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作者在2006年8月3日在新疆喀什召开的“丝绸之路与文明对话”（中外关系史学会、新疆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主办）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各位专家，我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学者，主要进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对丝绸之路没有直接的研究。但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就要对历史学发展的各种现象进行研究，探索其发展特点和发展规律。10多年前，我做过一个关于当代史学发展情况的系列研究，其中有一篇涉及敦煌学的探讨，题目为《新时期敦煌学发展的三大态势——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之三》，这篇文章发表后，《新华文摘》也有过介绍。这篇文章使我对敦煌学和丝绸之路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辈学者们都对敦煌学和西域史有过研究。我很希望能继承前辈的这些传统，有机会再能作点什么，写些深入探讨的文章。

这次到新疆喀什参加丝绸之路研讨会议很高兴，开会前也大体地看了些资料，写了论文，主要是想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探索一下近20多年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情况。会上听了各位专家的研究意见，很受启发。现将我所了解的情况，谈几点初步想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加上海外的研究，应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但我以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成就上和视野上，有很重要的突破和进展。

首先，我们的研究，使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大大地开拓了。过去，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从中国境内来说，主要是长安到喀什的那条；现在，不仅这一西域丝绸之路研究有重大进展，而且还提出有西南丝绸之路、东北陆海相衔的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等问题。这次会议上，纪宗安等学者还提出中国丝绸之路发展的“网状说”，并期待研究各丝绸之路间的发展关系。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史料有重大突破的问题，如果不是史料上有大发现，新的丝路说是提不出的。还有，就是观念的突破，主要是如何看待“丝绸之路”涵义的问题。很多学者强调它对中外贸易、生产发展、民族迁徙和文明交往的意义，不能简单地从“丝绸”的地理范畴和物质范畴来看问题。这样，研究对象就比较地明确，研究思路也就开扩了。我想，这一认识观念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最根本的一点，还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

前不久，李学勤教授到我们学校做演讲，谈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问题，他说现在大量的考古事实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源、多线的，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各地区、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他的话对我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也是重要启发。历史往往会惊人地相似。大量的史料和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的丝绸之路确实如很多学者所说，不是单一的，它是多线的，呈网状发展。当然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还是贯通欧亚的那条西域丝绸之路，因为它对整个东西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交往的影响、贡献太大了。

诚然，成果的关键，还是史料和考古发现有很大的推进。做史学史的学者都知道，前辈学者在这方面有很多丰富的成果。如岑仲勉的《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汇编》等，还有唐长儒等学者的著作，对丝绸之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学根底。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文献著作还有如《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

最有价值的，还是考古学方面的新发现。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多新的开挖，典型的有尼雅遗址的考古等。上世纪90年代，由“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组织的调查，范围涉及了尼雅遗址以北数十公里之内的古代河床和三角洲，发现了一些明显地具有早期特征的石、陶、铜器碎片，还有建筑物遗迹等。这个新遗址的意义不仅仅是考古学方面的，还具有生态环境变迁的蕴意。

我们注意到，在深入丝绸之路研究过程中，对海外学术成果的研究和借鉴也上了一个新台阶。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近20多年来翻译著作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了。在这方面，耿昇做了比较多的工作。他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法国的丝绸之路的研究情况，翻译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现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也在跟上。昨天，暨南大学外语学院李民所介绍的俄罗斯近年来对丝绸之路研究情况，对我们启发相当大。这些海外最新成果和前沿研究成果的介绍，对我们深入国内丝绸之路的研究有可贵借鉴意义。而这些年来，专家、学者们做的工作确实不少。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近20多年来，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很多，我个人觉得，任何作用中，对历史的推进作用应该是最核心的，对其研究触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问题，触及“丝绸之路”的核心价值，折射出学者们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洞察和学术深度。

我们发现，有相当的文章，涉及“丝绸之路”对古代社会发展影响的探讨。各地学者都撰有相关的论文。林永匡、王熹《清代内地与新疆丝绸贸易研究》的文章，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料，探讨历年清朝输入新疆的丝绸情况，认为伴之而来的，“是一幅幅新疆各族人民和内地汉族与兄弟民族，在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从而共同进步和前进的生动历史画面”。云南学者的有关文章认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大宗商品对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深刻，使云南很早就成为一个开放系统。新疆学者认为，丝绸之路使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大幅度扩展，古代新疆从中不断得到来自中原和西方的经济文化补给，自身的消化力也逐渐增强。

许多论文还涉及“丝绸之路”对各民族发展及其凝聚力作用的探讨。学者们在研究中认为，“丝绸之路”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方面的促进作用。有篇题为《北方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凝聚》的论文，就阐述了民族关系的问题。文章认为古代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文化系统，不只是商路。作为西北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特定形式和民族交流的文化系统，对各民族形成和发展有不可逆转的作用。文章认为，先进的汉族文化推动西北民族共同融入中华文明，欧亚大陆国际贸易与“文化潜移”，造成中国多民族共同体和多元文明，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还有文章探讨了滇缅印古道的历史意义，认为这条古道最早将印度文化传播至中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古道所输入的异域文化，打破了中国文化在秦以后的“大一统”局面，牵动了魏晋南北朝多元文化的发展走向，推动了云南与西南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丰富了中华各民族的文化。

很多文章还探讨了丝绸之路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问题。这也是近些年“丝绸之路”研究中，比较多涉及的一个题目。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提到，4至7世纪，在凉州即武威以西，包括敦煌、吐鲁番，曾经存在一个允许流行西域通货的货币特区。中国在丝路贸易中的“出超”态势，折射出两汉至盛唐中国丰厚的国力。中国丝织业技术西传还导致拜占廷锦、波斯锦、粟特锦的生产和发展。《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一书的作者认为，明中后期至清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意义重大，在当时全球贸易一体化趋势中一度居中心地位，因而所谓“欧洲中心论”不攻自破。

    所有这些文章，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对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有深入研究。这些研究证实，丝绸之路的作用，不仅兼收并蓄地接纳东西方各种补养而获得自身发展，而且向外界输出自己的经济文化成果，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国的“丝绸之路”，把西方和东方、把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智慧、创造沟通起来，融合成巨大的人类文明之海。像这样的一些认识，确实是丝绸之路研究中的重要收获。

“丝绸之路”研究，从80年代初复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而且已经跨入21世纪。如果说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想还是它的时代特征方面，会有区别于以往的一些新特点。几个新亮点或新走向是值得关注的。

其一，是与高科技研究结合的走向。近些年的研究中不乏出现。最近，一项历时20年的《中国“丝绸之路”地区多民族血红蛋白病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这项研究所制定的异常血红蛋白分布图，反映了中国古丝绸之路地区异常血红蛋白的分布特点。研究报告称已经发现了３种主要基因流，分别来自黄河流域的华夏人、漠北高原的蒙古人和中亚地区的高加索人种。这项研究解决了中国“丝绸之路”地区遗传学难题，纠正了外国学者的推测，引起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关注。1999年，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和上海博物馆也做过一项高科技研究。首次采用DNA技术，分析测定丝绸之路出土的古人类遗骸。从上海博物馆馆藏的10具距今3200年的“古哈密人”骨骼个体中，提取了其中5具的线粒体DNA进行分析。这样的研究对搞清古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之间关系、人群迁移及混杂的过程有重要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和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我想，这样的高科技的手段的采用，将会越来普遍。这当然不是几十年前或一百年前可能有的研究手段。

其二，与海外学者合作研究的走向。这在 “文革”以前和“文革”当中都是不可能的。现在类似这样的工作已经有很多了。如中国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和日本国奈良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就组织过联合考古调查。利用GPS技术对所调查的每一处遗存定位研究，发现了过去普查中没有发现的城址、墓葬等。联合国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也非常重视。1988年，教科文组织就发起过“世界文化发展10年”计划，其中的主要项目就是“丝绸之路——交流之路综合研究”，实施到1997年。目的是使今人重温历史上国际交流经验，重温曾经造福于不同文明的人类的“丝绸之路”历史，使沿线国家更加珍视和努力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

 “丝绸之路”是人类共有的文明奇葩。它的研究及其成果应该人类共享。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民族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特征。由各国把握最先进科技手段的学者共同参与研究这个星球的文化瑰宝，是时代的机遇，也是“丝绸之路”研究史上难得机遇。

其三，与当代经济建设结合研究的走向。这也许是“丝绸之路”研究中出现的新特点。可能没有哪种学术研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如此大的魅力。云南就曾组织过这样的学术研讨会。把茶马古道看成是西南的丝绸之路，并希望通过这样的大会，火一把云南的经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出以后，试图利用其打经济牌的情况也日见其多。广州热炒“哥德堡号”就有这样的意图。这次会议上，喀什地委书记也说得很好，很希望借鉴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重振喀什雄风，打造中亚、南亚经济圈重心城市。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张深入研究丝绸之路，都有这样的发展思维。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传统特色，史学往往承担有为现实提供镜鉴和教益的重任。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需要从文化遗产中寻求历史智慧与精神支柱。但像“丝绸之路”研究这样，被期待能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力的愿想的情况还不多见。

史学史研究工作者的职责，是对各种历史研究的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和看法。在对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丝绸之路研究状况的探讨以后，我认为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首先，如何解释这些年来丝绸之路学研究的兴旺现象？窃以为，应该从我们的时代去理解。与以往相比，丝绸之路的研究，在成果、方法、科学手段，以及涉及的学科、机构和人员方面，都有惊人的发展。这只能从我们的时代去解释。没有这么些年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没有这么些年人文社会科学持续健康的发展，这一研究的基础就不可能扎实。所谓大国，不只是经济的大国、政治的大国，更重要的，也在于文化的大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的国家，软实力的建设至关重要。大国需要大国的文化，需要建筑于深厚历史基础上的文化发展形态，需要丰富的历史经验指导现实社会的发展。这些都是今天丝绸之路研究丰富、昌盛的原因。丝绸之路研究涉及的东西很多，有对死文字、古文字、少数民族文字的解读，有对海外成果的了解和借鉴，涉及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气象学、生物学、医学、农学、建筑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是跨学科、多学科的大研究，大兵团作战。所以丝绸之路研究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发展的缩影，也是了解当代中国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及其水准的一面重要镜子。

问题在于，如何应对好这样的新的发展局面？我以为，史学工作者学术生命的源泉，还是在绚烂丰富的史学实践之中。伟大时代的史学实践及其研究，会给予我们史学研究重要启迪和智慧。可以总结出很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指导或改善我们以后的史学实践。中国史学发展有个传统，过若干年，就会出一部《史通》之类的总结著作，丝绸之路研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现在丝绸之路大典之类的著作已经有了，但《丝绸之路学》、《丝绸之路学概论》、《丝绸之路学研究史》、《区域丝绸之路学》等著作是否有呢？《中国敦煌学史》已经出版了，对敦煌学概念、范围及其特征做了探讨，对中国敦煌学的分期也作了具体划分。这一成果对敦煌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丝绸之路研究面临这样的新期待。不仅仅在史料发掘和考古方面有新的重大突破，在理论研究和宏观关照上，也应该有新的发展和推进。这也许是丝绸之路学研究的进一步的理想和目标所在。我们也期待在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新解读中，了解更多的有关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信息。

我就简单谈这些，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