具体问题研究的学者，也要有宏观的视角，善于进行整体问题的分析，才能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第四，理论性研究与事实性研究相结合。

　　瞿林东先生在论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时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特点是“未尝离事而言理”，研究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如果离开对中国史学史的具体研究成果，理论遗产的研究也就会陷于空论。瞿先生对史学理论遗产的探求之所以比较深刻，正是由于他有深厚的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他最早对唐代史学有专门的研究，以后又向“会通”方向发展，先后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纲》和《史学志》这样通史性的史学史专著。这样就可以使他所总结的史学理论遗产问题有充分的史学发展的事实为依托，与那种空泛的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绝然不同。

　　从总的来说，该书理论性研究的价值是主要的，但在书中所包括的某些个案研究，有些是学术界关注较少的，因而也具有特殊的价值。例如，作者对唐初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一书的研究，则体现了作者强烈的探索精神。该书是唐初一部很有价值、很有特色的历史评论著作，但湮没甚久，清代学人对此书已经“不甚了然”。所幸的是在敦煌文书中尚存一卷残卷，唐代人马总所撰《通历》10卷中，保留了《帝王略论》的部分佚文。瞿先生为了探讨此书，从马总的《通历》中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搜求，又查阅了台北出版的《敦煌宝藏》第123册，找到了《帝王略论》残卷的影印件。这样才对该书的史论有了真正的了解。如果不是研究史学史的专门学者，只是一般研究古代的历史理论问题，就不会下这样大的工夫去对文献进行搜寻。他由于考察了这部前人很少关注的著作，则对于古代历史评论的研究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此外，如明代史家卜大有的《史学要义》一书也由于国内仅存两部而罕为人知，由此也影响了后人对明代史学的总体认识。《理论遗产》一书中收入瞿先生《〈史学要义〉的特点与价值》一文，为人们更好地了解该书、了解明代史学提供了帮助，也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第五，将历史理论问题和史学理论问题进行综合考察。

　　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包括对客观历史问题的理论研究，也包括对史学自身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往往结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把它们断然分开，不仅做起来困难，而且会造成彼此削弱的结果。今天我们在研究史学理论问题时，由于学科的分工或研究者兴趣与特长的不同，会把历史理论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分开；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在探讨史学的理论遗产时一定要把两者分开。这一点，也可以看成是《理论遗产》一书的特色。例如，对《通典》的研究是作者的长项，他在1996年就出版过《杜佑评传》一书。在《理论遗产》一书中收入有关《通典》的文章有两篇，即《〈通典〉的史论》和《〈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在谈到《通典》的“史论”时我们看到，有关史论的形式问题的论述可以说属于史学理论，但有关史论内容方面的论述则应该属于历史理论；在谈到他的史学方法时，可以说属于史学理论，但在对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各种主张，如经济思想、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进行具体分析时，这些似乎又属于历史理论。而我们对杜佑在《通典》中所表明的史学思想，单纯从哪一方面来分析都是不完整的。瞿先生在《理论遗产》一书的开篇之作——《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一文中，在讲到中国史学的遗产时分别讲到“历史理论的积累”、“史学理论的成就”。在这里他是把两者看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并没有把它们截然分开，或者舍弃哪一方面。个人觉得这样的处理是得当的，也符合中国史学遗产本身的特点。

　　《理论遗产》一书是属于“文库”类型的著作，它是作者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写作的文章汇编。它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作者长期从事该项研究工作所积累的成果，因而内容相当丰富；它的缺点在于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可能没有专著那样严密。但从《理论遗产》一书来看，作者对文章的选择是花费了很多思考的。虽然文章写作时代不同，但从总体来看，全书从理论高度审视史学遗产的指导思想一以贯之，内在逻辑严谨，结构合理，体例统一，文字叙述的风格也相当一致。因此，从总结中国史学理论遗产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完整的新著。

　　既然是一部“文库”，所以也必然会受到这种著作体例的限制，使本书带有一定的局限。该书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涵容作者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全部精华，所以会感到某些方面有所不足。例如，关于史学批评问题是作者在对古代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具有特色的部分，但在《理论遗产》一书中反映的不够充分。书中对于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占有非常突出地位的《史通》、《文史通义》等著作，在总论部分中虽然不断提到，但在个案研究中没有将这两部书列入，这样难以突显这两部著作在史学理论方面的重要价值。此外，在对20世纪史学理论遗产的阐述方面，虽然书中有总论，也有个案的分析，但其分量还感到有些不足。既然书中内容涉及到20世纪，那么20世纪的史学理论遗产，就应该作为重点加以阐述。

　　正如作者所言，“对中国史学理论遗产的研究，仅仅是开始，是起步”，未来的研究任务仍然是十分艰巨。确实，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研究，需要深入，需要进一步的展开，这项研究也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但是瞿先生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这项研究的奠基石，随着瞿先生所主持的一系列研究工程的开展和推出（如《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研究》等），这项研究必将更加深入发展并将取得更大的成就。由此也可以对我国史学界对中国史学理论遗产的研究起到更好的带动作用。

[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3]  中华书局，1994。

[4]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5]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6]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7]  《中华文化通志》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

[8]   北京出版社，1999。

[9] 《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原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见《中国史学散论》，第349-35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10]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见《中国史学散论》第142—15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1]  参见《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第238—27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2] 参见《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第10—1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3]  参见《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见《中国史学散论》，第35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4]《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见《中国史学散论》，119—12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5]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87。

[16]《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第175—17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