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共十六大是一次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不仅要产生第四代领导集体、新的军事领导团队，而且下一届的中国政府组成也要在这一届大会上形成共识。

　　也可以说，胡锦涛时代基本上是对江泽民时代的继续。

　　早在两年前，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即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政权移转给第四代，尽避过程十分缓慢。但在同时，江泽民构建起几乎是不可逾越的“权力继承及延续”的巨大工程。

　　胡锦涛执政后除了采行江泽民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几乎别无选择。首先是因为权力的制约，在长达两年的权力布局中，从中央部委到省市级党政“一把手”逾百位官员中，“国王的人马”占绝对多数，这为没有江泽民的江泽民时代建立了物质基础。

　　其次，作为胡锦涛权力基础的共青团派系，虽然抢占的位置越来越多，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财经方面的训练，具有外交、法律方面的领导者更是少之又少，势必要仰赖江泽民时代的技术官僚，以及其他方面的专才。

　　再其次，改革开放的方针，是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定下的“既定目标”，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的，因此第四代领导人只有继续执行的义务，没有开倒车的理由和权力。

开始时必江规胡随

　　因此说，胡锦涛在执政后的两年内乃至在第一个任期内，不大可能有太多作为，这与胡锦涛“低调大师”之政治个性无关，也与胡锦涛习惯于慎言慎行的基本作风无关，而是他必须屈从于“传统”以及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

　　就以江泽民的执政过程为例，执政之初的江泽民，其主要动作就是“尊邓”，因为他知道唯有尊邓，才能保持权力稳固及社会稳定。当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充分掌握大局后，才在既有改革的基础上，再提出“三个代表”、私营企业家可以入党等理论，作为治党的最新理念。

　　胡锦涛接班初期的执政纲领，因为必以“尊江”为基调，这是中国政局稳定的保证，当然也是胡锦涛接班地位的保证。

　　更重要的是，江泽民执政的“十三年”无论是在中国的政治生活还是经济生活里，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一种规范，即便是时间也无法抹去。

　　无论外界对江泽民的评价如何，都必须承认这个“十三年”为中国带来的变化之大几乎是前所未有，经济增长速度前所未有，即使官僚腐败、两极分化、工人下岗等弊端依然存在。

进入全球化大序不可逆转

　　江泽民的“十三年”一个最重要贡献就是将中国推向全球化序列，并带领中国走出了依附美国、欧盟及俄罗斯的格局，随着改革开放的成长愈来愈走出独立自主的政策。

　　中国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成长与市场，已经成为亚太经济成长的希望与寄托，中国的庞大市场已逐渐取代欧美市场成为亚太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环。亚洲与欧美国家经济紧密的关系已逐渐被中国所取代，这种趋势还逐渐发展之中。

　　这种格局的确立，也等于是对江泽民历史地位的确立。正是因为如此，中国逐渐发展出一种对全球化既期待又害怕的复杂心态；全球化既是中国迈向强国之路的绝佳机会，也是维系社会内部稳定发展的最大挑战。

　　随着资讯的快速传播，使北京当局控制社会的能力大幅度降低，促使各种外来思潮更容易进入社会内部，进而动摇北京政权的统治基础。这也是江泽民等领导人一再强调西方国家不应该利用全球化的机会，向中国强行推销其普世价值观、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原因。

　　加入世贸组织是江泽民任内最值得炫耀的政绩之一，但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也面临着全球化潮流的进一步冲击，经济自由化的高涨及政治民主化的潮流一波波渗入到中国社会，北京的压力不谓不大。

　　但无论如何，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抗压”能力越来越强，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其角色的重要性，主要来自于改革开放所开创的综合国力的提升，而不再是依附于国际体系两极对抗下的因素。这一切，当然与江泽民有关。

胡锦涛挑战在第二任期

　　这并非是说，胡锦涛将一成不变地继承江泽民的政治遗产，维系目前的政治、经济节奏直到离开历史舞台。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核心团队的更新都会促动中国改革的敏感地带。更何况，胡锦涛被外界认为是一个不露声色但是具有主见的政治领袖。

　　胡锦涛真正的挑战应是第二任期之内，假若他希望走出第三代的框架，并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独特的背影的话。

　　以胡锦涛等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目前都保持一种很低的姿态，并不难理解，而在经济改革方面，近期内他们也许会有一番作为。因为在中共内部，对于经济改革，推行市场经济、国际接轨，已经取得共识。

　　当他们全面接掌权力以后，应该会继续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在所谓私有化、政企分开方面，可能会比第三代要走得远一些。社会方面，也将一如既往尽力保持社会稳定，减少社会震荡。至于政治改革，则不大可能会轻举妄动。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西方对中国商业社会的进一步关注，陈旧的共产 权力机器与社会不相适应的问题将日益显露出来。

政治改革会更形迫切

　　届时，中共只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自身政治改革以适应中国未来的公民社会，并与国际社会完全接轨，要么其合法性被社会所扬弃。于是，政治改革对于第四代就会变得非常紧迫。

　　虽然第四代领导人如胡锦涛、曾庆红、温家宝等已经在台上历练多年，但是一旦真正负起责任，乾坤之断，此种压力仍然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如何应对，现在很难预测，特别是“改革，开放”比较容易的部分都已经完全或大致完成，剩下的“改革，开放”每一步都是困难重重，而且危机四伏。

　　不过，“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定理是不会改变的。对中共新一代的领导人而言，因为前途未卜，也许是一种挑战。因为包袱相对为轻，也许一种机会。

　　无论是挑战还是机会，有一点是铁定的，就是绝对不能守成，也不可能守成，必须有新的思想、有新的作为，才有可能将挑战转为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