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历史方法”这一说法，是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德国历史学家尤尔根 科卡（Jürgen Kocka）提出来的。2004年4月5日，他应邀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作题为《国际历史学会：历史学家如何超越民族史、国别史》的学术报告时，提到了关于“纠结的历史方法”问题。演讲稿中写道：

最近几年，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就是跨民族方法的另一种方式：英语叫做“纠结的历史”（“entangled histories”），法语称为“交叉的历史”（ “histoire croisée”），德语是Verflechtungsgeschichte。这种方法基本上对异同点的比较不感兴趣，而对内部关系与遭遇，对相互了解和对其它的反应，对相互影响与冲击，对物资、人员、观念和知识的转移与移动感兴趣。根据这种观点，欧洲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异同，不如相互影响的过程、相互感知，彼此塑造的纠结过程更能引起兴趣。就是说，将两方面的历史视为一体，而非比较中的两个单位。“纠结”与“连接”可以是不同形式的：互惠的和不对称的。它们可以包括学习和付出——索取的过程，也可以包括压制与依赖的过程。

科卡将“纠结的方法”归纳为两个核心问题，即一个“不兴趣”，一个“一体化”。所谓一个“不兴趣”，就是这一方法对研究对象的异同不感兴趣，而对对象的内部关系与遭遇、相互影响与冲击感兴趣；所谓一个“一体化”，就是主张研究对象的一体化和整体性，反对把它们看作是比较中的两个单位。而且，他特别强调研究对象内部的不平衡，其间诸种历史现象所存在的“纠结”与“连接”。他认为这种历史现象的互缠与连接，既有学习、付出与索取的过程，也有压制、依赖与彼此塑造的过程，但发生于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中。

科卡认为有广义的比较和狭义的比较两种。如果说广义的比较，那么，纠结的历史方法和比较的历史方法都可纳入其中，纠结的方法是比较的方法的一种。如果是狭义的比较，那么，纠结的方法就不在狭义的比较方法之内，可以独立出来。他认为广义的比较研究可以突出对历史对象的纠结及其相互联系的探讨，“比较异同与研究纠结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知性的实践”。至于两者结合，科卡认为，虽然“存在着某种紧张”，但还是可以结合起来，应用于“民族历史的框架之内”，或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的跨民族研究”。

科卡举英国和印度关系的例子，他说19世纪英国教育体制被拿到孟买、德里和其它地方实施了一段时间后，就与当地文化相调节而走样了。这说明类似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19-20世纪初，英国上层社会人士都去过印度，受过殖民地印度的影响，所以抛开殖民地印度的历史，也无法理解英国上流社会的很多现象，“这就是历史现象的纠结”。科卡认为，和纠结方法有关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已经有一段时间，是多方面探索的成果。他本人不过是把这问题明确——强调了这一方法的理论内涵和史学方法论上的价值。他承认以前的历史学家在实践这种方法时，确实“没这么称呼它”。

科卡教授提出的问题值得史学工作者思考。

这是他对国际史学界研究方法的一次有意义探讨，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探索。他显然认为纠结的方法是对一般比较方法的超越，是一种高明于比较方法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研究对象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纠结，强调遭遇和相互影响应该成为全球史研究的新关注点。他主张研究西方殖民者与亚洲被殖民者之间的不对称纠结，强调非西方社会对西方社会塑造的贡献。为了给这一观点寻找佐证，他还特别提到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meranz）的《大分岔》，赞赏他从新的研究视角，尝试解释英格兰与中国的不同发展路径。

科卡这样重视纠结的历史方法，有很深的全球关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在美国中国学界，史华慈是比较早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者。他称这是一种文化沙文主义。1968年，就主张研究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强调人类各种文明的平等地位。他把自己对中国学研究称作是人类文明研究的实验室。柯文在他的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中心观”，批评中国学界的“冲击——反应”论。不过，近20年国际学术思潮的发展，使他认为自己的观点又有些偏颇。柯文尤其感慨彭慕兰的《大分岔》的视角和方法，觉得“中国中心观”的理论应有适当调整（参见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21世纪》2003年8月号）。他甚至觉得应该提出人类中心主义。科卡的思想情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赞赏《大分岔》，主要是肯定这本著作把东西方世界放在等同的立场考察。所以，纠结的历史方法的重要内涵，在于反对西方路径至上：西方的路径不应当被认为标尺与典范，不应成为判断别人是否成功的准则，世界上通往现代性的路径各不相同。

科卡为什么提这问题？他在华东师大的演讲中提出两点：一是世界向后冷战时代转变；一是世界史学趋向跨民族史学和全球化史学。他实际上强调了世界变局对史学发展的影响，面临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新时期，史学如何应对？国际史学趋势如何？国别史和民族史还有没有存在价值？科卡的观点明确的：国别史和民族史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形成过程中起了重大历史作用，但全球史不会取代民族史和国别史；为适应经济一体化时代，展开全球史研究也是必要的。纠结的方法是适应时代变革和史学演变趋势提出来的——纠结的方法有助于超越民族史、国别史，和全球史研究相协调认识人类的历史和未来。在科卡看来，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欧美与亚非的关系正需要一种新的理解方式，改变纯粹的民族方法对历史理解的方法便要提出，历史学家需要从跨民族的方法中寻求获得理解历史的新能量。

纠结的方法不是科卡的新发明，但科卡作为国际史学会会长，特别把他从一般的方法中区分出来，并提高到史学发展新阶段的方法论来认识，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应该展开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深刻认识时代变局、史学方法演变，明确中国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正确判断和认识。

（文章原载〈历史学家茶座〉第1辑)