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畲所著的《瀛环志略》10卷，是晚清中国人探求域外知识过程中的一部重要的世界地理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书的学术价值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的重视。 (1)有的学者通过《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的比较，指出了前者在对西方的认识方面，远远超过了后者，徐继畲是清末第一个调整了认识世界的角度，成为“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2）

正因为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在对世界的认识方面远远地超越了同代人，因此，该书初版后毁多于誉，被认为是“颇张大英夷”，（3）“轻重失伦，尤伤国体”，（4）而有“奉旨议处，书版饬令毁销”之说。（5）这部优秀的世界地理著作在初版后的十余年间只重印过一次，影响范围相当有限。然而，该书传到日本后却大受欢迎，日本文久元年（1861）推出了德屿小西等同刊的对嵋阁本，由井上春洋等训点，该版在印刷和装帧的质量上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中国版本，地球图用红、黄、绿三色套印，相当醒目，人名、地名有英、日两种文字注音，年代日期也用日本纪年标示。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瀛环志略》也发生了“出口转内销”的现象，日本刊本流入中国，成了坊间翻刻的摹本。1866年总理衙门还特别刻印，列为同文馆的教科书。

自19世纪70年代起，《瀛环志略》声誉日隆，不断被翻刻，就笔者所知国内出版的有14种，此列如下：

道光三十年（1850）  红杏山房本，见潘振平文。（6）

同治五年（1866）    总理衙门本，6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氏刻本，6册，山西省图书馆藏。

同治五年（1866）    壁星泉鉴定重订本，6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同治十二年（1873）  炎云楼刻本，6册，上海图书馆藏。

同治十二年（1873）  刊本，4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光绪六年（1880）    楚南周鲲刻本，1册合订本，上海图书馆藏。

光绪十年（1884）    京都琉璃厂会经堂刊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7）

光绪十九年（1893）  鸿宝斋石印本，4册，上海图书馆藏。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书局石印本，4册，上海图书馆藏。

光绪二十四年（1898）新化三味书室校刊本，6册，上海图书馆藏。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老扫叶山房铅印本，8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出版年不详           槐里堂本，见潘振平文。

出版年不详           正续《瀛环志略》本，4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瀛环志略》也成了那一个时代中国人认识世界、了解西方的主要知识来源之一。晚清不少思想家都研读过这本书，王韬认为该书是“当今有用之书”，因为它“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8）康有为正是“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础”。（9）他还对两书进行了比较，指出“《瀛环志略》其译音及地名最正，今制造局书皆本焉。《海国图志》多谬误，不可从。”（10）梁启超是1890年赴京会试途中，在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11）他把该书看成是仅次于《万国史记》后第二本必读的西学书。（12）当时出洋考察或充当使节的中国人，大多随身携带此书，并随时查对。如1867年出使欧洲的斌椿，1875年出使欧洲的黎庶昌，1876年出使欧洲的郭嵩焘和刘锡鸿，同年游历欧美的李圭，1890年出使欧洲的薛福成，1894年出使日本的黄庆澄，沿途都对《瀛环志略》的记述进行了仔细地核对。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盛赞道：“所经过山川城市，风土人情，《瀛环志略》所载，十得七八，乃叹徐氏立言之非谬”。（13）郭嵩焘在出使日记中赞扬该书译名得当。（14）斌椿写道：“自古未通中国，载籍不能考证，惟据各国所译地图，参酌考订，而宗以《瀛环志略》耳。”（15）

在人们研读《瀛环志略》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了续补、增订的工作。如咸丰年间何秋涛的《〈瀛环志略〉辨正》一卷，附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新化三味书室校刊本之后，对该书有关俄罗斯的记述错漏进行订正；光绪十四年（1888）有周官锦撰的《瀛环志略节录》，并附杂碎语；光绪年间有刊载于《小方壶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中的署名“毅”的《瀛环志略订误》；光绪二十三年（1897）新会学堂刊有英人慕维廉辑、陈侠君订《瀛环志略续集》；光绪二十四年（1898）有游五大洲人的《瀛环志略续编》；光绪二十六年（1900）张煜南的《海国公余辑录》收有《辨正瀛环志略》、《推广瀛环志略》各一卷，考订和补充了有关资料；光绪二十八年（1902）李慎儒刊有《瀛环新志》十卷，退思轩石印本。在续补、增订《瀛环志略》诸家中成就最著的是薛福成。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在近代中国风云激变的年代里，他是闻名遐尔的洋务专家和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他早年以副贡生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以文章和识见崭露头角，和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三人，尤其服膺曾国藩“文章与世变相因”的理论，为文也师法曾国藩，好谈“经济”而不墨守“桐城义法”，被誉为“曾门四弟子”。（16）后随李鸿章办理洋务多年，以通达“时务”、力主变法闻名朝野。他向朝廷提出的“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集中表现了他的政治识见。前者是关于内政的建议，后者是他洋务观的体现。这十条是“择交宜审，储才宜预，制器宜精，造船宜讲，商情宜恤，茶政宜理，开矿宜筹，水师宜练，铁甲宜购，条约诸书宜颁发州县”。光绪二年（1876）夏四月的马嘉里一案中，他主张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不妨以拒为迎，一面备战，一面将滇案本末布告各国使臣”。光绪五年（1879）总理衙门欲委英人赫德为总海防司，他认为“赫德为人阴鸷，虽食中国给予的高职厚禄，但实为英人服务，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但总理衙门既已定议，不妨告以赫德“兵事非可遥制，须亲赴海滨，专制练兵；其总税务司一职，则别举人代。赫德贪恋权利，必不以彼易此也”。结果正如薛福成所料，赫德不愿放弃他手中的肥缺。光绪八年（1882）夏六月，朝鲜内乱，他主张用水兵扼朝鲜仁川海口，发陆军速平内变，成功地防止了日本的干预。（17）

薛福成在光绪十五年（1889）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从此得与西方文明直接接触，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疏请添设南洋各岛领事和保护华侨，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侨胞的利益作了不懈的努力。1894年，他出使届满，卸任回国，途中发病，抵上海而卒，年仅57岁。

薛福成一生留下了百万字的著述。丁凤麟等指出：“薛福成不但是位忠于职守、政声卓著的能员干吏，而且是个思想敏锐、勤于笔耕的杰出政论家。在他有限生涯中，曾以酣畅的笔调，深辟的见地，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警世文字。仅其生前及死后付诸刊刻、公之于世的论著，即《庸庵全集十种》、《庸庵文别集》、《庸庵笔记》等等，不下百万言”。（18）钱基博的《薛福成传》中没有述及其著述，夏寅官的《薛福成传》尽管很短，但却较详细地介绍了薛福成留下的文稿：“近其书已刻者有《庸庵文编》四卷，《续编》二卷，《外编》四卷，《海外文编》四卷，《筹洋刍议》一卷，《浙东筹防录》四卷，《出使日记》十六卷，《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四卷，《庸庵随笔》十卷，尚有《幕府古文书牍》、《东西洋地志稿》数十卷藏于家”。并称“读集中纪事诸篇，翔实不谀，足征信史，尤长外交，深识远虑，烛照暨数十百年以后。今日时局阽危，老成凋谢，缅维先生筹洋诸篇，令人感喟嘘唏而不能已也。”（19）

几乎没有任何薛福成的传记和睦研究论著注意到薛福成在出使期间主持的翻译工作并留下了丰富的译稿。他当年非常关心中国的译书事业，光绪十六年（1890）九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记中指出：御史赵尔巽奏请将俄人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所进300余种书检交同文馆翻译镂刻，并非高明的见解，因为这些书均为六十年前或百余年前的有关天算、地理、医学的内容，“不如新书之详备；且俄书之立论，大抵逊于英法，故俄人常从各国译书，而各国译之俄人者甚鲜”，认为首先应译“风气开自泰西诸国”的“西艺新法”。（20）他在《格致汇编序》中指出，西艺新法，西方学者“研之至精，不懈益虔，殚亿兆人之智力，潜规造化之灵机，奋志经营，竞奇争胜，日臻富强，遂以雄视宇宙。……吾华读书之士，明其道者忽其事；工师之流，习其业者昧其理，多未明晓西法，故不能互相引证，抉其精要，然其学未尝不可攻而能也。”（21）

至今没有足够的确凿材料可以证明薛福成精通哪一门外国语，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在出使期间钻研过西方文字。光绪十八年（1892）十月初六的日记中写道：“西国字体，种类至繁，如俄文、英文、法文、德文、意文，各自为体。俄自芬兰以西，即为波兰书矣。法用本国字；而爱勒脱以南，又为哀斯记书矣。考钦天监旧制，有所谓‘书拉体’者，即腊丁文，乃希腊文之变体也。希腊字文理较长，而总不外以字母摄音，合音成字；故各国皆二十六字母，惟希腊有三十六字母，而法国只二十四字母，于六书中仅得谐声之义。不知声音之道，年久则变。中国经籍如天、下、华、庆、明、行等字，六朝前犹近秦汉之音，唐以后则纯用今音。以中国之人读中国之字，而高下轻重疾徐，已各自成音，赖有象形、会意等义相维持，故数千年后犹得于考证古训也。外国文字仅知谐声，以口相传，久而易变；况以华言译西语，以今音译古语，以华字译西书，既无一字之音，又无一定之字，而且方言各异，则安能如华文之六体兼备而四书不乱哉？”（22）已年逾五十再掌握一二门外语，对于一个中国传统的旧学者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上述有关西方文字的一段论述，又使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薛福成直接主持西方舆地学的译述并留下了部分译稿的可能性。同治六年（1867）薛福成就参与制定《日斯巴尼亚国条款和约章程一卷》，以后又制定《古巴华工条款一卷、换约凭单一卷、照会一卷》（1878年），（23）这些事实表明，这位洋务专家很有可能早在三十岁时就默默地学习过西方语言，出使期间这位大臣又仔细比较了西方语文的特点，而且还对文字互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没有学习过任何一种外语、没有任何的翻译经验，要对语言对比、文字翻译谈出切实的看法，哪怕只是片言只语，也是不可思议的。薛福成的三子薛莹中称其父在办理越南、缅甸、暹罗诸国与滇、桂边界事务时，“往往采取私家记载，旁及游历诸书，译其大意”，（24）笔者以为是可信的。光绪壬寅（1902）无锡传经楼刊刻的《续瀛环志略初编》中大多标明“薛氏英文译稿”、“薛氏法文译本”，可见薛福成略懂英法两种文字。该书编译中特别留意文中的地名、人名，并多附列原文，绘制“中西合璧文字表”藉资所证，恰恰正是为了避免他日记中提到的“以华字译西书”时，易产生的因“方言各异”而起的混乱，这更进一步说明了薛福成有着相当程度的翻译经验。

当然，薛福成对翻译的主要贡献还是如林则徐一般，主持译事和审定译稿。他一直对舆地学有浓厚的兴趣。1890年出使欧洲期间，随身携带着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出使途中经常仔细研读。他在同年正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阅《瀛环志略》地图，念昔邹衍谈天，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乃天下八十分之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内九州，禹之所奠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各为一区，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为天地之际焉。司马子长谓其语闳大不经，桓宽、王充并讥其迂怪虚妄。余少时也颇疑，六合虽大，何至若斯辽阔？邹子乃推之至于无垠，以耸人听闻耳。今则环游地球一周者，不乏其人，其形势方里，皆可核实测算。余始知邹子之说，非尽无稽；或者古人本有此学，邹子从而推阐之，未可知也。”（25）可见，正是《瀛环志略》一书，帮助薛福成建立起了世界意识。在以后凡遇到诸国地名的翻译问题时，他总不忘拿出《瀛环志略》。正是对这部优秀的世界地理著作的衷心钦佩，薛福成有心要为此书作续本。

 

 

初到欧洲的薛福成就注意到西方国家对地理学的重视，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初七他在日记中写道：“西人皆知舆地之学。每村塾中，童子七八岁者，先读舆地诸书，四壁悬地球诸图，塾师随时指示。迨十三四岁后，则又择舆地之精者读之。盖凡为官为士为兵为工为商，皆周知舆地，惟其童而习之，所以无人不洞悉形势，暗练事务。”四个月后他又痛过与西方舆地学的比较，进一步指出了中国舆地学的不足：“中土于舆地一门，长于考古而短于知今，详于中原而略于边外，绘图测地狃于开方里计之说，斫圆为方，万里之遥便不能合。前见俄有中俄界图，精细之至，爰于俄馆展拓摹译，阅两年余而始告成。”（26）这可以看作是薛福成组织翻译西方地理的直接动因之一。薛莹中在《出使日记续刻·凡例》中写道：“公奉使以后，尝辑《续瀛环志略》，遍译西史，得数十册。属稿未竟，遽尔薨逝，论者惜之。是编于各国地志采辑不少，虽不如专书之详细，而地球形势大致略备。”（27）他在《英法义比国志译略》识语中说的更明白：“先光禄公奉命出使英法义比诸国，尝广求五洲地志及西人游历日记，命随槎诸君分曹纂录，绘图译说，冀以续徐氏志略、魏氏国志之书，迨甲午东渡得稿数十册、图数十幅，将以归国之暇，手自编定，不意抵沪两旬，先公寝疾，薨于出使行台。”（28）据笔者调查，参与薛福成“遍译西史”、“绘图译说”工作的使团随行人员有参与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的举人赵元益（字静涵，新阳人）、同文馆学生世增（字益三，铁岭人）、举人陈星庚（字钧侯，鄞县人）、廪贡生顾锡爵（字延卿，如皋人）、优廪生张美翊（字让三，鄞县人），以后还有同文馆毕业的翻译官吴宗濂（字挹清，嘉定人）、庆常（字霭堂，汉军旗人）、瞿昂来（字鹤汀，宝山人）、郭家骥（字秋坪，宛平人）等。

薛福成过早的去逝，他的《续瀛环志略》一书有无问世呢？以往没有学者给予我们任何的解答，笔者通过详细地调查，作出了肯定的答案。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薛莹中据薛氏遗稿印出的《英法义比国志译略》（封面题为《英法义比译略》），就是《续瀛环志略》的一部分。薛莹中在该书〈凡例〉中指出：“是书译稿当时拟称《续瀛环志略》，实未定名，虽稿本已具，五洲间亦缺而未备。按前志原例，宜首亚次欧，今既拟分编，故先印英法义比四国志。”全书分四卷，卷一英吉利国志译略、卷二法兰西国志译略、卷三义大利国志译略、卷四比利时国志译略。其中英国较详，由吴宗濂译自法文、赵元益述，总述英伦三岛的史地，并附英伦国王年表；后三种国志较略，都由世增译自法文、顾锡爵述，意大里亚国译略中有一些薛莹中据日本大坂日报补充的内容。全书各卷都题有“无锡薛福成叔耘鉴定”。

1901年冬薛莹中又发现了父亲使西时留下的遗稿《土耳其国志译略》等五种，同年十二月校毕刻出。《土耳其国志译略》、《罗马尼亚国志》、《塞尔维亚国志》、《布加利亚国志》、《门得内各罗国志》五种均由吴宗濂、郭家骥译、张美翊述。1902年夏薛莹中又校刻出《希腊国志》，由世增译、顾锡爵述，这六种译略前也都冠有“无锡薛福成叔耘鉴定”。薛莹中称其父主持译出的每一种都包含有深刻的意义，土耳其就如同战国时代介于晋、楚两霸之间的韩、魏，地当要冲，“自道咸以来几不国矣，败于埃及，再辱于俄，失地于希腊，受制于英、法诸国，盖自东罗美里为自主之省，罗马尼亚、塞尔斐亚、布加利亚、门得内各罗四国，各乘乱据地立国，而土之藩尽撤，其积弱之势，殆不亚于郑、韩、魏……英、俄之争土，亦无异于晋、楚、秦之争郑、韩、魏”。今俄焰日张，自西而东，“我中国不啻代土而受其祸，此又时会之变迁，有心人所欷嘘太息而不置也”。而土耳其、希腊“固邻国，教门既别，种类亦殊，数十年来，争端迭出，今希虽弱甚于土国，而制度文献创于虞夏商周，实为欧西之鼻祖，即其风俗教化，亦在土耳其上”，因此将它们汇为一编，以资学者考览之需。（29）

正式题为《续瀛环志略初编》一书刊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续瀛环志略》全书是依徐继畲《瀛环志略》的体例，首亚洲、次欧洲、次非洲、次美洲、次澳洲，初编是亚细亚洲志。全书内容列表如下：

 

 

 

    

    书中缺朝鲜、琉球的内容，越南、缅甸、暹罗的资料较多，其余稍略。有的比较系统，如《日本国志》分总说、形势、名称、史事、各大岛屿、大江气候、火山、风俗、官制、文学、工艺、农事等，有的则非常简略。有不少书都有直接译据的原本，如《中国印度图说》系选译法国斯各赖脱《新出舆地图说》；《江洪孟连景东汇译》系摘译法国勒格雷《游历日记》；《缅甸国志》系选译亚尔蕾格留斯文《五洲地理新志》和法国杜西侯《天下舆地志》；《帕米尔考》系译自英人爱吴锡匹敌《地理新志》，其中克什米尔译自英人乔恩斯登《地理志》。                                                               

    所谓薛福成的《续瀛环志略》就是由其主译的亚洲部分的《续瀛环志略初编》、欧洲部分的英、法、意、比、土、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门得内各罗、希腊十国志略以及铅印本的《阿非利加洲》这三个单元所组成。原稿中本都有关于“各国郡邑山川海口要地”的地图，“虽细如毫发而朗若列眉，诚至宝也”。但由于“一时摹绘不及，姑俟续印”。（30）薛莹中原计划是待全稿修订完成后，再“统一编次”，可惜我们未能见到《续瀛环志略》全编本的出版。

 

 

由于刊刻的薛福成主译的《续瀛环志略》“译述非出一人”，各位译者所译的文风不一、体例各异，虽不少译稿曾经薛福成鉴定，但由于主译者过早的去世，使大多数译本未经审定，因此，这些《续瀛环志略》的译稿只能算是待编的《续瀛环志略》的资料长编。薛福成的去世，使这些问世的译稿无法借助于这位出使大臣的声名来扩大书籍的影响。加之这部分译稿的出版恰在世纪之交，而此时由于徐继畲所著的《瀛环志略》资料上的局限性，在报道世界地志方面的实用价值，已渐被一大批通过日文转译的地志新译本所取代，戊戌以后似未见有新版《瀛环志略》问世。因而薛福成主译的《续瀛环志略》也未能利用徐继畲与《瀛环志略》当年的声望进入晚清知识界的交流体系中，从而引起广泛的注意。但是，薛福成主译的《续瀛环志略》是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首先，《续瀛环志略》补充了《瀛环志略》之后的大量信息。如《英法义比国志译略》中就增补了许多新数据，指出：“英国岁入总数在光绪十年（1884），计有三千零七十九兆五十八万七千佛郎，是年岁出总数三千零八十三兆五十七万二千佛郎。英国三岛进口货，值一万零六百七十兆佛郎，出口货值七千八百九十兆佛郎。铁路长三万二千零九十五启罗迈当（此为光绪十五年，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之数）。电线积长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九启罗迈当。”（31）《土耳其国志译略》中有关土耳其的疆域里数，利用了光绪十九年（1893）法书所载的资料。《意大里志译略》中补充了《瀛环志略》所无的有关喀拉摆尔提（今译加富尔，Camillo Benso Cavour, 1810~1861）“以兴复意国为己任，立会盟，阴结境内豪杰，时时与奥人为难。……道光二十八年（1848），意境大乱，疾趋而归（从南美归来），号召旧属，自立为一军，与奥战，奥人败之。”在《续瀛环志略初编》的《日本国志》中指出光绪五年（1879）日本的书信馆已有3927处，电线长达3344英里，蒙塾25459处，女学生有568220人，英文馆有25所，洋教习97人。（32）薛莹中还为《续瀛环志略初编》作了若干补充，如在《日本国志》的“工艺”中写道：“日本政府于光绪二十五年派专门名家若干人，往欧美二洲各大厂学习熔铁炼钢诸法，及熔铁炼钢诸机器用法。既至苏格兰大厂游历，复往英伦钢厂学炼钢秘法，遍游逛法、德、奥、瑞典等国察看紧要铁厂钢厂”，计划每年产钢铁十万吨。（33）其实，薛福成《续瀛环志略》的遗稿早就受到了有关学者的注意，梁启超在1896年的《读西学书法》中写道：“地志之书，尚无善本。《瀛环志略》相沿已久，而谬误殊多，不如《地理全志》。然《全志》太简略，且亦太旧，近年变迁多矣，闻薛叔耘所辑《续瀛环志略》，其家已谋付印，想必有可观矣。”（34）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老扫叶山房铅印本《瀛环志略》的续集补遗有陈氏据“薛氏遗稿”校正补充的大清、英、法、俄、美、奥、意、印度、德、西班牙、澳大利亚、土耳其、荷兰、巴西、日本、比利时、埃及、葡萄牙、坎拿大、瑞典、墨西哥、南非洲、安南、希腊、瑞士、暹罗、吕宋、波斯、高丽等国志的新内容，这里的“薛氏遗稿”很有可能就是指尚未出版的《续瀛环志略》的译稿。

其次，正如林则徐的翻译活动曾经为其处理对外关系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一样，薛福成主持的《续瀛环志略》的翻译工作，也在他处理外交事务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根据。沈林一在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跋》中写道：“公尝议续《瀛环志略》，分饬随员，翻译泰西地志，已十得六七，而摘其大略于日记之中。观公所记当日议界一案，考地之精详，持论之坚决，操纵上下，盖心力交瘁仅能得之。惟能明地势、审敌情，故应机决策，不为所蒙，此公所以措施之本也。”（35）为处理中缅边界问题，薛福成特别重视缅甸地志的翻译。《续瀛环志略初编》中的《缅甸国志》有两种，主要选译亚尔蕾格留斯的《五洲地理新志》，其中“缅甸人民种类考”、“缅甸商务考”、“缅甸诸城考”系译自法人杜西侯《天下舆地志》。缅甸于光绪十一年（1885）为英国所灭，当时中国虽以宗主国的名义，向英国提出了抗议，但无结果。清政府在所订的缅甸条约中规定，由中英两国共同勘定中缅边界，英国答应在普洱边外南掌掸人诸土司，中国得收为属地。当时清廷驻英公使曾纪泽由于不熟悉滇缅地形，且以往返勘测，颇费时事，而未立即与英方勘定界碑，勘界之事遂成悬案。1891年秋冬之际，英兵每每借口查界，闯入中国边境，焚杀抢掠，骚扰民居。云贵总督王文韶屡申总理衙门，请求尽快与英国勘定中缅边界，以塞英人侵略之口。薛福成出任出使四国大臣后，即奉命与英外交部交涉。为了知己知彼，他主持翻译许多有关缅甸的资料，全面了解缅甸的地理位置，不断用京师观象台的测定数据与英法两国的数据相对照，指出了英人有关“英新得北缅全境尚未测准，故方里户口皆略”。（36）当英外交部认为中国人不熟悉缅甸问题和国际事务，否认光绪十二年协议中中国对普洱边外南掌诸土地的主权，不仅想独占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野人山地区，还认定中国境内的车里（即西双版纳）、孟连两大土司为缅甸领土。薛福成提出了有力的依据，并据理力争，态度坚决，使英方最终不得不让步。双方在1894年签定《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约定在北纬15度35分以南，东经98度14分尖高山起，东南行至北纬21度27分，东经100度2分为中缅两个疆界；永昌、腾越界外荒地划归英国；而木邦、江洪、孟连等则划归中国，但中国不得将江洪、孟连二地割于他国，虚悬八年之久的边接问题至此方告解决。（37）为此，薛福成还留下了一本《滇缅划界图说》，也由其子在1902年刊刻。正是凭着自己通过主译《续瀛环志略》所获取的各种知识，以及自己卓越的识见和胆略，这位外交家才使英国欲利用缅甸蚕食中国领土的企图没有得逞，使中国在外交上挽回了不少利权。

再者，由于近代中国面对着西方列强的瓜分危机，救亡的急迫要求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无论是“睁眼看世界”之致用的地志学经世文编，还是“正眼看世界”之严肃的地理学学术论著，都同样面对着解答如何“图存求强”的问题。《续瀛环志略》尽管属于编译的地志、地理学资料长编，但作为主译者和鉴定者的薛福成在资料的取舍上同样反映了他自己的见解。如《意大里志译略》中指出：“治国者至纤至悉，要必有其至要。所谓至要者，因国势为不同，非可以一律论也。自知者为之，举一纲而万目张。从容就绪，事定而民不知。自不知者为之，目眩神摇，张皇竭蹶，百废俱兴，而一效难见，工拙之别，至于如此哉。意大里立国以来，有穷困名，以今观之，搜刮之令未已。烟叶之公司让于佛人矣，教产押矣，铁路鬻矣，常征不足，筹及民债，民债不足，遍及他国，而不足焉。中西国势虽异，乌有如是，而立国之理耶。西人笑曰：意大里兵不足畏，以金钱掷之则降，言虽恶谑，固高祖之所以破陈唏也。”（38）这显然不是一种纯粹的译文，编译者试图在这里告诉读者，“自智”对于作为“至要”的统治者有多么得重要。在《续瀛环志略初编·暹罗志》特别强调了咸丰元年（1851），当时的暹罗国王即中国人的后裔，“性敏练、好学问，通中华及英国语言文字，始与欧美各国立约通市，精于天文算学”，他的继承者“亦效法泰西，开利源，变旧制，虽介乎越南缅甸之间，兀然自立之国矣”。提倡穿西装、行西礼，加入世界邮政会。小小一国“共有陆军六七万人，近有英法人为之更立营制，操练阵法”，使西方列强不敢小视，其政府允许西人开矿，但“欲往探取者，但纳银于事主”，以保持征税方面的自主权。（39）薛福成在《比利时志译略》中给出的结论是：“国无小，内政修明，外侮不侵是也；国无大，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千里畏人可也。”（40）作为中国人后裔的暹罗小国尚且能够“内政修明”，而作为大清天朝的中国人为何要“千里畏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