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是多年在海德格尔身边的学习，其次是在剑桥的居留，后来到巴黎在梅洛-庞蒂那里，最后在剑桥的Gilbert·莱尔那里。与海德格尔的关系由于我对前哲学语言中的“Logos und Aletheia”（in: Archiv fuer Begriffsgeschichte 4, 1959, 82-112）[“逻各斯和真理”，载于：《概念历史的档案》第4期，82-112页，1959年]的研究而长期受到连累；因为这项工作表明，aletheia 与那种被多方引用的在kryptesthai [停放棺柩于地下墓穴][2]意义上的遮蔽[Verbergung]并无关涉，而是关系着一种隐瞒[Verhehlen]，它损害理性的注意力。这在当时是与海德格尔的基本经验的决裂。[3]

 

 

把思想拢集在当下现实[Gegenwart]，可以把他的“思想之事的规定”转移到这个当下现实中——不考虑任何哲学上的偏好。不过在次现代[Submoderne]的当今截然不同地确立了其他一些关怀。

 

 

在他的原始隐蔽性[Verbogenheit]或者遮蔽以及相应的对lethe [忘却]的评价上。在这里，以对早期希腊的研究结果为出发点，我明白了在所有哲学之前的知的赠馈[Wissenlassen]中理性具有关键性的地位。

 

 

这在他的视域之外。对于我，哲学和智慧的区别只是慢慢地明晓起来的——哲学对智慧的关涉。它开始于对智慧取否定态度的自然理性的形成，然后是具有相近要求的世界理性，最后是概念把握的理性。在任何一种情况中，相应的建筑学都不等同于智慧的建筑学。智慧在第一时期发端于法权关系的缔结。

 

 

在哲学的开端根本不谈“存在者”。哲学无法像海德格尔所看到的那样在其整个历史中是“存在者的存在的理论”。“存在者”为巴门尼德所引入，他以此回答最早的“自然论”[“Physiologie”]和“宇宙论”[“Kosmologie”]。另外，亚里斯多德的“存在者作为存在者”与存在者的存在根本不是一回事。后者在中世纪才成为主题，具体说在普洛丁的后继者那里。我在普洛丁那里才明白哲学“时代”（复数）[“Epochen”]的区分。它们各自具备自身独特的原则。

 

 

我并不情愿听到这个引文，但却看见它已固定在事情中。哲学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们自身的使命[复数]，每当使命已经完成，时代就结束了。另外，每一个时代按照上述理性的区分而在自身中相区分。只有弄清楚这些区分，才能有对业已完成的使命的洞见。

 

 

我认为，把理性作为一种统一的“能力”[“Vermoegen”]来谈，在当今没有意义了，这就是说也不谈一种统一的哲学之事。哲学每一次都完成了不同的使命——不是随意的，而是约束在逻辑的形态（复数，in logischen Figuren）中。抽象一般的表述于事无补，因为它是空洞的。

 

 

正是。

 

 

甚至起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在时代的区分上：第一个时代以理论为宗旨，中间的时代以实践为宗旨，最后的时代以诗性为宗旨。古老的亚里斯多德的按照起因[Ursache]的划分在这里却赢得了新的意义。按照起因的划分对于亚氏科学的分布当然仍保持其意义，而从哲学的使命[复数]上来看它随着时代而推移。如果最后的时代以马基雅弗利[5]为开端，那么是因为出现了引起根本变革的另一种使命。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当然是实践的，但却尤其是诗性的，这是因为它关系到在共同本质存在崩分瓦解之后重新缔造共同本质。一个相应的开端在霍布斯那里尤为清楚。

 

 

确实有变化。甚至在对智慧的判断和评价上。我清楚了，智慧也有范畴的发展，这种发展却与哲学的相反，具体说不是从“一”开始，而是从“一切”开始。在中间时代不是以“实在”为开端，而是以所谓的“限制”；在最后的时代不以“实体性”，而是以“相互作用”为开端。——在现代之内有必要做一种推移：第一个形态不是以弗雷格为开端的功能性的思想形态，而是以狄尔泰为开始的解释学的思想形态。

 

 

不如说从亚里斯多德那里，在指明推理是完整的数时他提出了三段式[Dreiheit]。至于“扬弃”，它在这里没有地位；因为这里的哲学形态[复数，die philosophischen Figuren]与其说是完满的，不如说是正在完成的，这种特性要求它们的全部位置必须得到同样的承认和赞同——考虑到它们的相区别的使命[复数]。

 

 

确实在《拓扑学》里它还没有作用。那里还没有完整地区分哲学。当时我还没有明白这种世界理性——仅提及它的各个开端：阿那克西曼德，伊壁鸠鲁，霍布斯——是独立的结构。现代才迫切地要求正视它。这是为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所激发。

 

 

是这样。我当时仍抱有这样一种偏见，即最后时代的哲学只以笛卡尔为开始。这是一种牢固的先入之见，它忽略了世界理性的政治关怀具有同等的权利。

 

 

尤其在后一点上[6]必须考虑，艺术[复数]已经丧失了它的种属界限。甚至哲学也不再能够在艺术[复数]面前论证一种规范性的品级。涉及到古老的诗歌艺术，我愿指出，直到五世纪荷马都不是作为诗人，而是作为SOPHOS[有智慧的人]而得到承认。色诺芬[Xenophanes]仍然为“所有人都向荷马学习过”所困扰。而海德格尔把一位诗人的诗作，也就是荷尔德林的作品，提升到历史性将来的唯一性上。从理性关系的建筑学上来看，在与卢梭和席勒的密切联系上才可以评价荷尔德林的作品。他们构成了一个智慧形态。在这里他们显示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性，这就是他们每次都在哲学中开始，又必须特意与哲学相分离。紧随其后的是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的推进。哲学家们接受了诗性的先行赋予[Vorgabe]并且把它们转移到科学之中。至于海德格尔对将来的评价，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的一句话曾始终触动着我：“存在是它自身[Es selbst]，经验并且言说这一点，这是将来之思必须学习的”。必须学习——这个要求似乎完全是不被许可的。不可以预先对将来之思说什么。

 

 

即使在科学[复数]中，使命也源于已知的[知识，Gewussten]，然而对于哲学它来自已思的[思想，Gedachten]，所思这里在整体上造成区分。并非源于省思形态[7]的“存在”，就像这种存在应该先于思想那样。——在第一时代使命[复数]一方面源于缪斯的知，另一方面或者来自theoria[理论]，其次来自理论所观察的kosmos[宇宙作为完满存在者]，最后，所有的注意力转向神性尺度的显现者，它是纯粹的思想及其事的尺度。在中间时代，使命[复数] 一方面源于那种要求自身就是sapientia[智慧]的哲学（克吕西甫[8]和伊壁鸠鲁），另一方面却源于并非“这个世界”的、而是上帝的智慧（圣保罗）。在此对面普洛丁的哲学确认自身，它同样回溯到开端的赠礼。在最后的时代，理性使命[复数]一方面属于“人的本质”的创造性想象力，另一方面属于理性的科学形式的要求（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这里，智慧却臣服于科学，以致它丧失了自身的正当权利。可以说，海德格尔突出荷尔德林的诗，他已经发觉某种东西，只是并非这一点：随着黑格尔而来的哲学的永逝-存在[Verschieden-Sein]从哲学的完满中变得可以把握和理解。

 

 

不仅如此，哲学的时代使命[复数]已经完成了。

 

 

非常准确。在最不显眼的地方，人们看得最清楚，具体说在弗雷格那里。他从事-关系项开始，而不是从思-关系项开始，也就是从他的人工符号开始，这些为须思想的[东西，das zu denkende]而设的人工符号放弃了自然语言的依据。他开始于制造符号，强调它们的感性给定性。于是概念在其“精神性”中就彻底地不同于黑格尔的概念。可以类比的过程显示在狄尔泰和马克思那里：在体验中的思想基础那里或者在物质生产中。

 

 

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指责，我会乐意具体地予以回答。可我却没有听过。这里我可以断定，一种建筑学(Architektonik)统领着运思，也就是一种建筑（Bauen），它决定什么能够是它需要的。哲学家自古以来总是很多，尤其是在当今的种种关系下。如何在他们的“历史海洋”中找到一块陆地和一个方向？什么样的思想在这里从整体上造成区分，好让这种思想契合一种建筑学？为什么我让自己深入这里所必需的种种区分？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的话说：因为“行遍万物”。然而，只是鉴于这样一种当下现实，它明确地不允许那种在已思的思想中（im Gedachten）的逻辑结构。不过在新近的工作中，如我所相信，我已经发现了穿行次现代的各个位置，也就是贯穿无序之思、结构主义之思和语言分析之思的理性关系之路。

 

 

第三部分一方面论述次现代的哲学，另一方面论述不在时下的SOPHIA[智慧]。第一方面的陈述即将完成。后一方面从我们传统的三大智慧形态出发：“缪斯的”、“基督的”和“公民的”知。这里每一次皆有效的是：用理性关系建筑学的方法并且也就是在其完整性上阐明这些智慧形态。所有的智慧形态都曾为哲学带来丰硕的成果，可是当前须把它们释放到其独立性之中。只有这样才不是做时间历史上的回忆，才有为它们赢得自身的当下现实的出路。不过这意味着：没有一种形态停留于为自身，而是只在联合中。

 

 

前一种说法在这里更加合适。相反尽管有海德格尔的种种努力，“带往语言”却陷入迷茫。我用贝克特[Beckett]问题坚守这一点：“what is the word？”[“什么是言语？”] 言语，不是语言；只有言语是地地道道具有规定性的，语言相反，索绪尔[de Saussure]已经指出它始终在流逝，并不带来约束性。

 

 

完全有理由。由此也可见理性关系建筑学的思想的服务性地位。因为它表明自身是技术性的——对于海德格尔的耳朵horribile dictu [可怕的话]，作为这样一种思想它只服务。

 

 

不情愿，因为会引起大言不惭的联想。然而业已制定的任务让这样一种标志不受否认。我服务于SOPHIA[智慧]。

 

 

空洞无物。当初我进了一个关于斯特劳森的“Individuals”[《个人》]的研讨班，却除了不切实的泛泛之谈以外没有发现任何别的。一个对莱布尼兹进行加工的混合头脑提出的见解。我只能告诫人们提防诸如此类的和语言分析的混合，斯特劳森的同事莱尔也做过这种事。

 

 

在所谓残余中对待形而上学之思，在我看来是有失尊严的。从前的概念把握之思负有继承智慧形态的使命，而不是在谈论中重新搬弄它。但仍然重要的却是这样一种思给当下的建筑带来了什么，在它的工具化的意义上——我们说得严峻一些。这种工具化没有使它丧失尊严，具体地说没有把它与它自身的曾经为统治性的关怀相混淆，而是只从它的技术方面重新拿起它。这里，古老的哲学和从前一样是伟大的宝藏。

 

 

这甚至会诱发对“真理的本质”的追问。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特别地推动较为古老的运思。古典的思想知道自己有权利把真理交给名称解释。真理当然有别于每次被当作是真实的东西。对此尼采肯定会说什么？——从奥斯丁和其他分析学家那里人们听说：真理概念只能够在特定的语言范围具有部分意义。被称作为真理主题的，今天似乎倒不如说是一头神圣的母牛[9]。

 

 

难道人们不宁愿在这种信念里安排自己：no future [没有未来]?我把这个问题交给那些处在上述运作中的人，他们有关于未来发展的各种猜测。我自己完完全全地关注在哲学中已经完成的（成果，Vollbrachten）带来的丰富收益。

 

 

和通常一样，人们必须理解这样一种陈述的动机。海德格尔察觉到哲学消失在为日常所规定的思想的毫无辨别的统治中。日常生活想要直接地得到理解。

 

 

有时候海德格尔重提黑格尔对市场女贩们的语言的评论。而胡塞尔是如何使自身可以理解的？海德格尔的困境是：放弃专业语言并且同时转入一种言说，它恰好让习惯的语言变得不可理解。在现代中这种现象是哪里来的？它也在现代文学中，直到Finnegan的“Wake”[《苏醒》]和庞德 [Ezra Pound]的“Cantos”[《诗篇》]。难道不应该承认海德格尔，他业已经验到语言的困境了吗？——即使不说言语的困境。我可以用这个赞同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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