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声气语，我指的是那种描摹神态腔调的词儿。我们说话时难免带有某种情绪和动作，而天生跛脚的语言又未必能将这些情绪传递给读者，这便需要作者腾出手来，除了告诉读者笔下的人物在说些什么，有时还得描绘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同样一句话，声气语不同，意思也会沉浮不定。试以“你真地爱我吗？”为例，若前面分别冠以“含情脉脉地说”、“满腔幽怨地说”和“语带讥讽地说”，我们就会读到完全不同的故事和氛围。

    话说回来，一些优秀的现代小说家，往往对声气语评价不高，在他们作品里，声气语的生存空间正有日暮途穷之势，如海明威这类世所公认的对话大师，不管笔下的硬汉性格如何荒寒瘦冷，他永远不会用一句“他冷冷地说”来提示一下。我估摸其创作心理是这样的：身为小说家，自应有一份职业上的笔墨尊严，既然以摹情状物为己任，就必须怀揣一份过人的自信，相信自己单纯依靠对话，也能让读者感受到人物的音容笑貌。若能在无需声气语辅佐的情况下依旧取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每一位作家都将大感自豪。

    这说的是文学之道。下面再来看看，在非文学的地盘上，比如在理论性文章中，声气语又会出现什么情况。比如在下写这篇谈论声气语的小文，意在以理服人而非以情动人，那么，我坐在电脑前的眉眼布局究竟咋样，似乎就没有向读者汇报的必要了；若我竟然这么干了，我相信明理的读者也会公正地报之以不屑。理由很简单，我的说法是否在理，与我的表情全无干系。话既说到这一步，我可以摊牌了：在以说理为主的文字里出现过多的声气语，我视为一种骚扰和不正当竞争，如无绝对必要，我认为必须最大程度地规避。——所谓绝对必要，也包括幽默、调侃等可使文字的筋骨得到疏通的种种手段。身为一个“好文章主义”者，我是不忍将通往文字美感的道路弄得窄小的。

    大致说来，在正面说理不充分的前提下，过多地使用声气语，有可能是一种卑怯行为。在正面论证足够充分的前提下，引入声气语，又可能属画蛇添足之举。说理类文章中的声气语，与文学作品中声气语的区别在于，它往往侧重于展现某种精神性姿态，对具体的音容笑貌则兴趣不大。比如，作者们常会强调自己的态度是“义正辞严”的，自己的观点属于“严正指出”，但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用细腻的笔触去描绘自己的面部肌肉运动。另一个区别是，因为强调姿态而非表情，又因被强调的姿态大多带有鲜明的褒贬，故说理文字中出现的声气语，往往立场极端鲜明，所用的词汇不具有共享性质。比如，类似“强词夺理”“声称”“扬言”等令人厌恶的反面姿态，永远是为对方精心准备的，而前面提到的“义正辞严”“严正指出”之类声气语，就留给自己单独享用了。理论性文章中出现声气语，通常会取得这样一些效果：它虽然无助于彰显批评者的学理和理性，却有望掩饰批评者自身理性思辨上的种种不足；它虽然无助于显示被批评者观点的可笑，但只要读者稍有不察，对方观点的真相即可能被扭歪；它虽然无助于强化批评者的正确或正义，但鉴于声气语天生具有巫师咒语之效，它也可能让批评者窃取到一份正义。与之相对，被批评者往往稀里糊涂地就变得邪恶起来。声气语在辩论中似乎具有四两拨千金的奇效，遗憾的是，其走向通常不是澄澈明达的理性之境，而是种种不堪之地。在批评性文章中突然崩出一句“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话，往往具有暗器偷袭的功效，既可能轻巧地致对方于死地，也可能同样轻巧地把公正的理性逼向绝境。声气语擅长给他人设置陷阱，不过首先掉进去的，也可能是那个设置陷阱的人。

    普鲁斯特说过：“如果作家在思想表达方面一再地满足于某种乐趣，那么，他便为自己的才能划定了永久边界。”结合现当代中国的经验，如果作者在“思想表达方面”一再满足于对声气语的迷恋，其所划定的“永久边界”，当不限于“才能”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