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中国观念艺术热潮中，罗子丹是一位充满原始才情的真正的行为艺术家。和客串行为艺术的人不同，罗子丹从不投机取巧，也从不追逐时尚。从1995年开始，他先后在北京、成都、上海作过几十次行为艺术作品，一直以个体化的自发性的方式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罗子丹讨厌那种偷偷摸摸、关在房子里面、只让批评家和老外知道的地下活动，喜欢在大街上、酒吧里、在各种公共场所内外从事创作。没有羞涩、没有躲闪、没有畏惧，面对公众，坦然而投入。为此，他比其他艺术家遭遇过更多的麻烦，但公众和媒体却逐渐被他征服。在成都罗子丹是出场率很高的新闻人物。成都在中国城市中恐怕是唯一能够容许行为艺术公开存在的地方，成都的艺术家们为营造这种社会氛围奋斗多年，罗子丹在街头的不断表演当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行为艺术的真正发生是在新潮美术之后，尽管受到西方观念艺术的影响，但不少作品具有浓重的中国经验和本土意识，如《枪击电话亭》、《销售文化衫》等等。后来一热，不少人便失去自主性而投入共谋之中，一时间你脱我脱，又一阵风四面八方虐杀动物，比酷比狠比极端，无非是把自己变成标本，以争得国际主展人的青睐。在行为艺术被机会主义败坏的时候，罗子丹一直在行为过程中去体会去反省周遭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精神问题。在其数量惊人的作品中，"白领"系列和"知识分子流氓化"系列，以其连续性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
在白领系列作品中，罗子丹为了强化艺术意义，运用了不少使日常行为异样化的方式：《白领行为》是服饰与行为的反差（衣冠楚楚的白领在垃圾筒里搜寻破烂），《我挺立着……》是纪念性与市俗性的混合（拿着手机的真人雕塑挺立于路口），《一半白领，一半农民》是不同身份异质同体的对比（两种 装束拼接一身在不同场合各自行动），《列举一种男性的雌化现象》是故作姿态的自轻自贱（涂脂抹粉的白领来吻一辆辆高级轿车），《白领标本》则是有意营造的自损自虐（在缺氧有机玻璃盒子中翻看时尚杂志）。--这些作品对中国正在形成的白领阶层即知识分子商业化的现实提出疑问，透过身份问题触及人欲和物恋，在当下语境去解读都市人格的基本矛盾。
也许可以认为，在中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社群，其人格是最复杂、最尴尬又是最别扭的。在历史上他们可做的只有忠臣和隐士，即便如宋江造反，目标也是为了招安。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自己是不能独立的。所以中国有焚书坑儒、有反右斗争扩大化、有臭老九。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苏醒，是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标志，只因为今天的知识分子乃是社会思考的神经。如果有人问什么是知识分子，我想，他们不过是一群通过思考为社会和精神寻找可能性的人。--每每和罗子丹讨论至此，我们总是感慨不已，慨叹中国知识分子自甘堕落的现实。
的确，在进入市场体制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尚未完成自我意识和人格力量正在遭受新的侵蚀。从竞相下海到金庸热，从痞子文化到流氓化，知识分子的道义、良心、责任和与生俱来的批判性正在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我经常想起一位艺术家说过的话："在拉丁美洲，马尔克斯述说着孤独，全世界都听见了他的声音；而中国的孤独，由谁诉说？"知识分子的市俗化和流氓化是中国国民素质劣根性的表现，是古代文人逃逸意向的"变形记"。
正因为如此，当我阅读罗子丹《知识分子流氓化系列》的三个作品时，我感到震动，不安、内疚和自责。
《野兽定美女》是男性被囚与被虐，又是男性对女性的不断占有。这是一种政治化的性幻想，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龟避心理的有力揭示，在政治与性的关系问题上具有警世意义。《流氓化给知识分子带来自由？》以文化他虐和身体自虐的双重性，来表达知识分子对于文化沉沦无可奈何的精神呼号，较之商业化的"文化苦旅"，对既成为事实有更多的鞭挞。而《富有知识分子流氓化倾向》则用过去与当下、现在和虚拟的交错对比，呈现商业社会和金钱权利的堕落与快活，作者显然不相信流氓化会知识分子带来真正的自由。
可以说，在中国美术界，还没有人象罗子丹这样对知识分子现状有如此深重的忧思。看他的作品，我们多少感觉惶惑：消费时“越堕落越快活”的引诱，如海妖的歌唱，对每个人都具体而真切。然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准确地讲，是精神中不能承受之轻。因为不能承受，所以感觉沉重。老实说，我不相信当社会不再需要孤独、苦闷和精神痛苦--马尔克斯的孤独，厨川白村的苦闷和罗马俱乐部式的精神痛苦，这就象以色列人都拥向金牛犊的时候，一旁还有摩西的震惊、克制和思索。
我们不是圣人，但值得我们追问的仍然是——迦南今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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