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它所遭遇的原因不仅是外在的，更重要的在于自身的困境。主要在于哲学的本质界说的模糊、教科书的陈旧、教学模式的单调、考核方式的偏颇等诸方面。
关键词：哲学 ；教学；改革
一、 哲学的本质界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影响
“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 [1]哲学是什么众说纷纭，因而给哲学的教学带来诸多难点。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偏颇地把政治教育与之等同，使大学生达到一种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以致引领学生形成对国家、政党、政治意识的归属感。这种状况就遮蔽了哲学的本质多样性。哲学的本质精华在于“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 [2]但是哲学的反思精神一直没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中注入学生的心灵，现实的教学是采取纯科学知识传授的态度对待该学科的教学，使本来具有思辨与超越性的哲学变成了枯燥与乏味的识记性学科。
当前，我国高校学生对于马克思主哲学课程采取了冷漠与边缘化的方式看待，为何如此边缘而难以摆脱困境，根源在于如何认识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问题。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曾认为哲学是“头等智慧”之学。中世纪时代，哲学为论证上帝的存在而成了“神学的婢女”。在近代张扬理性，倡导主体性哲学的进程中，黑格尔又把哲学认定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马克思则认为“任何种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上的现实内容是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创造的，使人们积极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伟大成果。人的智慧正是在这一创造过程中形成、发展、实现的。纵观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哲学作为现实的反思是哲学家们一致认可的。这是由哲学把握对象的任务决定的。哲学不在于停留在掌握各类事物的个性本质上、具体的表象上，而在于深入把握整类事物的共性特征、普遍必然性的本质。哲学思维既立足于直接的现实性又必须通过反思超越和驰骋于现实性。正因为此，哲学就能以“智慧之学”教人们善于反思现实、善于创造自己的理想。反思的内蕴主要有三个方面：一、超越性即摆脱现象界的拘束进入自由境地的思索。二、批判性即不崇拜任何东西，只是从暂时性来考察。这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得以高度体现。三、应然性即对人类生存、世界的发展作终极性关怀。
在马克思主义教学中，反思的哲学本质被淡化，整个教学理念必然产生错位，反思的精神渗透置于学科知识的传授之下。本末倒置的做法，势必给教学带来严重的困境。要在当前改进哲学的教学困境，首先必须激活学生心灵中的反思，深入领会哲学的本质。
二、传统教科书的陈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影响
传统教科书是指源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哲学编）、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这三部是构成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基本框架与内容的基本依据。这种哲学的特征就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法、认识论为主要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结合。并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得出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教科书理路清晰、突出阶级斗争。这样的体例在苏联和我国革命和建设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与普及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中国60年代——80 年代基本使用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该书在苏联教科书的模式下，融入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等。80年代以降，哲学教育工作者在新的时代、新的实践下要求突破传统教科书的体系并不断改进哲学教材。但是由于种种的现实和理论原因，教材突破的进展缓慢，仍旧停留在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状况中。
哲学的教学改革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改革。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转型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原有的教科书僵化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并钳制了后来人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水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教条，必然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划开了一条很深的鸿沟。” [3]中国的现实实践正在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理论形态，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 [4]传统教科书内容简单贫乏、脱离实际、板块结构等使得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质疑、厌倦、甚至排斥。本着从国家转型时期需要新的理论指导和每个人健康发展的思想指导的宏观与微观角度入手，恢复和增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的主体意识和哲学应具有的本真精神。比如重新认识和强调“实践”、强调“人的主体性”等。现在我国哲学界在良好的哲学环境下取得了辉煌的研究成果，“使哲学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改造升华到一种新的高度和水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功能规定。”[5]因此，在教材中实践的精神应该得以贯穿其中，并能够强调哲学的为人性，强调通过实践去发展和实现人的本性，追求和达到人的解放。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还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含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着重从元哲学的角度来汲取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不断使教材紧扣时代主题，增进其说服力、吸引力。
三、教学模式的单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影响
教学目的的有效实现途径在于丰富而有效的教学模式，在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课程中，教育手段单一、教育方法陈旧，在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失去了吸引力，导致了教学困境。
首先，教学手段单一。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在生活中被各种各样的媒体所包围着，人们接受知识的媒介要日益丰富。当今大学生接受信息的方式不再单一，比如互联网、报纸、书籍、电视等等。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堂往往忽视了现代传媒的价值，始终在教学中存在以书本为主要载体，不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这样课堂上学生失去了兴趣，教师也感到疲倦。要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改革传统的教学思想观念、教学手段。尝试使用网络进行教学，探索网络教学的教学过程管理的最佳模式。
其次，教学方法陈旧。我们教学由于没有把贯彻哲学精神作为教育理念，仅是以掌握抽象、教条、呆板的哲学知识为鹄的，因而决定了我们在教学上主要采用老师讲，学生记的照本宣科填鸭式教学方法。教师因教材内容的束缚，很难发挥自己的独特视角的理解。学生课堂上只是受动者，不能成为教学中的主体，不能形成良好的教学相长的教学氛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门本应该理论与实践高度相关的学科，在这样的授课方法下，哲学的本真被压制，学生因课堂的无趣与内容对实际的脱离而产生厌学情绪。
哲学本意在于爱智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重心在于锻炼理性思维能力，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培养是思维能力上，存在诸多问题比如重视不够、培养方法上缺乏创新等，哲学的魅力被枯燥的教学所淹没。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采用“精神接生术”的方式阐明锻炼思维与达到真理的方法即“在讨论知识和伦理道德等各种问题的时候，关于采用问答法，双方一问一答，通过诘难，使对方陷入矛盾，承认其无知，逐渐修正意见，从而导致真理。” [6]这种方法在我们今天的教学中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在平等、开放的讨论中，反复论证和诘难，致使学生在问答的双向过程中掌握哲学的真理、方法与精神。但是我们的教学在书本的框架下，教师不善于挖掘哲学独有的教学方法，不注意教学的师生双向互动，课堂上的教学实例往往早已过时，以本为本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法带来严重的困境。
四、教学目标的抽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影响
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本来明确的教学目标被静态、呆板的教科书给遮蔽。传统教材从形式上看，章节排列有序，涉及面广，似乎是一本完整无缺的教材；然而从内容上看，整个体系是以概念、范畴的罗列堆砌组成，这样的体系即使学生把哲学的各个知识点上的概念、范畴掌握充分，但是难以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批判精神。哲学教育的重要意义正在与培养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学生，哲学本身就认为“人的行动和目的绝非是盲目的必然性的产物。无论科学概念还是生活方式，无论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原则规范，我们都不应盲目接受，更不能不加批判地仿效。” [7] 哲学教学的目的在当今教学中没有深刻领会哲学的本身含义，即没有把哲学看成是一种对智慧之学的强烈追求、一种提高自身思维能力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这样的哲学课就难以点燃学生的爱智激情。同样教师在面对茫然不解的学生时，往往是以已茫然对彼茫然，结果哲学的教学困境日益加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思维训练的力度严重不足，有的高校教师甚至从不重视挖掘哲学素材来培养思维能力，哲学的教学目的变得抽象化。这样对于人才的培养是极端不利的，必须“通过哲学的思维的培养与训练，才会使人们形成哲学的求真态度，哲学的反思取向，哲学的批判精神，哲学的创新意识，哲学的分析方式，哲学的渗透能力，哲学的辩证智慧。” [8]
五、哲学考核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影响
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考核方式仍然是以标准化的试卷为主要的评价标准，判断一个人哲学好坏靠这样一个分数来衡量，这与哲学的本性是想背离的。学习哲学的学生既要掌握基本知识，也要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现在考核中是让学生在规定地点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张由名词解释、选择题、判断、简答和论述组成的试卷，而且绝不会出题超过老师所讲授的范围，这样的考试考的不是学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而是学生背诵和记忆的能力，忘却了哲的是一门思考的学问。如此，哲学的教学也跟随这个指挥棒而动，学生不加以思考，只须用上一周背诵一下别人的笔记便可以应付考试。而教师上课时也是重点划出知识点，不给学生进行深入分析。因此，该课程的考核方式可以实行闭卷加论文的方式，在论文中思想通过文字途径而张显出来，才能有益于培养出具有丰富知识和深刻思想的创造性人才.
参考书目：
[2]黑格尔：《小逻辑》中文第2版，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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