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人假说”的当代建构
余潇枫、张 彦在《学术月刊》2007年2月号撰文指出，信息是构成世界与人的基质。信息社会与网络时代所构建的“虚拟时空”，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对人性的传统认知，使得以往种种关于人的本性假说在信息网络时代面前显得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在网络空间中，“信息人”是活动主体，是网络伦理所要调节规范的道德对象，同时也是网络精神的主要体现者。网络社会所赋予“信息人”的自由、平等与多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也是信息人作为网络伦理的主体所应享有的权利，更是一种深刻的人性需要。这种人性需要，为信息科技推进网络自由、共享、平等、多元提供了社会动力，也使得“信息人假说”有了现实的基础与依据。“信息人假说”通过人的生存状态的更本质层面即信息交互作用层面，重新透视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将为人们超越以往传统社会的人性假说，获得网络时代人的行为解释的特定视角，求得对信息时代网络伦理与全球伦理发展的重要突破开拓一条全新的道路。
农耕文明中国之省思：从人工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谈起
廖申白在《学术月刊》2007年2月号撰文指出，农耕文明中国在给人类带来历史性的文明进步的同时，也造成独特的文化观念的现实。它的成就令华夏子孙自豪，但也有重要的值得省思的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待人工活动和自然的关系的理解。聚居的农耕生产活动方式内含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摧毁式的掠夺态度。获得铲除了自然植被的土地的欲望在聚居的人口对承载人口的耕作土地造成过大压力时会变得分外强烈。大规模改变自然生态环境以扩大耕作土地，尤其是大规模水利工程，被看作是人征服自然的象征。自然是人的母亲、人的生命的来源的古朴观念隐退了，对人类的生命之母的敬畏消失了。聚居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已经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人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观念。我们习惯于用“荒”言说人力未及的环境，用“野”言说未经人力加工和培育的自然环境和动物的状态，即是例证。在工业文明之先，农耕文明的文化观念已经改变了人类对于自身同自然界的关系的具有原始的真实性的理解。人类思想在今天已经认识到这种改变是成问题的。但这种省思应当从对农耕文明的省思开始。
柏拉图之后的文本与图像
[美国]安东尼·卡斯卡蒂在《学术月刊》2007年2月号撰文指出，后现代主义对柏拉图的批判，所依据的不过是对柏拉图对话中的片面理解而已。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所作的批判，更适用于柏拉图被人们所说成的那样，即柏拉图主义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而不是柏拉图著作本身。当今世界，图像不只是无处不在——存在于任何表面之上或任何媒介之中，而且占据了一个先于“事物本身”的位置，甚至可以用“图像先行”来定义。也就是说，图像不仅仅在时间上，而且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均先于实在。面对这种日益把自己看成既是图像的生产者又是图像的产物的文化，我们的美学理论应当作出批判性的回应。首先，图像世界实际上是被生产出来的（并且，在某些方面是一种自我生产）；其次，被生产出来的主要是图像世界，而非社会的或“物质”的现实。在柏拉图那里，只要图像真正地指涉永恒的理式，就能得到认可。但是，在我们置身其间的文化里，图像王国却宣称自己构成了整体本身。它暗示自身无所不包，似有大举取代社会、物质、自然等领域并使之附属于自己之意。然而，把图像世界描述成一个貌似整体的生产范式之外延，反而让我们找到了几个图像批评所需的突破口。突破的关键不在于对真理的要求，而是我们发现任何代表整体的企图都是以必要的排他性（尽管它必须隐蔽）为前提的。
中韩近代史学流派及其分期
[韩国]李润和在《学术月刊》2007年2月号撰文指出，中韩两国的传统史学有着某些相似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而且都在近代发生了激变。中韩两国的近代史学以各自传统史学的内在力量作为基础，强烈地反映着对应于激变的近代状况的现实认识。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各种“变局论”深化了现实认识。中国近代改革运动、革命运动的交替发展，使近代史学的各类流派和分期的成立成为可能。尽管韩国没有经历过如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和五四运动等新文化运动，但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为了克服对外的矛盾和危机发展了卫正斥邪思想、开化思想、东学思想。〖JP2〗随着1910年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自由成为所有力量的奋斗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的、爱国的民族主义性格，这是近代史学最为重要的基本的特征。
哲学起源于希腊说置疑
马琳在《学术月刊》2007年2月号撰文指出，哲学起源于希腊、哲学在本质上是西方的这一观念，长期以来被学术界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这种观点具有如下问题：完全忽略了古希腊文明产生的历史与地理因素；抹去了古代亚非文明中不同的哲学形态及其对古希腊文明之繁荣所起的重要影响；把哲学当作是一种具有不变内核的实体，忽视了哲学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复杂而多变的历史。从思想史、从海德格尔哲学的角度审视这一哲学起源于西方希腊之说的源起与发展，援引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思想实验以从义理上进一步说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包含着浓厚的主观因素，束缚着人们的学术视野与胸襟。摆脱哲学起源于并等同于西方哲学等等偏见，将会有效地祛除中国哲学发展中诸多不必要的限制与禁忌。
离开思辨的基地才能解决思辨的矛盾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布鲁诺”章解读
聂锦芳在《学术月刊》2007年2月号撰文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直接动机，是要回击1845年《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布鲁诺·鲍威尔等人所阐述的见解。“圣布鲁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起始篇章，因此，从把握作者思想表述和逻辑展开的角度考虑，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应该从这一章开始。鲍威尔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路径，是从费尔巴哈出发，利用“恩格斯和马克思”作过渡，最后到赫斯；其中的一切判断都是鲍威尔“通过自身、在自身中并与自身一起”完成的。这个“自身”质言而之只是观念和思辨，它在现实命运中自恃甚高而一无实际后果。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鲍威尔一直在精神领域内施展伎俩，始终站在黑格尔哲学特有的基地上，并没有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致使对困扰德国古典哲学的难题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
从印度吠檀多到中国阳明心学
吴学国、秦琰在《学术月刊》2007年2月号撰文指出，阳明心学的唯心论，其实质是精神的自身意识，其理论表现是对自我的追问。阳明心学的本体论其实渊源于印度吠檀多。后者的基本观念是存在真理和自我本质的同一，即心性一如，乃是一种绝对唯心论。而传统的中国思想由于自我反思的缺乏，在宋明以前，并没有产生像西方和印度那样真正的唯心论哲学。中国佛教心性一如的主张，只是印度如来藏佛教的继续，后者则是沿袭了印度占主流的吠檀多思想的立场。因而从根源上说，阳明心学作为一种以反思为特征的绝对唯心论，是通过中国佛教的渠道，最终来源于印度吠檀多思想。以阳明心学本体论与吠檀多思想进行比较，能够印证这两种思想在形上学层面的亲缘性。
多元时代的“正义方舟”问题——评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
包利民、曹瑞涛在《学术月刊》2007年2月号撰文指出，由于一系列原因，世界的“多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真问题。多元时代的出现与现代性的发展及其问题相关联。现代性的发展击碎了人们对启蒙理性的普世同一性的信仰，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则使多元化在当代社会中因受到挤压而剧烈反弹。多元时代的困境可以概括为“多”和“一”的取舍两难问题。多元化的冲击，会不会导向“有多而无一”的分崩离析？对此，罗尔斯在他后期“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中重新调整了正义问题的重心，及时把握住了新问题的一些方面，并且提出了“价值体系多元、政治正义一元”的解决办法。但是，这一政治自由主义的方案受到了许多质疑，是否成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反思。
论东方管理的研究边界
彭贺、苏东水在《学术月刊》2007年2月号撰文指出，东方管理研究的是东方文化区域特别是中国文化圈的管理现象和规律。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是一种共同发展、相互补充的关系。尽管跨文化研究是形成世界管理理论的重要途径，但跨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东方管理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从研究内容来看，东方管理既注重对管理哲学的探索，也注重对管理工具、管理方法的探索；既注重对东方优秀传统管理文化的继承和提炼，也注重对现当代以来东方诸国管理思想和实践进行提炼、归纳、萃取和创新；既注重对东方本土现实问题的解决，也注重对全球管理发展趋势的跟踪研究；既注重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也关注自我管理、家庭管理、国家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东方管理应以问题为中心，根据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因而寻找东方管理独特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主位和客位研究策略将是未来东方管理研究方法的重要方向。
中国贸易量增长与本土产业的升级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视角
刘志彪在《学术月刊》2007年2月号撰文指出，中国对外贸易量的持续超高速增长，并没有逻辑地促进中国本土产业的升级。单个企业、产业集群和国家经济以不适当方式加入全球市场，可能会带来某些拉美国家已经出现过的“贫困增长”的现象。全球价值链是当代贸易发生和组织的主要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发达国家的领导性企业事实上协调着发展中国家形式上独立的企业的贸易活动，其治理结构影响着中国本土产业升级的机遇。在全球价值链中，由被俘获关系所表现的价值环节，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条快速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的轨道。中国企业被一体化进入这种价值链后，具有双重效应：既强化了产品和工艺升级的能力，也会阻碍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尤其是在设计、品牌和营销方面的进步，会与全球买者的核心能力之间发生冲突。进入基于能力分享、集中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均衡性网络，要比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中更具有对称性。中国产业升级的机遇，既由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系所决定，又由其自身的战略和创新能力所决定。
竞争与共赢：中国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前瞻
张菀洺在《学术月刊》2007年2月号撰文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国公司从价值观念、组织结构和战略选择上正在发生新的变迁与调整。通过全球整体战略布局和研发外向延伸以追求差异化优势，跨国公司将能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并保持长期竞争优势；中国由于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稳定、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而成为跨国公司重要的战略布点。中国民营企业应抓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布置垂直一体化生产体系的历史机遇，嵌入跨国公司的生产链条，实现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尽管中国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的水平差异很大，但由于各自都处于某一价值链环节上，并具有相对竞争优势，从而使两者存在合作与共生的可能与基础。
蔡仪美学的当代意义
彭修银、左剑峰在《学术月刊》2007年2月号撰文指出，美学界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反思，过于看重它们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而忽视了这些理论的现实价值。事实上，20世纪中国美学有很多富有创造性的论述，对于当前的美学研究极具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蔡仪美学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蔡仪美学作为美论的客观派曾遭到主流美学的批判与排斥，但是，蔡仪美学关于“美在典型”的论说、自然美的理论，以及用“美的观念”解释美感、审美个性差异、艺术中的雅与俗、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及艺术创新等问题，对今天开拓与深化美学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缺乏蔡仪美学这一研究视角，中国现当代美学就缺少了一个必要的逻辑环节。
情本体——实践美学的个体生存论维度
徐碧辉在《学术月刊》2007年2月号撰文指出，自马克思开始，哲学已从认识论转向了实践论，此后，又转向了生存论。哲学的作用不在于探讨世界的本质，而在于探讨人生和命运问题。从“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向“人为什么活”，“活得怎样”延伸。“人活着”是哲学的出发点。“为什么活”，涉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是伦理学问题。而“活得怎样”，则是美学问题。哲学的追问最后走向了美学，而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走向了美学。发掘工具本体的诗情画意，实现自由而诗意地生存成为历史向今天的人们提出的现实任务。在工具本体所造成的物质力量之外，建设一种价值论、意义论的人生本体，已成为当务之急。这种人生本体，在信仰崩塌、道德形而上学同样归于失败的当今之世，只能是对人的普泛之爱和对自然的感恩、敬畏、尊敬与欣赏。
论中唐时期的疑古思潮——以柳宗元的疑古思想为中心
冯建国、周亭松在《学术月刊》2007年2月号撰文指出，中唐时期，学术思想活跃，思辨深刻。这种局面既是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的余绪，又是士大夫们面对由盛转衰的社会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和深刻思考。疑古思潮的兴起，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柳宗元是中唐时期疑古思潮中的代表人物。他以过人的学识，将中唐疑古思潮推向高峰。他的疑古思想中所蕴涵的理性精神和批判锋芒，不仅直接开宋人疑古辨伪之先风，还使现代史学中的古史辨派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中唐时期疑古思潮及柳宗元的疑古思想中有关古史古书的辨伪，无论是方法还是成果，都对后世辨伪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使怀疑精神成为中国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传统，以至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大放异彩。
从庄、刘到龚、魏：晚清启蒙思想生发之轨迹
汤志钧在《学术月刊》2007年2月号撰文指出，庄存与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刘逢禄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人。龚自珍和魏源先后从刘逢禄问学，他们的思想受到庄、刘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龚、魏在刘逢禄处学到的是“今文学文献知识”，龚、魏的重点则在“社会现实问题，而这正是刘逢禄极力回避的，不敢接触的”。事实上，龚、魏之所以能超越庄、刘，主要是因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迁，对政治向来敏感的今文经学也在不同时期生发出不同的感受，起着不同的作用。应当注意到，庄、刘的“经世”之念，他们传授的今文经学中的变易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龚、魏。龚、魏启蒙思想的生发，是与庄、刘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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