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大历史”的思考与追寻历史智慧的精神动力
约略而言，在晚清以降“西力东渐”的时空背景之下，遭受“西方”冲激的中国文明，变化多样(1)。中国舞台上的各式菁英，凭借西方世界提供的各种“思想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2)，为檗拟“理想中国”的前景，提供了大量的方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西方建制为榜样的）现代意义的“历史学”（historiography）的问世、成长与发展，也承负起类似的“使命”。例如，它被转化为打造“国族”的载体，在这个过程里，若干“民族英雄”──例如，黄帝──的身影，从“历史记忆”里被召唤出来，成为“国族建构”的重要依据(3)。又如，“历史地理学”的成立，藉着地理沿革的考定来建立“国族认同”，为“救亡”服务(4)；乃至于，汲引某种源自西方的“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开展、营构中国历史进程之论述的历史书写，可以赤裸裸地为现实政治进行服务，藉由清算过往的社会，待望未来社会的降临(5)。沾染了浓厚的救亡／政治／实用性格的“历史学”，奉“西”为尊，以“新”为尚，绵衍泛滥，未审伊于胡底(6)。1949 年之后，两岸对立分治，“历史学”的这种独特“使命”，更在党国体制的支配之下，显现高度一致的统一面向，好比在中国的“封建论”(7)，台湾方面的“台湾人”的“国族建构”(8)，都彰显了如是为现实服务的性格。
相较于前行者与同代人的书写成果，黄仁宇的历史书写，不是党国体制支配的产物，在形式上，似乎不具有这种政治／实用性格。然则，万川归海，黄仁宇笔尖下的“大历史”，还是寓有浓厚的现实关怀，挣脱不了廿世纪中国的历史学承负的独特“使命”的脉络。另一方面，黄仁宇的各式著作，是在现实事务愈形繁多，思惟样态更形多元的世界里出现，那种“救亡”史学亦或是“政治”史学的书写，欠缺“吸引力”。黄仁宇的各式历史书写，（至少在台湾）得到热烈的回响(9)，可以当成是一个省思台湾意识之构成的素材：在 1980 年代中期的台湾，“统”、“独”的政治抉择若隐若现，“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好似确有所指，却又暧昧难明。黄仁宇的史学，恰在此际异军突起，它不与“救亡”史学或“政治”史学缠绕一气，而且还与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俨然可以嵌合卡榫，他提供了“中国的图象”与现实处境之关联所在的历史解说。
黄仁宇编织出来的“大历史”的“意义之网”，有它自己的“生命旅途”。惟则，积蕴在“大历史”的思考的背后的那股追寻历史智慧的精神动力，穿梭于承先传后之间，它本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
二、“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的铁笼──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
中国近百年遭受了空前的变动，承当变局的不只是那个意义需要厘清的“国族”，更还是一个个具体存在的生命个体。一波波的天翻地覆，竟然逼迫着数不清的生命个体，承受意想不到的“命运之力”的捉弄，家破人亡，乃至颠沛流离于四海寰宇，“花果飘零”。个人生命旅程的各式机遇多样难数，却未必“多彩多姿”。黄仁宇是从生活锻炼出来的史学家，对此体会尤深(10)。个人的命运转折，是时代的变幻莫测的必然结果吗？概括地讲，黄仁宇的史学，不只在追寻这样一波变动的历史根源，也要能够把个体生命意义之所系，串联起来。他宣称：“现代历史家的主要任务”，最重要的是，“他应能将已经发生的事迹，面对着现状，解释得两头合理化”，“使下一代的人士明了他们自己的立足点”(11)。他的论说，归结到底，便是提出一个“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的架构，解释中国近／现代的重大变动，并预期未来的图像和方向，让个体生命承受的苦难，在这个历史架构里，得到可以被转化为“准确”迈向未来的精神资源与想像空间。
黄仁宇设定的可以判断“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的判准，是资本主义体制的“成功”价值。透过汉语世界里前所未有的述说资本主义史的巨帙“示范”，他总结出资本主义体制的“模范生”：英国，如何创造了“进入资本主义体制”的公式：
“改组高层机构”：放弃君权神授说、保持英格兰教会权威，但是要执行政教分离，宽容异教徒。从此议会上以公债代替国王对财政上之人身责任，国王从此也有职无权。这种措施促成政党政治及内阁制度之抬头。
“整顿低层机构”：将土地所有合理化，逐渐取消“副本产业”，因而土地所有较前集中，同时所有权租佃关系及地租收入都较前固定而有共同的标准，放弃归并乡镇之市场。
“重订上下之联系”：公布权利清单（Bill of Rights），保障司法独立，习惯法庭接受衡平法（equity），自此法律更现代化，也更融合于商业体制。此外更增设邮政、建造付费公路。
以上都有促进资产与人力加速交换的作用，于是人尽其财，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符合前段所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之功能的说法。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则以上的安排使一切数目字化，这国家也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12)。
黄仁宇自身表白绝不承认接受历史进程有某种“目的论”(13)。可是，他的史学实践却在鼓吹资本主义体制的“成功”，对于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的至高价值以及必需朝着这个目的大步迈进的道理，即使资本主义体制不是“人间天堂”：
资本主义是一种现代体制。志士仁人不能以一己之好恶遮断广大群众追逐这种现代生活方式的愿望(14)。
人们既然要“追逐这种现代生活方式的愿望”，每一个向这个目的迈进的先行者与后来者（不论是国家／人民／社会），因之就都得历经无数的变动和苦难，牺牲自在所不免（包括他自己飘零域外），在黄仁宇笔下，“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是打造囚禁人类的共同命运的铁笼，无人可所逃免。而达到“数目字管理”的境域，则是宣告踏入其间的钥匙。
在黄仁宇的史学里，“数目字管理”，具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主义”的意义，也是中国在近／现代遭受“失败”的根源所在。从中国的“三大帝国”的历程(15)总结而论，共同特色是造成了一种“官僚政治”，从组织结构上看，它最大的弱点就在于“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notmathematicallymanageable）(16)。偏偏就在 1689 年“光荣革命”以降的英国，则突破了同样“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困局(17)，打开了此后得以称雄世界的局面。
黄仁宇还以“数目字管理”概念进一步地检证／省思中国舞台的漫漫历程。像是王莽之所以失败，王安石的眼光之所以“与现代读者近”(18)等等史例，也可以从当时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有可以做到“数目字管理”的“政府”（或云“官僚体制”），得到解释。他笔下的“历史”，证明了中国人找不到可以显现资本主义体制这个“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的那把钥匙。
三、“长隧道里的历史”的出口──“西体中用”的实用史学
在黄仁宇看来，中国近／现代的重大变动趋向，必须朝着「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的道路前进(19)。这条道路，曲折无已，好像一个漫长的隧道。中国的“公众”虽然不是“志愿”进入其间的，幸运的是，“瞻望长隧道前面的光乃是我们公众之志愿”(20)，历史更是可以让这道光线能够出现在中国眼前的折射体，历史学家有阐明它的形态的责任。
黄仁宇宏观地勾勒道，近现代中国的幕幕历史，好似走马灯，众相继承，目不暇给：中国正蕴酿着划时代的大变动，那些宪法、约法只是“社会的外界体，不可能与基层接触”，注定均无实效。军阀割据必不可免，只因那是个“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的阶段，只有私人军事力量以人身关系联系，用不正规的财源支持（如鸦片专卖），差可维持秩序。革命政权乃是在这一个军阀体系根基内兴起的，并履践起重创高层、改造基层的责任，整个体制的改变有这些特点：商业性法律代替农业式之管制。为赋予各个人公平而自由交换之能力“劳力价值论”将被引用。干预私人财产权限于军事行动及尚未复员期间。改组成功之后国家社会具有竞争性之经济性格，也能用数目字管理。至于第二次中日战争有军民广泛而不惜牺牲地参加，必有“公众之志愿”在。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即便是领导人亦无从全部了解其行动之意义。而且，利用群众心理又为革命行动之所需，以致行动之中有意无意必将产生歪曲事实之意识形态。凡此均待编修历史时订正，使事势确定而不可逆转时，使全民能接受历史之仲裁而赋予含默之认可(21)。
可是，眼前的中国，还不完全具备可以成为“进入资本主义体制”的公式的见证者的身分。尽管，在这个过程里，已经分别出现了多少可以算是实践／验证“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公式的代表人：蒋介石与毛泽东，他们的地位，必需得到允当的评价。他把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体制”的道路，以书写一个“立”字为譬喻，前者“改组高层机构”（或可云“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写的是“立”字上头的一点一横，后者“整顿低层机构”（或可云“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写的是“立”字下面的那一横(22)，自然都该得到他们应该有的光荣的历史勋章，而不该被架上道德的祭坛，充当诅咒泄恨的祭品。
不过，“立”字之中的两点，亦即“重订上下之联系”的工程，显然犹未峻工，其间涉及的层域更是千头万绪。黄仁宇笔下好似“长隧道里的历史”，既然被他找到了出口，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起步？“西体中用”的实用史学，是他的答案：
中国长期革命业已成功。我们同意于张之洞的看法：既要“知本”，又要“知通”。可是在正反前后的程序上接受现实。先有现代化，才能发挥精神与效能。此即“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旨意所在(23)。
先于黄仁宇提出“西体中用”的命题的是李泽厚(24)。两相对比，同样尝试为中国找寻出路，后者以反思“中国的智慧”的多重面向，并标举“马克思主义”的联结，总结出“西体中用”的命题，企望从古老的“传统”里另开新局。黄仁宇则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与张之洞《劝学篇》的组合，指向着中国可以预期的光明未来。这种动员“传统”做为“思想资源”，结合“现代”（而且是以“西方”为评量尺度的“现代”！），以瞻望中国前景，开展论说的思考模式，是当代中国思想舞台上的老把戏(25)，究竟能有多少“实用价值”？历史已经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四、结论：历史想像的解放
在一个变动的时代里，历史学会被期待着具有导引智慧的作用。近／现代中国史学的脉络里，“演化式历史思考／意识”的问世，就是一例(26)，黄仁宇史学则是另一例证。他的史学，有着强烈的现实用意，要“使下一代的人士明了他们自己的立足点”，他的书写，企望达到的效果，和美国同样是“新史学”的旗手 J. H. Robinson 与 C. A. Beard，极其类似：
我们的史学著述向来的共同缺陷是，不论它们多么成功地处理遥远的时代，它们通常都不能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在准备写作本书的时候，作者始终将过去隶属于现在。他们一直有意识地设定的目标就是：让读者可以掌握他自己的时代。……(27)
不仅如是，黄仁宇还进一步地希望他的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历史的仲裁”。他在检视“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后，如是言之：
在这情势之下我们更要猛醒到现代人之经济性格，和现代管理注重数目字之先决条件，有了这样觉悟，必能接受历史之仲裁(28)。
人们好似可以藉由阅读史学书写，“掌握他自己的时代”，建立智慧的泉源，并愿“接受历史之仲裁”，不再计较片刻得失亦或道德褒贬。但是，万一这种教诲人们认识“时代”的史学书写，本身有自己的“时代限制”的时候，那又该怎么办呢？不要忘记了，利用历史学的研究和书写来揭露／证明“历史的进步法则”这种目的论，往往只会以偏概全(29)，也不要忽视了在目的论的支配之下，人类可能被“转化”为傀儡的可能(30)。
黄仁宇笔下，现代资本主义体制奏起的凯歌，悦耳如是，而且给予中国那般的巨大变动，自是非朝那个目的／方向前进不可：
……中国革命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而最后的目的，也不仅是增进国富，而且要使全民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环境而生存……。(31)
况且，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各种方案与主义，都不外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潜伏在他（它）们后面的一个大问题，仍是中国必须放弃过去以农业条件为本位所产生的特殊体制，代之以商业条理作主的一般体制，增强她在国际间竞争的地位(32)。
“资本主义”体制，应当被召唤进入中国人的现实里。他的论说，在前辈史家的笔下，也有类似的意念：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的愈早愈速就愈好(33)。
透过历史来找寻中国的出路的结论，不管是“近代化”也罢，亦或“资本主义”体制也好，其实可以互换使用。这样看来，黄仁宇的倡言立说，当然是很“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乃是纂写“大历史”的精神动力。所以，中国当然可以自豪于此：
我们如果再回顾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一定会叹赏中国人所创造的这一个政治经济系统之庞大。而且虽说改造艰难，却又在艰苦困难中完成了改造的使命。这在世界历史上算是首一无二的事。古代文明之中，还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或社会可以望其项背(34)。
黄仁宇树立的“大历史”规模，还是同廿世纪中国史学的独特“使命”，同声共唱。
在 1980 年代中期，台湾即将挣脱传统党国体制的行动蓄势待发，在这个过程里，众个领域都纷纷显现了空前的活力，“历史学”的角色与使命，也亟待调整。中国在历史上各种“失败”的阴影，在黄仁宇那里得到一个清楚的解答，这种跳脱党国体制支配下的史学论述，是他广受欢迎的社会土壤。而且，在那个阶段，“统”、“独”的政治角力与相关的“文化霸权”的战役，还没有全盘跃上台面(35)，他的史学里积蕴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基调，还不到广受质疑与挑战的时候(36)。亦且，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党国体制支配下的资本主义体制，虽然极其古怪而扭曲，但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已是台湾人生活世界里的理所当然，黄仁宇的史学，正是为证成资本主义体制的“成功”与其必然性，吹响的另一声号角。
然而，资本主义体制的“成功”，没有后遗症吗？它的“必然性”又会带给人类什么样的后果呢？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论说，在形式上，与 Max Weber 极为雷同：
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首要内在基础是计算（calculation）。为了它的生存，它需要一套法律系统和管理机构，它们的职能至少在原则上能够根据固定的一般规则被合理地计算出来，像人们计算某一架机器大概可能的功率一样。……与资本主义营利的那些古老形式不同，以合理技术（rational technology）为基础的严格合理的劳动组织（r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rk）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它不会也决不可能在那种结构非合理化的政体（irrationally constructed polities）里产生。因为这些现代企业形式拥有固定资本和精确的计算，非常容易受到不合理的法律和管理的伤害，它们也不会在这种环境里出现。……(37)
可是，自许为西方文明之子的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做为“理性化”的结果，忧虑的是它还打造了那方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铁牢。承续着 Max Weber 忧虑的 Jurgen Habermas，更提示了科技做为意识形态的支配力量带来的可布后果(38)。身为史家，黄仁宇似乎没有意识到“数目字管理”论说的意识形态及其后果的“必要”──在我们的“学术分工”里，这种思惟好像不是史学家的责任──然则，为人类提供智慧泉源的史学家，真的不必负起这个责任的吗？
1920年代的梁启超，曾经期待着“终极历史”的问世：
吾生平有屡受窘者一事：每遇青年学子叩吾以治国史宜读何书，辄沉吟久之而卒不能对。试思吾舍“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等书外，更何术以应此问？然在今日百学待治之世界，而读此浩瀚古籍，是否为青年男女日力之所许，姑且勿论；尤当问：费此莫大之日力，其所得者究能几？吾侪欲知吾祖宗所作事业，是否求之于此而已足？岂惟仅此不足，恐虽遍读隋、唐《志》、《明史》……等所著录之十数万卷，犹之不足也。夫旧史既不可得遍读，即遍读之，亦不能养吾欲而给吾求，则惟有相率于不读而已。信如是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国史学将完全被驱出于学问圈外。夫使一国国民而可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而不然者，则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39)。
黄仁宇的史学一度好似具有这样的价值。只是，他的史学，依旧承续廿世纪中国历史学承负的独特“使命”，让这样的价值依时递减。毕竟，国家始终尝试把文化“单一化”，藉此来巩固统治集团的权力(40)，史学研究与书写和民族／国家的缔造过程，紧密相连(41)。这样的道理，始终被实践不渝。黄仁宇鼓舞下一世代的青年，“潘多娜的盒子还没有完全打开”，史学工作应当还有希望(42)！然而，这样的希望前景，能够让我们不会成为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以及随衍而生的知识／权力／支配的囚犯吗？在迈入 21 世纪的这个时分，政治党派与意识形态的藩篱已被激垮，扭变历史思考维度的时代已然来临，“历史想像”的动力，也该重行积蓄。路长远兮，足可供晚生小子上下求索、反思与实践的天地，实在无限宽广。
本文征引黄仁宇著述出版资料：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台北：食货出版社，1985。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野》，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
黄仁宇，《近代中国的出路》，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
黄仁宇，《新时代的历史观》，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注释：
1. 笔者无意承袭美国学界解释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挑战／回应”架构，笔者也同意，从中国自身的脉络来理解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过程，是比较恰当的（参见：P.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不过，如果我们只是执着于要避免诸如“挑战／回应”架构的潜在“误失”，“为避免而避免”，从而忽略了历史的脉络，也是不必要的。
2. 即如王泛森述说了从日本导进的“思想资源”的影响（王泛森，〈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二十一世纪》第45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2月］，页47-54），他的论述对笔者甚有启发；不过，他并没有处理本文探讨的课题。
3. 参见：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神话与晚清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台北：1997，页1-77。
4. 参见：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
5. 参见：潘光哲，〈郭沫若治古史的现实意涵〉，《二十一世纪》第29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5年6月）；潘光哲，〈学习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的个案研究〉，《新史学》第8卷第2期，台北：1997年6月。
6. 参见：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7），页265-285。
7. 参见：朱元鸿，〈实用封建论：集体记忆的叙事分析--以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大陆为参考〉，收入：氏著，《我们活在不同的世界--社会学框作笔记》（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00），页95-118。
8. 参见：卢建荣，《分裂的国族认同》（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9）。
9. 最先问世于汉语世界的黄仁宇著作应是《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随后台湾版始告问世（台北：食货出版社，1985）；截至2000年4月，是书台湾版已经增订二版27刷；至于中国方面的情况，不详。
10. 黄仁宇很强调借镜自己的经验来看待这段变局里的个人境遇，如遗憾自己竟未能于父亲临终前诀别（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放宽历史的视野》，页259）；他的〈母亲〉一文，记述与杨联升等羁旅异域的当代华裔史界泰斗慷慨悲歌“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的一幕（黄仁宇，《关系千万重》，页107），尤可感人至深。
11. 黄仁宇，〈玉垒浮云--书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地北天南叙古今》，页7。
12.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页455-456。
13. 他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有一个最后的观点……在哲学上称为目的论，我不能接受他的看法”（黄仁宇，〈赫逊河畔纵谈主义〉，《地北天南叙古今》，页178）；他也自认自己的“历史观旨在实事求是，无宣扬某种主义，或追求目的论的宏愿”（黄仁宇，〈中国近代史的出路〉，《近代中国的出路》，页52-53）。
14.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页480。
15. 黄仁宇所谓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帝国，意指：第一帝国包括秦汉，第二帝国则是隋唐宋，第三帝国则为明清，主要参见：黄仁宇，〈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放宽历史的视野》，页161-179。
16. 黄仁宇，〈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放宽历史的视野》，页182。
17. 黄仁宇，〈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放宽历史的视野》，页78；他在此处用的是"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一辞。
18.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页63-65、页166-168；关于王安石，另见：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240-247。
19. 他说，中国现代“空前庞大的运动，可以说是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这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之真髓”（黄仁宇，〈中国近代史的出路〉，《近代中国的出路》，页36）。
20. 黄仁宇，〈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近代中国的出路》，页81。
21. 黄仁宇，《新时代的历史观》，页46-48。
22.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页340；黄仁宇，〈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近代中国的出路》，页82。
23. 黄仁宇，《新时代的历史观》，页5。
24. 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317-318（其他相关文献，不详引述）；关于他这个论说的检讨，参见：顾昕，《黑格尔主义的幽灵与中国知识分子--李泽厚研究》（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页205-210。
25. 例如，意欲将做为“中国政治传统”主流观点之一的儒家学说与“西方民主传统”结合起来，开创“新道统”的“新儒家”式的思考行动，即形成规模庞大系统整然的论说，相关的批判论说，参见：陈忠信，〈新儒家“民主开出论”的检讨--认识论层次的批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4，1988年冬季号，页101-138、朱学勤，〈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评新儒家之政治哲学〉，《二十一世纪》第9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2月），页116-124；不详举。
26. 胡昌智引用德国史家余琛（J. Rusen）的分析架构，论证钱穆的《国史大纲》做为近代中国史学“演化式历史思考／意识”的例证，参见：胡昌智，《历史知识与社会变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
27. J. H. Robinson and C. A. Beard, "Prefa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6）, p. 257；按，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出版于1907～1908年之间。
28. 黄仁宇，〈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近代中国的出路》，页132。
29. 笔者的认知，受益于Prasenjit Duara的思考，他以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分析，提醒我们注意执迷于“线形历史”（the linear History）可能产生的困境，相对的，他倡言“分歧式的历史观念”（the "bifurcated" conception of history）；他刻意将前者的History采取大写，后者用小写，意即要求突破那种线形的、目的论式的启蒙时代的历史模式（the linear, teleological model of Enlightenment History），参见：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30. 这是I. Berlin的见解，参见：I. Berlin，陈晓林（译），《自由四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页141。
31. 黄仁宇，〈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放宽历史的视野》，页196。
32.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页447。
33.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艺文研究会［出版］，长沙：商务印书馆［发行］，1938），页3；按，本书后易名为：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台北：启明书局，1959）；本段引文，见：页4（字辞略有差异，不详核校）。
34. 黄仁宇，〈开场白〉，《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14。
35. 萧阿勤对1970年代末期在台湾逐渐出现的“乡土文学”及1980年代出现的关于台湾文学史的论说进行考察，他的述说，可以当成笔者提出这个观察的检证之一（相关的检证文献，不详举），参见：萧阿勤，〈民族主义与台湾一九七○年代的“乡土文学”：一个文化（集体）记忆变迁的分析〉，《台湾史研究》，第6卷第2期（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9年12月［2000年10月出版］），页77-138。
36. 不过，到了1990年代，黄仁宇显然就得面对如是的挑战了，他从“大历史”的角度分析台湾总统直选的意义，就是一例（黄仁宇，〈在大历史座标上看台湾直选〉，《关系千万重》，页113-123）。
37. Max Weber,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under a New Political Order", in: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ed. by P. Lassman ＆ R. Spe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47-148；着重号为原有。
38. 这方面的文献不可胜数，例如：高承恕，〈科技发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韦伯与哈伯玛斯的论点〉、〈“理性化”的困境及其超越的可能性--韦伯与哈伯玛斯对近代西方社会之批判精神〉，均收入：高承恕，《理性化与资本主义：韦伯与韦伯之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不详举。
3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附补编》（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1［台14版］），页27-28。
40. William Rowe and Vivian Schelling, Memory and Modernity （London: Verso, 1991）, p. 10。
41. 参见：Stefan Berger, et. al.,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London: Routledge, 1999）；此书综合英、法、德、义四国在19世纪以来的史学民族主义（historiographic nationalism）而论，引见：萧阿勤，〈民族主义与台湾一九七○年代的“乡土文学”：一个文化（集体）记忆变迁的分析〉，页131（注112）。
42. 黄仁宇，〈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放宽历史的视野》，页91。
当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