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历史学家如何超越民族史、国别史

齐克彬、李江涛、马少甫译

　　编者注：这是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尤尔根·科卡教授2004年4月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所作的学术演讲。本文是根据科卡教授所提供的演讲稿件翻译的，讨论内容根据录音整理。译者齐克彬、李江涛、马少甫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在这个演讲中，我主要讲两个问题。首先我要介绍目前唯一非专门史的国际史学家组织——国际历史学会（简称ICHS）的发展史，同时我还要讨论历史研究和写作的一个重要趋向。这种国际化和跨民族的趋向正越来越成为仍然占有主导地位的民族史/国家史范式的补充。

国际历史学会1926年成立于日内瓦。当时由来自22个国家的国家历史学会和一些史学家团体组成。这些国家主要来自欧洲（其中包括苏联），也有美国、日本、巴西和阿根廷。中国于1938年加入。目前，学会包括60个国家学会和30个专门领域比如国际关系史、二战史和城市史等专业学会。

国际历史学会在1926年成立之际，一战结束才八年。学会目的是为一战中相互为敌的史学家提供一个沟通机会。那时，历史学家，特别是以德国和奥地利为一方的史学家与法国和比利时等国为另一方的史学家之间充满敌意和不信任感。因此，这种交流在当时比较困难。德国历史学家到处受到抵制。感谢美国提出的动议，战时相互为敌的史学家最终走到了一起。从政治的角度看，国际历史学会是为了克服当时迷漫于各国特别是欧洲国家史学家之间浓厚的民族主义气息，学会力图增进世界各地人民的相互了解。从方法论上说，学会是为了加强史学家的协作进而超越当时盛行的国别史研究范式。

在讲说国际历史学会力图执行其国际使命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即国际历史学会成立之时盛行的民族/国家史学范式。

应当说，史学研究和撰述的空间构架是多种多样的。有地方史和区域史，还有打破国别民族界限的帝国史、教会史、思想史以及战争史。当然，那时也有人想作世界史。但是在十九世纪，民族史学逐渐盛行。只要把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或者是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本国和本民族史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史学工作在民族的/国家的框架中展开。渐渐的，历史学家在从事历史研究时首先把自己看成且扮演着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俄国的和美国的历史学家，当然也有打破国界从事其它研究领域的史学家。但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大部分史学家都在从事本国历史的研究。

为什么？为什么以民族/国家框架研究和解释历史对德国、法国、捷克和美国史学家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民族的形成过程，给19世纪正在形成和出现的民族国家中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等各个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把农民变成法国人、把巴伐利亚变成德意志人、或者把布拉格工人变成捷克人，经历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去灌输他们这种意识。但如果考虑到东欧地区的多民族性，在许多情况下，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成功。抵制思想民族化的因素始终没有消失，一直有相反的认识。

拿破仑时代以后的欧洲，建立民族国家和强化民族国家是一股强有力的势力。这股力量试图重划国界、重组政治体制、重构社会关系和转变根本归属。这种势力总是与其它力量相比较——往往是相冲突。

不论在哪里，历史学家都曾属于为了民族国家利益而最直言不讳的活动家。通过寻找过去、发现或者建构被认为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塑造了民族共同体的传统，历史学在重划国界和确立国家地位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以此为背景，人们就不难理解历史学家之所以以民族/国家框架重构过去的不同现象。民族历史的框架成了至上的最具威力的叙述结构。

那时各国史学家之间也有联系，一些史学家到海外学习，他们四处游历。十九世纪末，召开过几次大型的国际史学会议，其中第一次会议于1898年在荷兰首都举行。接下来，1900年在巴黎，1903年在罗马，1908年在柏林，1913年在伦敦。应当说，当时已经开始了国际协作，但在一战期间都被破坏了。民族主义获胜。民族国家范式史学被再次强化和突出。

1923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另一次国际史学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为了同民族主义的分裂势力作斗争，建立一种国际性的史学家联盟，提倡超越民族界限的史学研究新方法，来自不同国家的史学家决定建立一个国际史学组织。这最终导致1926年国际历史学会的成立。

　　学会的第一任主席（1926－1933）是挪威人科特 豪丹(Halvdan Koht)，1933年起是来自英国剑桥的哈罗 特默帕理（Harold W. V. Temperley）。1938年起是来自华盛顿的沃尔多 里兰（Waldo G. Leland）。最重要的职位是常任秘书长，是来自法国的Michel Lhéritier。办公地址设在巴黎，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各国史学会不断加入，学会成员从26年到39年翻了一番，从22个增加到46个。成员主要来自欧洲，但在1939年的46个成员中，也有十四个来自欧洲以外的国家，包括美国、部分拉美国家、中国、日本、印度和土耳其。我前面提到过，中国是在1938年加入的。

学会每五年召开两次大会，所有的成员国派代表参加。在大会召开间隔之际，学会设有委员会，主要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委员会的九个成员来自欧洲和美国。
　　国际历史学会的主要活动是每五年组织一次国际史学会议。1928年，会议召开在奥斯陆，1934年在华沙，1938年在苏黎世。奥斯陆和华沙会议约有一千多人参加，苏黎世会议近于800人左右。每次会议大约提交250－300篇论文（其中包括报告和讲演稿），内容涉及所有的历史分支学科，如：经济社会史、制度和机构史、宗教史、思想史和艺术史。理论问题很受关注，欧洲史占主导地位。分期按照欧洲划分：古代、中世纪、现代。最受关注的论题是民族和民族国家。提交论文的语言主要是法语、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
同以前一样，大会提倡运用比较法以超越单一的国别史，比较法被视为历史学国际化的主要方法。下面对此方法作一评述：

　　在1928年的奥斯陆历史学国际大会上，法国历史学家马克 布洛赫提出了著名的比较欧洲历史的计划(“Pour une histoire comparée des sociétés européennes”)。大约同时，另外几位历史比较法的首创者也发表了颇具开创性的文章，如比利时经济史学家Henri Pirenne和德国史学家Otto Hintze（他以世界性眼光，研究包括日本在内的封建制度史及国家形成史）。虽然比较史学家人数不多，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史的比较史学著作在以后的数十年间大量增长。比较有微观、中观、宏观多个层次。最流行的是分析同一种现象，如我们可以分析德法美各国在其民族主义运动中，对民族象征的使用。或者分析德日两国工业化早期，官僚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我们可以比较各公司、村庄，比较不同的时期，比较不同的社会甚至文化，这种比较总是从某种观点出发，带有特定的问题意识。
　　比较法存在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有多少案例可比？与谁比较？建立在不同案例基础之上的共同特征是什么？比较时使用什么概念？比如要对19世纪德美两国中产阶级进行比较。这些概念来自德国传统，抑或英裔美国人背景，或者还有在观念上比较中立的“第三条道路”？我们应该比较同一时期的不同现象还是不同时段的同一现象？
　　比较法研究两个或多个历史现象（案例），关注这些现象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在此基础上，达成对历史系统性的、更好描述和解释。寻找相同和相异之处是比较法的核心。

比较法用途广泛。从探索角度讲，比较法允许确定某些容易被人忽略或否定的问题。从描述角度讲，通过互相比较，比较法有利于阐明某种个别事例的总体特征，通常是某个个案的特征。从分析角度讲，比较法可独立寻求和回答因果关系，它可以象实验室那样，作一个间接之实验。从范式角度讲，比较有助于我们同最熟悉的事例，同我们自己的历史保持一定距离。通过看得见的选择（observable alternatives），发现自己的发展不再是那么自明的。因此，比较可产生非地方化、解放的和开阔眼界的效果，从而影响历史专业的氛围和文化。

很明显，比较确是超越纯粹国别史之局限的好途径。但另一方面，比较通常是对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比较，不仅没有超越国别史，还强化了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国际比较开阔了眼界，但仍概念性地停留在国别史的范式中。

　　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大会试图促进历史比较法。但历史比较费时且困难，因此大会上只有少数报告是真正比较性的。大会讨论最多的是欧洲史，虽有例外，但世界其它地区的历史绝大部分还是被忽略了，故大会欧洲中心气息很重。最后应该提及的是，欧洲各民族之间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并没有被真正克服，他们在大会上或隐或显的在起作用。1938年的苏黎士大会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二战期间国际历史学会名存实亡，当各民族加入战争、陷入灾难之时，国际合作不复存在。

　　二战后国际历史学会进入它的第二个发展期。始于1948，止于80年代后期。1985年有47个国家的委员会登记成为国际历史学会的会员，比1938年多1个，其中有30个欧洲国家（包括苏联）和17个非欧洲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其中，此外还有日本、韩国、朝鲜、蒙古。澳大利亚在1964年加入。虽然学会会务局成员主要还是西方人——欧洲最多，北美次之——但，“世界其余地区”中――墨西哥、委内瑞拉、印度、尤其日本――至少有1位，有时是2位会务局成员亦成为惯例，但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仍然缺席。
　　自1950年始，所谓的“国际委员会”成为国际历史学会的成员，获得完全承认并拥有投票权。“国际委员会”是由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组成的，他们一起致力于某一个专门领域。 1985年有20多个国际委员会，其中有非洲历史学家协会、俄国革命史委员会、社会结构和运动历史委员会、经济史委员会及非常积极的史学史委员会。这表明国际历史学会现在拥有两大支柱：各国委员会和对某一问题或领域具有共同兴趣的各国际专业团体。基于这两大类型的成员，国际历史学会直到今天仍然是组织的组织，史学家个人不被接纳为成员。
　　学会主席五年一轮，但学会秘书长一直是法国人：Michel François作了30年， Hèlène Ahrweiler在80年代任职。美国停止了财政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开始提供资金，但学会主要经费来自会员。50年代该组织移至洛桑，其财政厅就一直在那里。
　　1950至1985年间，五年一次，共举行了八次国际大会：巴黎、罗马、斯德哥尔摩、维也纳、莫斯科、旧金山、布加勒斯特、斯图加特。大多数会议受到举办国公众的关注，成为公共事件。
　　国家首脑和政府代表通常出席开幕式。参加人数超过2000名，有时甚至超过3000名。
　　主要趋势是什么？很明显非欧主题日益重要，虽然仍居少数。 提出了象“专制主义”“工业化”、“1750年前之价格史”、“15和16世纪国家政治结构”这样具有普遍性的题目。这些问题来自西方历史，但我们可以用广泛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包括探究非西方的情形。方法论的讨论占大会很多时间并受人关注。
　　历史学家之间曾经有过争论。与社会科学相关的结构与过程、历史学家喜欢运用分析性概念，有时又使用定性的方法；更多的“历史主义”史学家强调叙述的方法、描述的方式，有时是传记的方法。前一类历史学家以法国“年鉴”学刊为代表，在1950年代的巴黎就已经很强大了，60、70年代得到更大发展。后一类历史学家也从未彻底消失，他们在70和80年代重新获得自己的地盘。自然，两类内部也是高度多样化的。
　　另一个重要的争论发生在共产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与西方国家的历史学家之间。他们就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历史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在当今的作用这些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还讨论了象“封建主义”和“阶级”这样的关键概念，周期化这样的主题，与革命和战争这样的单一历史因素。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ICHS组织的国际会议为来自东西方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见面的平台，而在当时冷战的影响下，他们并不是能够频繁相见的。在美国为首的西方与苏联为首的东方之间架设桥梁，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供交流的机会，是第二个阶段国际大会的主要任务，也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1989/1990年度，由于东方集团的瓦解和共产主义的崩溃，这一使命也随之终结。除了在少数地区特别是朝鲜，东西方的紧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结束。同时，我们经历了来势凶猛的、加速进行的全球化。不仅经济领域如此，观念的交流与交换也是如此。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欧美与亚非的关系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一种实际的和一种智识的挑战。现在，这是我们议事日程的首要问题。
　　ICHS对此已有反应。在ICHS最近组织的三次国际大会：1990年的马德里大会、1995年的蒙特里尔大会和2000年的奥斯陆大会上，有“西方与非西方史学的遭遇”这样有意思的内容，有全球化与全球史的重要讨论，有向更具普遍性的问题的决定性转向，如“历史中的古老年代及其变化”或“帝国”或“历史上的散居部族”这样将非西方的历史完全整合进来的问题。亚洲、拉丁美洲，甚至更多的非洲历史学家一直不能成为ICHS的会员。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弥补这一弱点。传统上来讲，ICHS几乎是全部由欧美史学家组成的机构，仅有几位日本史学家例外。现在，它正尝试将其它非西方国家的史学家吸收进来，正在走向更具统合性和真正的国际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这是凸现纯粹的民族方法对历史理解的有限性的时代。民族的-历史的方法从来就不充分，而现在对跨民族的方法理解历史的寻求获得了新的能量。尤其是年轻史学家加入了对这种预示知性的兴奋和新的洞察力的跨民族方法的探索。

　　国际性的比较仍然是中心。但在最近几年，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就是跨民族方法的另一种方式：英语叫做“纠结的历史”（“entangled histories”），法语称为“交叉的历史”（ “histoire croisée”），德语是Verflechtungsgeschichte。这种方法基本上对异同点的比较不感兴趣，而对内部关系与遭遇，对相互了解和对其它的反应，对相互影响与冲击，对物资、人员、观念和知识的转移与移动性感兴趣。根据这种观点，比如欧洲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异同，不如相互影响的过程、相互感知，彼此塑造的纠结过程更能引起兴趣。就是说，将两方面的历史视为一体，而非比较中的两个单位。“纠结”与“连接”可以是不同形式的：互惠的和不对称的。它们可以包括学习和付出-索取的过程，也可以包括压制与依赖的过程。
　　这并不是全新的方法，只不过历史学家们在实践这种方法时没这么称呼它而已。在最近一段时间，这种方法获得了新的重要性与新的意义。后殖民理论对它起了作用。非欧洲人的经历与期待所带来的冲击使他们有所感悟。纠结的历史的方法应用在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历史关系领域并大受欢迎，尤其是年轻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
　　比较的方法与纠结的历史的方法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同时，它们又可以，也应当结合起来。可以确定，它们的结合可以应用于民族历史的框架之内。同时，可以确定，两种方法的结合也可以、其实正频繁运用于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的跨民族研究。并且，两种方法的结合对于重新思考结构，对于明确我们的研究事业所置身其中的知性基调（intellectual mood）是很有益处的，即使在空间和时间上，作为规则他们仍将是相当特别的。当前，讨论、研究与解决问题是在全球史的领域展开的。最后，我将以对这个方兴未艾领域的一些观察来结束我的发言。让我来区别一下三种方法的不同。
　　首先，有一个“西方的崛起”派（“Rise of the West”）。这是由缘于西方并在全世界传播的现代化理论支持的。西方现代化被看作是应当达到的标准和模型。戴维 •兰德斯（David Landes）的最近一部著作《国富国穷》（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就属于这一派。他重比较，不论纠结。这部著作受到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挑战。像Eric Wolf, Patrick O’Brien和Dipesh Chakrabarty，都批评比较的方法。他们指出纠结的存在，试图揭示西方的崛起依赖对非西方的利用（甚至剥削）。但“西方崛起”的方法仍然存在。
　　其次，是多元现代性的方法。这也是世界通用的观点。但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们认为，通往现代性的路径各不相同，西方的路径（自然，西方路径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应当被认为是标尺，是典范，是判断别人是否成功的准则。在相当程度上，汤因比可以说是这一方法的开创者。日本教授川胜平太宣称，日本在1600-1835年间的锁国政策，是一种对西方现代化的和平替代，是无可厚非的。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曾经有，现在也有强调非西方的独立与平等价值的论述和探讨。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t）最近将“多元现代性”系统化。这些作者与众不同，但他们自己在拒绝西方路径标准性优越方面是相似的，他们有一个比较的视点，但他们对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影响并不感兴趣。
　　第三类的作者不仅比较文明的不同，还强调其相互影响，相互纠结的历史。Bruce Mazlish 和 Jerry Bentley强调遭遇和互相影响应该成为全球史的中心。印度的“特称命题历史学派” （“Subaltern History School”）强调西方殖民者与亚洲被殖民者之间的不对称纠结，也强调非西方对西方社会塑造的贡献。在经济史领域出现了很多富有成果的著作，它们不仅调查了东亚与欧洲，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异同，还探究了不同经济之间的交流与遭遇，它们对最终结果共同负责。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meranz）尝试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格兰而非中国，他也谈到了纠结的历史，如英格兰与加勒比国家

　　我们从这些讨论能学到些什么？首先，只有比较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考虑遭遇、纠结。两种方法可以结合起来。
　　其次，对跨民族历史的寻求已经到了急迫的程度，特别是对年青的史学者。西方历史与非西方历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
　　第三，全球历史不是一种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大多数的史学家仍将继续限定题目，限定空间与时间的研究。这也未尝不可。但我们应该知道，当我们研究德国、英国或中国历史时，这些对象是通过跨民族的相互纠缠而相互影响的。我们中的很多人还将继续民族史/国别史的研究。但我们应当看到跨民族的部分。我们应该发展“全球的敏感性”（“transnational sensitivity”），摆脱我们职业的地方化。
　　下一届的国际大会将于2005年的7月在澳洲悉尼召开。这些问题将在大会讨论。会议也将使ICHS更具指导性，还将吸收世界其它至今仍未被充分代表的国家的历史学家成为我们的成员，从而使我们更具国际性。我希望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对此有兴趣。
　　科卡的演讲会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余伟民教授主持的。科卡教授夫人、历史系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研究会，并就感兴趣的问题和科卡教授进行了交流。
　　首先是关于“纠结的历史方法”的问题。朱政惠教授认为，这是很新的提法，科卡教授能否对此问题作进一步介绍和阐述。
　　科卡教授回答说，纠缠历史方法尚未完善，很多史学家在使用这种方法，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学派。他说，这种纠结的方法的应用， 可以给出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关于文化的传播。80年代一些德国的、特别是法国的文学史、文化史学家的研究。他们在探讨一种特定的法国的文化，一种理念如何从莱茵河的东岸来到到西岸，或反之。比如法国文化中的一些民间节日，被欧洲的其它国家接受、吸收。在这一过程中，原来的东西有了些许的改变。自由主义与民主的概念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和改变。理念和文化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后来被称作“跨语际文化交流史”（History of Crossing Boarders）。
　　第二个例子：英国历史与印度历史的关系。印度在很长时间内是英国的殖民地，并成为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印度的历史学家在研究19世纪英国的影响，比如英国的教育体制在孟买、德里或其它地方的实施。但他们发现，这些制度已不是英国原版，而是与当地文化相调节后的结果。
　　科卡教授强调说，这种影响不是一方面的，是双方的。比如英语语法的教育最早在印度的学校开展，但后来这种教学法反过来又应用到英国的学校，并且被规范化。19世纪、20世纪初英国上层社会的构成，还深受殖民地印度的影响。上流人士到殖民地工作、经商，有了一定的经历后回国。英国的政治家、上层人士与印度当地的上层富裕人士、权势阶层交往，他们之间有问题发生，有时也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抛开殖民地时期英国、印度关系史，无法理解英国上流社会的历史。这就是纠结历史。
　　第三个例子：科卡教授说，一个同事的研究是一战后欧洲和中国的公共空间与公众舆论的发展。他认为一战改变了世界不同地方的公众舆论。他试图将这种改变，作为共同的语境，尝试揭示欧洲对亚洲的理解，在欧洲的公众讨论中所起的作用；欧洲的这些讨论又如何影响了1920年代中国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斗争。科卡说，这是纠缠的历史的另一种形式。
　　科卡教授还谈了自己对纠结的历史方法的理论背景理解。
　　他说，在第一个例子中，用到了文化关系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不同的文化是相互关联的，几乎不能分离。
　　第二个例子中，很明显地有后殖民理论的支持。一些印度的知识分子和学者认为，欧洲并不代表一切。在很多方面，他们自身也是世界历史的产物。他们不只是世界历史的主体，也是世界历史的产物。当然，重新确定、重新陈述、重新判断与殖民政策相关的原殖民地的重要性是与政治发展的进程相关的。关于后殖民研究的文本可以列很长的书单。这个例子说明后殖民理论在世界历史研究中、世界历史书写中所具有的影响。
　　第三个例子中，这个学者使用的是多元现代性的理论。关于现代化，一直存在着争论。中国也有这方面的讨论。1990年代，一位杰出的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曾经发表了题为《多元现代性》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通向现代性的路径是各不相同的、相互竞争的。他的文章用到了比较的方法，也用到了纠结历史的方法。不同的现代化是相互影响的。一个国家对其它国家现代化有所感知，当然也有抗拒。所以，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理论可以被视为纠结的历史这一方法的第三种理论资源。
胡逢祥教授接着就中国假如国际历史学会的问题提问：他说，先生所谈的中国在1938年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但据知，虽然中国当时有地方性的历史学会，但中国的全国历史学会直到1943年才正式成立。不知道在1938年，中国是以何种形式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
　　科卡教授回答说，目前所掌握的记录中没有记载每一个单独的国家是如何决定和以何种方式加入这个学会的。但知道先生所谈到的情况不是例外。1926年国际历史学会成立时，法国、丹麦和另一个欧洲国家也还没有自己的全国历史学会。它们都是学会的发起国。一位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在学会筹备期间起了核心的作用，他还参与讨论了是否应该接纳德国为会员的问题。法国是在1926年之后才成立自己的全国历史学会。所以可以说，国际历史学会的成立刺激了各个国家成立自己的国家级历史学会。
　　胡逢祥教授接着提问：关于比较的方法，一种是平行比较，一种是联系的比较。中国传统上只将前一种比较视为比较，后一种不是真正意义的比较。请问科卡教授，理论上可否将比较的方法与纠结历史的方法都概括或归纳为比较的史学方法？
　　科卡教授回答：没有问题。这取决于你对比较的定义。据我所知，这种争执总是存在。我个人倾向于比较狭义定义下的比较。这种比较主要关注比较双方的异同，它们或许有联系，或许没有联系。科卡教授说：我将比较定义在这个范围，将纠结的方法定义为其它。主要在于它不计异同，只管联系。如果你喜欢在广义上将异同与联系同时包含在比较的方法之内，也是完全可以的。在这个广义的比较中，纠结历史的方法只是比较的一个方面。所以，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
　　科卡教授说，我想强调一下为什么我的定义要好一些。因为比较异同与研究纠结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知性的实践。在比较中，你需要知性地、分析性地将比较的双方分开；而纠结方法是另一种知性实践。给它们以不同的名称是有意义的。
　　科卡教授说，确实有对完全没有联系的国家进行比较研究的历史著作。如日本和法国封建制度的比较等。据我所知，日本的封建制度就没有受欧洲封建制的影响。有德国史学家就这样比较日本与欧洲封建制度的异同，这里没有纠结的历史。有的著作就研究纠结，特别是文化研究的著作。它们关注观念的移植问题。科卡教授说，我个人认为，在研究那些有某种程度联系的国家的时候，两种方法，比较的和纠结的方法结合起来会更好。史学家通常两种方法都用。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 布洛赫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著作《欧洲历史比较》，1928年就开始这一比较计划。布洛赫采用的就是广义的比较，既进行对比，又研究纠结。
　　在谈到比较和纠结的历史方法的时候，科卡教授夫人也作了发言。她说，现在在柏林自由大学教历史。学生是历史专业的师范生。我们现在正尝试将刚才所讲的方法运用于对中学生的历史教育。我们不仅要教给他们德国史，还要教给他们一些世界史，比如中国的历史或法国的历史。现在的孩子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世界其它国家的知识，他们还了解到这些国家相互之间有各种关系。现在有的孩子到世界各地旅游，这也让他们了解到各个国家之间是有关系的。同时对孩子们来讲，只讲民族史已不那么有意思了。他们想知道更多关于世界的知识。
　　科卡还就研究生提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关于历史推动力问题，他认为，很难确定是哪一种单一的因素推动了历史。利益、需求、冲突、发明、创造等等。经济利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并不能解释一切。宗教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血腥的战争常常是由宗教引起的，战争所带来的后果又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各种因素交织的结果，没有确切的、唯一的答案。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科卡教授说，二战是德国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时刻。至少在20世纪。无疑，是德国发动了二战，1933-45年，希特勒的法西斯制度与1938-1945年间的二战有着密切的关系。象我这样的德国现、当代史的研究者和书写者都对这一点有深刻的认识。二战不仅是一场战争，也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2500万人死于这场战争，还又无数的伤者，城市被轰炸，人民流离失所，饱受痛苦。历史学家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思这样的问题：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二战在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写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的中心。我们不得不面对它。我们是以批判的观点对待二战的。
科卡教授说，德国的政治文化在上一个十年，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德国的犯罪和对二战的责任。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公开面对了这一问题而不是把它当作禁忌。有大批的对犹太人大屠杀的集体回忆著作出版，这种行为推动了德国民主制度的进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尽一切努力不使这样的过去再次发生。这就使今天的德国重新焕发了活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自我批判的态度，与德国民主制度在上一个十年间能够取得成功，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科卡教授夫人补充说，我们对中小学的历史教育也非常强调这一点。当然这种教育不是在战后立即开始的。但我们的教育是一遍又一遍，不断重复的。
　　科卡教授还回答了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提问。他说，你们或许知道，在所有的欧洲国家，大多数人是反对这场战争的。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很清楚的。在英国、波兰、西班牙、德国、法国，被调查者都清楚地回答不应该以战争的形式反对萨达姆。尽管绝大多数人反对萨达姆，他们还是认为战争是错误的。科卡教授说，战争没有胜者，战争不是取得民主的好工具。和欧洲其它国家一样，德国有二战的惨痛经历，巨大的牺牲和损失。美国虽然参战了二战，但战争不是在他们的国土上发生的。而欧洲国家对能通过战争而达到的目的则更悲观一些。这是造成美国与欧洲对伊拉克战争态度之不同的一个因素。
（文章原载《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