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儒学的发展表现为一种制度化的过程。先秦儒学是儒学制度化的努力与奠定思想基础的时期，汉初，儒学经学地位的确立开启了儒学制度化的时代，明代文化专制使儒学制度化走向极致，最终导致儒学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历史命运的终结。明确了儒学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进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儒学对于传统以及现代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儒学 制度化 视角
儒学在封建社会是以制度化的形态而存在。作为制度化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它的生存、发展是依赖制度化的过程，它的影响力是依赖制度化的过程。可以说，传统儒学是因制度化而兴，也因制度化而衰。因此对于传统儒学的把握离不开制度化这一视角。
一、先秦儒学是儒学制度化的努力与奠定思想基础的时期
作为儒学的创立者，孔子为儒学的制度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并进行了实质性的努力。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乱七八糟，你争王，我争霸，“礼崩乐坏”的时代，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得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在制度化走向上具有了必然性——以解决现实问题作为基本的价值导向。实际上当时的诸子百家就是在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心态下，力图为当时的乱世提供一种救治良方。儒学在当时的学派中是比较有影响的一派。并且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们所作的努力，为儒学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孔子学说主张制度化的努力首先体现在他对周礼的推崇及发扬光大上。孔子认为“以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周礼以道德为本位，以天子为核心的典章制度、礼乐文物能给人以肃穆庄严的感染力，并信誓旦旦的宣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即周礼是监于夏殷二代而兴，其文辞优美茂盛，因此他把发扬光大周礼作为他一生的志愿。他认为用“礼”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比用“刑罚”调整人们的行为更有效。因此主张“齐之以礼”，打破了殷周以来礼不下庶人的界限。使礼成为人们普遍的行为准则。
孔子对周礼的推崇并不仅仅限于学说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具体的实践上，他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周游列国十四年，就是为了诸侯们都能够接受他的建议，推行周礼，但结果是无功而返。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他的理想，他把他的理想放在后世，著书立说，教授弟子，希望自己学说主张能为后世统治者所采纳。他的愿望最终经过后世弟子的努力，终于得到实现。
孔子学说主张制度化的努力其次体现在他的基本学说意趣上。孔子提出为学的目的——入仕用世，提倡“学而优则仕”，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孔子招收弟子，聚众讲学，决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他在讲学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介入政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主张，孔子广招弟子，因材施教，努力把弟子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并且也正是他的这种努力，为日后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孔子学说主张制度化的努力再次体现在他的基本的学说主张本身上。一是他提出实行“正名”。“正名”主张是基于他对周礼的推崇。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很显然，正名的目的是为了复兴礼乐等典章制度。二是以“仁”为核心，为最高境界的道德规范，实际上这一道德规范在一定意义上是为统治者确立的，希望统治者能够在确立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的基础上，行“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在“仁”的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孔子还提出“义”的道德规范，并把其作为人的立身之本，提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君子义以为上”等主张，强调君子出来做官，目的是为了行义，义是最为重要的。三是他提出“先尽人事，后言天命”，“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的天命观，体现了积极的入世情怀，体现了深切的现实人文关怀，等等，不一而足。
综上所述，孔子学术关怀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气息和政治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孔子借助学术手段而延续其政治生命。
总而言之，孔子毕生甚至包括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没有完全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和投入，他虽然毕生怀才不遇，但他对现实政治始终如一、具有极高的热情和参与精神——不以私利为目的，而且通过政治的参与以实现自己政治理想，通过这种现实政治的中介达到治平天下的至大目的。
借助学术以谈政治，是孔子的一大发明，也为后世儒者乃至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开启了先河。
孔子之后，儒学学派迅速分化,但能够继承夫子之业而又加以发展并影响较大者则为“思孟学派”和“荀况学派”。其中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在儒学制度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孟子遵循了孔子一样的致思道路，“以儒道游于诸侯”（《赵歧•孟子题辞》），到处宣扬他的“仁政”、“王道”思想，试图凭借各国诸侯的政治势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当他周游列国年届六十而无果时，只好像他素来崇拜的孔子那样，退出现实，开始聚徒讲学的生涯。
孟子第一次提出儒家的道统问题，为儒学的制度化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由孟子始，进一步确立了儒学的致思之路——内圣外王，即是要“善推其所为”（《孟子•梁惠王上》），将个人自我修养方面的忠恕之道，推广应用到治国的政治方面。这种王道政治使儒学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迎合人们的心理，因此在以后的学说发展上逐渐成为儒家的主流。
荀子在政治上也渴望一统，希望结束春秋以来的混乱状况，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以便恢复和发展生产，促进社会进步，但在如何结束这种混乱局面，重建统一的手段和步骤上，荀子与孟子主张不同，荀子在提出“大一统”的思想的同时，主张用“王道”统一的同时，并不反对用“霸道”。在荀子看来，如果承认孟子的性善说，不仅无助于社会秩序的重建，而且必将严重削弱儒家素来看重的礼仪教化功能。因此他主张“性恶说”，那么如何克服人性恶的一面，即要通过礼乐教化来达到。荀子特别重视礼，在荀子看来，人们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即生活得好，有必要合作互助，制服其它动物需要人的联合。为了有组织，人们需要行为的规则——“礼”，从而使人们一起生活而无争，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限制。
荀子思想主张虽然没有成为儒家思想的主流，但他相对于孟子，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更直接地从制度方面对“一天下”进行设计。因此，他在儒学的制度化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否定的。
二、汉武帝时，儒学经学地位的确立开启了儒学制度化的时代
汉武帝时代，儒学制度化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是儒家学者为儒学的制度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使儒学逐渐克服了空谈无用、缺乏可操作的形象，而变得相对适应、具有可操作性。儒学虽然有着深深的入世倾向，但它却有一个致命弱点——缺乏操作性，对儒者来讲，要取得统治者的认同，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具有可操作性。汉武帝对儒生不尊重、不喜欢，认为儒生都是空谈家，都崇尚空谈，不能把思想运用于实际操作。儒家缺乏可操作性，这在一些儒者也有同感。孔子弟子子路就曾讲到，“道之不行，已知知矣。”为什么可知知矣，就是因为空谈而不切实用。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儒学繁琐，不切实用”。可以说，儒学因不切实用而不断遭到批判。
随着朝代的更替，儒家在逐渐改变着自己的形象，使自己的学说变得能操作，尽可能地运用于生活实践当中。
汉初，叔孙通进行了第一次尝试，即具体通过制礼，使汉武帝第一次尝到了儒家的甜头，但这只是浅层次的，表层问题的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解决的还是不够，总体上儒家操作性仍是不强。以后又有很多人为此进行了努力。酷吏张汤是其中之一，他注意与儒生的接触，用儒家学说包装自己，为儒家由理论走向实践起了一定作用。另外还有从事基层工作的一位官吏儿宽，有意把儒家思想与实际结合。这也在儒家克服空谈无用起了重要作用的人。当然，最终起了比较大作用的还是被称为汉代孔子的董仲舒，董仲舒不光是位空谈家，也是一位实干家，他结合现实，也不光结合现实，还注意操作性，如在具体办案中把儒家思想运用到判案中，可以讲，儒家的操作性问题在汉武帝时得到相当大的解决，但并没有彻底解决。不过这为儒学制度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儒家学者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其它诸子学派，兼收并蓄其它学派的学说主张，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里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对当时社会所提出和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较为系统的回答，这虽然使儒学不再是原先意义上的儒学，但却为儒学的制度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三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也为儒学的制度化提供了契机。汉初在政治上推行的无为而治，使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贵族之间争夺权利，地方豪强势力猖獗，地方藩国势力增强，所有这些一方面激化了阶级矛盾，引发了农民起义，另一方面也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威受到挑战，“七国之乱”，刘濞的反叛，使统治阶级意识到再也不能实施无为而治了，必须采取一些有为措施。而儒家思想正是主张积极的有为统治，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统治者的需求。
当然儒学还有一个优点那也是其它学派所不具有的，那就是它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传承了自周公姬旦所创设的礼乐典章制度，使其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不象其它学派，是由当时著名学者直接所创立，它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创立的。
儒学的制度化使儒学开始变成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它的影响也因此广泛而深刻。
为了功名利禄，需要研究儒学。当时的情况是学好了经书，要做官非常容易。就如当时一位教师对学生说的，“读书人就怕不理解经书中的思想，如果理解透彻了，那么想当太尉御史之类的官，就像在地里拔芥菜一样容易，弯腰就能拿到。”
为了自己的学说主张被重视，需要从经书中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王充认为，汉代儒生的“善政大义”都出自“五经”，否则人家会说你缺乏理论根据，不可信，不可行。这无疑把读书人都驱赶着去研究经义，甚至其它派别要想在思想上要有所建树，也只好通过各种方式渗入到儒家体系，如相对经书而出现的“纬书”，就可以说是当时诸子的一种无奈选择，只是想通过编写纬书用与经书相对应的办法来阐述新思想。
学说主张要被“立于官学”，需要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汉代，学派之间斗争很激烈，对于有争议的问题，皇帝也多次主持过经学讨论会，但是非对错则是由皇帝来裁决，皇帝认为是正确的则召令天下，成为官方理论。
汉代儒学被置于独尊的地位，使之成为一个无形的指挥棒，人的价值行为无不受之影响，也为后期儒学走向起了一种示范作用。
三、明清儒学的制度化走向极致，最终导致儒学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历史命运的终结。
汉以后，儒学作为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的地位虽然受到来自佛、道、以及内部的挑战，但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地位没有根本改变。既是如魏晋玄学时期，唐朝佛教兴盛时期都是如此。
但是不可否认，随着佛、道思想的兴盛，特别是佛教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使儒家学者在一种深深的危机感。迫使他们对传统儒学理论形态、地位进行新的探讨、新的思考，从而确保儒家的正统地位。
唐中期以后，一些名儒举起批判佛教的旗帜，力图全面恢复儒学的权威。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儒家的道统说，认为仁义道德之中，道德是“虚位”，仁义是“定名”，道德自仁义出；实行仁义，才是道德的实际内容。由此提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的儒学道统。继韩愈后，李翱提出“复兴说”，认为性善而情恶，只有清除情欲，才能恢复善性。北宋以后，随着佛教理论的日益衰落，形成广泛的新儒学运动。范仲淹等政治改革家，努力提倡提倡学说；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者，主张从“本”上否定佛教。所谓“本”，就是儒家的仁义学说。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开始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他们以儒学《周易》、《春秋》为依据，提倡道德性命之学，发展了韩愈的道统说。随着儒学批判并融合佛、道思想过程的展开，到北宋中期，作为新的儒学形态——理学思潮逐渐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出现了一些名儒、大儒——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使儒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儒家正统地位的维护与地位的进一步巩固，与儒学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与儒家学者在一种开放的心态下广泛融合佛、道思想，形成庞大的思想体系，在社会、人生方面更具指导性是分不开的。
清康熙在《性理精义》的序中说，他学了理，“玩味愈深，体之身心，验之政事而确然，知其不可易。”认为朱熹理学是修身治国的指导思想，经反复检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不可改变的。康熙在《朱子全书》的序中说：“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范化 虽圣人复起，必不能愈也。”朱熹已经发现了绝对真理，亿万世也不会改变，以后再有人诞生，也一定不会越过朱熹，这叫把话说绝了。不过也说明，理学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为儒学的制度化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明清儒学制度化的加剧与当时统治者推行的文化专制是分不开的。其具体表现在，一是采取科举取士之法。并且科举取士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文章格式规定为八股文。这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中，读书人为猎取功名，必须埋头于四书五经，写空洞的八股文，而一切有用和知识概不留心。这无疑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二是大兴文字狱。文狱最猖獗的是明初朱元璋和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中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文字狱共计160多次，仅乾隆朝就有130多次。在这种高压文化政策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
文化专制是儒学制度化倾向加剧，使儒学因此而僵化、变质，使它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表现得顽固不化而又盲目自大、愚顽可哀而又不自知，最终导致了它作为安排中华民族人间秩序思想系统历史命运的终结。
四、对传统儒学制度化的基本认识
传统儒学的制度化对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先秦儒学制度化的努力来看，它使中国文化及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使命，使中国文化及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必须面对生存的现实，从而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而不象西方文化和西方知识分子，是处于“好奇”、“消遣”而执着于对知识、真理的追求。由于这种差别，决定了中西文化的不同走向，中西知识分子的不同有历史命运。中国文化及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深切人文关怀精神要成就为现实的实践，必须借助一定的政治势力，这使得中国文化及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结下了难以割舍的“姻缘”，使中国文化及中国知识分子所处地位比较尴尬，缺少应有的开拓创新的勇气，而过多的表现为一种依附、依赖性，可以说这贯穿封建社会全过程，并影响到今天的社会。相比，西方文化及西方知识分子，在学术上一开始所具有的那种情怀，使他们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意识、自由意识，并具有开拓创新的勇气与相应的环境。
从传统儒学制度化的发展来讲，表现出强烈的内敛性与内趋性，即是把眼光、重点放在维护、维持上，即便是表现出强烈的开放性也是基于这样的目的。汉代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学说，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给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一种强有力的精神价值系统。“天人感应”学说虽然有屈君的内涵，但它也包含了屈民而伸君的内涵，这使统治者不仅在政治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都取得了合法性；理学的产生，单从表面来讲是为了维护儒学的道统地位，但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在理学家看来，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伦理，即三纲五常、仁义礼智等都是永恒的、绝对的，甚至看作宇宙规律和万物的本原，人心所固有的主体精神，目的是论证封建社会的合理性，巩固封建统治。
儒学所表现出的这种倾向，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始终陷入自己的事务中，对外界发生的一切事情缺乏应有的关注，致使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表现的无所适从。
从儒学制度化的一般意趣来看，一是把重心放在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放在封建的道统——仁义上面，而这一切又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从而使中国人难以从一个“情”字中走出，并且也是在“情”字的作用下，在人事上形成了复杂的游戏规则，一方面制约了中国法律在维护正义上所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把重心放在一统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伸不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维护一统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儒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承担起了这样的历史使命。千百年来，它使中国人在思维上、价值观念上具有了一定的认同，似乎它所宣扬的一切学说主张、价值观念具有一种必然性，是理所应然。在这样一种心态下，使中国人容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实质上也是如此，为什么中国始终停留于农耕文明状态，不能不说受其影响。
总而言之，儒学制度化有其内在必然性。制度化是我们把握儒学的基本线索，更是我们从正反两方面全面理解儒学历史价值、历史作用的基本视角。
参考资料：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白鹿书院]网）
《儒学发展史》[中国孔子]网
周桂钿：《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7月第一版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5月第一版
方尔加（中国政法大学）：《汉代国策之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
蒙培元：有关“理学”的介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软件）
作者简介：
肖生禄（1967——），男，汉族，甘肃景泰人，中共白银市委党校哲学副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制度哲学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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