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和社会要向前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的凝聚力、国家的团结。民族凝聚力则来自于信仰的凝聚力——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弘扬。民族精神是最高的凝聚力。20世纪中国是在风雨中不断前行，经历了许多困境。进入21世纪，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其中，民族精神的建设成为当今中国的重要任务。民族精神必须是为该民族广大成员所认同的，必须是能够推动民族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成就，但是，仍有许多问题尚需解决。其中，中国文化要建设为一个现代化的“文化中华”，而文化信仰问题成为其中的关键性问题。而民族精神与现代化、“文化中华”与“文化民族”，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信仰建设问题是盛邦和教授近来较为关心的课题。在东亚书院讲座中，他与四位博士生何爱国、翟意安、孟凡东和夏雪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如下，算是抛砖引玉，也欢迎更多的人来参与讨论。

 

    盛：中国的20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文化建设时代。从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转型，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演化，社会历史在进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是需要全方位的，但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价值理性发展，反而带来了与西方社会发展所遇到的相同问题，并出现了“文化危机”问题。因此，当今中国如何建设适合现代化的新文化，被提上日程。而信仰与价值重建问题更成为我们当下的核心问题。

 

    孟：是的，当今中国正经历着社会历史的大转型。所遇到的和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而文化建设的问题不能忽视！过去，中国的凝聚力是以个人魅力与政治思想依靠，革命信仰占主导。新时代呼唤新的信仰——民族信仰。转型时期的中国，中华民族要凝聚起来，中国要屹立于世界东方，所用的唯一思想武器就是民族精神。

 

    何：关于文化发展问题，各国学者都非常重视这一问题，但深入研究的不多。早在1992年，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回顾二十世纪史的著作《历史的波澜》一书中，关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原因问题的分析，就提出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很多人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首先提到的是“经济的恶化”，但是，据说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因为经济的恶化而崩溃的体制。太平洋战争后期的日本，经济上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但是没有人说过因为经济困难而投降。越南战争中的北越和和后来的柬埔寨也是如此。如果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因为经济恶化而崩溃的话，那么，在经济状况比今天坏得多的苏德战争中或者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应该崩溃。他强调：“任何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使它发生毁灭性的大变革。那就是丧失维持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一国战败后不能从对敌对国的攻击中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这是最严重的丧失维持治安的能力。游击队的进攻和强盗的横行也在此列。但苏联并不是因为战败后不能从敌机的轰炸和敌军的刺刀下保卫国民，国内也没有游击队和强盗横行，历来的领导人最害怕的这些事情在苏联从未发生过。“使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崩溃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也就是人们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观念、理想和领导层的决策与人品。”从这种意义上说，苏联在冷战中的败北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意志帝国的败北和启蒙官僚制的崩溃很相似。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苏联走向解体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它失去了可以说是列宁给予这个国家唯一的纽带——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和掌握这种文化的共产党组织。堺屋太一由此警告说，今天的“中国也由于冷战的终结和经济差距的扩大面临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崩溃”。

 

    翟：当今的中国确实存在但又不易觉察，甚至容易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无疑是文化信仰的失落或危机，如政治信仰的“空洞化”，民族信仰的“极端化”，个人信仰的“反社会化”。而恰恰危险的是，当今的世界表面稳定、实际上却复杂多变，其深层更是暗流汹涌。国际恐怖主义（反人类化）、原教旨主义（反现代化）、极端民族主义（反国家化）和新自由主义（反社会化）的空前活跃就是明证。文化信仰危机一旦与社会经济问题交织，由此导致的必然是社会和国家凝聚的危机。

 

    夏：如果不仔细分析，似乎堺屋太一的说法有点危言耸听，且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但一种批评往往并非空穴来风，尽管作者可能对社会主义抱有很深的偏见，但我们却不得不看到作者观点的独到和耐人寻味。当我们从更深层的视角，尤其是结合历史的资鉴，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种说法了。

 

    盛：很好，大家谈的很好。实际上，我们必须把握两个问题。其一，我们必须重视民族信仰建设，如果信仰消失、就会丧失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其二，我们要根据时代的变化重新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如江泽民指出：“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自己精神支柱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失去民族精神就必将失去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对于马克思主义，很多人持怀疑的态度。事实上，我们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以前是阶级斗争与革命的核心为指导，机械化、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新形势要以新的视角科学地解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人本主义、民本主义为基础，进一步深入地全面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切实解决好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近些年，中国的变化很大，社会结构正在变动。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主体信仰与改革发展之间的悖论。

 

    何:正如盛老师所言，新的历史时期需要重新科学地诠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在理解的时候，我们往往忽视历史和生产力的主体——“人”的要素。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也是解放人，发展全面的人。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关心人、发展人、尤其是关心弱势人群。

 

    孟：是的，发展的本源是“人”，社会的发展为了人的生存、人的发展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而生产力的本源也是“人”，人和物质、资料的结合形成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统一的，离开了生产关系就没有生产力。

 

    翟：人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的统一：发展生产力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结果；发展人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

 

    夏：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还要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关怀人与重视人。特别是关心弱势人的发展与健全的发展是一个社会的最大道德问题。

 

    盛：但是文化信仰的危机并不是不可化解的，仔细分梳其中的层次，采取不同的措施，是有可能缓和或化解的。人类既具有社会性，也具有个体性，因此，人们的文化信仰大概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政治文化信仰（解决政治认同问题），民族文化信仰（解决国家认同问题），人格或心理文化信仰（解决个体认同或生命认同问题），可能还有一个杜维明先生经常提到的超越性信仰（解决超越性认同问题）。前两者可以合称个人的社会文化信仰（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都是社会认同），而后者（包括超越性信仰）属于个人的私人文化信仰（即个体认同）。目前我国的社会凝聚，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治文化信仰，如马克思主义和“三个代表”等，以凝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认同。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民族文化信仰。至于人格或心理文化信仰以及超越性信仰也很重要，但主要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民族文化信仰对社会的凝聚厥功至伟。

 

    孟：首先要重视政治信仰建设。政治信仰是凝聚先锋队、凝聚全国人民的思想武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信仰建设的核心指导。社会实践证明，要从革命信仰转变为执政信仰，原典的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代相符，改革发展相符，所以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更新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过去，革命信仰的结果就是革命与造反。都是以“左”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反对一切剥削，反对私有制及其所属的资产阶级。结果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危害。而现在我们要学会执政科学，切实地科学执政。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目标，既是55年来我们党执政治国的基本经验，也是在新形势下确立的执掌政权的重要价值取向。而科学执政需要以执政科学为基础，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执政信仰的核心是要关心人、发展人、更要重视弱势人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和谐社会；要根据时代的发展重新建设马克思主义，要全面重读马克思主义。

 

    何：鉴于当前我国社会缺乏凝聚，令人深忧，民族文化信仰的权重将大大加强。民族信仰问题是中国历来所不重视的，胡适就强调“科学不涉及民族、不提及民族、民族的东西不是真学问”。中国的百年，最大问题就是民族信仰的边缘化：民族的东西一直是处在被否定的地位上；谁提民族的、谁就被批判；提出的方式不被人们所接受，被知识分子所否定一直被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侧面就反映了彻底的反传统。建国以后，民族信仰一直不受重视，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否定文化和民族的东西，那一时代对传统的否定造成了一个没有民族、没有民族信仰的阶段。结果造成当代中国民族文化没有办法扎根。往往会出现一些“闹剧”，吵闹后的滑稽“活剧”，比如“祭黄陵”与明星联在一起，成了“追星活动”，人们想到的不是祭祀黄帝，而是明星的表演。其结果则“人群骚动、不了了之”。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民族文化的问题，因为我们首先知道只有家族，然后宗族，最后才有民族。宗法观念强造成民族和国家意识淡漠。但是传统文化和民族信仰是具有“软实力”的作用，它有非常强的穿透力，也是一种自觉行为。这样，由于中国文化的特点，国家必须利用权威对建立民族信仰的内容制度化，用民族文化来凝聚总规划民族。因此，建设民族精神与信仰是时代的需要。

 

    翟：文化信仰建设正如盛老师所言，个体信仰与人格信仰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的历史与文化缺少这一内容，需要补课的。特点是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表现为一种虚无主义，对儒家思想的丑陋化和妖魔化，持怀疑主义：到底有没有好的东西，是否有积极意义等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国家管理与支持下，建设个体信仰，肯定传统宗教的应有地位，但不能搞邪教。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穿透力强，凝聚底层、广大人民；终极关怀，生老病死；精神救济作用。事实上，中国没有严格意义的宗教，必须有外来宗教补充。历史上佛教的传入就对中国有好的影响，王阳明借入儒学，提倡“心学”。所以新儒家钱穆倡导“温情的国家宗教”。

 

    夏：是的，文化建设不仅要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强化科学的政治信仰，而且要正面宣扬民族信仰，重视民族传统文化，让民族文化优秀的东西制度化、神圣化、意识化。同时，健全个体信仰，缓解“认同紧张”，处理好文化信仰与宗教关系等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重视文化信仰，解决中国当代的信仰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内容。

 

    何：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格雷在《伪黎明》一书中特别指出，中国经济现代化，“要求几代人的经济发展，而且不能受政治剧变、环境灾难和战争的干扰。”然而格雷担心的问题是中国的国家分裂。他强调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反复地发生过。” 格雷反对各国效法导致整个社会瓦解和分裂的“新自由主义”之路，主张要走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之路，多考虑本土的传统与文化，建设一个宜居的现代化模式。然而中国目前最大的困惑恰恰可能是市场自由主义这只“看不见的手”侵入了整个社会领域，包括政治与文化。

 

    盛：纵观全球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往往产生一个悖论，那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驱动和加速需要政府的权威来导引，但现代化发动以后，尤其是进展到某个拐点之后，却会产生对政府权力的合法性的置疑和个人主义的伸张，如何有效地导泄这种情绪，加强社会凝聚，迎接各种不测挑战，以进一步推进现代化进程而谨防现代化的挫折和中断，确实是个难题。分清各种问题的轻重缓急以寻求不同的对策至关重要。由于中国现代化还远未完成，谨防现代化的中断和挫折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头等大事。当前应当把加强民族文化信仰列为重中之重。加强“三国”教育，即“国情”、“国史”和“国学”教育或许是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对策之一。以“国情”教育寻求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和沟通，以“国史”教育寻求中华民族的共识和凝聚，以“国学”教育寻求民族文化精神的张扬和认同。以10多亿人口的大国在数十年时间来实现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实现的现代化，可谓至难，不凝聚全国的人心和智慧，没有举国一致的“国魂”，是不可能指望现代化实现的。从以“物”为本的现代化过渡到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既要考虑人的物质需要，更要考虑人的精神诉求。民主也在其中之列。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就认为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可以同时协调社会福利和民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